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信 正文 04 相忆于江湖
有封信是这样开头的：
心武：
我猜想，你该从兰州返京了。
选择在北戴河给你写信，说明即使美丽的海滨浴场有多么迷人，我仍然没有忘记你……
不要误会，这不是情书。这封信写于1981年8月10日，用了一个《中国文学》杂志的信封，现在已经没有《中国文学》这个杂志了。那时候，有一个外文局，出版外文的《中国文学》杂志，开头只有英文版，后来我知道增加了法文版，里面选译出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有印制得非常精美的彩色插页，刊登中国画家、雕塑家、摄影家的作品。那时候的中国作家，作品能在《中国文学》上译刊，是春风得意的事情，似乎意味着自己走向世界了。如果《中国文学》能给你搞个专辑，那就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后来外文局又将《中国文学》刊发过的译文编成多人合集，再进一步出“熊猫丛书”，推出个人作品集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单行本。但是，花很多钱，找很多人（请了不少外国专家），翻译出版的这些杂志、书籍，似乎在国外并不怎么讨好。我就亲耳听到不止一位西方的汉学家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译得不好。”有的更说：“选得不好。”因我不通外文，因此，那时外文局组织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究竟选得好不好、译得棒不棒，以及那些跟我说选得译得都不好的西方人说得对不对，我只能对双方都存疑。1981年写信人用《中国文学》的信封（想来并非刻意而是当时顺手使用），劈头还提到北戴河海滩，里面又提到我去了兰州——那次西北之行还去了嘉峪关、酒泉、敦煌——这些符码，都显示出那时如我们这样的中国作家总体处境相当不错。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被当做“牛鬼蛇神”的老作家获得解放；一些1957年遭难的作家不仅将他们那时的“毒草”以《重放的鲜花》出版，更不吝篇幅刊发他们的新作；一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囤垦戍边”的“兵团”返城，并迅速成为文学新人；一些原来属于“地下文学”的作品，也开始在“官方刊物”上作为“搭配”亮相；有些作家开始走出国门到西方访问……但是，对于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向前发展？作家应当如何写作？对陆续冒出来的那些新、奇、怪的“眼生”文字如何评价？却看法分歧。本来分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文艺上的分歧，美学观上的分歧，就让它一万年甚至更久地分歧下去，不但是正常的事，也是有趣的事，先贤蔡元培先生就说：“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百花应当齐放，百家争鸣中有几家也可以不参与争鸣，自说自话，如果人类到某一天，美学观念划一了，作品全都“正确”了，“好”得一致了，那么，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末日的征兆？但是，当时就有那么一些人，总把美学观念政治化，对于热情支持新的文学潮流的人士，从政治上去“上纲上线”，于是，便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下，铺展开乌云，在处境好转的文化人心灵上，投下阴影。
那1981年8月11日从北戴河写信来的人士，就遇到这种情况。他且不去倾诉他的苦恼，而是对我那时的遭遇予以声援抚慰：
……在读《立体交叉桥》时，我就想给你写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写出了一部好的作品。……在1981年可以预期的文学淡季中，“立交桥”上升起了一颗明星！有人谴责它“格调不高”，你完全可以不用理睬。这些一贯的“高格调”的说教，我以为现在可以套用一个曾经被人用滥了的公式——被某些偏见所反对，恰恰说明你是正确的。
关于《立体交叉桥》我在《神会立交桥》一文里已经回忆得很充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显然写信的人的那个预期并不灵验，《立体交叉桥》这个作品没有成为“明星”，三十年过去，于我更无非敝帚自珍罢了。写信的人接下去提到的作品，则即使在三十年前，也未曾引起过更多的人注意，然而他却很有感慨：
