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11 红故事

    2004年初，我开始写回忆录。一个人应该是在觉得自己一生中的重大事情都过去以后，才有写回忆录的心境。我提笔写下第一句“我开始回忆”时，就是那样的心境。但是没有想到，竟还有“新故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迎候我，一度弄得我心烦意乱，回忆录的写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一切都源于一个电话。大约在2004年夏末，案头电话铃响了，顺手拿起话筒，是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打来。他此前多次给我来过电话，邀我到他们馆里去讲研究《红楼梦》的心得。第一次邀请记得是在2002年，那时我写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及其他“涉红”文章早已结集出版且在1999年修订为《红楼三钗之谜》推出，他因此觉得我可以到他们馆里给《红楼梦》爱好者讲讲。我一直拒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总是告诉他：“现在懒得去讲。”傅光明好脾气，他每次遭到我拒绝，回应的话音里总听不出丝毫的生气，总是说：“那好，现在就不讲吧。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讲。我过些时候再打电话约你，好吗？”如此的好脾气，纵使我性格再乖僻，也难免被软化。那天我就彻底心软了：“好吧。难为你始终不嫌弃我，这回我去讲讲。”

    大约是2004年秋天，我应邀去了现代文学馆，讲我从秦可卿入手揭秘《红楼梦》文本“真事隐、假语存”的研究心得。那天演讲厅爆棚。原有的椅子不够，又从另外的会议室里搬来些椅子。据说有的听众是看到预告后从天津赶过来的。

    我没有讲稿，只有一纸提纲，就那么漫谈起来。讲时我发现有人录像，也没在意。我知道现代文学馆设备先进，“武装到牙齿”，想必是录下来作为馆藏资料罢了。后来才知道，那时现代文学馆是在与CCTV-10（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组合作，绝大多数讲座经过剪辑后，就作为《百家讲坛》的节目安排播出。

    过了些时日，忽然发现CCTV-10的《百家讲坛》播出了一组“《红楼梦》六人谈”的节目，我讲的编入其中，剪为了上下两集，按照预告时间看了，剪辑得很好，当中的串词也很得当，嵌入的图片、配上的音乐也颇精彩。《百家讲坛》没有就此提前通知我，并不离谱，找出跟现代文学馆签的协议，当时没有仔细看，那上面有一条是，演讲者同意馆里将所录资料用于文化传播（大意），《百家讲坛》既然跟现代文学馆另有合作协议，将去馆里演讲的录像资料加以利用，顺理成章。

    原以为我那两集节目播过也就算了，我可以回过头静心再写回忆录，没想到那不但不是一件事的结束，竟是一场大风波的前奏。

    《百家讲坛》那以后不再与现代文学馆合作，却主动来与我联系，说是“《红楼梦》六人谈”播出以后，我那两集收视率颇高。电视节目是制作给手持遥控器的观众看的，观众看了几分钟被吸引住，不拿遥控器将其点开，节目就算没有白做。为继续服务观众，给他们提供喜闻乐见的节目，他们节目组经过研究，决定邀请我将那两集的内容充分展开，制作成一个系列节目。

    开始，我照例是拒绝。

    我的形象不佳。我羞于抛头露面。我不需要依赖电视增大知名度。我知自己的红学研究心得离主流红学太远。我不想卷入高调的争论。我想做另外的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写回忆录。归根结底，我懒得去他们那里录制什么系列节目。

    糟糕的是，我的拒绝还不够强硬。我没有拒绝跟他们节目组的编导们见面。我想的是，电话拒绝可能确实显得不够与人为善，当面告诉他们我的性格就是这么放诞诡僻，我不录节目，并不是否定他们的辛勤劳作，实际上《百家讲坛》有的节目我是看的，也觉得不错，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性格，同时不要误会我对他们的尊重与善意。能不能大家见个面，当面说个明白，“一笑泯误解”之后，便“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呢？

