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09 斧凿音响，熊熊火光

    那一年我14岁，还在上中学，是一个狂妄的文学爱好者，并不以为自己只该阅读《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我订阅着《文艺报》《人民文学》，大摇大摆地给各处投稿。但是若遇到打动我的文字，对那作家和作品，我是谦卑的，感谢他或她不仅滋润了我的心灵，也教会我如何写作。

    记得那年暑假，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了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那开篇的文字就吸引住了我，“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在谁家院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让那可爱的斧凿声音，响到墙外来吧，让那熊熊的火光，永远在眼前闪烁吧……”记得我是倚在家里床上的高枕，一口气把全篇读完的，作者在篇末又以这样的文字与开篇呼应，“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就像你的负载一样，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我理解，这并非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所谓“童年”，有超越年龄界定的宽泛含义，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文风，给予我一种浓酽的命运感。我打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小资情调，叶圣陶有篇作品《潘先生在难中》，把小资在社会动荡中内心的惶惑描摹得活灵活现，我受小资家庭影响，特理解那种在大时代里感到自身脆弱的情怀。那时读苏联作家的作品，比如盖达尔的《鼓手的命运》，那是儿童文学作品，写一个少先队员受坏人裹挟的一段酸辛经历，最后获救。记得小说末尾写到城市的万家灯火，写到那孩子悬想，那个他并不认识的看门人（可能是这样身份，记不清了），是否也有个女朋友呢？就那么两句，也令我动容。盖达尔在卫国战争中从军牺牲，但名气算是比较大吧。另有一本苏联小说《永远在一起》，是写卫国战争中一群远东贝加尔湖畔的中学生参战的故事，作者奥·哈夫金似始终未成名，但他写的那些远东偏远地区的小生命的喜乐忧伤，竟也让我心旌摇曳。

    在读《铁木前传》以前，我并未读过孙犁的其他作品。到1959年，我才读了他的《白洋淀纪事》和《风云初记》，他写的都是革命故事，小资应该是革命的争取对象吧，孙犁把革命写得有人情味，我读了后就想，如果革命果真是让人们更加真诚、善良，而且包容一些有缺陷有弱点的生命，构建一个更合理的社会，那真应该投入进去。

    1977年年底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轰动。1978年我参与《十月》的创刊工作，得以在约稿中接触到一些前辈作家。1980年我被北京市文联吸收为专业作家，于是给心仪已久的孙犁写去了求教的信，他很快给我回信：

    心武同志：

    十月二十日惠函奉悉。刊物亦收到。《江城》我也有，当时见到你的文章，曾函托绍棠同志，代致感谢之意，想已转达。

    你的作品，除《班主任》外，还看过一些（去年《上海文学》登有一篇以业余作者访问你为题材的小说，我也看过，恕我忘记了题目）。我以为都是写得很好的。但先有概念，然后组织文章的说法，我不太赞同。等我看过《十月》及《新港》所登的，再和你讨论。我以为，风格是每人各异的，所谓艺术性，也不是划一的。每人有每人的起点，只能沿着起点前进，不必改变自己的基本东西。另约稿太多，也可适当推辞一些，我觉得你们的负荷太重，也于艺术不利。以上只是臆测之词，比较详细的意见，等我看过那两篇作品，再写信给你。我读书很慢，但读得比较认真，时间如果拖得长了，请你谅解。

    我身体不好，今年又加上时常晕眩，已经不能从事认真的创作，所写杂文，有时兴之所至，也没有什么分寸，好在一些同志能够宽宏对待，还没有出什么大漏子。不过，以后就是写这种文章，也要慎重了。

    你怎么不到天津来玩玩？

    专此祝

    撰安

    孙犁

    1980年10月27日

    信中提到的《江城》杂志上，有篇我以书信体写成的文章，里面讲到我对《铁木前传》的喜爱，特别是其中小满儿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令我惊叹，有着文学启蒙的作用。《上海文学》所刊登的短篇小说是《这里有黄金》。我请他对我《十月》上刊发的《如意》和《新港》上刊发的《写在不谢的花瓣上》加以指正。后来他认真地看了，并且具体入微地进行了点评。

