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队在门口敲了敲,两分钟后,郑显文才顶着一头乱发,嘴里嘟嘟囔囔地出来开门。
“谁啊?”
郑显文眯着一只眼睛,光脚站在门口,看见张队跟他搭档拿出证件,生硬扯出一个笑容,说:“没什么事儿吧?我最近很安分啊?”
张队随口说道:“社区送温暖,过来慰问一下。”
郑显文笑了出来:“天气这么热还送温暖啊?”
张队上前一步,用手虚撑在门板上:“我能进去吗?”
郑显文瞄了眼两人身上的设备,像是还没清醒,迟钝地反应了两秒,才让开位置,请他们进来。
房子只有一室一厅,不大。张队进门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靠墙的置物架。
他不急着询问,走到柜子前,饶有兴趣地观看上面的摆设,沿着墙面缓步行走,许久后漫不经心地问:“韩松山你认识吗?”
“认识啊。见过。我当年坐牢他有一半的功劳。”郑显文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从桌上捞过一个苹果,也不洗,在衣服上擦擦直接咬了一口,“他能骗到我也不容易。我当时真是倒了大霉。竟然会阴沟里翻船。”
张队停下脚步,回身看他:“你知道他死了吗?”
郑显文说:“是吗?好像有看到新闻。”
他装傻似的笑了笑,一副混不吝的欠揍表情:“警官,你说,南区最近怎么老死人啊?是不是这里风水不好?还是流年不利?”
如果黄哥在这里,少不得要跟他争论两句,毕竟他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张队不置可否,指着木架上的那些摆设,夸奖说:“很漂亮。”
上面放着的都是一些手工艺品,譬如针织的玩偶、刺绣的锦囊、定制的相框。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像是郑显文会收藏的东西。
“有眼光啊!这些是我妈做的,主要是为了挣钱。她什么都干过。”郑显文说,“最漂亮的已经卖了,剩下的是客人不喜欢的。”
屋内的寂静透着一股阴凉,许是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冷得人瑟瑟发抖。
郑显文觉得这两个警察行为古怪,不在后面干站着招待他们了,独自走到沙发边上,一屁股坐下,任由他们在屋内乱转。
张队却跟着他走过来,靠在沙发扶手上。
郑显文扔了苹果核,习惯性从茶几上摸出烟盒,两指夹着,准备抽出。还没点着,张队说了句,“少抽点烟吧。你在自己家客厅里抽烟啊?”
郑显文瞥他一眼,乖巧将烟盒放到桌角,说:“习惯了嘛,警官不喜欢我就不抽。”
他在衣服口袋里摸了摸,翻出半盒红壳子的中华烟,递过去道:“您可以抽,这是好烟。”
张队说:“不用了。”
郑显文利索地抽出一支,用他惯常的涎皮赖脸的表情,殷勤道:“我给您点着?”
张队定定注视着他,没有说话。郑显文这才将东西收回去,往桌上一扔,滑到先前那盒烟的附近。
郑显文说:“警官,您找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
张队问:“江平心你认识吧?”
郑显文苦思冥想了一会儿,摇头说:“好像认识,不大记得了。”
“她今年高三,本来成绩不错。可惜了。”张队唏嘘道,“做伪证啊,想不开。这可是刑事责任。不知道她今年会走上考场还是走近看守所。”
郑显文煞有其事地附和道:“是啊,怎么想不开啊。”
张队叹息着补充:“她说看见了杀韩松山的凶手,给警方提供了线索。所有人被耍得团团转,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做核实,结果确认是诬陷。”
郑显文不吭声了,脸上也少了分故作的油滑。
张队接着道:“还有王高瞻,你认识吧?他儿子说是自己杀的人。啧,想不明白啊。估计以为是他爸爸杀的人。”
电视机的上方挂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黑色的相框嵌着褪色的旧照,郑显文直愣愣地看着,片刻后扯了扯衣领,对着照片上的人,忽地笑了。
张队听到笑声,垂眸看了他一眼,对他此刻的神情感到陌生。重新走到置物架前,指着正中间的一把小刀,问他:“这把刀为什么要放在架子上?是什么用的?看起来风格不搭呀。”
他回过头,发现郑显文已经站在他身后,笑着说:“是杀人的刀啊。”
笑容里没有悔意也没有戾气,仿佛在介绍一把稀疏平常的工具。倘若换个场景,可能还会有些许阴森。
此时正好有人敲门,“笃笃”的节奏声打断了屋内的沉寂。张队的同事离得近,大步过去拧下门把手,黄哥站在外面,举起手里盖好章的纸,说:“张队,证件下来了。”
张队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将那把刀拎了起来,朝郑显文偏头示意道:“那就,走一趟?”