    见面中，他们的“大道理”也好，“中道理”也好，都没有打动我。最后令我心软也不是“小道理”而是“小事情”。那几个编导大体都是“70后”，他们在CCTV工作，不再是原来那种享有“铁饭碗”的待遇，他们属于聘任，他们能不能在那个地方站稳，要看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就是所录制节目的收视率。台里实施着栏目的“末位淘汰制”，就是倘若你那个栏目连续一段时间在收视率上排在最末位，那么整个栏目就会被取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栏目取消了，制片人都得另谋出路，遑论一般编导？原来我对他们台里以收视率为圭臬，实行“末位淘汰”并不以为然，以为有的节目虽然收视率低，内容好形式也不错，应该尽量保留。而且听说他们据以判断收视率的“索福瑞”系统，布点量极其有限，未必就能准确体现广大观众的好恶。我曾接受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但是那天我面对的是几个活泼泼的生命，他们需要制作出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以确保他们的基本利益。我想起来曾到他们频道一个《博物》栏目里，参与录制过一期谈《如意》的节目，也曾播出，问起来，那栏目就因收视率垫底而撤消，其中的编导也都风来云散，“各自须寻各自门”。剪辑“《红楼梦》六人谈”我那两集的编导，我觉得她还是个小姑娘，她跟我闲聊，原来已经从外地来北京打拼好几年了，发狠在四环外买了商品楼的单元，首付不菲，每月更要还不老少的房贷……在我来说，收视率不过是个可以任意褒贬的“话题”，对她来说，收视率竟是安身立命的要素！我心既软，也就违背初衷，竟然冲动中一拍胸脯：“咱们就录！要讲得让观众爱听爱看，把收视率提上去！”

    2005年初，我陆续录制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23集，《百家讲坛》以每个周末播出一集的方式安排播出。后来有人写书，说《百家讲坛》编导在录制中常常打断我的讲述，要求我重新按他们的要求再来讲述，形容那录制简直是把你放到魔鬼的床上，你若超长便将你锯短，若嫌你短便将你硬抻拉长。这不符合我录制的实际情况，我在录制前只有腹稿，写出来的只是一叠纸片，上面是简单的提纲，和需引用的《红楼梦》原文及相关文献资料摘录，到现场我往往又会漏掉提纲里列出的，灵机一动补入的不少，并且我做不到在规定的时间（45分钟）里完成讲述，期期超时，有时竟超出一倍，但编导（包括现场导播）从来没有打断过我，总是履行他们事先的诺言：“刘老师你随便讲，尽兴就好！”我虽即兴成分很高，又超时成性，但他们对我的录制事后多有褒扬鼓励：“流畅自然，没有破碎句子，手势得宜，偶尔走台（如解释‘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时）十分生动，整个讲述内在逻辑严密，如层层剥笋，悬念迭出，让人听来上瘾……”我问超时是否造成他们剪辑时的麻烦，他们的回答是：“喜欢剪您的节目，没有什么需要补缀的地方，只是有时候实在舍不得剪掉有的内容，总觉得剪掉可惜，可是由于节目时间的硬性规定，不得不下狠心剪掉，至于您的‘大超时’，我们反而喜出望外，因为可以很便当地改变原来计划，原定一集变成两集……”这样下来，我和那个组的编导合作得很好，我每次讲完把那叠纸片交给他们，他们根据录像参照纸片上的提纲引文先形成节目文字版，其中有他们撰写的前言后语和串词，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我修订后再反馈他们，后来我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四部书，其中大部分文字就是以那节目修订稿为基础再加工而成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播出后，收视率蹿高，据说总体平均的收视率成为那阶段栏目里最高的。那时候严崇年的清史讲座收视率也蹿高，《百家讲坛》一时间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栏目之一，制片人万卫名声大震，编导们也都扬眉吐气，不消说，他们在台里的脚跟，是站得稳稳的了。后来我和万卫有一次交流，形成了几点共识：电视节目属于通俗文化，虽然也要兼顾高级知识分子和文盲这两极，但它所服务的对象还是一般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俗众；《百家讲坛》不是把大学文学课堂的讲课搬到荧屏，它固然有传播文化的职责，但必须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即好懂、易明、有趣、抓人；有人批评《百家讲坛》变成了“书场”，当然要防止栏目里的讲座一味追求趣味而丧失了文化内涵，但汲取传统说书艺术亲近俗众的特点，将其作为“瓶”来装文化的“水”，有利于手持遥控器的观众觉得“解渴”而不将其马上点开，从而拴住观众，甚至培养出一批这个栏目的“粉丝”来。

