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 上部 第十二章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特别是在由于政治原因而加剧的年代，所谓“小人”与“贵人”出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古今中外，一向如此。而“贵人”的出现，就像是福星保佑。

    转眼到了四月。

    北京刮来一阵风。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在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半脱产进行排练，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因而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文艺节目啊！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这种“繁荣”可把青年们压抑坏了，以至于A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

    各系统的文艺会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后就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

    文艺会演则不同，是可以轻松愉快地来抓的。

    A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

    办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会演，而且要评奖。

    时间是有点儿紧的。

    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之事，曲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她曾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她莫属！

    她本人也来了兴趣，却因厂里实在太缺乏文艺人才，很苦恼，嗓子哑了，嘴起泡了。

    秉昆等三人看在眼里，替老太太暗暗着急。他们也不再叫她曲书记了，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她老太太，她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

    秉昆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仁为厂里攒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种节骨眼上报答一下她的关怀啊！”

    德宝说：“咱俩想一块儿了，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儿的节目。”

    吕川说：“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它，咱们三个以实际行动助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秉昆，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

    秉昆惭愧地说：“我是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呢，就上中学后闲得无事，练过一年多快板。”

    吕川问他水平如何？

    秉昆想了想，颇为自信地回答：“背熟过几个段子，如果能给我一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吕川说：“你有这种勇气就好。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上瘾，轮流着一人买烟三人吸。

    吕川吸着烟来回踱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踱了好多步后，说大致已想出节目框架了，叫作《小竹板挑战大提琴》。竹板代表民间曲艺，大提琴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雅也就是贵族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岀自己洋相，比如琴弦断了、弦码崩出去了、谱架翻了、谱页被风刮飞了等。而秉昆的快板则要越打越岀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资本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我们的社会主义竹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直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德宝郁闷地说：“那我不等于是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

    吕川劝道：“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牺牲自己一次吧。”

    “我牺牲自己一次倒没什么，无怨无悔，可大提琴不是你说的那样，一百年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但大提琴肯定有人听的。”德宝的态度犹豫了。

    吕川开导道：“一百年后的事谁管他！忠不忠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了，贬低一下大提琴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又问秉昆，“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怎么样？”

    秉昆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段绕口令。

    吕川拍着他肩，高兴地说：“行！想不到你深藏不露，我心里有底了！”

    三人当下去见老太太。

    秉昆表达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什么文艺才能，但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打许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

    老太太问：“你擅长那一套吗？”

    吕川说：“小菜一碟。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看着心疼，所以都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节目，认为思想性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大半。

    她当即批准，他们三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

    厂里新进了几名工人，秉昆们也多了三名新工友，分别是龚宾、唐向阳、常进步o龚宾是片警龚维则的侄子,秉昆出于对小龚叔叔的好感，格外关照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问龚宾：“你怎么也进了这个厂，成了这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龚宾憋屈地解释，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秉昆听了龚宾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龚叔叔考虑的也对，于是对龚宾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像当初蔡晓光对他谈的那样。兴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龚宾也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时多发给他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秉昆做证。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成心陷害。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认定他是隐購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课教得好，她以离婚的方式与他父亲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留城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得空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

    一次，秉昆三人在下班的路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就聊到了唐向阳。

    德宝愤愤不平地说：“咱们名为中学毕业生，却只学过算术。而人家就因为爸爸曾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不但能解代数题，还看得懂什么三角几何！上哪儿说理啊？”

    吕川说：“有地方说理啊！你要是也想懂，跟我一样虚心求教，咱们出渣房不是就成了说理的地方了吗？你如果哪天拉大提琴给他听，他不愿向你学，反倒对龚宾和常进步说，咱们连笛子、口琴还没摸过呢，曹德宝却连那么大个的洋乐器都拉得非常好了，上哪儿说理啊？你觉得他心理正常吗？”

    德宝皱起眉寻思一阵后，问秉昆：“吕川的话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批评唐向阳，倒像是在批评我呢？”

    秉昆笑道：“就是在绕个大弯子批评你嘛！我都听出来了，你自己反倒听不出来？”