郑显文喉咙干涩,清了清嗓子,说:“先让我抽根烟。”
袅袅升起的白烟模糊了二人的面貌,呛鼻的味道充溢在空气中,压过了房间长久不通风而积攒出的清淡臭味。
张队陪着郑显文坐上车时,他周身还弥漫着那种肖似冷风寒霜的凄苦味道。
一直到南区分局,郑显文都表现得极其冷静,带着一种早有准备的镇定。
坐进讯问室,他好奇地左顾右盼,发现跟上次过来相比,部分设备已经更新换代。
他配合地回答了一些基础问题,态度诚恳,随即像是忽然想起来,问道:“何警官呢?”
黄哥正在摆弄桌上的各种资料,闻言抬起头,心情略微复杂地说:“你们……你能不能告诉我,何队有什么特殊魅力?我想学习一下。”
郑显文笑得开怀,半点也没有被抓捕的恐惧:“何队?她那么快升职了啊?”
“你们来一个点一单,她想不升职也难啊。”黄哥说,“她现在不在。”
郑显文真是经不了夸,维持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又冒出点无赖的性质:“那我等等她,快到正常上班时间了。”
黄哥说:“她今天请假!”
不等郑显文撂几句威胁的话,他又拿起手机,放弃挣扎地说:“算了,我帮你打电话问问吧。”
上下班高峰期的路况过于拥堵,几人在讯问室里干坐了40来分钟,何川舟才驱车抵达分局。
黄哥腰背酸痛,顾不上什么形象,几乎是瘫坐在椅子上。
郑显文一张嘴闲不住,主动给他们讲自己在狱中得到的感悟,表明自己不算是太坏的人。
张队跟黄哥都不胜其扰,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
这诡异的画面直到何川舟出现才终于打破。
她脚步沉稳地走进来,先朝几个同事点了下头,转向郑显文问:“要见我?”
郑显文两手摆在桌上,坐正了些,招呼道:“何警官,早上好啊。”
何川舟坐到新搬进来的椅子上,目光沉静地看着对方,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说。
郑显文平日轻浮惯了,此时态度严肃反倒有些不自然:“还没谢谢你给我妈收尸。”
何川舟顿了两秒,说:“不用。”
郑显文问:“她是怎么死的?”
郑显文应该是知道答案的,只是告知他结果的人都懒得同他详述,认为是他的自甘堕落促成了他母亲的死亡。
“郑尽美吗?”何川舟回忆了下,斟酌着道,“她希望我能把你早点弄出来,我说我没有那神通。”
何川舟第一次见到郑尽美是在医院。她跟着师父过来给郑显文做笔录,后者坚称自己的轻伤是不小心摔出来的,被人按在地上差点剁手是对方在开玩笑,还要爬起来给两人表演武术节目。
何川舟没有办法。
当时郑尽美站在医院走廊的窗户前悄悄抹泪,怀里抱着个保温杯。身上衣服被不知名的人扯得乱七八糟,领口的布料都撕烂了,头发也披散下来,额头还有一块遮掩不住的红。
何川舟看着她的模样,于心不忍,过去给她留了个号码,告诉她:“有事可以过来找我。”
郑尽美没有麻烦过她,有时路上碰见她执勤,也不敢上来搭话。一直到郑显文被抓捕,她才过来找这个唯一认识的警察。
她找过何川舟三次。
第一次是郑显文刚被移交看守所,确认起诉。
她给何川舟送了一袋苹果,犹豫再三,开不了口,没说要干什么就走了。
第二次是郑显文被法院宣判,正式入狱。她过来问何川舟,郑显文大概多久才能出来。又问了点受害人家里的情况,生怕何川舟骂她,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走开了。离开时还再三鞠躬,说着“麻烦你了”。
第三次已经是郑显文入狱一两年后的事情了。郑尽美拿着几万块钱,战战兢兢地问何川舟可不可以帮忙,减刑也行,说话时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
郑尽美18岁就生了儿子,一天打几分工,身边的朋友都因郑显文而决裂,不到50的年纪已经有些步履蹒跚。
何川舟同情她,却只能告诉她:“这不是我们中队负责的案子。而且郑显文就快出来了,你没必要这样。”
第二天,何川舟接到电话,说郑尽美喝农药死了。她的手机通讯录里,只有自己的号码能拨通。
何川舟由此对郑显文没什么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