    “你怎么不到天津玩玩？”这句话很打动我。我真的很想去天津拜见他。大约在1981年，恰巧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他们要去天津看望孙犁，我就要求他们把我带上。记得在车站集合时，我说自己此行是去“朝圣”，刘绍棠大为感动，感叹道：“这话怎么说的，朝圣啊！”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上世纪五十年代都师法孙犁，和冉淮舟等被称为“荷花淀派”作家，林大哥的小说虽然并无“荷花淀”气息，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边缘写作姿态，与孙犁是相通的。那回随林大哥他们到了天津，孙犁在家中接待，他那时住在报社宿舍大院的平房里，房间不算小，格局却很不适宜待客，记得他准备了一桌茶果，大家围桌漫谈。从1956年14岁景仰他，到1981年我39岁算是见到了真佛。那次的会面，于我而言，是终生难忘的。

    1986年我中止了专业作家身份，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先担任常务副主编。副主编崔道怡是杂志社资深人士，我那篇《班主任》投去后他及时回信加以肯定并告诉我已往上报，后来才得以发表。他对前辈作家都比较熟，工作经验丰富，他建议和我一起前往天津约稿，于是我第二次在孙犁家里见到了孙犁。那时他虽然身体不大好，仍表示愿支持我们杂志，我们回京不久，他就寄来一篇风格依旧独特的新散文，我们非常高兴，立即安排刊发。但是，那期杂志上同时也刊发了其他天津名作家的作品，编排时，从目录上看，孙犁作品排第一，翻开杂志看，头一篇却是另外作家的文章。为此孙犁很不满意，他写出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对于杂志这种“平衡术”很不以为然，语含讥讽。虽然每期杂志的选稿、编排大都由其他轮值副主编担纲，我只在大样出来后审读，但目录与内文顺序的不统一，我看大样后并无异议，导致敏感的孙犁见后不满，是有责任的。我见了孙犁在《人民日报》的短文后，也写了一篇短文，意在为杂志社辩护，寄给了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的负责人袁鹰，希望也予发表，后来袁鹰劝我算了，也就风吹无痕。但这次与我所尊崇的孙犁发生龃龉，终究是桩遗憾的事。我本拟找机会再去天津拜望当面致歉，解释杂志社的苦衷，但1987年以后大形势的发展已经不给我这样的机会。2002年，我60岁时，得悉孙犁谢世消息，于是，16岁时捧读《铁木前传》时的那种激动，又涌回心头。

    这些年，我不断重读孙犁，积累了不少心得，现在录在下面，供感兴趣的人士参考。

    孙犁是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不因历史的新进程而显得乏味，犹如窖藏老酒，越品越香。

    在《白洋淀纪事》里，我特别喜欢他那篇《吴召儿》。孙犁的短篇作品，给我的感觉，文体上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散文诗熔为一炉的，《吴召儿》的文本最具这一“文武昆乱不挡”的特色。

    孙犁的叙事大多带有自传性，他总是从自己投身抗日救国洪流的具体历程中的某一环节出发，写出他个人记忆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与事。从个人记忆出发，而不是充当全知全能的革命宣传者，以历史判决者的口气来叙事，这就使得他写下的文本对读者而言具有亲和力。我的青春期正镶嵌在一个越来越狂热的将文学完全纳入宣传的浪潮里，因此，读孙犁的作品，就有一种得以暂时从狂热与宣传中脱逸出来，嗅入文学真气息的舒畅感。