    “难怪我听着别扭！好你个吕川，敢讽刺我了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为你那狗屁节目做牺牲了？”德宝抓起把雪就往吕川后衣领里塞，吕川被雪冰得直蹦。

    恰在那时，唐向阳骑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从后边赶了上来，主动刹住车对他们三个说，谁顺路可以带谁一段。

    包括德宝在内，他们三个全说多谢了。德宝还嘱咐他小心慢骑，别摔了。

    望着唐向阳远去的背影，秉昆自语道：“这样多好。”

    德宝又问秉昆：“你的话怎么没头没脑的？什么这样多好啊？”

    吕川替秉昆解释：“他说人和人都能像刚才那样多好。”

    德宝反驳道：“那样有什么好？那叫虚伪！”

    吕川也反驳道：“我刚才可没背后嫉妒人家，非说虚伪那也是你一个人虚伪，别把我俩捎上。”

    德宝被噎得眨巴着眼睛说不出话。

    秉昆见他尴尬，遂问：“难道你刚才嘱咐人家骑自行车多加小心不是真心诚意的？”

    德宝想了想，分辩道：“真心诚意呀，我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吗？”

    秉昆说『我也认为你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咱们三个刚才谁也不虚伪。”

    他现身说法，讲起了自己当初被他俩冷落的切身感受，讲起了他们三个成为好朋友后，自己连对酱油厂出渣房都逐渐有了感情的心理变化，讲起了他们三人和老太太的关系——这种近乎忘年交的关系，难道不也让他们想起来就会产生一份好心情吗？

    “在咱们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所以我觉得,每一名酱油厂的青年工人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咱们的幸福太有限了，那就要将友谊也当成一种幸福。唐向阳能主动刹车跟咱们说话，证明人家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瞧不起人。咱们比人家年龄大，今后应该主动接近人家才对。”秉昆一番总结性的话，说得吕川和德宝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第二天，德宝令人诧异地将大提琴背到了厂里，休息时为三名新工友拉了几段，赢得了他们的掌声。

    唐向阳表示想学。

    德宝说：“那你愿意也帮我补补数理化吗？”

    唐向阳高兴地说：“当然愿意啦！”

    秉昆说：“那我也要当你的学生。趁厂里的夜校还没开课，你先给我们吃点小灶，免得以后听不懂夜校老师讲什么，太没面子。”

    他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

    当日下班后，他们将食堂抄菜谱的黑板抬到出渣房，请唐向阳当起老师来。

    常进步是个小聋人，他也留下了。他只聋不哑，个子纤小，仿佛还没长开。由于聋了的缘故，容易害羞，异常安静。休息时，盯着他的脸看上几秒钟，就会将他看得脸红起来。他兜里揣着小本，和人说话得用笔谈。

    常进步是从聋哑学校毕业后分到酱油厂的。他的父母都在军工厂，父亲是转业军人，厂保卫科科长，母亲是作为技术人才从外厂调入，七级车工。全市只有几名八级车工，都是男的，七级车工的女性少之又少。

    “哪个王八蛋干的缺德事，把他这样一名耳聋初中生往咱们酱油厂分？真他妈的缺了八辈子德了！”德宝私下里替常进步抱不平。

    吕川深有同感地说：“他简直像个女童工。”

    出渣房的工作方式虽然有所改善，却仍是全厂活最累的地方。半月后，进步的小脸更小了。

    在秉昆的提议之下，他、吕川和德宝为常进步找了老太太一次。

    秉昆力陈将进步分到出渣房是不人道的，应尽早把他调到劳动强度轻点儿的车间去。

    老太太坚持原则地说：“那不可以。凡是进厂的男性新工人，一律先到你们出渣房锻炼三个月，以后再考虑具体分往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岀来的，已经确定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常进步也不能。制度是要一视同仁的。”

    秉昆来了倔劲儿，他说：“老太太，你这不是教条主义嘛！如果在这件事上你不给我们个面子，那你在我们心目中以后可就不是一个好老太太了！”