    “揭秘”系列每周播出一集，总的悬念走向是“《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究竟是谁？”可是观众听来听去，觉得就要点出谜底了，却又生出新的枝杈，还是没有最后的“大起底”，那期间据说总有热心的观众互相询问：“秦可卿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下一集就见分晓了？”有的急得生气，有的越听越疑，但越是气越是疑他们就越接着听。我讲的目的，《百家讲坛》录播这个系列节目的目的，都并不是要观众一定接受我的观点（这从编导的串词和我在讲座中一再宣布“我不一定对，仅供您参考”一类表述可以证明），而是起到刺激观众去翻开《红楼梦》原书阅读。这个目的果然达到，有资料显示，那一时期书店里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销量大增。

    《百家讲坛》那时若干题目的讲座都受到欢迎，后来更以易中天的“三国讲座”和于丹的“《论语》讲座”形成大高潮，《百家讲坛》成为CCTV的名牌栏目，万卫后来因此被提升，栏目的编导也大都成为频道的骨干。

    然而，我的不愉快，却纷至沓来。

    我早成为文坛的边缘存在。我火过，然而那已成悠悠往事。2004年以后我给自己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一个“退休金领取者”。我习惯，并且乐于过不引人注意的生活。我还写作，年年也还在出书，那是我消费生命的方式。我把自己的写作形容为种“四棵树”，第一棵是“小说树”，第二棵是“散文随笔树”，第三棵是“建筑评论树”，第四棵才是“《红楼梦》研究树”。

    然而，《百家讲坛》的“揭秘”系列讲座却陡然让我又火了起来。即使我拒绝接受采访，都市类报纸的版面上也还是要不吝篇幅地报导、评议我的“讲红”。网络上也很热闹。当然也有杂志上的文章，如《文艺研究》就刊发了抨击我讲座的专辑。我家的电话机一阵铃声接着一阵铃声，把电话线拔掉，却又错过了至亲好友与此事无关却很重要的来电。我要安静，却难以安静。烦恼与日俱增。

    有的年轻人原来并不知道我，他们是因为我上《百家讲坛》才发现我的。有的成为我的“粉丝”，不过他们的拥趸方式有时令我瞠目。23集“揭秘”播完以后，我的《揭秘》书也出版发行了，出版社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组织签售活动，忽见有小伙子背上贴着心形电光纸的标语：“我爱李宇春，更爱刘心武”，我倒还知道李宇春是“超女”的冠军，却并未因这标语而受宠若惊，竟有些茫然无措。又忽见有小姑娘背上的标语是“刘心武骨灰级粉丝”，着实吓了一大跳。“骨灰”？是诅咒我么？亏得出版社的编辑及时进行现场指导，告诉我“骨灰级粉丝”意味着最高级别的崇拜，是颂词而非咒语。与这些崇拜者相反，有的网民对我极端反感、坚决抵制，他们在网上穿着“马甲”用最刻薄的语言讥讽甚至辱骂我。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这个叫刘心武的人是在用这种办法谋求出名、谋求金钱。我不免觉得委屈。其实我算是出过名的人了，也早挣到一些稿费、版税，而且就是我的退休金，也足够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到《百家讲坛》去讲，本是“拉郎配”，非自己所谋求啊。