    《吴召儿》和《白洋淀纪事》里其他篇什一样，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他只是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将自己那活泼泼的生命，自觉地奉献于抗日救亡的民族伟业中。作品中的“我”应该就是孙犁本人，一度是民校识字班的教员，有一次他点名让吴召儿念书，吴召儿念得非常熟快动听，那认真的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见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在孙犁的个人记忆里，他珍视那些草根生命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的契合性，他捕捉到那些一枣一瓜的小镜头，精心地记录下来。鬼子搞“扫荡”，抗日力量反“扫荡”，“我”担任了一支游击小组的组长，吴召儿被村长指派为这个小组的向导。她竟穿了件显眼的红棉袄跑来，在带领这个小组往神仙山埋伏的过程里，吴召儿一路吃山上的野红枣，望见前头树上挂着大红枣，“她飞起一块石头，那颗枣儿就落在前面地上了”。吴召儿带领这个小组攀登到神仙山顶峰，“钻过了扁豆架、倭瓜棚”，到了她姑家，她让姑煮倭瓜给他们吃，自己主动“从炕头上抱下一个大的来”，又“抓过一把刀来把瓜剖开”，说：“留着这瓜子炒着吃。”第二天，真是一寸山河一寸心啊，孙犁写道：“这里种着像炕一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绿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而就在这天下午，传来了日寇要实行搜山的消息。一日，敌人进逼，吴召儿从容应战，“我”提醒她“红棉袄不行啊”，她就将那棉袄反穿，棉袄里子是白的，但活像“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她蹬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搞政治的人士，热衷于立场路线；重经济的人士，看重财富排行；讲究娱乐的人士，只求花样翻新……他们往往使得评判的标准单一、绝对。但有志于搞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应该最忌讳单一、绝对。记得大约1962年，那时候一部根据回忆录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投入拍摄，但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影片里有地下党在上海街头搞“飞行集会”的镜头，从路线上说，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导致了白区共产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写党史要予以否定，但文学艺术对之怎么办？夏衍就表达了一个看法，意思是路线错误由党的高层负责，但底下的党员那样勇敢行动，仍是可歌可泣的，因此被敌人杀害的，仍应尊为烈士。我认同夏衍的观点。写作者不必为组织为群体去记忆，他笔下的文字应该是充分个人化的，一个大时代，固然有巨厦长桥，但一瓜一枣的细微存在，也是值得记录的。再读孙犁，愈加佩服他将个性融注进诗化的文本，从侧面、从细微处为时代剪影的功力。

    不清楚孙犁究竟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多大多深的影响，只觉得他和曹雪芹一样，下笔多在女性上聚焦。《白洋淀纪事》里的短篇有许多篇干脆以女性名字命名；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里“铁”方的九儿比“木”方的四儿着笔多，也更富心灵深度，更不消说还斜刺里杀出个小满儿，抢足了戏份，令读者回味无穷；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也是女性角色当家。

    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常在作品里以复数来描摹女性。按说写小说这可是险笔，然而孙犁处理得极好，以至这些段落读来不亚于对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刻画，摇曳多姿，形象鲜活。比如他那最著名的《荷花淀》，水生媳妇是女主角，听水生说第二天就要上前线，正编苇席的她“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但不动声色，保持着平静，以温柔的方式支持丈夫去参加可能会牺牲掉的战斗。全篇对水生媳妇刻画的成功处也无非这么一处。但是，他以复数描绘的白洋淀民兵媳妇，却不断跳脱出生动的细节。他写道：“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大家商量：‘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俺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小说后面维系着这样的写法，在写到她们遭遇鬼子的大船，拼力躲进荷花淀，意外发现她们的男人们埋伏在那里面，勇敢地将敌寇击败，并将战利品抛进她们的小船，之后，“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这些混在复数里描写的女性，并不比那刻意点明是水生的媳妇的女主角逊色。

