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第二章 想念父亲 战争
事实上，我所产生的不是念头，而是褊狭私欲的信念。念头可以随时地被人说服或自我地改变，而信念却是只能被压抑而不会有所变更的。
读完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踏入十六周岁后，我悄没声息、不动声色地报名验兵去了。而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母亲涟涟的泪流和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句劝解。父亲说：“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王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单薄、瘦高，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黄的泥土之色。他一生不识几字，在他儿女命运的途道上，从来不多说一句，不干预一手，然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却都是乡下农民用人生命运反复实践后得来的悟道真言。
我按照父亲的指引又读了高中，并又按照命运的安排，在高中未及毕业时，去河南新乡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同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一道，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公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以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双班劳作，在无人的山上给水泥厂运炸矿石。我把我每月少得可怜的全部所得，除了吃饭之后，悉数地寄回家里，由父亲去偿还为姐姐长年治病而欠下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债借与情谊。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按月所寄，可能是我家里的巨大希望，是维系家庭生存的强大支柱，是生活之舟渡过岁月之河的一柄可靠的桨板。至少说，它极大地减轻了一家之主——我父亲肩上的人生重担和负荷。可是，在命运告诉我，我有可能让父亲的朋友批准我参军入伍时，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已经二十周岁，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现我的贪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
我说：“爹，我要当兵去。”
屋里静极。常年停电的灯泡吊在屋子中央被蛛网所罗织，煤油灯依然是那个家庭最为主要的角色。油灯光是一种浅黄的土地的原色，照在人的脸上使人永远都呈出病病恹恹、缺给少养的生活神情。我说完那话的时候，母亲从床上坐了起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即刻间要房倒屋塌的景象般，她的脸上充满惊异，而又急剧跳荡着不可名状的忧虑。以为母亲要对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离家”念想筑埂拦坝地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移山挪地一样缓缓地沉落到了父亲的脸上去。我听到了母亲挪动目光时那如山石从梁上滚下轧过田野的声音，看见了父亲抬头望我的那张蜡黄的脸上，除了额门上的岁月之河又深了许多之外，其余，父亲的眼、鼻和时常因激动而发颤的嘴角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几年，他的病不知是轻了一些，还是因为姐姐病重，显得他的病轻了一样。他坐在床头，围着被子，脸上的平静异常而深刻，听我说想要当兵去，如听我说我要出门赶集，要到姑姑、舅舅家小住几日样，只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又淡淡地却是极度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想起来，这是父亲给我的一个庄严的应允，是一个似乎数百年前就熟思熟虑后的答复。
仿佛，为了这个答复，他等我的询问果真已经等了百年之久，已经等得筋疲力尽、心力衰竭，所以他才回答得淡漠而又平静，甚至有些不太耐烦。
于是，我便当兵走了。
毅然地参军去了。
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债和情务。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不仅可以挑行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而且已经可以把父亲肩上的全部灾难，都卸下来驮在背上。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体检、政审、托熟人关系，终于我就领到了一张入伍的通知。
终于，我就穿上了那完全是我人生里程碑、分水岭一样的军装。
离开家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父亲说家里塌不了天，可我走后不久，家里的天却轰轰隆隆地坍塌下来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被称作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场南线战争爆发了。那时候，中国军队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后，二三十年没有过新的战争，和平的气氛已经如大气层样结在十亿中国人的头顶上，突然地对越宣战，对军队、对百姓都无异于晴天霹雳。褐褐紫紫的惊慌和鲜血淋淋的紧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想起来，我是极其的幸运和软弱，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后，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未及料到的是，那天落日正西，初春刚来，冬寒未去，在浅薄的一抹红光里，寒凉又厚又重。我是踏着落日入村，又踏着落日走进了家里的。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烧汤的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儿抬起头来看见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后，便咣地一下落在地上，裂成了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说真的，我不曾是个优秀的士兵，也不是一个好军人。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更不期冀军人的建功立业。这是二十五年军旅和战争给我的悟感和无法抹去的心灵图景。
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那天回家后，我看见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大姐、二姐也含着眼泪出来了，左右邻居也都匆匆地到了我家里。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的，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归回所带来的激动和欣悦。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将出来的。他步履缓慢，仿佛是一个老人，而那个时候，我父亲也才五十二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着。看见我后，他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可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
我不明白父亲会在两个来月里老成这样，原本乌黑的头发，骤然间雪雪茫茫地白了一片，且每走几步，他都要费力地站下来大口地喘上几下，如空气对他，永远也不够呼吸一样。也就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在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我家所有的亲戚老少，通共三十余口人，都回来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锅烧就的粗茶淡饭，一块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轮流着每天到邮局查问有没有我的来信，偷偷地去庙里，在各种神像的前面烧香许愿，为我祈求平安。而我的父亲，一方面因为战争对我的忧虑，一方面加上家里人多的杂乱，于是，他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盯着夜寒通宵散步。在战争持续的一个多月里，他在那阴冷的后院散步了三十来个夜晚。三十来个漫长的夜晚，后院潮润的虚土被他踩得平平实实，要逢春待发的草芽，又完全被他踩回到了地里去。终于，那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轻愈了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它再次复发，而且愈发地严重起来。我没有想到，父亲的这次病复，会种下那样不可再治的祸根，会成为他在六年后故逝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亲历，我将永远不会体会到，战争会给平常百姓投下那么巨大沉重的暗影；不会体会到，一个有儿子参军的父亲，会对战争与儿子有那样的敏感和忧虑。当父亲因此故逝之后，在二十余年间，我无数、无数次地设想、幻化父亲独自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动在那有三棵桐树、一棵椿树的我家后院，夜是那样的寒凉，天空的星月是那样的稀薄，为了不惊动他人，他慢动的脚步肯定要轻起缓放。那时候他面对脚下千年平和的土地会说些什么呢？土地于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和思忖？已经盼了一冬、春天蓄意待发的草芽，又要与我的父亲和我因逃离土地而撞上的战争说些什么呢？二月间，桐树没有吐绿，可喇叭似的粉淡的红花，已经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绽放，在沉寂的天空，花开的浅红的声响，是不是一个不识几字的父亲、纯粹的农民对深夜絮说的心里的呢喃？不消说，父亲在那寒冷的夜里，走得累了，走得久了，气管的病症使他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于是，他就静静立下，望着浩瀚的天空，希冀从寂静中捕捉到毫无可能的南线的枪声，捕捉到一点儿豫东那座他儿子所在的军营在战争期间的颤动。那时候，他想了什么呢？他深层的思考，哪怕是一些最简单的疑问，又是一些什么呢？不消说，母亲睡醒之后，看床上无人，会去后院找他。许多时候，母亲也会同他一起在那狭小的空院里走来走去；或者，母亲站在一边，望着父亲的走动，望着父亲在仰望着浩大无言的天空，这时候，这对多难的夫妻，我的双亲双老，他们会有一问没一答地谈些什么呢？关于战争，关于他们的儿子，关于他们眼中的人生、命运，及人生在世最基本的生存，还有生老病死和他们儿女的婚姻，哪些是他们最深层、最直接，也最为简单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