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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李沐光

所属书籍: 我的二本学生

    李沐光是2012级中文班的学生,在我“导师制”的名单中,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从不掩饰自己贫穷的出身,与老师交往大大方方,身上弥漫一种难得的干净、敏捷而又柔和的气质,没有一般学生的生涩和小心翼翼,更无半点世故和投机,永远满脸阳光,稍稍有点斜视的眼睛,掩饰不住男孩特有的狡黠与调皮,仿佛这个世界所有的浮躁、功利,都与他无关。他从小热爱文学,喜欢读书,渴望过一种有精神世界的生活,深受王小波影响,希望做“有志有趣”的人,他是难得的可以进行精神沟通的学生。

    越南妈妈与烂仔弟弟

    沐光1993年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长岐镇一个普通村庄。村里有一条交通干道,不算太偏僻,但吴川的经济水平,在整个广东地区,算是落后。爷爷在很早以前,去扫墓,因为天气太热,去水塘游泳,溺亡了,爸爸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爷爷在时,家境还可以,爷爷去世后,家里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奶奶不得不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沐光的爸爸和他大伯。在大集体年代,奶奶依靠煮几百个人的饭,用高强度的劳动养活家人,两个儿子念到小学五年级,便不再继续读书。大伯因为很早就去往湛江,得以扎根城市,奶奶不愿跟随大伯离开家乡,便依靠沐光一家生活。他有两个弟弟,加上奶奶,一家有六口人,两个弟弟辍学在家。

    爸爸生于1953年,辍学后,十几岁曾跟着村里一些老人,从事过一些迷信活动,诸如有人去世,做一些法事之类,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坚持学下去,后来又跟同村的一些小青年去卖酱油。爸爸不属于生存能力强的人,家里实在太穷,拖到四十岁,才找了从越南偷渡过来的沐光妈妈,妻子比自己小了二十岁。1993年,李沐光出生,随后,妈妈又生了两个男孩。

    沐光很少听妈妈提起来中国的细节。他只知道妈妈来中国二十多年,从没有回过越南的娘家,一直是黑户,始终没有获得中国户口,也无法办理身份证。沐光有两个小姨都在中国,这多少给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妈妈,一些难得的亲情慰藉。两个小姨,一个在廉江,姨夫从事建筑行业,沐光家里建房子时,小姨一家还曾过来帮过忙;还有一个在南宁,家庭条件好一些,但来往较少。在沐光印象中,小时候,越南的舅舅曾经来过家里一趟,他抱着舅舅的大腿讨钱,舅舅没给,他将正在咬的甘蔗渣滓,扔了舅舅一身,被爸爸揍了一顿,“这是我一生中,比较丢脸的事情”。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舅舅,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妈妈在越南的唯一亲人,只有哥哥,这导致妈妈没有回娘家的强烈心愿。就算回去,也支付不起其中的开支,更何况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正常的路径麻烦而且难以走通,而偷渡则危险重重。

    妈妈从不教沐光说越南话,她已经学会吴川长岐的方言,只是还带有越南的口音。妈妈性格开朗,村子里有五六个像她这样,从越南偷渡过来的女人,她们在异乡以姐妹相称,会互相来往,也会暗暗沟通一些信息,其中舅舅的到来,就得益于她们的帮助支持。爸爸不会像别的男人一样,打自己的老婆,但会恶声恶气地和妈妈说话。他脾气暴躁,虽然善良,但眼光短浅,狭隘而又专制,沐光认为爸爸是典型的“火炉皇帝”:在外没能耐,还要在家里耍横。沐光有一个叔婆,也来自越南,叔婆曾和村里别的越南女人约定回家,也怂恿过沐光妈妈一起同行。“我妈妈精灵很多,没有和她们一起去。”同行的女人,有一个从此杳无音讯,不知道是回了越南,还是在路上被拐卖或出了别的意外。留在村里的丈夫,根本无法将妻子找回,三个幼子面对妈妈失踪的境况,麻木得没有任何表示。

    父母的婚姻说不上太好,妈妈刚来中国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经历了很多苦楚。生了沐光三兄弟后,家里再穷,也从没有想过离开孩子。“父母不会离婚,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离婚’这个词。”父亲中年得子,对沐光极为宠爱,妈妈因为身份限制,不能外出打工,一直安心在家养育孩子,相比其他同龄的留守孩子,在童年阶段,沐光反而拥有父母完整的呵护和关心。

