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历史的尘埃飘过课堂
过完寒暑假，便进入新学期。在关于1516045班的叙述中，给他们上专业课，是我作为班主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点。
算起来，从2005年博士毕业进入龙洞，到接手1516045班，中间横亘了十年的时空。在习惯了教师的生命节奏后，我强烈意识到，对教书这个职业而言，计量时间的单位是年、学期、周，一年年，一期期，一周周，在极其规律化、程式化的日程中，我的生活被开会、填表、写总结材料、评职称、发论文、报项目、做课题等日常词汇所塞满。剔除这些让人沮丧的事件，我发现真正支撑起自己职业生涯的依托，恰恰是课堂，是和学生的相处，是无数的公共课和少有的专业课机会。如果说，公共课让我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不同专业的学生，像是在自己流动的教室，架设一个广角镜头，那么，专业课则让我能够和特定的群体，做更深入的交流，能够在更为细致的专业教学中，感受到他们的想法、气息，得以聚焦更为具体的生命。
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横跨整个年度，根据教学安排，我承担了包括1516045班在内的两个中文班的专业课。2016—2017年度的第二学期（2017年3月到7月），所上的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2017—2018年度的第一学期（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所上的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史II》。显然，从内容而言，这两门课程有诸多重合之处，而如何在教务体系的规定动作中，通过自己的课堂实践，让学生附着于专业学习的同时，尽可能理顺时代的转型如何在他们这一代推进，如何感知他们和时代建立关系的方式，是我教学任务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班主任角色，赋予我的一个隐秘视角。对一个群体的理解，当我无法直接从日常生活获得清晰的感知时，对课堂的观察，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特有方式。
横亘十年时光，与学生群体变化相对应的，是教学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如果说，2005年刚刚入职时，我感受最深的，是多媒体泛滥对传统课堂的冲击，那么，到面对1516045班的课堂，我更深的感受，则是随着新媒体的兴盛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人手一部手机的状况对课堂的瓦解。在知识极易获得的时代，我第一次意识到，教师职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知识的传达，不再成为教师理所当然的优势，泛滥信息对学生注意力的争夺，成为教师面临的最大现实。
学校对此的应对，是利用行政力量加强管理，为了激励学生利用早上的时间自修，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他们必须早起，为了提高到课率，刷脸的软件，已在某些班级推行。专业规划、教材、大纲、教学进度、考点、难点、重点、知识点，这些上交教务部门的必备材料，以打印纸的苍白脸孔，横陈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除了表明某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达成，除了直接沦为应付教学检查的物证，如果没有彻底内化到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生命中，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学生而言，事实上，和他们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关联。单纯的知识灌输，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半点兴趣，他们不会反抗，但他们会立即耷拉下脑袋，低头去看手机，连一个不屑的表情都吝于做出。脱离了高中的学习氛围，大学的老师，不再像高中班主任那样去管纪律，对这些孩子而言，这是一次集体的踏空适应。
在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各类文学史既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发展最为成熟、被规范得最为彻底的部分。文学史的教学，是累死累活的妇产科，内容繁琐，知识点多。更现实的处境是，因为二本院校开设中文专业的边缘化，相对文学史的内容要求，课时往往会被大量削减，每次拿到教材，感觉就是将一个成人拼命地塞进一套童装。无论如何，带着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帮助他们初步建立个人的文学史观，成为我2017年专业课教学的核心目标。既然按照常规的教学方法，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将文学史的知识点梳理一遍，而这种单纯知识点的灌输，又太容易引起他们的腻烦和疲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有限的课时内，尝试建构起一种真正和学生交流、触及人心的课堂？建构一种老师引导、学生参与、课内和课后相结合的立体课堂？通过教学实践，我能否做一名在场的反思者？
2017年下半年，和学生商量后，我决心拿出一半的课时（二十七学时，九周，每周三学时），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更好理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学生讨论的专题如下：
一、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涉及的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何士光的《乡场上》、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由蔡妍欢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二、现代派专题：涉及的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由杨小诗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三、莫言专题：涉及的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蛙》。