    《铁木前传》里写六儿“个儿适中，脸皮儿很白，脾气儿又好，他在街上成了姑娘们十分喜欢的对象”。六儿的女人缘，孙犁是通过“姑娘们”的复数群相来展现的，十分生动：“夜晚，村里只有他有一筒手电，在街上一晃一晃的，姑娘们嬉笑着围着他：‘看你，六儿，照坏了我的眼！’‘来，六儿，给我拿拿！’在雨天，他有一双钱牌胶鞋，故意穿上去串门儿，谁家的姑娘好看，谁家庭院里积的雨水深，他就特别到谁家去。那家的姑娘在窗户眼儿里看见他进来，就赶紧爬下炕来说：‘六儿，你来得正好，快脱下来给我穿穿，我正要到茅房里去！’”六儿跟姑娘们讨好，说会替她们进城去买那样的胶鞋，姑娘们表示要先把钱给他，“不用。”六儿说，“买回来，再说吧。”然后孙犁以一句集合性交代结束这段情节：“等到买回来，姑娘们只称赞他买的货色好，尺寸合适，就再也不提钱的事了。”

    很显然，这样的写法，就超越了笼罩于作品的意识形态，《荷花淀》里“藕断丝连”的女人们，不只是具有抗日情怀，她们对配偶的依恋，化为了主动性的追求，而与六儿套近乎的那些村姑的表现，无关阶级成分，更无关合作化运动，都只体现出普遍人性中的善美与弱点。考虑到孙犁所处的写作年代与环境，那时候主题先行愈演愈烈，小说中的人物往红黑两极推演，就是写点“弯弯绕”之类的中间角色，也只是为了演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而非探究人性的诡谲。因之，他的小说的柔曼笔调，笔下人物的多彩谱系，以及通过复数叙事来勾勒普遍人性的尝试，实在是弥足珍贵。

    以复数来写女性，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有极好的示范，他写贾母带领荣国府众女眷去清虚观打醮，在府门外“乌压压的站了一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车。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断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笑声不绝……”他写出了贵族家庭盛时出行的气派，也从中使读者意会到即使是那样的贵族府第，众女眷特别是婆子丫头们，平日也是难得出二门迈大门的，因此兴奋到那样的程度。向曹雪芹学习，从《红楼梦》偷艺，是二百多年来许多中国作家的自觉行为，孙犁是否也如是？构成一个学术课题。

    茅盾曾指出，孙犁是用散文的笔法来写小说，比如他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用了近千字，来从容地写瓜棚上一朵黄花如何静静地绽放。《铁木前传》的笔法则更上一层楼，是用诗的意蕴来进行叙事。《铁木前传》完成于1956年初夏，可归入“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题材范畴，那时候一大批作家去写这一题材，光长篇小说就出了不少，但耐读的不多，长篇小说里也就柳青的《创业史》算得有较长的生命力，中篇小说里，则《铁木前传》到如今读起来仍觉麦香满纸。

    《铁木前传》也有主题先行的痕迹。比如“铁”代表坚定，小说里的铁匠傅老刚和他的女儿九儿，是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力量，“刚”有“刚强”之意，“九”谐“久”有“永不动摇”之意，这对父女写得相当真实可信，然而其生命的纯粹性，会让读者觉得有些高不可攀。“木”则意味着“可凿可变”，小说里的木匠黎老东和他的儿子六儿，则成为合作化运动的消极存在与争夺对象，这对落后父子写得活灵活现，其生命的混浊性，却并不会消弭读者对他们报以包容的微笑。

    但是，《铁木前传》获得长久审美价值，我以为，还是他写到了“铁”与“木”之外的、诡谲的生命现象，那就是小满儿。小满儿在作品中占据不小篇幅。犹如曹雪芹不写王熙凤绝不甘心，孙犁不写小满儿难以自许。