    还有“逃避现实，钻进故纸堆”的指责，“写不出小说了，就跑到红学里去鬼混”，并以我为例，说什么“《红楼梦》是文化垃圾，一部颓废小说，里头除了谈情说爱还有什么？竟然养活了一群人！有人竟然去靠研究什么红学吃饭，可耻！可鄙！”我当然更加委屈。我在发表“涉红”文章的同时，写出发表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塑造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的中短篇小说，如《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尘与汗》《站冰》《泼妇鸡丁》等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站冰》的小说集，这些作品有的在台湾发表，有的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我怎么不写关注现实的小说了？只是我种的“小说树”和其他两棵树，在《百家讲坛》引发的事态中，让“《红楼梦》研究树”给生生遮蔽住了啊！

    这些不愉快，只能在流逝的日子里慢慢消化。

    不过在批评嘲讽乃至辱骂的声浪里，我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觉悟，那就是《红楼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经典，远未形成全民共识，因此，不仅我，应该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弘扬《红楼梦》，特别应该让年轻的一代懂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经典文本。在印度，是迦梨陀娑的剧作如《沙恭达罗》；在英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在阿拉伯世界，是《一千零一夜》；在意大利，是但丁的《神曲》；在西班牙，有《堂·吉诃德》；在法国，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在俄罗斯，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日本，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朝鲜和韩国，《春香传》作为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并不因政治的对抗而产生分歧；在美国，可以举出马克·吐温等的小说；在德语文学，歌德、席勒及其作品不消说了，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

    我们中国的《红楼梦》里集中了自先秦文献到唐诗宋词到元明戏剧的文化精华，并且堪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作者曹雪芹在作品中提出了“人生着甚苦奔忙”的终极追问，更通过贾宝玉等艺术形象回应了这一追问，提出了“世法平等”的社会理想，激励读者去追求充满真情的诗意生存……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红楼梦》的片面理解，大多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阅读，或者说并没有仔细阅读《红楼梦》的文本，他们对《红楼梦》的印象大体上来自于戏曲舞台演出、电影、电视连续剧、连环画（“小人书”），甚至是道听途说。

    《红楼梦》绝对不能概括为一部“爱情小说”，不能称之为“颓废作品”，不能蔑视为“垃圾”，那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所持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个民族养活一些人专门研究、推广他们民族的文化经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怎么能视为可耻、可鄙呢？1977年我写《班主任》的时候，心中有种焦虑，就是觉得“文革”造成了文化断裂，连被公认为品德优秀的团支书，也动辄指斥“文革”前和外国的文学作品是“黄书”，透过那篇作品，我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那么三十多年过去，我仍有焦虑，不少年轻人不认《红楼梦》，不以为是民族的文化瑰宝，甚至蔑视为“一本破书”，和写《班主任》时一样，我依然出于社会责任感，以“退休金领取者”身份，为推广《红楼梦》奔走呼号，其实也还是“救救孩子”。

    对于一般人士，包括年轻一代对我“研红”、“讲红”的误解、嫌厌、抨击、讥讽，固然使我心情郁闷，但还不至于令我气愤。

    而令我气愤以至失态的情况，终于出现。

    我们国家是有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机构的。那就是文化部所属的艺术研究院里，有个“《红楼梦》研究所”，以此为依托，又派生出“《红楼梦》学会”，它们的领导人长期以来是兼任的。本来，向民众推广《红楼梦》，是“红学所”和“红学会”的本职工作。但长期以来，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乏善可陈。

