实际上,如前所说,在我父亲那一辈,他们亲弟兄三个,叔伯弟兄是四个。排行下来,大伯是老大,名叫阎大岳。我父亲是老二,名字叫双岳。有一个堂叔是老三,名字叫三双。还有一个亲叔是老四,名字叫四岳。四家人住得都很近,大伯家距我家最多也就几十步,因此大伯一家人,每天、每时都朝我家来,我们也每天、每时都朝大伯家里去。
四叔工作在外,家务和家族中的事情,多是大伯来和我父亲一起商量后,大伯就果敢行事了。
大伯和父亲商量事情时,从来不避讳我们这些孩子。每次大伯到我家,一跨过大门槛,若在饭时,父亲的第一句话是扭过头对我母亲说:“快去给大哥盛碗饭。”
父亲和大伯商量事,多半不在屋子里,而是弟兄两个坐在院里的房檐下。至亲无语,挚情少言,这话正体现在他们弟兄中。父亲和大伯,正是因着弟兄的至亲与挚情,彼此间话并不多,他们似乎你我看一眼,就都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了。那一天,初冬的日光暖在我家院落里,黄爽朗朗一地都是金银色。父亲用他半生的努力,给他的四个孩子盖起了七间土瓦房,还在那有二分半地的宅院里铺了带水波纹的石地板。就在那石板院落里,大伯和父亲吃着饭,彼此一碗吃完后,他们没说一句话,直到我从大伯手里接过空碗时,父亲才抬头清晰地说:“再去给你伯盛一碗。”可我去盛时,大伯却朝我摇了一下头,站起来看着我父亲,仿佛有句话他想了许久却无法说出口。不过吃完了饭,大伯要走了,那话就不能不说了。于是,就对我父亲低声道:“双岳,发成(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十九了,叫老二家(我母亲)碰到合适的给他提个媳妇吧。”
我父亲看着我大伯——他哥哥的脸,默了半晌点了一下头,同样轻声着:“瓦房……今年不盖吗?”
大伯站在院中央,抬头看看天,想了一会儿很肯定地说:“盖。过了年就盖。”
这就是他们弟兄间商量的人生大事:盖房娶媳,让孩子们成家立业。简简单单,天方地正,彼此是那样地心领神会、血脉相通,充满着弟兄间的体悟和支持。似乎一个只要从嘴里说出那么几个字,另一个就会舍命去做、去尝试;一个朝另一个点了一下头,那就是必须去做的承诺和天证。
也就是从那几句简单的谈话始,我母亲开始四处张罗打听,询问着给我的发成哥哥寻亲讨媳了。我大伯开始为盖房子奔波卖力了。似乎,在那一瞬之间,他们弟兄都明白,下一代长大成人了,他们必须为下一代成家立业肩起责任了。似乎,大伯家盖房对于居住,并没有那么切实重要的意义,而更为急迫的,是有新的瓦房竖在宅院里,给孩子们提亲讨媳妇,就有了起码的资本和基础。
也就始于这年冬,为了盖出三间瓦房来,大伯领着他的孩子们,不是冒着寒冷劳动了一个冬天,而是顶风冒雪打了一场为盖房子不得不打的卓绝的命运与人生的战役。在我们田湖村以东的七八里之外,有一架山脉,属河南省的伏牛山系。豫西之地,多为丘陵,地势地貌,近于陕西的黄土塬梁。然而这伏牛山脉,却是岩石结构,石为红色,层叠相加,用炸药轰开山体,那些红色的石头便如砖一样鲜艳方正,是盖房子做地基的最佳材料。因此,驻扎在村里的那些国家单位机构,如公社、供销社、批发部和药站等,都会以慷慨的姿态,出具低廉的价格,论立方买石头,盖房子做地基。可把石头从那边山脉上炸下来,运过来,要通过一条数百米宽的伊河滩。伊河上无路无桥,又是严冬,把石头运过河水,唯一的方法,就是人抬肩扛。
为了盖房,这年冬天家家都在围着火炉烤火时,大伯一家人,老少出动,蹚过冰冻的河水,到河对岸去扛、去抬那沉重的石头。石头小则百余斤,大则上千斤。一家人能抬者抬,能扛者扛。气温暖则零下几度,寒则零下十几度。而河里的流水,两侧岸边,是酷寒的冰凌;河心齐腰的水流,没有白冰,却是更为刺骨的湍急。而一块石头要从河那边运到对岸来,又都必须经过这河水。大伯就带着他的孩子们,脱下衣裤,单穿了裤衩和布衫,先在岸边用双手拍拍冻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后走进水里,蹚过河去,把石头运到河边;等到日色有暖,气温高出一度二度,他和我的叔伯弟兄们一起,嘴里呼着白气,额门上挂着雾汗,而周身却又结着水珠冰凌,吱喳吱喳地踏踩着青白的冰碴,蹚着齐腰的河水,把石头运至河的这边,再拉回到村子里。
那年冬,大伯一家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后两年的冬,大伯家也是这样从冰冻的生活中蹚走过来的。
山脉的沟壑中和辽阔的河滩里,北风席卷,地铁草枯,树枝在空中抽抽打打。各村各户家里的水缸放在屋子里,水被冻成了冰碴儿,大厚的缸壁被冻出裂口是常有的事。而沿路坐落的村落,本是一个连着一个——人口的密集,河南省位于全国之首,而我家乡那儿,又位于河南的乡村之首,可在那样的寒冷里,村庄似乎消失了,村人们也都不见了。不到万不得已,已经没有人出门到村外田里或者路上了,然我大伯和他的儿女们,不仅在村外,还在野外的河滩上;不仅在那冰封的河滩上,还都在那零下将近二十度的河水里。那几年的冬天,见到我大伯和他儿女们的人,都是很远地站下怔着一会儿,盯着大伯和他的家人看一阵,自言自语说:“疯了呀!疯了呀!”
或者道:“老天哦,你不心疼自己也得心疼心疼你的孩子们。”
大伯不说话。
不和路人说话,也很少主动和村人们去解释他这段没命的劳作和苦役。把石头运回村子里,一部分卖给村里的单位和机构,用换回的钱去买盖新房的砖和瓦,一部分石头运到自家门口,准备过了年盖房时做地基。
那几年冬,我大伯一家人,每个人的双手每天砸石头、搬石头、抬石头,双腿和双脚,除了回到家和钻进被窝里,大都是赤裸着踏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和跳进冰水里,手和脚都冻得如发酵的面团样,又肿又厚,又有无数无数网状的血裂口。终于到了冬将过去时,大伯家门前的两棵泡桐下,堆起那鲜红方正的石头堆,有一人那么高,如同大伯一家人向生活挑战的宣言一样,散发着冰寒却又清新的石味儿,昭示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要驻足看看那堆大石头,夸赞几句那石头真好哦,盖房子砌地基,会整齐得和砖一模样,可又比烧砖结实了几十倍。接下来,就都意识到,这户人家是何等的勤劳哦。因为勤劳,他们就将盖起引人注目的瓦房了,就将有对岁月和人生的信念,不言不语地随着那瓦房的站立,而高高地树立在村头和人们的心目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