    刻画出小满儿这么一个无法贴标签，绝对是概念之外的活脱脱的生命现象，在孙犁来说，真是一次艺术冒险。这个作品刊发不久，就有大的政治冲击波袭来，连写出了《在田野上，前进！》那样放声讴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的秦兆阳，仅仅因为发表了让现实主义的概念更包容更展拓的意见，也就划入了敌人行列，其实秦在自己的小说里还来不及将现实众生中的暧昧存在刻画出来，孙犁虽未在理论上“冒泡”，笔下却已经活跳出了一个将现实主义展拓开的小满儿形象，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一条“可疑之鱼”，亏得那时候的“金棍子”可能因为需扫荡的“尘埃”甚多，其“火眼金睛”未及瞄到孙犁这个“角落”，《铁木前传》总算有惊无险，起码在1966年夏天以前，还属于虽不推荐，却可以喜爱者自赏的一个边缘作品。

    小满儿这个艺术形象，应该在孙犁的心中孕育很久，一直在等待时机将其拎出。孙犁的《白洋淀纪事》1958年初版，1962年再版时，他在附记里说：“这次增加《张秋阁》等六篇……《张秋阁》一篇，是从旧稿中拣出，这显然是一个短篇，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把它抛掷，现在却对它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也许是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回忆，现在越来越感觉珍重了吧。”1947年春写成的《张秋阁》，写一位张姓女子在得知其兄牺牲的消息后，忍住个人悲痛继续为革命奔忙，这类的故事在《白洋淀纪事》里屡见不鲜，然而，作者却非常原生态地写道：张秋阁“顺路到郭忠的小店里去……郭忠的老婆是个歪材。她原是街上一个赌棍的女儿，在旧年月，她父亲在街上开设一座大宝局……这个女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大器。她从小在那个场合里长大，应酬人是第一，守家过日子顶差……”这个郭家小店“成了村里游手好闲的人们的聚处，整天价人满座满，说东道西，拉拉唱唱”。张秋阁去郭家小店，是为了动员大器的闺女大妮跟她一起给抗属家送粪肥。

    在篇幅很短的《张秋阁》里，孙犁不忘写到纯净的张秋阁与混浊的大器家来往。这样的生命现象在《铁木前传》里被放大了，他写到黎六儿和村里一家懒人合伙卖牛肉包子，那合伙人黎大傻的老婆奇丑无比，却有个娘家妹子来帮忙，就是小满儿，“一年比一年出脱得好看，走动起来，真像招展的花枝”，她引得满村男青年围观，她勾引六儿，跑到住在姐夫家的干部跟前显示出其生命的神秘，那干部“望着这位青年女人，在这样夜深人静、男女相处、普通人会引为重大嫌疑的时候，她的脸上的表情是纯洁的，眼睛是天真的，在她身上看不出一点儿邪恶。他想：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至少现在，他就不能完全猜出这位女人的心情”。这个细节被画家张德育以油画表现出来，成为孙犁书里最抢眼的插图。很显然，小满儿这个艺术形象，大器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型，也必是原型之一。

    孙犁承认“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在他的素材积累里，纯净的生命与混浊的生命具有同等的认识价值，而对后一种生命的探究，其实更是文学家不争的使命。

    在孙犁留下的作品中，写于1950年1月的《秋千》似乎很少有人注意。他写的是农村工作组负责划成分的过程里，一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她本来是跟一群贫下中农的姑娘共同成长的，小说里特别有意味地写到她们一起到集上卖线，要求买方要么照单全收要么一份别买。卖出好价钱后，她们买一色的红布做棉裤，“好像穿制服一样”，在上冬学时，她们挤坐到一条长板凳上，“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一会儿翘起这头，一会儿翘起那头，她们却哧哧地笑”。

    但是，大绢却突然遭遇到了生命中的重大危机。有一个男青年刘二壮，并非出于私愤，而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切割线，向工作组告发，指称大绢的爷爷曾开买卖，剥削雇工。那时政策的切割刀锋，从时间段上规定在“事变前三年到六年”，就是说，倘若在1931年至1937年间，大绢家有那种情况，她家的成分就要划为富农或地主，她也就成了阶级敌人的后代。

