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正文 三 班主任（062111班）

    迎接新生

    2006年6月16日，在原来经济贸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础上，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我当初之所以进入广东F学院，也是因为学校要申报新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作为第一个中文博士，通过人事处的招聘信息，我实际上是以申报新的专业，以“急需人才”的名义而入职的。

    说是财经传媒系，但因为师资90%以中文背景为主，依托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在没有获批新专业以前，实际上就是中文系。2006年，新成立的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的同时，终于拥有了一个在本系上专业课的可能，并且在第一届新招的两个班中，被安排当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学校的规定，履行一个班主任的职责，去迎接新来的学生。天气还不错，我穿着混沌的军绿色套裙，穿梭在人流中，心里涌动着第一天上课般的激动，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充满了好奇。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极为旺盛，繁忙的新生车辆来来往往，将来自广东省各个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上，各个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开，一张张新鲜、略显紧张的脸庞在桌子周边环绕。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是看过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卷发，化着浓妆，年轻、光鲜也时尚，她跟随丈夫，一言不发，揉着红通通的眼睛，怎样也擦不净冒出的泪水，仿佛女儿住进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是即将面临的一场地狱般的痛苦。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母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而茫然失措。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很明显没有父母的陪同。我后来注意到，送他来学校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两兄弟长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也不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陪同的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奶奶拄着拐棍，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一脸的幸福，感觉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后，很大方地和我点头微笑。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但又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我目光相撞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脸蛋，倒是显得极为阳光。孩子的父母从装束一看就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阴下守着化纤袋包裹的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在汕头，家里很有钱，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的生活非常优裕，保养得极为年轻。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愉快。宿舍没有空调，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第二个男孩，出生在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了班干部。有一次他看到我没带饭卡，直接将我带到食堂底层，叮嘱打饭的师傅给我来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没有刷卡收钱。后来才知道，打饭的师傅是他老乡。这个男孩适应能力强，做事不死板，内心也没有太多的规则约束。毕业时候，因为找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写论文，指导老师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又不能发作，最后只得想尽各种办法让他通过。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看起来教养不错，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请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显然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

    第一次开班会，我拿到了全班的名单，共五十二人，三十八名女生，十四名男生，全部来自广东省。他们出生的年龄大多在一九八七年左右，也就是说，我当班主任带的第一届学生，是八零后。让我奇怪的是，班上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我难以想象，一个五十二人的班级，男生竟然不到三成；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同样是中文专业，四十六名同学中，女生十二名，女生不及三成。后来和教研室老师聊起，才发现，男女生比例失衡早已成为常态，我后来才明白，作为系部第一届学生，062111班的男生数量，和此后系部其他班级的男生比例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据。以2015年网络与新媒体两个班为例，因为班级是到大二时，根据成绩绩点重新编排的，居然全部是女孩。

    2007年6月，我开始休产假，错过了大二第一学期，给他们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的机会。考虑到此后课程的安排，为了早点了解他们，在系部专业教师匮乏的情况下，在大一第二学期，我主动要求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待我2008年2月休完产假，他们已经进入大二第二学期。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上过专业课程。

    通过和他们上课以及日常的接触，我发现广东学生，相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轻人，更留恋自己的家乡。在班上，我随机做过调查，很少有学生愿意离开广东半步，到外地念书或工作。这种执念，和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远走高飞，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既让我困惑，也让我着迷。我突然发现，这种身处异地所带来的文化冲撞、映衬，除了让我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本身也极为有趣。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来广东的选择和留广州的决定，让我真正确认了自己湖南人的身份，那么，062111班孩子的存在，让我在这种奇妙的碰撞中，则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内陆人的认同。自然，“广东学生”这个固定的群体和概念，也伴随我班主任的身份，一步步扎根于我的内心。

    从2006年他们进校算起，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然后在学校的后山和他们共度毕业聚餐，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仰仗信息时代的方便，通过QQ和微信建群，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在虚拟的网络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依然延续了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既定角色。在中国教育的语境中，班主任意味着更多的担当，意味着一份信任的托付。尽管大学有专职的辅导员，学生学习上的教务管理及生活琐事，几乎不用班主任操心，但对学生而言，班主任始终是他们大学生活中，最为亲近和适意的倾诉对象。我在当他们班主任的几年中，除了不定期地和学生交流，一个最核心的工作，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宿舍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如何说服这些孩子对付体制的考核，并让他们顺利获得学位，以对付社会更为死板的基本门槛，成为我最头疼的事情。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优秀宿舍、优秀班级的称号，但每个学生必须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是我对自己班主任职责的基本要求。

    十三年来，我突然发现，正是班主任身份，让我的社会关系中多了一个确定的群体：我的学生。相比公共课上一闪而过的面孔，这五十二个孩子，像是永远守在一个角落，一旦要和母校建立联系，我就成为他们毫不犹豫要联系的人。十三年来，还是因为班主任身份所提供的方便，我目睹一个群体从学生时代，完全步入真实的社会，并和这个时代产生真实的关联。我目睹八零后一代，在房价飙升最疯狂、社会群体分化最严重的十年，所演绎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命运。我想起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讲到狄更斯中期和后期小说的主题，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和金钱世界的批判。于连的命运，更是引起他们长久的讨论，在二栋五楼的教室，曾经回荡一群大一新生，对于连命运教科书般的复述和总结：

    “于连是同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

    “于连是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

    “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的平民青年。”

    我从来没有想到，教科书上的内容，一个遥远时空文学选本的故事，竟然会如此贴近他们的真实，并形成对另一个时空的呼应。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