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六 广东学生

    我到广东生活后，才真切意识到中国的南北差异。在广东学生眼中，我毫无疑问算得上正宗的北方人，尽管我再三向他们强调，我出生在汨罗江边，长大于洞庭湖畔，从小熟悉长江南岸的风光，在中国的地域分布中，属于典型的中部地区，但他们还是固执地认为，韶关以北的地方都是北方，下过雪的地方都是北方。他们骨子里依傍南方意识所构建的北方概念，早已越出了地理的边界，成为丈量世界的一把隐秘尺度。

    广东学生对本土的认同心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从我的求学经历看，我先后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北京待过，“出省念书”“去外地求学”“大学越远越好”几乎是湖南学生的一种普遍心理，但从我接触到的广东学生看，如果让他们选择，首选肯定是在本地念书，就算考研，也鲜有去外地的愿望。如果非要去外地，香港、澳门这些毗邻广东的地方，会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对外出读书，广东孩子尚且如此，更不用谈工作和定居，这种对故土的牵念，和广东改革开放的形象，构成了奇妙的对比。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问起他们不愿外出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来自对外地的陌生，尤其是对内地的隔膜；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们顽固的生活习惯，他们无法想象不能天天洗澡的日子，无法想象一群人在澡堂赤身裸体毫不尴尬的场景，无法想象不能喝汤的生活，无法想象不讲粤语的日子。无论我如何向他们描摹，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系里会每个星期给学生发一张洗澡票，所有的学生都会去澡堂，在寒冷而干燥的冬季，一周洗一次澡算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同学们还是会睁大眼睛，不相信我描述的事实。我教过的2005级的一个学生，原本考上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仅仅因为不能天天洗澡，毅然退学，然后考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当然，我知道，他们恋家，最根本的原因，来自广东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中国经济发达的热土，他们没有理由去比之落后的内地。

    在课堂上，我常常发现，因为生活经验的差异，对同一件事，广东学生和外省学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有一次聊到计划生育话题，晓霖说，“我好惊讶，班上居然有独生子”；而来自甘肃的辛追则说，“我好意外，在广东居然有六七个小孩的家庭，我以为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南北差异、沿海与内地的差异，成为我教学日常中的有趣风景。我想起来自甘肃的婉丽，第一次来到南方的高校，在宿舍痛快淋漓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后，就发誓再也不回到北方，我能理解广东学生对于故地的依恋。

    来自汕头的大顺，曾这样总结广东人的特点，“广东有三个群体，客家人喜欢从政；潮汕人喜欢经商；广府人生活安逸，注重日常细节”。尽管在他眼中，广东人的性格有明显分野，但站在外省人的视角，传统、务实、低调、实干精神强，情绪节制，是我对广东学生性格的基本认知，这和我熟悉的武汉人火爆、热辣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反差，也和我家乡湖南人的张扬、虚荣、激情四射形成了对比。这种温和的性格，固然和他们长期受实用主义商业文明的浸淫分不开，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染。尽管从正统和中原的视角，广东经常被视为文化的沙漠，但深入此地的肌理，可以发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正是滋养广东孩子气质和内蕴的秘密。

    正因为师生之间这种奇妙的地域和文化差异，谈论广东，几乎是我们课堂和课外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个从湖南来到广东的内地人，“广州”“深圳”“东莞”“白云区”“棠下”“城中村”“中山大学”“堂弟表弟”“春运”“抢票”等所构筑的南方印象，成为我对一个时代感知的重要切口。1984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南方的影片《雅马哈鱼档》时，其所构筑的广州图景，给了我极强的心理冲击。在八十年代的内地，农村还处于几千年未变的传统状态，而远在南方的广州，早已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我的家乡，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依然要去花桥镇上的供销社，而广州的“龙珠街”，在市场经济的浸淫下，早已充斥了异常丰富的商品；我的家乡，最高的建筑，不过小镇三层高的红砖房子，而在《雅马哈鱼档》中，繁忙的黄沙渔港背后，分明矗立着高高的白天鹅宾馆；更让人震撼的是，我村里与电影中珠珠同龄的一个女孩，也是我初中同学的姐姐，恋爱中仅仅因为在男朋友家里多待了几个小时，遭到家人的误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投水自尽，而电影中的一代年轻人阿龙、珠珠，身上分明弥漫着自由而开放的时代气息。

    这种青春年代深深烙下的南方印象和情结，无意中左右了我的人生选择。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想都没想，就留在了广州，这才得以拥有机会，在生命中和一群广东学生见面。我不能否认，承载在广东记忆中的南方想象，早已成为我精神世界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在和更为年轻的广东学生的遭遇中，这种时空的错位，会让我忍不住从个人叙述的角度，去讲述地域隐含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对学生而言，这种来自他者的观照，既能够印证他们对故地依恋，也能够唤醒他们对故地的审视。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一个外省教师，我时时为广东当地的教育资源匮乏感到不平。和北京、上海比较起来，广东对外来务工人员孩子随迁念书要更为宽容，而事实上，广东本身就是人口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超过七十万，而同期北京、上海高考人数却逐年下降。广东作为经济大省，按理说，并不缺乏经济支撑，但长期的教育欠账，我课堂上的学生，显然都是这一后果的承担者。我无法勘测每一个课堂偶遇的学生和这一宏观情况的关系，但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十三年的从教经历，不过一个外省人和广东年轻人的遭遇史，我的观察和思考，毫无疑问，正是依仗“广东学生”这个特殊群体进入我的视线。

    在前文中，我曾提到，“广东学生”作为一个概念进入我的视野，来源于我第一次上课的班级051841班，但却强化于我当班主任的062111班。作为一个外省人，尽管在广州生活了十七年，我都没有办法生出对一座城市的归宿感，但每次看地图，一想到学生遍布广东各地，竟然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们大多普普通通，并没有太多戏剧性人生经历，尽管我试图从整体上将“广东学生”作为一个群体观照，但我知道，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具有统一性、整体性的群体。需要交代的是，随着我和本省学生交往的增多，广东的丰富面相，逐渐在我眼前显影。一方面，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热土，是全国经济极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深圳的神速发展，以奇迹般的姿态印证了这点；另一方面，广东又是一片传统文化深厚，始终潜藏于幽微岁月中的古老土地，潮汕的精微、雅致、从容淡定是岁月淘洗的代表。这种朦胧而真切的感性认知及地域分野，成为我观照“广东学生”这个特别群体的基本依凭。在具体的写作中，我将从最传统的潮汕地区的学生群体进入，并以“深漂二代”作为对比。

    和“导师制”所扫描到的学生一样，“广东学生”是我教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特别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