    吕川也说：“教条主义害死人。老太太，你可要区别怎么做才是坚持原则，怎么做其实是教条主义。”

    德宝一句话让老太太生气了。他说:“老太太，我认为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另隅是多少有点儿人性，否则和把他分到咱们厂的人一样缺德。”

    老太太拍了桌子，霍地站起来指着他们三个训斥道：“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全厂数你们干的活最累！我作为书记，理应格外关怀你们！你们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干活来着？不是比现在辛苦多了吗？你们都能挺着干过来了，让新进厂的人锻炼锻炼就是不人道了吗？你们成心来惹我发火是不是？”

    秉昆和吕川连说不敢，往下按德宝的头，逼他说了认错的话。

    老太太这才消了气，重新坐下。平静了心情后，她真诚地说：“既然你们都认错了，那我也收回几句气话。平心而论,你们确实都挺可爱的。你们三个在厂里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却敢为常进步当面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证明我看人有眼光，没看错你们。如果只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把中国人一个个斗得人情味儿都没有了，那算哪门子社会主义？”

    老太太向他们吐露了内心苦衷，原来，进步是走她的后门才进厂的。他父亲常宇怀是她老伴老马当年在部队时的警卫员，跟随老马来到A市，她自己还是进步爸妈的媒人。军工厂分成誓不两立的“捍联总”与“炮轰派”时，进步父亲起初并没选边站,哪派也没加入。等到“炮轰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后,常宇怀同情起“炮轰派”来。怎么能不同情呢？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很多人是和自己一块儿脱下军装变成军工厂工人的，有人当年还曾是自己的连长指导员。别说他们自己不服，几乎所有两派都没参加的人也替他们抱不平啊。三千几百名工人中的一半划成“反动势力”，太过分了呀！“炮轰”什么什么，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标语，并不是真的要支起炮来轰嘛！常宇怀就成了厂里的第三派也就是主和派的头头。在全市“捍联总”采取联合行动，真枪实弹攻打“炮轰派”总指挥部的那天夜里，他手持话筒高声朗读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必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捍联总”要一举捣毁他们的最后“堡垒”，他极力劝阻。所以，他儿子进步分配工作时，哪儿哪儿都拒之门外。有的单位因为他耳聋不愿要他，有的单位因为他父亲上了有关部门黑名单不敢要他。他母亲万般无奈，求到了老太太和她老伴老马。她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才让进步成为本厂工人。

    “就你们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了？你们倒说说看，我还能怎么做呢？你们几个小屁孩子,给鼻梁就上脸，气死我了！”老太太这么说时，快落泪了。

    秉昆三人便再无话可说。

    德宝在沉默中憋出一句话：“好人误会好人，是好的误会。”

    老太太被他的话逗乐了，愁眉一展笑道：“你们给我听明白了，我可把常进步交给你们替我关照着了。别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负，也千万别让他受什么工伤。干活的时候，尽量让他少干点儿。他累出病来，我对不起他父母。”

    秉昆三人保证，说绝不会让她担心的事发生。

    他们谁都没向进步提起找过老太太的事。他耳聋，与他交流得进行笔谈，又麻烦又得有足够的耐心，他们都怕麻烦。

    令他们欣慰的是，唐向阳对进步也挺关爱。

    事情起了变化，学生们都争着替唐向阳这位老师打中午饭了。如果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菜，老师尝几口会让他们感到很有面子。下班后洗澡时，他们也乐于为他占一个喷头。

    事情确实起了微妙的变化——不，不，不是微妙的，而是相当深刻的变化。一种近乎休戚与共的无形无状的东西，在这些成长于不同家庭、有着不同职业的父母、性格基因各不相同的青年之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他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的增长以及它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这让他们每个人都像唐向阳一样感到意外和惊喜。