    真正让沐光揪心的是二弟,二弟是村里有名的烂仔。村里的中学,风气非常糟糕,打架、斗殴是常事,沐光就读于此,但幸运地考上了当地的好高中,两个弟弟辍学后,像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直接走向社会。二弟外出打工捞的钱,还不够自己一人花,每次从城里挣点钱,就回到家乡的村头巷尾晃荡。小小年纪,就染上了赌博、吸烟、酗酒等恶习,更让家人担心受怕的是,他喝醉之后,会跟别人动手,疯狂的时候,甚至回家拿菜刀出门。二弟如脱缰的猛兽,任凭青春的本能,横冲直撞,父母完全控制不住他。爸爸尽管在妈妈面前凶,但对变坏的儿子,完全没有办法。村里像二弟这样的烂仔不少。则良曾经提到,他高中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的,很多比考上大学的他,混得还好,但对于初中都没毕业就走向社会的孩子而言,更多可能,不过像沐光的二弟这样。这些年轻、躁动的男孩,会抱团,一旦被村民认定为烂仔行列,反而获得了胡作非为的本钱。他们不会好好干活,更不会像父辈一样,吃苦耐劳地去坚持一件事情,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所事事。没钱了,就去城里混一段日子,手头活络一点,就回到村里,天天蹲在村口的小铺子混吃混喝,虚荣、爱消费、追求享受、内心没有道德、法律观念,做事毫无底线,成为其共同特征。他们非常抱团,村里人怕他们,更怕家里未成年的孩子受此影响。

    二弟常年混迹于此,变得好吃懒做,爱慕虚荣。他羡慕别人有车,曾偷借别人的小车开,结果不小心撞了路人,回来不敢声张,直到别人找上门,父母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家人整天提心吊胆,和邻里的关系,也直接受到影响。

    在沐光印象中,二弟并非蠢笨之人,主要受环境影响。除了家庭教育无方,村里恶劣的习气,对二弟产生了很坏影响。村子里田地不多,从2000年开始,更多人不再耕田,选择外出打工,有了收入之后,留守在家的妇女闲着没事干,就会聚在村头村尾的小铺赌博,一赌博,就没有心思养育孩子,而孩子在赌博盛行的环境下耳濡目染,也会慢慢染上恶习。外出的男人,同时将买码的风气带回村庄,在沐光印象中,两个弟弟若犯了什么事,就会通过谈论买码的话题,讨得爸爸的欢心。

    沐光感觉自己很难和二弟沟通,两兄弟像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里。他每次寒暑假回家,都不外出,只是在家陪伴妈妈干一些农活,他和二弟的烂仔团伙保持距离,轻易不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三弟因为年幼,心性并未定型,还停留在男孩子爱玩的阶段,但没有太多坏心眼和恶习,相对要听话一点,他目前在中山日立电梯公司干一些杂活,能够通过劳动养活自己。

    沐光妈妈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来到中国后,她逐渐学会写一些汉字,在育儿观念上,她更能坚持一些朴实的想法,别的事情她不和丈夫争辩,但如果丈夫当着孩子的面骂粗话,她会认真地和丈夫理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孩子都这么大了,还骂这些东西,学坏了怎么办?”沐光并不认为妈妈持有自觉、高明的教育理念,她所遵循的,不过是生活的常识,和对孩子本能的爱。沐光承认二弟的暴躁、粗疏,更多来自父亲的基因,妈妈的耐心和温存,对此无能为力,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女人,将生活更多的期待,放在了沐光身上。

    贫穷的中学时代

    与刘婉丽整个中学时代,刻骨铭心的求学记忆比较起来,李沐光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中学时代,唯一刻在他内心深处的烙印,就是贫穷。

    沐光认为,“自己的家庭,属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家庭,主要以干农活为生”。他记得家里曾经种过很多地,爸妈早出晚归,靠种菜为生,三兄弟则由奶奶照看。但所有的劳动,只够糊口,随着孩子们长大支出的增加,田里的那点收入,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员逐渐增多,一部分农田开始荒废,一部分则直接租给人家做厂房。爸爸没有别的手艺,在目睹种田作地已无法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后,他在农闲时节,也加入了打工的行列,不时去城里建筑工地,做一些小工。爸爸因为中年得子,年近六十,孩子尚未成人,生存压力极大,村里一些人见他负担重,近几年,带他在湛茂铁路打工,主要负责搅拌泥浆。