    听到揭发的工作组李同志，觉得坐在她面前的大绢立刻发生了变化，“好像有两盏灯刹地熄灭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两颗星星”，大绢“连头发根都涨红了”。几天后李同志再见到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浑身满脸要哭的样子”。其实，就算大绢的爷爷剥削过人，大绢也应无罪。但是，在那样的时空里，一个小生命的悲欢，就深重地系于他或她家里长辈的成分，他或她若家里成分不好，则构成其不可逭逃的“原罪”，必定倍尝歧视艰辛，若苟活下来，要等至1978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能终于被赦免。小说里的大绢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五岁左右。

    小说里的工作组工作是认真细致的，划定阶级成分，别的先不说，事关大绢这样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的生死歌哭，岂能草草了事？

    经过调查研究，也允许大绢自辩，“工作组学习了1933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我虽然已经是个年届七十的读者了，却对“1933年两个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梦梦然，不过从作者的笔触里能够意会到，那应该是共产党文件和共产党领导人里，所制定的比较具有弹性的政策与比较柔和的声音——工作组采信了关于大绢爷爷在“事变”前就家道败落，而且“事变”中更遭日寇纵火沦为赤贫的说法，弹性处理，使大绢家的成分“软着陆”，没有划到剥削阶级一边，大绢因此也就仍能和那群贫农姑娘一起嬉戏。

    孙犁在小说结尾安排了大绢和喜格儿等“阶级姐妹”一起荡秋千的情节。“她们争先跳上去，弓着腰用力一蹦，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色云彩下面，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刻时光。”

    对比产生于同时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所着意刻画的贫农斗争地主时，一片将其打死的怒吼那样的描写——那更是真实的——孙犁的这个短篇非常怪异。他偏来写另类的真实。他写到临界切割中最平凡最渺小的生命的悲欢。

    重读这个作品，不禁悬想，小说里的人物，那以后又会遭遇到什么呢？那个李同志，也许十几年后会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惨遭批斗，而包庇大绢家使其成为“漏网地主”可能就是其罪状之一；大绢呢，则很可能不得不在社会秋千的大摆荡中延续她的惊恐与企盼……不过这些想象都可以推翻，有一桩事实却是无法抹去的，就是写出这篇作品的十七年之后，孙犁本人被指斥为“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批斗。

    孙犁了不起。他置身在红色的时空里，他对红色是真诚皈依的，却始终在红浪里保持着一颗富有柔情的心。他知道社会变革往往无法避免对人群的切割，不是这一方按这样的标准下刀，就是那一方按那样的标准用刃，而处在临界位置附近的生命，经常会遭到“误切”。许多以社会变革大义为怀的达人是忽略不计的。孙犁作为一个具有人类大关怀大悲悯的作家，却十分敏感，以他的淡墨写意，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憬悟，确实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功利的，笼罩于全人类的，至高的原则，而文学的切入点，就应该落笔于此。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主要的作品集，1958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年1月再版；1966年下半年至1976年年底前，孙犁和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人被批斗，作品禁印；到1978年1月，《白洋淀纪事》才又重版，作者写下极简短的后记：“此次重版，又校正一些错字，主要在书的后半部。增加一篇《女保管》。此外，遵照编辑部的建议，抽去《钟》《懒马的故事》《一别十年同口镇》共三篇。”

    考察一位作家及其作品，需有“史”的眼光。作家作品是“史”的见证，“史”的进程又是作家的机缘或劫数。

    孙犁在1978年写下的这个不到六十个字的《重版后记》，最后一句用的是“史笔”。以他个人一贯“敝帚自珍”的性格，既然重版，只有增加篇什之权，断无“抽去三篇”之理，但是，那时出版社给你重版此书，有“落实政策”之意，作者当然首先要感激。不过，那次的“落实政策”，显然并不彻底，留下了小尾巴，实际上等于说，你孙犁的作品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健康的，但至少有三篇，属于不够健康、不大得体，因此，建议“抽去”。那时出版社编辑部这样建议，从他们那方面来说，完全出于好心。但是就作者而言，抽文如同割肉，心里是难过的。孙犁特别在后记里申明抽去那三篇是“遵照编辑部建议”，既真诚，又无奈。