    有人以为我跑到CCTV-10《百家讲坛》里去讲《红楼梦》，是“鸦占鸾巢”。应该由专家教授们去讲呀！怎么轮得到你？你有什么资格？我自己确实觉得不够资格。前面交代了，傅光明请我去文学馆讲“研红”心得时，我开头根本不知道那演讲要剪辑后上《百家讲坛》。后来去录制那23集“揭秘”系列，也是先拒绝后经感化才勉为其难的。许多人不知道，我也是后来才弄明白，其实在我之前，文学馆和《百家讲坛》栏目已经几乎把所有能请到的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一网打尽了，举凡长期担任“红学所”和“红学会”领导的冯其庸、李希凡以及所里会里的专家们，还有早已退出“红学所”的周汝昌，一些大学里的教授，还有王蒙等，都录制了节目，也都播出过，并且都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作为光盘向海内外发行，只是响动不大，据说有的“红学所”专家录播的节目，收视率极低，个别的收视率竟为零。我其实是在节目组资源殆尽的情况下，通过傅光明协助，找来填补的一位。万没想到我的讲座引来了蹿高的收视率。

    “红学所”和“红学会”的专家们，对我的“揭秘”系列的录播极为不满。他们通过传媒，对我进行了后来媒体所称的“群殴”。其中一位专家说，我可以在自己书房里研究“秦学”，也可以发表文章、出书，但是我不能到电视台去讲自己的那套观点。这样的说法令我不快。媒体想方设法找到我，问我对此作何回应？我就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应邀（我强调是电视台邀请我而非我自己强行要上电视）去电视台录制节目的公民权，至于录制出的节目他们播不播，自有他们的一套审查制度在那里，与我就没有关系了。媒体有了专家的说法和我的回应，就做出整版的报导，标题有时就在那专家和我之间加上大大的“VS”符号。我的“秦学”观点确实值得商榷，那阶段也有一些相关的批评是就具体的观点与我争鸣，但我有没有资格上《百家讲坛》，一时成了最大的话题。

    那时万卫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寻常的压力。本来他们的节目内容是欢迎批评，更乐于引出争鸣的，但问题的症结变成他们是否请错了人、做错了事，这就超出学术范畴了。本来我录制完关于秦可卿、贾元春、妙玉的讲述后，他们还预定邀请我进一步满足热心观众的愿望，继续讲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金陵十二钗”里的女性形象，以及贾宝玉。我自己不愿再陷于舆论旋涡，他们也觉得事到如此地步还是谨慎为上，于是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录制，这个情况后来被某些媒体称为“刘心武被‘群殴’后遭到‘腰斩’”，人们注意到，《百家讲坛》又专门请来周思源，请他录制了一个批驳我的系列讲座，及时安排播出。有记者紧盯着我问，你对周的批驳作何感想？我说我看了，觉得他很儒雅，他的观点也很可以供观众参考，底下话还没说完，记者已经失却了继续采访的兴趣，他表示，你竟然称赞批驳你的人儒雅，这我们报导出来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希望的是你跟他“PK”！

    事态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算了。但是，有人告诉我，“红学所”的《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非同寻常地在头题发表了该刊记者对冯其庸和李希凡的长篇访谈录，对我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你要小心！”

    找来那辑《红楼梦学刊》翻开一看，我愤懑已极。

    我的讲座当然可以批评，就是严厉批判，若是在学术前提下，我本也应该承受。但冯、李二位对我却进行了政治判决。被“编者按”称为“在红学界德高望重的红学家”的冯、李二位之一的冯其庸下断语说“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刘心武的‘秦学’现在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状况，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跟中央电视台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希望中央电视台重视这件事，希望他们对社会的文化建设要起积极作用，不要起混乱作用。我提醒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要认真考虑注意这个问题，如果都这样乱来，文化界就不成其为文化界了……不能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下去”。按他的逻辑，不仅我的讲座应该禁播、消毒，《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应该撤职处分，CCTV-10的频道负责人也应担责，CCTV至少有一位副台长应该由于放任我的讲座录播形成了“对社会文化的混乱”而被撤职。李希凡则说我“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罪名。年轻一代没经历过几十年前那些“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我虽然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以及“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火热的斗争”时还是一个少年，但我的青年时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深知一个写作者如果被宣布“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几乎就等同于死罪。“文革”前夕，邵荃麟不过是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还谈不到全面“干扰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就被撤职批判，到“文革”里，先关在“牛棚”，后来送进监狱，并且瘐死其中。家属后来去领取遗物，在已经不成样子的裤子上，留有粪便和血渍！