至于《最后一只玉鸟》，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我的惊奇。我没有和你深谈过，我也忘了是否在玉女峰下、九曲溪畔，和你谈过一只鸟的消失所给予我的心灵的沉重的打击，只是在《北京文学》新年漫语中，偶尔述及，你竟从这透露出来的一线微光中，探索了，而且捕捉了我的全部的内心世界……从偶尔触及的“一”中，作家可以准确地把握到“万”，这是作家的特殊本领。《玉鸟》当然是你“瞎”编的，但是你获得了我的灵魂……
《最后一只玉鸟》这个短篇小说，写一位诗歌评论家每天在宿舍附近的树林里散步，不时会遇到一只鸣啭的玉鸟，但是，有一天，他目睹两个青年人拿着猎枪，只是因为烦闷无聊，就将那只玉鸟打死了，从此再无类似的玉鸟到那片林子里去。小说的叙述文本主要由诗评家的心理活动构成，全篇笼罩一种忧伤的调式，并且当中嵌入了若干舒婷的诗句。1981年春天，我、写信人、孔捷生、李陀，由那时《福建青年》杂志的负责人陈佐洱邀请安排，到福建“采风”，其实就是游山逛水，从闽北一直游到闽南，在厦门鼓浪屿与舒婷会合，大家相处得很好，收获也很大，对于作家来说，游山逛水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也是开阔眼界、滋养心灵、激活灵感的一种方式，当然，不能总是游山逛水，深入各行各业的生活，特别是走到劳动者之间，体味民间疾苦，探索心灵秘密，更加必要。《最后一只玉鸟》就是福建行回京后的作品，另外还有以鼓浪屿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她有一头披肩发》。从福建回来以后，又随冯牧去了兰州那边，同行的有公刘、宗璞、谌容，从兰州回来我写出了短篇小说《相逢在兰州》。
来信者接着向我倾诉他的遭遇及心理状态：
我仍然受到肆无忌惮的攻击和毁谤，登峰造极的恶劣文字，是发表在最近的《泉城文艺》的一篇，海内学人读此莫有不气愤的——包括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在内（为了不让这种丑恶的文字破坏了我的宁静的工作环境，我至今还不愿意读它），我对此坦然，我准备看看这类丑剧演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收场。
然后，他再回到对《最后一只玉鸟》的读后感上：
你的支持——一种运用文学形象的特殊手段的支持——给了我信心。同样，我也会全力支持你近来所作的一切探索……我觉得你的创作正挺进在一条宽广的大路上……
三十年过去，如今新一代作家，可能很难理解那时我们的心情。那时的“攻击和毁谤”，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如今这样多的社会空隙，如今人家不把你收进社会的主体结构，不把你当成砖瓦，你有很多的机会成为“社会填充物”，在“正经砖瓦”的缝隙里成为“黏合剂”甚至“共生物”，那时候就还不是这样，如果哪怕是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宣布你“反动”，无论你原来已经拥有了怎样的社会影响，都存在着立即被抛出主体结构之外，陷于无话语空间的可能。写到这里，我想许多读者应该能够猜出这封信是谁写给我的了。对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诗歌评论家谢冕。那时候《诗刊》退回他的稿子。作为一个《诗刊》的老作者，一个资深的诗歌评论家，在那时候不仅对谢冕本人是个刺激，对我这样的与诗界不相干的写作者来说，也深受刺激。记得那时候我在一个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诗刊》当然可以退任何作者的稿件，任何作者不能以为自己的稿件是必须刊发的。任何其他的刊物也是一样。但是，现在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退回这位作者的这篇稿件，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不好，没达到发表水平吗？据《诗刊》内部的人士告诉我，文章写得很有水平，也有文采，也没有‘问题’（指政治问题），之所以退稿，是因为作者别的文章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因此，这个人的任何文章，就都不宜发表了。这种动辄给人从政治上定性，剥夺其发表权的做法，难道是合理的吗？第二个问题，被退稿的人，能另办一个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吗？又不能。有人说《诗刊》是党办的，那么，就意味着它是公器，不是党内一派的私器。现在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有的人的观点，我以为属于极左，你们固然可以发表你们的观点，别的支持文学新观念、新尝试的人的观点，应该也可以发表——我还不说是应该优先发表，因为那是与改革开放配套的！”我那发言，也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起不了作用的。后来谢冕又可以在《诗刊》上亮相，是大的政治、社会格局的推进决定的。
