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五 班主任（1516045班）
来到九零后身边
062111班毕业五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统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该班大一时，在肇庆校区），再一次担任班主任，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间相差了九年。1516045班有点特别，大一时，系部没有分专业，中文、文秘、传媒三个方向的学生，混在一起，到大二才按照大一的绩点排名，确定专业。实际的情况是，绩点排名靠前三分之一的学生，都选择了热门的传媒方向；中间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不愁分配的文秘方向；剩下的三分之一，自然到了高冷的中文方向。这种排法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传媒方向的两个班，没有一个男生，而中文方向，却囊括了80%的男生（尽管如此，男女生比例在中文班还不到1:3）。如果绩点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学生的学习能力，那么，男生在中小学阶段，无法与女生抗衡的局面，哪怕到了大学，都没有获得根本改变。
班上一共有三十七名学生，二十九名女生，八名男生。如果说，在接手062111班时，我对班上的男女比例还有意外，到接手1516045班时，我内心唯有奇怪的感激，一个纯粹的中文班，拥有八名男生，已经是让人欣喜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不希望一个班级，全部是同一性别，单一性别集合的班级，让人产生陌生的失衡感，仿佛与人相处的半径缩小了一半。班上生源依旧以广东为主，除了严闽轩来自福建、何海珊来自广西、苟亚东来自贵州、李萌来自山东、秦思思来自湖南，其他三十二名学生全部来自广东各地：其中茂名六名，潮汕地区五名，珠三角一带六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各一名，中山两名），以及来自诸如信宜、韶关、罗定、河源、湛江、阳江、翁源、化州、云浮、台山、梅州等广东稍微偏远一点的非珠三角地区。
对1516045班的孩子，我有一种与062111班完全不同的感觉。
062111班给我带来的触动，更多来自空间的阻隔，通过他们的语言、性格、爱好、价值观念和文化烙印，“广东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植入我的内心。他们让我意识到，在我根深蒂固的湖湘文化视野以外，灿烂而丰富的岭南文化，其实也一直在滋养一群人，一群完全不同于湖南人性格的广东人。
而1516045班，给我带来最直接的触动，则来自时间的隔膜，我不得不感叹，我完整见证长大成人的第一个群体，竟然已经这么大了，竟然已经上大学了。我想到这群孩子，他们的年龄和我大学同学的孩子相仿，和我的两个外甥相仿，一种真实的“代”的感觉油然升起。尽管他们和062111班仅仅相隔九年，但这九年的岁月，足以在我的视野中，淘洗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班主任”类似一种教导者的角色。面对062111班时，我很自然地履行着教导者的职责，当辅导员告诉我，吴志勇有一段时间经常逃课，经常躲在宿舍不进课堂时，我曾理直气壮地去宿舍找他。在楼下的过道中，从人生的意义、念大学的价值、父母的期待谈起，我说服他无论如何要按时出勤，至少要拿到毕业文凭。他听了我作为一个班主任的类似谆谆教导的话，竟然改变了学习态度，不再逃课，也不再对学习听之任之，不但顺利拿到学位证书，而且在大三那年，履行一个班长的职责，管理班上很多的琐事。
但今天，当我面对1516045班一张张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脸时，我突然感到班主任身份以往配备的诸多常规手段，统统失效了。我满腔惯有的热情顿时冰封，他们只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给我带来的“权威”，凛凛的漠然中，让我意识到一种真实的尴尬。我感到此前持有的、负载在班主任身上的话语系统，已难以进入他们的频道，更让我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在度量这个群体时，是否依然有效。
仔细想来，为何在面对1516045班时，我会有如此明确的困惑，和我在家族里面真实的经验有关。我大姐的儿子江江，出生于1994年，已从浙江一所二本院校毕业。我二姐的儿子佳佳，出生于1995年，正就读湖南一所理工大学。在养育江江、佳佳的过程中，家人面临了很多全新的挑战。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两个阵营，仿佛两个绝缘、互不理解的黑洞，一种真实的代际，在信息时代的喧嚣中，因为各自经验的异质性，相互感受到一种失控的无力。我想起八十年代的初中生，父母最担心的事情是早恋，仿佛只要避开了早恋的沼泽，父母就可以高枕无忧，孩子的前程则一片光明。而今天，到我们为人父母，面对孩子的成长，最让人恼火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如何面对他们对网络的沉迷。