    都什么年月了，冯、李二位还保持如此这般的思维，并且不是只在自家客厅里或小范围会议上说说，而是利用“公器”，白纸黑字地刊印出来，向社会宣布。我看到真是怒发冲冠。我可不吃他们这一套！必须抗争！

    或许，不理睬他们才是最佳对策。可是，就在那辑《红楼梦学刊》出来以后，海外朋友给我来电话，我接听，对方说：“你还在家里啊！”这话古怪，电话打到我家，我接听，自然在家里，而且他知我一贯深居简出，不在家里会在哪里？他就说，听到我的声音，放心了，他说看到那边有传媒报导，红学界大权威把我上告了，担心我会被划为“扰乱分子”……对他的关心，我领情，但这样的电话弄得我心烦意乱。后来有关心我的人告诉我：那所谓的“访谈录”，其实就是他们上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函的一个变体，他们希望通过最高层，来对我进行“政治解决”！这更让我的愤怒升级。当然，关于他们上书高层政治家，可能只是一个谣言。我无从去证实，但也无从去证伪。事到如今，既然境外媒体有过报导，应该由冯、李二位来澄清，倘是谣言，他们应该至少在《红楼梦学刊》上郑重辟谣。

    偏那时候，CCTV-1频道的《东方之子》又来邀请我录制访谈。我不想录。出版社方面劝我还是去录。录这样一个节目对出版社出我的“揭秘”系列也是一种肯定，当然，也有利于书的销售。更有朋友劝我：“可见冯、李他们的霸道如今已经吃不开，你录这个节目，也就等于煞煞他们的极左气焰。”于是我答应了。但表示不想去电视台里录，希望他们在我居住地附近临时租个空间录。他们就租了一个茶寮里的空间。录制方式是由主持人张羽跟我问答。开头倒也顺畅。忽然我听张羽问道：“有人指责您的讲座形成了社会文化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您怎么回应？”我深受刺激，竟然失态，立刻站起来说：“我不录了！我听不得这个话！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还来‘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为什么给我扣上政治罪名？岂有此理！”我拔脚就往茶寮门外走，张羽及摄像等工作人员大吃一惊，有的就赶紧拦住我，劝我回到原来位置上。张羽微笑着说：“刘老师，我是照采访提纲提问啊，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观点啊。再说，您不愿意回答完全可以跳过这个问题，干吗生那么大的气呢？”我乃性情中人，是真的生了大气，当然气的是冯、李他们，以及由他们引起的，关于极左势力动辄将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置人于死地的那个并未湮灭的“传统”的联想。我让助手赶紧给我速效救心丸，药效扩散后，胸闷稍缓，这才略为冷静，跟张羽他们道歉，接着往下录制。几天后那访谈播出了，总体而言，是肯定我在《百家讲坛》的“讲红”，起到了掀起新一波《红楼梦》阅读热的良性作用。

    冯、李通过《红楼梦学刊》上的“访谈录”对我进行政治声讨不久，有一天，我的私人助手鄂力接到外交部办公厅的电话，邀我去外交部讲一次《红楼梦》。鄂力告诉我以后，我颇感诧异。我让鄂力进一步跟邀请方沟通。依我想来，应该是外交部的共青团、妇联系统，或老干部局，在业余时间，组织的一种丰富业余生活的讲座。但是，他们怎么不邀请“红学所”、“红学会”的专家们去讲《红楼梦》，却偏偏找我讲呢？鄂力进一步跟邀请方沟通后，传递给我的信息更让我诧异。人家告诉他，不是请去在晚上或双休日讲，是在上班时间讲，凡能暂时停下工作的部员都会去听，演讲地点安排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那个新闻发布厅，而且，届时部长李肇星也要来听。我很为难。曹雪芹说“那宝玉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我“读红”深受这一影响，怕见官、怕开会、怕礼仪、怕场面。但想来想去，人家邀请是好意，盛情难却，硬一硬头皮，去罢。