    抽去的三篇作品，《懒马的故事》是篇小小说，全文分三节，却并不足一千字。写了一位大名马兰，实际可称“懒马”的好吃懒做的妇女，用一双制作粗糙得根本不能穿的鞋，交上去算是支援抗日，结果那双鞋没有任何战士要，只好让母耗子当做了下崽窝。这篇作品值得探究。作为革命阵营里的文学，从很早开始，就提倡写正面人物、英雄模范。这种写法发展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已造成题材的狭窄、文学人物画廊的单调，那时就有邵荃麟站出来，提出文学可以写中间人物，谁知劈头盖脸挨了猛批，被指认为“修正主义主张”，那以后文学就只能以讴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为其唯一通道了。

    1978年1月“四人帮”虽然倒台，他们对“写中间人物论”等“黑八论”的批判余威尚在——所谓“黑八论”的其余几论大约是：“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懒马的故事》放在这样的坐标系里看，即使不算“毒草”，也属于“不健康”的作品，所写的那位最后因一句激怒她的话而上吊的妇女，连“中间人物”都够不上，活脱脱是个落后人物，作家写她干什么呢？既写了，就该抛弃，收进集子又为哪般？

    编辑部建议抽去，在当时的普遍认知环境里，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统观孙犁的作品，在他笔下，正面的、健康的妇女形象林林总总，令读者目不暇接，但是，孙犁不放弃对其他各类生命现象的观察、描摹，从“懒马”到大器到小满儿……这正是孙犁与人类其他各族群里的杰出作家相通之处。

    抽去的另一篇《一别十年同口镇》写于1947年5月，是篇散文。所写的是作者所感受到的十年间同口镇的变化。这篇散文在《白洋淀纪事》初版里虽然收入，结尾却被无奈地改动。2000年三版时抽掉的三篇全数回归，《一别十年同口镇》的结尾也恢复了原始面貌。当年为什么先硬改结尾，后干脆抽掉？原结尾的那段文字便成了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宝贵个案。孙犁原发时写的是：“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口，确实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块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作家以平实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下见闻，抒发出自己真实的感情，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现在当然憬悟，孙犁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对新民主主义的认同与揄扬。新民主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很适合中国国情么？

    当下的写作者，多有讲究“接轨”的，与市场接轨、与网络接轨、与动漫接轨、与各种文学奖项接轨、与西方文学潮流接轨……这些接轨，我以为都无可厚非，但是，再读孙犁，就觉得他那一辈作家里，像他那样与真实的生命存在接轨、与真实的大地呼吸接轨、与内心真实的感受接轨，最后，无形中也就与人类总体文明接上了轨。其遗产，到今天，于我们后来人，仍有启迪作用。

    1978年1月重版《白洋淀纪事》时“遵照编辑部建议”抽去的三篇作品里，有篇幅颇长的小说《钟》。这篇在《白洋淀纪事》集子里非常出彩的小说，为什么编辑部那时候建议抽掉？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孙犁1956年初夏完成《铁木前传》后，就抱病挂笔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铁木后传》。身体有病，是实际情况，但面对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写作的路子越来越窄，心里是否也不舒服？可以想见。到1966年夏天以后，好几年里，除了极个别的作家作品尚能孤零零地幸存，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艺生活只能是看“革命样板戏”。“样板戏”开始是八个，后来陆续有所增添。到文革后三年，形势稍有松动，开始允许在江青直接指导审查之外，按“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写小说、拍电影、排舞台剧，涌现出不少作品，因此，那种“文化大革命里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因为是“极而言之”，就并不精确，需要有人对“文革”后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作一番客观、理性的梳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拿文学史来说，往往把“文革”说成“一片空白”，或者单把《虹南作战史》那种极端化背离文学本性、扼杀写作个性的“集体创作”，作为彻底否定那一阶段所有文学事实的依据，我以为都非实事求是。“文革”后期的某些小说、电影，内容上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艺术上也非一概粗糙卑陋，那时的文艺政策有罪，但只是因为喜欢写作而写出能通过审查的作品的普通作者，则是无辜的。