    妈妈因为身份所限,不能离家外出。她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精力用来打理剩下的田地。“她身材矮小,但精明能干,干活精细,家里的运转,主要靠妈妈维持。”为了增加收入,在料理好家务后,妈妈会去村口的一家胶带厂干些杂活,拿计件工资。她手脚快,尽管计件单价极低,完成一件只有几分钱,但一年下来,她也能拿到一万余元,这已是厂里兼职员工,所能达到的极限。沐光不忍心妈妈太过劳累,寒暑假回家,会到胶带厂和妈妈一起干活。但这种工厂难以稳定,越来越不景气,越来越多的胶带厂已经倒闭。妈妈有时会偷偷跟随爸爸外出,到工地去做一些小工,尽管辛苦,但好歹能够多一些收入。

    沐光家的房子,在村里最破,“很旧很旧,摇摇欲坠的那种。泥墙盖瓦的,房顶上有个斜顶,但支撑的梁已经开裂,承重墙也向外歪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依靠外力,用木头撑住,防止倒塌”。房间的地板,是凹凸不平的泥地,有时候从地里将喂猪的番薯叶收回来,往地上一扔,过两天就会从地面生根发芽。家里太潮湿,所有的家具都不耐用,那些木质的床啊、桌子啊,不是被潮湿腐蚀,就是被虫蛀得厉害,没有一件家具,能够在房中放稳,都需要从下面拿东西垫平,才能避免摇晃。吴川台风多,全家最害怕的事情,是不期而遇的台风。每次台风来临,孩子们挤在一张床上呼呼大睡,父母则提心吊胆,找遍家里的盆盆罐罐,以接住漏下的雨水。沐光年幼时,不懂台风的危害,睡在床上,反而喜欢台风呼呼刮过的声音,也喜欢大雨噼噼啪啪地倾盆而下。

    后来是在村委的带动下,号召大家捐了几千元,沐光家从别处又借了几千元,凑钱建了一层楼。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全家只有一个门,窗户用装化肥的尼龙袋,随便糊了一下。房间里面,还是裸露的水泥地板,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三间房,父母一间,奶奶一间,我们三兄弟一间。现在三兄弟长大了,全家的当务之急,是齐心协力赚钱,建造大一点的房子,以便兄弟成家立业”。

    沐光曾经算过一家的收入,“我妈的手比较巧,一年累死累活能拿到一万多元,已经很不错了;算上爸爸打散工的一万多元,平均下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很低很低;除去供我念书,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完全没有余钱,如果碰上什么大事,完全要垮掉的那种”。沐光有一只眼睛斜视,但因为家里拿不出钱,小时候错过了最佳治疗机遇,直到大学毕业,为了便于找工作,在老师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手术。从小到大,有两件事让沐光印象深刻。第一件,家里第一台电视,是湛江工作的大伯更新拿回来的,“十五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特别开心,再也不用因为要去邻居家看电视,而忍受别人的脸色”;第二件,他家三兄弟的学费,主要依靠国家减免。

    说起家里贫穷的因由,沐光认为,一是父母收入有限,作为农民的父亲,年事已高,劳动能力减退,机会有限;来自越南的母亲,身份所限,无法外出寻找打工机会,两人一直在底层的农村挣扎。第二是计划生育罚款,生完二弟、三弟后,按照政策,父母没有遵守间隔的年限,加上超生了孩子,计生罚款,抽空了原本就贫瘠的家底。最后,雪上加霜的是,一直作为家庭重要支撑的奶奶,意外摔伤后,不但失去了一个重要帮手,反而增加了额外的医药开支。

    沐光从小喜欢读书,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从未生出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难得的从容,也许和他从小获得了爱的充分滋养有关。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沐光的家庭情况,算得上艰难之列,但和很多孩子不同,他没有太多因为出身贫寒所致的局促、不安,也没有一定要出人头地的狠劲。他在一所最普通的乡村中学就读,尽管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宿舍肮脏,教室残破,加上山高皇帝远,管理也非常混乱,在他的描述中,“是一筐烂苹果中,腐烂程度较轻的一个,一到刮风的日子,黄土地的操场尘土飞扬,冬天的时候,呼号的劲风,裹着严寒与尘土,穿过破烂的窗户,不断地往宿舍和教室灌”,但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他内心产生了真实的雀跃。“图书馆里有《故事会》《青年文摘》《读者》,还有一些人物传记,一些历史故事书。”沐光的阅读,从这些最普通的杂志和书籍开始,尽管汲取的营养有限,但却在匮乏中,养成了难得的阅读习惯。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对文学的东西,会特别敏感,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会给他带来快乐。