    演讲时间定在11月21日，是个星期一，下午两点半讲，希望我提前半小时到。说要派车来接，我让鄂力坚辞，我们俩自己坐地铁去，真的很方便，出了地铁口，没几步就是外交部。办公厅的人在门口迎候，将我们先带往新闻发布厅旁边的贵宾室。去之前我对鄂力说：“今天中午小布什回美国。李肇星必去送行。好好好，省得我还要跟他寒暄。”

    那些天李肇星应该是天天陪着国家主席接待美国总统，处于大忙状态。没想到刚在那贵宾室坐定，就只见李肇星穿着规范的夹克衫从门外飘然而进，他是把小布什送上“空军一号”以后，马上赶回来的，他满脸笑容地过来跟我握手，还让早守候一旁的摄影师拍照，握定我的手后，面朝镜头，停顿——这样的肢体造型我在电视新闻里已经看熟，但轮到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景，却很不习惯。

    我去，没有带自己的书，但人家早准备了一摞书，让我为李部长及部里签名。李肇星请我坐到沙发上，拍着我那《揭秘》的书的封面说：“群众欢迎，就是好的嘛！”一位陪同的部员问我：“我们能不能录像？”我心里正嘀咕，李肇星说：“录下来做成光盘，发往各驻外使领馆，作为我们外交官们的参考资料。现在要开展‘文化外交’嘛，我们组织系列讲座，为的就是让外交人员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后来就去演讲。座无虚席。李肇星坐第一排，听时似乎还拿笔记点什么。

    2006年春天，我应美国华美协进社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在哥大进行了关于《红楼梦》的演讲。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弘红”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导，《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秘’，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中国当代文学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我第一次见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数十所著名大学演讲（讲题是“中国文学现状及个人创作历程”），首站正是哥大，那回夏先生没去听我演讲，也没参加纽约众多文化界人士欢迎我的聚会，但是他通过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馆单独晤面，体现出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次我赠他一件民俗工艺品，是江浙一带小镇居民挂在大门旁的避邪镜，用锡制作，雕有很细腻精巧的花纹图样，他一见就说：“我最讨厌这些个迷信的东西。”我有点窘，他就又说：“你既然拿来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2006年在哥大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因为所有来听讲的人士，都可以只选一场来听。一般听众是要购票入场的，一场20美元，有的就只选上一场，或只选下一场，两场全听，其实还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导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作为导语），我以为并非夸张。这是实际情况。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

    后来不止一位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并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会读我赠他的两册《揭秘》，并且，我以为那是更加重要的——他说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我们这边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这边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锺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付别人。

    2006年春天我在美国的活动结束回国前，纽约老友梅振才先生建议我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二册寄给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余先生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我对他仰慕很久，但并无一面之缘。他的学术主攻方向虽然是历史学、文化学，但也一度深入红学领域，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论述影响尤大。我说自己一是学术外行，二是这样的写法未免过于通俗，实在难为情，再说并无他的具体地址。振才兄就说，地址他好打听，我把书留下，他会帮我寄去。偏那时我手头只剩两本自用的书了，更加犹豫起来。振才兄说就寄这两本去吧。那是我临上机场归国之前，也没找到像样的信纸，就拆开一个信封，写了几句话，大意是不敢奢望他能翻阅指教，只是藉此表达我对他的仰慕，夹到书里，交振才兄付寄。