谢冕的这封信，反映出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发展中，新观念、新尝试所遇到的阻力，以及所形成的文化人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生态。那时诗歌的观念创新与新诗潮的涌动，格外引人瞩目，先后有三位诗评家及时写了文章，因文章题目里都有“崛起”字样，故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构成所谓“三个崛起事件”，其中一篇《崛起》的作者就是谢冕。可能因为在“三个崛起”的文章作者里，谢冕有着革命军人的历史，又是共产党员、大学教授，是资深文化人、著名诗评家，因此某些自认为是“正确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文化官员和文化人就特别痛恨他的“丧失立场”吧，使那时候的他很在风口浪尖上煎熬了一阵。
这封信，也反映出，那时候的一些文化人，如我，如谢冕，我们并没有深谈过，但是同气相求，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三十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
那以后我和谢冕再无来往。我们同在一个江湖。相忘于江湖，是我们各自的幸运。说明我们都能游到自己喜欢的水域，尚能从水中获得氧气，不必在一个近乎干涸的小坑里互相以吐出的泡沫苟活。我们又经历过若干风浪，乃至大风大浪，各自又都存在了下来，继续在江湖里游动，寻找意义，享受乐趣。
2010年4月，应台湾新地文学社邀请，我们同往台湾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开幕式是在台湾大学里举行的。参加会议的华文作家来自世界各地，我不善交际，见到老朋友不知从何说起，见到新面孔愿微笑了事，我虽保留了谢冕这样一封信，你看我敢使用朋友二字吗？我们只能算是老熟人吧。我们在台湾不要说没有深谈，浅谈都没有。开幕式进行完，大家吃完盒饭（台湾叫“便当”），凑巧台湾大学文学院前院长齐益寿先生招呼谢冕和我，一起去浏览台大校园。如是我们三个一起在那校园漫步。每到一处，齐先生就介绍那楼、那树、那湖的名称及相关趣事，其间也有他不说话的时候。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与谢冕应该可以有些交流，但是，没有，他没有特别注意我，我也没特别提醒他：我们三十年前曾经颇为亲密，我还专门以他为模特写了小说，我们还通过信。
人不仅是社会存在，更是家庭存在，更是个体存在。那次台湾方面邀请大陆作家，皆是邀请夫妇同往，唯独我是一个人去的，我2009年丧妻成了鳏夫。我去后，有人告诉我，谢冕夫妇前几年有丧子之痛。我原来以为在去的人当中，自己在个人生活上最苦，这才知道有更比我苦的。丧子之痛，何况是事业正在精进中的英年，竟然一旦夭折，那父母心中的痛是任何文字也无法形容的吧，也不该去形容。我理解了谢冕一路上的若有所失和若有所思。
直到在岛上转了一圈，整个活动结束，在台北桃园机场等候乘飞机返回北京，我才和谢冕夫妇有了交谈。我们互相询问又各自谈及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这种对另外生命的真实而细致的关切，乃是人际交往中最宝贵的。我感到如丝丝阳光照射到自己生命的叶片，正形成光合效应。
记得我在少年时代，觉得十几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漫长岁月。也是，十几年足以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红军长征开始于1935年，那是共产党革命的最低潮，到1949年就夺取到了政权，统共不过十四年。现在从农村朋友送回的纸箱子里发现的谢冕这封信，却弹指已是三十年前的旧物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以为不过是夸张的修辞，现在却觉得只不过是一种白描。原来不少文化人觉得有“政治上纲上线”的精神压力，现在有的人可能还有，但现在许多文化人感受更深的是市场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你写的这个叫座吗？”“你的书能畅销吗？”“你能引来高点击率吗？”“你能登上作家富豪榜吗？”我和谢冕既然仍在这个江湖里，也必须面对这种新的压力，当然，他的压力主要是如何在评论工作中应对以上一类“前提”，我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摆脱“销量”、“榜单”的诱惑。因为一封旧信的发现，我意识到，既要相忘于江湖，也要相忆于江湖。忘记有时是必要的减法，而记忆更多的时候是“从一知万”。
2011年1月23日于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