    “样板戏”，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不可简单评说。但“样板戏”里不许表现爱情，甚至回避婚姻、夫妻关系，则是不争的事实。《红灯记》里的一家三代并无血缘关系，李奶奶是寡妇，铁梅尚小不谙情事还说得通，李玉和毫无个人情爱生活，真净化得可以；《沙家浜》里有沙奶奶无沙爷爷，有阿庆嫂出场却无阿庆身影，郭建光似无家室；《红色娘子军》在原来的电影里还多少有点男女主角的朦胧情爱，到芭蕾舞和京剧样板戏里被筛汰得干干净净；《白毛女》原歌剧和电影里，喜儿和大春都分明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角色，到芭蕾舞样板戏里二人完全成了无性别意识的革命战友关系；《龙江颂》里的女主角不出现丈夫，虽然其住处门楣上有“光荣军属”标志，也大可理解为其父在部队里；《海港》里的女书记更是无丈夫无家室的纯粹的革命载体……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978年1月出版社为孙犁重印《白洋淀纪事》，编辑部审阅到《钟》，心生顾虑，建议作者忍痛“抽去”，可以理解。《钟》写的恰是一个爱情故事。

    《白洋淀纪事》里别的篇什也有写到情爱的，更不避讳夫妻关系，对比“样板戏”的“净化”标准，编辑部对其余“涉爱”篇什全都容忍，已经是非常地思想解放。但是，《钟》所写的爱情，却发生在尼姑慧秀与革命战士大秋之间，更写到他们不仅两情相悦，还写到他们发生性关系，导致慧秀怀孕，那真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慧秀在老尼和汉奸的双重迫害下，在庵里生下一个男婴，那刚呱呱落地的小生命，却被汉奸狠心地抛到庵外苇坑里……就在那一夜，庵里响起怪异的钟声，“钟发出了嗡嗡的要碎裂一样的吼叫，大地震动起来，风声却被淹没了……”

    这篇小说在孙犁所有的作品里，戏剧性最强，建议有兴趣的人士将其改编拍摄为影视剧，故事经过一番跌宕，最后大秋娶了慧秀，结局还是喜气满盈的。

    遥想1978年，那年10月，我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竟引出了极大的轰动，光是这篇小说招来的读者来信，就有好几千封。爱情在文学中的位置，竟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恢复，是时代、民族、社会的喜剧还是悲剧？其实，再远不说，就以1949年前后的出自革命阵营作家之手的小说而言，写爱情，甚至写到性爱，写得好的，为数并不少，孙犁的《钟》就是其中之一。

    文学之河奔流至今，按结构主义的说法，写作再自由、出版再开放、风格再多元，其实都是在一些基本的母题里转悠：理想与颓废，信仰与怀疑，革命与守旧，忠实与背叛，救赎与逍遥，爱与死，暴力与性，原始生命力与文明推演，宗族与权力，恶之花与脏之美，变形与拼贴……

    一度消失的钟声，又鸣响起来。全本原貌的《白洋淀纪事》2010年第四版已是第12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到283000册，不算畅销书，却是那些只称雄一时的畅销书难以比肩的常销书。斧凿声依旧响亮，熊熊火光不熄。再读孙犁，心香缭绕。

    2011年6月26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