    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持久，像礼花似的。但是在其绽放之时，每一朵都是真诚的。

    唐向阳也开始讲他自己内心里的纠结和郁闷了。他偷听过父母之间的谈话，父母说“假离婚”是权宜之策，因而他起初对父母的离婚并不怎么在乎。可后来，他渐渐感到假离婚似乎越来越真了。他发现母亲有了疑似的追求者，而母亲也仿佛暗怀心意，起码不是断然拒绝。他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所以特苦恼。他思念父亲，却很难见到父亲一次。他和一名同班女生早恋过，被她母亲察觉了，告发到了学校里。他被批判为思想意识不良的问题学生，让他母亲觉得名声受损。母亲好长一段日子里不愿理他，直至他产生了自杀念头，母亲才惶恐不安。为了缓和母子关系，母亲为他买了那辆“凤凰”自行车。后来有同学向他透露，他的早恋之所以成为事件，是由于和他关系最好的一名同学出于嫉妒而告密。他无法证实是果真如此，还是小人的挑拨离间。这一难解疑团同样令他烦恼。他唯一明了的就是，那名女生确实对他无情无义，不仅揭发他对她的引诱手段,还说她自己一度被爱的假象所蒙蔽。他倒不恨她，他能想象到，她是在家长与老师们的双重施压之下，才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海誓山盟，但是他从此再难相信友谊和爱情了。

    听了他的倾诉，别说龚宾不知怎么去安慰，连秉昆他们三个老大哥也很无语。进步只明白个大概，幸有德宝坐在旁边，不厌其烦地在纸条上写字给他看。进步也在纸条上写了几行字：“某些人经常不讲道理，反逻辑，自以为是。即使这样，那也要相信，人世间永远有真爱和真友谊。”吕川惊诧道：“哎呀妈呀，太有水平了！”

    德宝提议：“抛他抛他！不抛他几次，太对不起他这几句话了！”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将进步托举起来抛了又抛。

    向阳也乐了，意犹未尽地说：“我还要讲！不讲我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我要讲讲关于我改名的事，挺有意思的。”

    唐向阳原名不叫向阳，而叫朝阳。

    “文革”序幕刚刚拉开时，父母没像往日一样同时回家。母亲先回到家里，而父亲仍在学校开会。开什么会母亲也不清楚。

    九点多父亲才回家，表情凝重。母亲问他吃没吃晩饭？他说没吃，不饿。很少吸烟的父亲接连吸了三支烟,之后把母亲叫过去，做指示般地说:“咱们的儿子得改名。”

    母亲奇怪地问：“为什么？儿子的名字挺好的呀。”

    父亲心事重重地说:“别问那么多，听我的，改就是。明天星期日，你记着先把这件重要的事办了

    母亲更奇怪了，也不高兴：“怎么还成了重要的事呢？那你想给儿子改个什么名呢？”

    父亲不容置疑地说：“改为向阳。”

    母亲大不以为然地又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向阳，朝阳，有什么区别嘛！”

    父亲不耐烦了：“我的姓不好，一字之差，区别大了。”

    母亲则刨根问底：“有的姓确实不太好，比如姓黑、姓资、姓赖什么的。但唐姓有什么不好？你不说明白了，我怎么支持你？”

    父亲恼火了：“我明白的事，非得你也明白不可吗？”

    母亲对于父亲认真交代之事，一向是很服从地照办，因为父亲不仅是校长，还是党支部副书记。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然而那天晚上，母亲明显表示出了完全不理解并且极其不愿执行的违逆态度。

    她不解地说：“名字虽然是我们为儿子起的，但是属于儿子已经十五年了，现在突然要改他的名字，那也得听听他自己的意见吧？在家里这点儿民主还是应该有的吧？”

    父亲则不再跟母亲啰唆，高声叫儿子。

    朝阳那年刚上初二，正在另一间屋写作业。他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和母亲一样，觉得父亲简直是无事生非。

    他走到父母跟前，态度明确地反对父亲独断专行。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名字一直是朝阳，莫名其妙地突然改成向阳，怎么向认识他的人解释呢？

    父亲坚持道：“非改不可，没必要向别人解释。如果有人纠缠着问为什么，就这样回答，自己查字典去。”

    朝阳就跟父亲理论：“不用查字典我也知道，朝、向，两个字形异音异但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不改！”