    沐光不知道自己怎样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他只记得,在度过了一个农村孩子初到城市的惊奇、渴望阶段后,高中卧虎藏龙、高手林立的现状,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压力。伴随压力,他第一次滋生了决心,“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小村庄,到外面闯荡一番”。

    高中阶段,沐光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地摊上买书。他坦言,在看完韩寒的一套集子后,在文风上,受他的影响较深,随后,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文学名著,尽管不求甚解,但至少开阔了眼界。“高中的精神状态,相比一般人,会有一种精神上的目标或向往感,我知道有一种东西,一种与文学有关的东西,让我憧憬,让我兴奋,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的同龄人,每天关注的事情,无非是上课,外加吃喝玩乐,我在QQ空间,会表达一些伤春悲秋的情绪。”沐光高一结束文理科分班时,交过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也喜欢文学,但两人喜欢的类型,完全不同,“我喜欢那种带有终极关怀的文字,喜欢王小波,她喜欢女性的言情话,喜欢琼瑶、安妮宝贝、七堇年、郭敬明”。高中毕业,两人分手。

    高考结束后,成绩还没有出来,沐光拥有一个漫长的暑假,他决定去深圳打工。“一去就找了一份保安的活,干了两个月,赚了五千元。”当保安三班倒,有时上晚班非常闲,他就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屏幕上,阅读《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这次阅读,让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文学上的启蒙感。我以前对文学一知半解,哪个名气大,听得多,就去找来读,但在这个暑假,我坚定了阅读经典的念头,我先后看了《围城》《狼图腾》《荷马史诗》《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第一个月发工资,我就去书店买了四本书:《平凡的世界》《人生》《中国最优美的散文》《中国最优美的杂文》”。

    深圳的打工岁月,让他接触到了不少新鲜事物,他第一次学会坐地铁,还特意到深大参观了一番。“深大的设施非常好,我到这里后,才知道其中的差距。”

    大学时光

    沐光曾经提到,自己刚上大学时,并不像现在这样自信、从容,他自我定位是那种“内心丰富,比较有趣”的人。他喜欢开玩笑,但和陌生人说话,总感觉不自在,不知道选择怎样的话题,怕别人不能get到他的意思,弄得无趣。这种敏感的心理,导致他从小说话“细声细气”,显得不够自信。

    沐光刚入大学时,惊讶于身边同学的沉默。“宿舍一个广州男孩,整天沉湎在游戏中,一看就是典型的宅男;班上一个山西女孩,总是独来独往,好像从不与人交流。”那时候,沐光正迷王小波,对《沉默的大多数》,第一次有了来自生活的直观理解。

    说起刚入大学对沐光的刺激,毫无疑问来自城乡差异对他的冲击。广东F学院尽管在大学的等次序列中,隶属二本,但因为专业的优势,城里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已有超过农村生源的趋势,沐光被身边不少同学良好的综合素养所震撼。“我们农村的学生,除了读书,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技能,就算体育课,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不像城里的体育课,游泳啊,各种球类啊,都会一本正经地教。”更让他惊讶的是,同学中间,只要有活动,随时都会冒出钢琴、小提琴、舞蹈、唱歌的高手,这些,他以前只在电视里面见过,他的村庄没有这些兴趣班,就算有,家里也不会报。

    沐光悄悄观察过城乡学生的差异,在他看来,城里的同学,教养更好,更懂礼貌,说话时,也更在乎别人的感受,沐光坚信这些优势,来自父母的良好家教;而农村的同学,因为从小伙伴多,活动的空间、范围也更大,身体的协调性明显更好,军训时,他发现有些城里同学,走个正步,都会同手同脚,显得别扭、不协调。让他感触最深的是,相处久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尽管很有礼貌,但始终难以走近,与人总保持一种距离,这也许和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有关。

    让沐光性格产生改变的事件,来自他入学不久,意外被骗的经历。尽管此后的大学校园,网贷骗局层出不穷,让数不清的年轻学子深陷困境,但在沐光入学时,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他记得刚刚结束军训,接到一个电话,陌生的电话声音,酷似他交往不多、远在湛江的堂哥,沐光不好意思核实,以往的生活经验,也没有教会他对骗子的防备。“猜猜我是谁?”他很快落入了圈套,“表哥”谎称自己在外嫖娼被抓,让沐光给他汇去一万元钱,还让他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家人。沐光没有半点怀疑,拿着暑期打工挣的五千元,父母东拼西凑的三千元,加上高中同学那儿借的两千元,凑满一万,悉数汇到给定的账号。待到醒悟过来,意识到不对劲,一切都迟了,“人整个蒙了,六神无主,感觉很慌”。这是他人生持有的最大一笔款项,一年的学费、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这笔款项,包含了他暑期通过劳动,对自己价值的一次小小确认,没想到竟然遭受这样的骗局。沐光没有独自扛,他立即告诉辅导员,辅导员马上报警,警察见怪不怪,态度敷衍,事情不了了之,他由此开始了在系部勤工俭学的生活。