由严闽轩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四、新写实专题：涉及的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由邹易伶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五、韩少功专题：涉及的作品有《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由程雪芳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六、现实主义冲击波专题：涉及的作品有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由黄璐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七、非虚构专题：涉及的作品有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阎海军的《崖边报告》、王磊光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由陈敏霞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八、广东作家专题：涉及的作品有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收脚印的人》，郑小琼的《女工记》《黄麻岭》《铁》，塞壬的《下落不明的人》。由张亚康担任讨论小组的组长。
很明显，这八个专题，无法勾勒出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史，某些专题的设置，诸如韩少功研究，甚至充满了我个人的偏好，“非虚构专题”和“广东作家专题”更是越出了现有文学史的边界。但因为我台下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广东，让他们阅读近几年与乡村书写有关的非虚构作品，或许能更快地唤醒他们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审视自己的村庄，建立起对文学史贴皮贴肉的真实感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转型期的一代，面对文学史相对封闭的边界，了解广东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文学表达，将有助于他们了解自身，也有助于他们在他者的表达中，了解自己的出生地。
文学小组很快活动起来，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师生被迫主动向课外延伸，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转变，让我暗暗吃惊。我一直隐匿心头想通过课堂，逐步训练他们学术思维的想法，找到了落地的契机。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的拓展，他们懂得了课后去组建学术小组，懂得了真正去探讨一些问题，懂得了在团队中配合着完成各自的任务。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我也知道，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老师如果不能意识到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是相比眼花缭乱的技能传递更为核心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孩子，经过课堂表演性质的知识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对付完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学生如果没有系统的思维训练，所有的知识，必然无法参与他们的个体成长，也无法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达到活学活用的目标。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专业课堂中，我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四平八稳的教学流程中，找到一些缝隙，激发学生想问题的欲望，并尽可能在有限的课堂训练中，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在文学思潮、文学史所叙述的每一个转折处，我想知道，历史或现实，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和眼前这个群体产生关联？他们能否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建构历史的一员？
以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所谓的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学生最大的差别，并非来自智商，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换一种上课的方式，属于学生的文学史，竟然呈现出了别样的生机。
更让我意外的是，每次上讨论课，学生轮着要上台发言时，都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显示出对学习一种难得的敬畏和庄重。我留意到大部分女孩子都修过眉毛，妆容淡雅、精致、得体，衣服也逐渐脱离了学生时代的宽松风格，显示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和确信。和内地女生比较起来，广东女孩不喜欢穿高跟鞋，不喜欢穿皮鞋，更不喜欢穿丝袜，她们习惯了穿休闲风格的平跟鞋，哪怕是穿裙子，也是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我还留意到，在课堂的发言中，涉及一些敏感话题，诸如性和性取向，学生不会遮遮掩掩，而是大方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从父母那儿获得性知识，只能通过书籍、电视、小说、电影等途径，男孩子都看过A片”。他们真诚、坦率、自然，和我大学时代面对两性话题的拘谨、封闭，构成了鲜明对比。
确实，敞开和面对，是他们理解青春和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们这一代独有的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事实上，只要进入到学生的专业课堂，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除了“网络话语系统”和“共享话语系统”，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尽管在当下的高校氛围中，就业的指挥棒会很大程度上稀释掉学术氛围，但不能否认，对大学生而言，学习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课堂是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场域，而课堂的表达和互动，客观上构成了他们的“学术话语系统”。