    父亲火了：“这事由不得你！你不懂的事多了！如果有人叫你朝（zhao）阳，你不是也得答应吗？朝（zhao）朝（ch9o）自己这儿就模棱两可呢，还跟我掰扯什么字形字音字意的！”

    第二天，父亲带着户口去派出所替唐朝阳改名去了，却没改成。派出所的人说，改谁的名字谁得亲自到场，任何人不能代理。即使改小孩子的名字，那也得领去或抱去，以验明正身。

    父亲只得与朝阳一同去派出所。

    仍没改成。派出所的人也认为，唐朝阳，多好的名字呀，叫起来也上口。改成唐向阳，意思没变，叫起来可就不怎么上口了。如果大舌头一叫，听着像“唐浆盐”了。究竟为什么要改？得说出个理由。

    父亲想了想，说出一种很勉强的理由，“向”字比“朝”字少了些笔画，写起来简单。

    偏偏那天父子俩遭遇了一位较真的民警，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写完“向，，字又写“朝，，字，板起脸说：“改成向阳，只不过少写六笔。谁也不会每天写许多次自己的名字，仅仅因为需要写名字的时候可以少写六笔就非改名字不可，太任性了吧？如果都像你们父子俩，我们民警整天还有时间干别的吗？要改是你们的想法，批准不批准得按我们的条例规定。对不起，您的要求不符合改名的条例规定。”

    父子俩只有无奈地离开了。

    在回家路上，朝阳挖苦地说：“不是我不配合吧？一上午你两次去派出所了，值得吗？”

    不料，父亲愈来愈坚定，他说：“我还要去第三次，今天非把你的名字改了不可。”

    父亲一到家接连打了几番电话。

    他下午又去派出所的时候显得胸有成竹，回来时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对妻子和儿子宣布:“有的事，再麻烦也得办。儿子，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唐向阳了。”

    不久，“文革”迅速折腾得邪乎起来。唐向阳父亲所在的中学给他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多数是批判其“执行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那样一些大字报，用词再吓人，校长们特别是中学校长们，内心里是不怎么恐慌的。执行者不过就是按上边的方针行事，便有种天塌下来上边顶着的心理。上边顶不住了，还有众校长顶着，总不能将全体校长都打倒吧？全国那么多学校，短期内统统将校长换了谈何容易？他们怕的是那类具有诛心性质的大字报，因为那类大字报直指人心里想的什么，只要被莫须有地予以揭露，往往让人百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心不可以像从兜里掏出东西似的，从胸膛里掏将出来供人审视呀！看大字报的人宁肯相信被揭露的人心里一定有坏思想，也不肯相信没有。

    唐向阳父亲也摊上了一张被诛心的大字报，标题是《看唐近朴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大字报一剑封喉，从他儿子唐朝阳这个名字开始抽丝剥茧地进行批判：“秦时明月汉时关”，中国的历史早已翻开了崭新一页，迈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阶段。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深处依然迷恋封建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希望代代都是“治人”之人。身为一校之长、党支部副书记的唐近朴，便是这种人。何以见得？且看他给自己儿子起的名字：唐朝阳——唐朝的太阳嘛！毛主席说’你们年轻人，好比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指的是新中国的太阳，不是什么唐朝的！毛主席还有诗词曰：’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则是以伟大的谦虚，含蓄地嘲讽了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封建皇帝。唐近朴，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吗？你必须老老实实给革命群众一个明明白白的回答！

    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儿子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改了，叫唐向阳。”