    “被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可能会在班里,继续默默无闻下去。”随着和辅导员交往的增多,沐光得以接触系部的学生管理工作,也逐渐学会了和别人沟通。他的性格变得自信,个性里面潜藏的幽默,逐渐显露,微信群和Q群里,他成了最能活跃气氛的一个,最后被选举为学生团总支书记。

    和中学阶段一直担任班长的则良相反,沐光在念中学时,从未有过“从政”经验,没想到大学期间,竟因一次偶然遭遇,进入“学生干部”行列,他对此深怀警惕,“我做事只求问心无愧,很害怕自己不自觉地熏染官僚气息”。不能否认,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几年,因为频繁地组织活动,沐光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和释放。

    毫无疑问,从被骗开始,大学的第一课,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让沐光认知到社会和现实的残酷。他不再像中学时代那样,脑子里充斥着更多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不再对远方浪漫的支教、穷游充满向往,他不想干脱离现实的事情。“爸爸年龄已大,父母这么辛苦供我读书,二弟又不争气,我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反哺家庭,回报亲人。”毕业前夕,沐光发现自己并不想离开广州,回到故乡。“小城市虽然安稳,没那么大的竞争,但很快就会被无形的安逸削平棱角,我希望在大城市闯荡,得到更多锻炼,如果毕业就回去,我不甘心。”

    大学几年,他一直喜欢王小波,微信的头像都是王小波。他依旧想做一个“有志有趣”的人,希望自己从事的职业,能够和文学、文字产生关系。“谋生可以很现实,但精神必须保持和文学的关联,如果工作之后,将文学彻底抛开,我害怕自己变成一个庸俗的人。”他对未来的设想有过很现实的期待,他希望在城里立足,有自己的小家庭,勉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他知道现实的残酷,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奢求,“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我甘于平淡,不需要太大的功绩,能够忍受生活中的琐事,希望能让父母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他没有关心过广州的房价,尽管毕业后想先在广州锻炼一下,但并不坚持一定要在广州买房成家。

    沐光面临的现实是,奶奶摔倒后,家族仿佛沾上了霉运。一直在湛江工作的大伯,罹患肿瘤,大伯的二儿子,他的二堂哥,得了肝癌,早已去世。在沐光童年的记忆中,大伯一家远在湛江的生活,一直是他羡慕的目标,大伯拥有国营企业的正式工身份,城里的房子是单位所分,一直以来的经济状况,远比他风雨飘摇的家,要好上很多。他从来没有想到,患肝癌的堂哥,多年来,做废旧轮胎的回收,其实也一直在城里的底层打拼,没有想过,表面光鲜的大伯,会面临如此不堪的晚年。面对大伯的不幸,父母经济再拮据,也拿出了一笔钱,表达兄弟之间的情分。

    在大学时代的习作《三个镜头》中,沐光曾写道: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在数不清的变数之中,一个不变的主题是:日子还要继续过。也许你今天正经历着大喜或大悲,但明天你的生活还是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你的生活还要继续向前。不为物喜,不以己悲;悲不失体,乐不忘形——宠辱不惊,才能活得更好。

    在沐光出生的村庄,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叫“年例”,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具体的日期,由每个村子自主确定,远在外地的游子,在这一天,会遵从“年例大过年”的律令,回到生养他的村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大伯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变故,同样会在“年例”这一天,回到生养他的村庄,沐光看着日渐苍老的大伯,仿佛看到一个时代的烙印,还有未知命运的流转。

    我想起沐光在毕业前,根据“导师制”的约定,最后一次上交的作文,名叫《一路向北》,这个浪漫、倔强的标题,牵引出沐光走过大学的青春絮语。“如今,我坐在了大学的宿舍里,在电脑前敲出一路走来的心境,外面是冷雨寒风,心里温暖如春。朴树唱: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那过去的一切确实回不来了,可那温暖的记忆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它还会陪着我一路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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