初中阶段，江江和佳佳总是偷偷跑去外面上网，姐姐、姐夫束手无策，最后蹲守在湖南汨罗大众南路一家叫智慧桥的网吧，将早已沉迷游戏的孩子捉拿归案，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但惩罚的后果，并未让他们远离网络，青春期的叛逆，使他们面对大人的反对，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佳佳，哪怕到高三，依然沉迷游戏、网络小说，致使亲子关系陷入了难以调节的困境，尽管高考成绩尚可，但到大学后，依然沉迷虚拟的网络世界。二姐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的佳佳，热爱阅读、喜欢思考，成绩也一直很好，如果不是沉迷网络，我们全家都相信，他会有更好的出路。在我们眼中，无形的网络，像一个奇怪的恶魔，会让小时候聪明亲近的孩子，变得眼神冷漠，拒绝交流。
现在，一群与江江、佳佳完全同龄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我突然意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坐实，“代际”这个词，已变成一种坚硬的存在，对我的教学生涯而言，面对更为年轻的群体，将是专业以外的新调整、新挑战。而我再次担任的班主任角色，也将从以往的教导者变成一个旁观者，孩子们青春成长的剧目，早已更换了布景，我在见证过他们中学时期的情景后，终于因为班主任的便利，得以拥有机会看见他们的大学生活。我还观察到，我眼前这帮九零后的年轻人，并没意识到，他们成长所带来的挑战，让他们的父辈，早已置身毫无依傍的茫然。
第一次，我对“代沟”二字谨慎起来，我明显感到，“代沟”的中性、温和，掩饰了我和他们之间更为深刻的差异，横亘在我面前的，显然不是“沟”，而是“渊”，是“海”。身边眼花缭乱的世界，快速得让人回不过神，转型期现实的丰富、跌宕，他们同样是承担者和见证人。虚拟化的网络，不过以技术的名义，掩盖了两代人对社会完全不同的感知，光是一个微信，就足以将更多群体，推向边缘。
对我而言，一个更为个人化的视角是，作为公有制尚未解体时成长起来的施教者，面对一群市场化彻底铺开后长大的受教者，这中间的错位，将以班主任的角色，折射一个交织的窗口。在送走062111班后，我接手了更多学生，目睹不少个体的暗处挣扎，内心沉淀的直觉日益清晰：年轻的生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现实甩出，一个群体处境的塌陷，正越来越显示出坚硬的确定性。我内心潜藏的集体主义视角，以及负载在教师职业上的本能牵念，总让我不自觉地越过课堂的边界，将目光投向更多原子化的学生，我一直想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廓清无数年轻人在遭遇教育产业化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命运？他们的出路和背后的家庭、教育的质量、整体的经济形势，到底有着怎样细密的关系？一群在我大学时代，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精英群体，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结构性、整体性的困境，并被学术界冠以“屌丝”和“蚁族”的命名？我面前的1516045班，是否能以更为清晰的特写镜头，让我看清更为细致的肌理？
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的描述，我的大学时代，类似于美国五六十年代提供的教育背景，我的成长，得益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未崩塌的公有制教育。那时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远未达到当下触目惊心的地步，普通家庭所承受的压力，要比今天小得多，但教育投资的回报，却要更为可靠和确定。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踏实的庆幸。
但通过近十年公共课、专业课上与孩子们的接触和观察，我感觉趋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就算我所面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种无法穷尽所有个体感知的清晰印象，是来自个别的偶然倾诉，还是包蕴了一个群体的确定趋势？
比之我大学毕业的1995年，到我接手1516045班的2015年，整整跨越了二十年时空。二十年的滞后，因为班主任的身份，我终于获得机会，走近一个群体。面对他们时，无论我内心有着怎样的慌乱与不踏实，九零后这个群体，还是真实地来到我身边，并成为我工作的依托和载体。七零后和九零后的相遇，是我第二次班主任工作的主题，懂得这一代孩子，已成为摆在眼前的挑战。
而如何让他们感知，一个时代的转型，就在身边悄然完成，是我作为一个见证者，内心最大的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