    人们不信。派出所离学校很近，便有人骑自行车前往了解。

    结果当然证明了他说的话属实。

    但仍有人继续发难：改名本身恰恰证明他心虚，揭发批判之有理有据，否则为什么要改？

    他就请求允许他直起腰，抬起头。

    获准后，他对着由别人举向他的话筒说：“革命的人们，现在我不能尊称你们革命的师生们了，因为我已经不配了。革命的人们，我在大学学的是理科，我承认我汉字知识很差。为了提高，我自学了一点儿古汉字知识。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原来，’朝’字是一个客观字，一点儿主观色彩也没有。朝阳是指固定的方位，可是地球在不停转动，固定的朝阳的方位，也会随之改变接受阳光的程度。当将朝读成朝(zhao)时，也是一个客观字，由’乾’字的左半边加一个’月’字合成。乾属阳，月属阴，朝(zhM)是天地阴阳交际，东方虽明太阳尚未升起时刻。’向’字则不同了，它是主观字，所以我们说’一颗红心向着党’，形容我们那样的红心如同’葵花朵朵向太阳’。同样道理，我们不会将’向党表忠心’说成’朝党表忠心'。搞清楚了’朝’字与’向’字的实质性区别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开了一次会，一致决定将儿子的名字改成向阳。在这一点上，儿子的态度最为积极。革命的人们，我们一家三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无比真诚的。在复杂的阶段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也许我们会偶尔迷失方向，但我们主观上永远向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向着它就是向着唯一正确的方向！此心拳拳，何虚之有呢？”

    结果批斗会开不下去了。

    向阳当时就在台下，他说那一天不但对父亲刮目相看，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一天，他对“知识就是力量”有了全新的理解。

    第二天，那张“诛心”的大字报不见了，据说是贴大字报的人自己半夜偷偷扯去的。并且，由于他将名字改为向阳，本校几名叫秦朝阳、宋朝阳、晋朝阳、郑朝阳、阮朝阳、袁朝阳的学生，也都将名字改成“向阳”了。

    秉昆怀有几分疑问地说：“姓氏中的阮、袁与元朝的元也不同字啊。”向阳笑道：“那他们也改了，跟风呗！”

    那会儿进步被老太太找去了，没听到向阳讲的这后一件事。德宝不必边听边写，听得格外专注。

    德宝感叹道：“看来咱们普通百姓的儿子倒也幸运，在这种好人坏人难以分辨的年头，不必摊上些乱七八糟的事。”

    向阳却问：“哎，你们怎么都不笑呢？”

    吕川反问：“你真觉得好笑吗？如果我们都傻乎乎地笑给你看，你心里真的会觉得好受吗？”

    听了他的话，向阳眼眶一红，低下头，快哭了。

    秉昆突然感到多此一举，却又感到不吐不快。他示意吕川和德宝跟他到外边去，小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问他俩怎么看？

    吕川立即表态：“好想法，双手赞成。”

    德宝苦笑道：“秉昆主意是你出的，你跟他讲。”

    秉昆说：“行，我讲就我讲。”

    三人进屋后，秉昆对向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刚才是为你出去的。我们三个以老工友的资格决定，以后休息时，如果你能讲真正有意思、确实让大家开心的事，而不是刚才讲的那种所谓有意思却令大家哭笑不得的事，那么你就可以比我们多休息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德宝补充道：“每次给你打分的啊，五分制。如果你得满分，那么可以多休息半小时。半小时啊，向阳！”

    秉昆问：“向阳，你愿意吗？”

    向阳想了想，有所领悟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秉昆与他三击掌。

    这时进步回来了，拎着个布兜子。他母亲患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季就犯。老太太听人说邻省有位老中医的方子是冬病夏治，终于问清楚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亲自写信寄钱为进步母亲买到了药……

    然而，秉昆他们有重任在身，得为“五一”会演排练节目。好在出渣房已今非昔比，有向阳他们三个新来的工友足够了，秉昆他们只是偶尔抽时间回去看看。

    “五一”当日，秉昆三人很是出了一次风头，他们的节目虽不能说大获成功，却可以算相当精彩。他们送了十几张关系票给国庆和赶超，国庆和赶超不仅约了吴倩、于虹一起去观看，还动员了些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人前往捧场。“亲友团”的座位是挨着的，有利于起到带头鼓掌的影响。秉昆说一段快板他们就大声喝彩，德宝出一次洋相他们就发岀响亮的笑声。按国庆和赶超的要求，木材加工厂的全都穿着工作服。吴倩和于虹也不例外，不但穿着各自的工作服，还带去了写有自己单位名称的牌子。一有掌声、喝彩声和笑声，她们便高高举起一次牌子。她们的捧场使观众席的气氛显得特热烈，也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别人一见不是酱油厂的观众都那么喜欢台上的表演，以为是节目水平的客观效果，自己也跟着鼓掌、喝彩和笑。