第一次讨论课，“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按照计划，将从第六周开始。在进入讨论前，我让学生联系自己和家族的经验，通过和家人的访谈，写下对1966至1976年的印象。如果说，对当代文学史的理解，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那么，对“十七年”和“新时期”之间历史阶段的认识和清理，则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史生发的关键。而这一时段，因为历史的隔膜，无论从老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看，都难以找到最为贴切的方式。从我以往的教学经验看，学生进入这段历史，更多依赖文学作品得来的感性印象，《班主任》《活着》《黄金时代》《平凡的世界》是他们提到最多的小说；此外，杨绛《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及季羡林《牛棚杂忆》也成为他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来源；电影《霸王别姬》更是他们对特殊历史阶段理解的教科书级别的影像资料。概而言之，学生对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知，更多来自二手资料。
在新的课堂尝试中，我对他们的首要要求就是，尽可能还原语境，尽可能通过访谈、调研，进入自己的长辈、亲人、村庄、故乡去获得第一手材料。根据年龄推算，1516045班学生的爷爷、奶奶刚好出生在五十年代左右，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在没有办法重回过去的情况下，和爷爷、奶奶聊天，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感知一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对学生而言，也不失一种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我想起念博士期间，跟随导师做课题，为了更好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整天待在图书馆看1966至1976年的《人民日报》，深刻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真实氛围，甚至研究此间的连环画，以此触摸历史的肌理。但这种纸上的功夫，还是比不上和父辈的聊天，比不上重新审视村庄留下的历史遗产：四通八达的水渠，以及直到今天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水库。在公共和个体经验之间，历史对我尚且存在隔膜，更不用说一群比我年轻得多的学生。
十几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面对年轻人时，我始终坚持，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我深知一群经过应试通道，来到我课堂的学生，因为此前长久对生命感受的剥夺，早已对真实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隔膜。在他们最富生命力、修复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不知课堂上有限的唤醒、激活，是否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从而达到去蔽的效果。
让我惊喜的是，一旦开启了个人经验和文学史的对接，学生眼中的烟尘历史，便和父辈的生命产生了关联，并延续到自身的经验片段中来。谢慧霞坦然提到，“历史对我来说，意味着是否能够看清问题，有没有能力看清问题”。陈乐民生于中山石岐，中山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他印象深刻的是，因为老一辈人有亲戚、朋友在港澳地区或国外，“偶尔接济一下，并没有过得太惨”。刘思敏注意到一个事实，“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六零后），被称为是‘被耽误的一代’，我的父母也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但是，或者是例外，我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诸多抱怨。毕竟，父亲好歹从大专里毕业了，母亲没有能继续学习也更多的是与经济条件有关”。吴秀珊则有一份独特的理智，“对并非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期觉得难以评论”。
浩天对于出生的古老村庄，也有深刻的印象。“尽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离我有些遥远，但我还是能触碰到当年留下的痕迹。每次家中祭祖的时候，都会到上一辈人居住的老宅中祭拜。另一个记忆，是我小时候常去打羽毛球的一个破旧的将军府，府前的门墙上刻着精美的壁画。但是画的下半部分被破坏了，宛若割下一块皮肉。只是上半部分，较高的，人够不到的部分，才残留着先前的模样。每次看到被破坏的壁画，每次都会觉得可惜。”
浩天来自潮州潮安区龙湖镇银湖村的一个古老村庄，我曾经去过他从小长大的村庄。2018年1月20日，在浩天爸爸的陪伴下，我得以拥有机会，来到村里的老宅和一群当地的老人聊天。历史的曲折、缠绵，不动声色地湮没在一栋栋老旧而典雅的房间里。四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一间隐藏很深的堂屋中，散坐在同样拙朴的木凳上聊天。时光仿佛凝固，但墙壁上依稀可见的特殊年代的字迹，并未随着时光消除。作为主人的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他在四十多岁时，曾经被集体派去广西支农，教当地村民种植柑橘。潮州的柑橘非常有名，但今天，受制于无法大规模种植，哪怕是土生土长的浩天，也未曾听说“潮柑”的辉煌历史。老人出生贫农，现在居住的老宅，曾住着村里的一个地主，二十出头的浩天，显然从未听老人如此表述他们见证的历史。确实，今天，这些曾经光鲜的雕梁画栋，已成为年轻人抛弃的对象，伴随对故居的疏离，真实的历史也隔膜在代际中，我不知这种和浩天重回老人身边的共同倾听，能否可作为课堂的一种延伸。
在第一次小组讨论课上，我留意到莫源盛在讲述《芙蓉镇》时，找到了一张当时的四类分子登记表。在历史的烟尘中，穿越时光的课堂，终于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生命。这些零星鲜活的个体，以其具体的遭遇，勾起了师生对一个时代的感知，并在课堂中，因为重溯、回望，突然照亮了很多暗处的阴影。这些课堂外细枝末节的勾勒，也许能让他们意识到，任何一段教科书中的历史，其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正来自和日常生活的关联。
如果说转型期，是理解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当我置身广东的高校，置身一群主要由广东孩子组成的课堂时，我不能否认，个体经验中，对广东的回望、呈现，是我作为时代转型期的见证者，对自身的一种重要清理。我不能否认，在我的青春年代，广东给我带来的南方想象，事实上构成了我理解九十年代的一种基本底色。
回想起来，南方作为一个文化意象进入我的视野，始自1984年。那一年，开办工厂的满舅，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电视机，摆在小小的地坪里，在暑热散尽之后，成为乡亲们难得的娱乐方式。电视里播放的电视剧，多是港台的武打片，《霍元甲》《陈真》成为当时最热的IP，港台明星开始进入青少年的世界，初中生的抄歌本上，米雪、黄元申、梁小龙的画像贴得到处都是。伴随武侠片的大热，随之而来的是全村男女老少对粤语歌曲的传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所弥漫的热血情怀以及爱国激情，涤荡了一代青年的心灵。对内地人而言，港片、粤语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向内地亮出的炫目名片。