    我五月下旬回国，七月中旬忽然收到余先生亲笔来信，如下：

    心武先生：

    两周前收到梅振才先生转寄大作《揭秘》二册，喜出望外。先生近来为“红学”最受欢迎的作家，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钦佩之至。所赠两册为先生自用本，改正误字，更为可贵。英时自当珍藏之，时时入目，以重温旧梦也。英时早年亦酷好《红楼梦》，尝妄有论述，其实不值识者一笑。中岁以后，忙于本业，早已成“红学”之落伍逃兵矣。今后惟盼作一普通读者，尤盼先生能时时有新著，一新耳目。先生著述宏丰，今后倘有论著关于中国文化史、文学史者，尚乞见示，以便早日收购。至感至感。专此拜复，并致最深挚之谢忱。

    谅不一一敬问

    撰安

    余英时拜上

    2006年6月29日

    余先生竟然百忙中翻看了我这样一个外行人写的两本书，这让我大喜过望。这边有的专家批判我，其实并没有去读我的书，只是远远一望，就觉得我大逆不道，必欲排除而后快。余先生耐下心读了我的书，他的肯定语是“全书思入微茫，处处引人入胜”，这不是随便夸奖的客气话，据了解余先生的人士告诉我，他是从不随意拿便宜话客气话敷衍人的，这说明他看出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并且使用了通俗化的类似推理小说的文本策略。这边有人给我贴标签，说我是“新索隐派”，标签无妨贴，但恳请通读了我的书后再斟酌一个恰切的。余先生对我的论述一语道破：“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读过余先生的红学著作就能知道，他与周先生的观点不仅不同，相碰撞处还颇多，我“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哪能瞒过他的眼睛，而我使用的“原型研究”方法，“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常常占了上风，也是事实，他绝不随便肯定我和否定我，给我准确定位后，他说我“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其实这是一种中性的判断语气——承认有独创性，但也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检验——表达出一个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他未必赞同，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这封信表达出余英时这位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他未必赞同我的红学观点，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我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征得余先生的同意，将他给我的这封信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也转去了报社的稿费，他收到了。有人说，余英时的信不过是表示客气罢了。坦率地说，就算仅仅是客气，我的心灵需要这种客气的滋润。愿我们所置身的人文环境中，今后能少些直至涤荡掉挟政治构陷的行帮霸气，多些容纳歧见与人为善的真诚客气。

    从美国回来，又应邀去香港参加了书展活动。邀请方在西式宴请长桌边安排座位时，把我的座位正好对着金庸先生的座位。互相问好后，金庸先生对我说：“刘心武，我同意你对秦可卿的分析。”我一时无语，他以为我没有听清，就提高声量又说了一遍。我心里暖暖的。金先生那样对我说应该不是客气吧？书展期间，有天我正往展厅里走，忽然对面一个人跑过来，身量比我矮，胖墩墩的，未开言，一把将我搂住，旁边的人忙给我介绍，原来是倪匡，他在书展上受读者欢迎的程度，那我简直不能相比的，他乐呵呵地说：“刘心武，见到你好高兴！《红楼梦》我从小就读，只觉得秦可卿古怪，就没想到你那个思路上去！你的揭秘太好啦！我完全信服！完全信服！”这次邂逅当然也挺给我提气。

    从香港回到北京，就又应《百家讲坛》邀请，去续录节目。

    到2010年，原先《百家讲坛》的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又和最早剪辑“《红楼梦》六人谈”的那个女编导——她已经结婚并且怀孕——找到我，录制了“《红楼梦》的真故事”系列，这样加起来，我总共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了61集讲《红楼梦》的节目。2011年年初，我又推出了《刘心武续红楼梦》二十八回。虽然就社会反响而言依然是沸沸扬扬，而且弹多赞少，但有人注意到，“红学所”的官员专家和“红学会”的领导没有人出来发声，只有个别的“红学会”会员和大学教授出来批判——我觉得他们的意见里有不少值得我认真考虑的——有人来问我：“那二位为什么不继续抨击电视台和你形成社会文化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这问题我当然答不出来。

    我想，我人生中关于《红楼梦》的风浪，应该是大体穿越过去了吧？2012年，我该可以静下心来，写回忆录了。

    2011年9月22日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