1992年，我考上了湖南一所地方大学。南方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不再作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存在。大学校园里，教外国文学的张老师，再三强调我们要学好粤语，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买到粤语磁带。毕业的师兄师姐，已有人不接受单位的分配，直奔南方寻找新的机会，在过年回乡的聚会中，隐隐约约的成功故事，已在暗处流传。我初中、高中升学无望的同龄人，他们的首要选择，依然是“去广东”。现在回望，恰恰是因为升学失败，在遍地机会的时候毅然南下，才让他们实现了人生的弯道超车。1993年，我初中的闺蜜，邀请我去城陵矶看她新开张的小店，她向我讲起消失那几年去南方的见闻。“从广州到深圳，已没有农村，到处都是工厂，到处都是楼房，广东太发达了，太发达了！”几年以后，她离开父母极为满意、有固定职业的丈夫，抛弃了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小店，再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东，奔赴南方，并最终定居于此。更多与我大学时代相关的细节，同样充斥了南方元素：女生宿舍贴的海报是青春洋溢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伴随《公关小姐》《外来妹》的热播，从广州走出的杨钰莹、毛宁、甘萍的歌曲，响彻宿舍的每一个角落。这种零散的青春记忆如此鲜活，以致在广州定居多年以后，对这座城市，我始终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情愫。
但我没有想到，在多年以后偶遇的课堂中，因为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出生广东的九零后学生，无意中向我展示了南方的另一重图景。一个女孩在课堂上大声说，她对九十年代的唯一的记忆，只与计划生育有关，她自己就是“计划生育逃出来的”。源盛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说他们村子，直到1996年才开始感受到计划生育的风声。我去过源盛的村庄，一个离广州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在粤西云浮郁南的一座大山里，他的堂哥刚刚三十出头，因为生计，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妻子背后，站着一排高高矮矮、花花绿绿的孩子。另一个学生则提到，他对九十年代隐隐约约的记忆，来自1998年的洪水。那场洪水几乎是我对集体主义信念尚存年代残存的最后记忆，我不能忘记当年岳阳街头洪水退后，禁鞭的城市满街烟尘，仅仅为了送别坚守在一线的子弟兵，无数的市民难以表达感激和敬意，只能买最好的烟丢向缓缓离去的军车，这一幕在我眼中唯有感动和庆幸，但在同样遭受洪水的孩子眼中，在同一课堂，留存记忆的，唯有童年的无助和惊慌。
课堂绕了一个大圈后，早亮终于进入正题，提到了谈歌的《大厂》，提到了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巨大群体——下岗工人，而恰恰是这四个字，接通了我对九十年代另一维度的审视，我猛然想起，时代的裂变，正是从这一不动声色的瓦解开始的。多年以后回望，我再无当初读《大厂》的感动，而是遗憾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过多停留在经济维度对一个群体进行审视上。
——我不能否认，在整个学生时代，广东的文化幻象，曾带给我诸多生机勃勃的想象，但对我而言，成为下岗工人，是个体关于这个时代最为深刻和真实的图景，也正是这一身份，让我接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背后，其所隐藏的悲欢离合，显然也是九十年代的真实布景。今天，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进入到大学课堂，以讨论文学的名义，终于得以拉开二十年的距离，重新审视父辈的生存。在我的学生中，辛追的妈妈是下岗工人；2008年离世的洁韵，爸爸是下岗工人；062111班的胜轩，不但父母是下岗工人，姑姑、姨、叔叔都属于这个群体。九十年代对他们而言，虽只是童年的朦胧印象，但他们也是在场者，是见证人，进入大学，他们终于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终于意识到身边的人，其实也在建构文学史。
我想起2018年1月，和浩天走在他的村庄上，他不断询问我大学时代的事情，“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多么久远啊！”我留意到在指向同一时段时，他喜欢用“上世纪”这种表述。这种不经意的用语提醒我，在我和他们之间，在我和我的二本学生之间，丈量时间的尺度，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和这个群体相遇，我得以获得另外的视角理解时代更为丰富、本真的双重面向。对我而言，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转型，伴随了整个成长历程，仿佛在转身之际便已完成，但对他们而言，这个过程，则犹如街角的拐弯处，待到回望时，呈现在眼前的，已是市场化落地后疯长的另一片丛林。
我想起李萌在讨论课上的话：“我们横着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我们很骄傲，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我们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但是，当我们纵着去看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每个个体的人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每个人只有一辈子，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劳动，我们的爱恨情仇，在整个时代背景下，不过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它却会真切地落到每个人身上，会让人椎心至痛。我们站在远方、站在高处，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但当我们置身人群深处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最后一次讨论课，关于广东作家。钟培栋在解读王十月《收脚印的人》时，提到了命运。他打扮时尚，语速极快，眼神里流露他们这一代独有的二次元气质，他一上台就抛出问题：我想问大家，你们相信命运吗？
透过课堂，我仿佛看到一个群体，在向自己的未来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