    从众效应在当年比如今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今一个人在什么事上并不从众，往往还被欣赏地视为特立独行。当年可不是这样，那有可能被别人反感甚至讨厌。

    亲友团不愧是亲友团，他们的捧场比酱油厂的人还卖劲儿。

    公正而论，秉昆们的节目的确还是有那么点儿意思。领导们满意它在政治思想方面毫无疑问的正确性，一般观众满足的是它的娱乐性。当年的中国人在正式演出里获得的快感太少了。秉昆三人组合的节目，在政治思想性正确的大前提下，给予了观众们最多的娱乐性。观众们对他们三人的喜欢程度的排名是吕川、德宝、秉昆，吕川虽然并没表现出任何文艺才能，但他在台上将搞笑能力发挥得极好，按如今说法，脱口秀似的一句接一句口吐莲花，观众特开心，与平时的吕川判若两人。德宝的戏份只不过是出自己洋相，毕竟也拉了几段大提琴曲，那是台下的工人及家属们都没听过的，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功夫不负苦心人，秉昆重拾起来的快板技艺，经过十多天废寝忘食的临阵磨枪，连他都吃惊自己表演水平的迅速精进。领导干部们给出的好印象排名，则是秉昆第一，吕川第二，德宝第三。秉昆第一也是有道理的，若不是秉昆那一段段革命内容的快板打得好，那么他们的节目就接近耍活宝了。至于德宝，他只能而且必须屈居第三，谁叫他拉的是洋乐器呢？那是一切洋东西都约等于不好的东西的时代，可以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可以有钢琴协奏曲《黄河》，但它们都属于“样板”，“样板”以外则绝不提倡。

    五月三日，评选结果见报了，《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获得二等奖第一名。十几个参评节目中只有两个节目并列一等奖，二等奖第一名实际上等于第三名。老太太看了报，满面春风，眉开眼笑。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能获二等奖头甲，老太太的强力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知道了那些议论倒也不生气，还自我表功地说：“我活动活动怎么了？别人想活动也得有那种能力，也得评委们买账吧？能者多劳嘛！为了厂里的一份荣誉，活动有理。有能力不活动，那简直该打！”

    有人问，她对秉昆他们三个各自在节目中的表现如何评价。

    老太太一个都不得罪，她说：“都好都好，缺了谁也不行。”

    五月中旬，厂里宣布，吕川调到味精车间当一班班长，德宝调酱油车间当二班副班长，秉昆当推销员。老推销员要退休了，不久由他接班。

    老太太找他们三人同时谈了一次话。

    她说:“吕川和德宝，你们两个在出渣房苦干多年，现在新人来了，出渣房人员多，该让你俩转转岗位了。秉昆你呢，不过就比新人早到厂里半年，还得在出渣房卖卖力。出渣房以前没班长，实际上连个负责的也没有，那不行。唐向阳以后可以当班长，你们认为呢？”

    秉昆三个就都说唐向阳能当好。

    老太太要求秉昆在唐向阳当班长之前，既要跟随老推销员尽快熟悉业务，又要以临时班长的角色带一下唐向阳，兼顾出渣班工作。

    秉昆正犹豫着该怎么表态，吕川替他发问了:“老太太，那秉昆操心的事是不是多了点呀？”

    老太太说，多不到哪儿去，推销员的工作并不需要每天都按时上下班，与各商店的关系稳固了以后，最忙的时候也就是月初和月末那几天。其实，在秉昆他们三人之中，老太太稍微偏向的还得说是秉昆。推销员的工作时间上比较自主，并且每月多八元伙食补贴。老太太力主之下，厂里才决定由秉昆来接替老推销员。

    秉昆不明所以，吞吞吐吐地说他不想当推销员。他不愿与人有目的地去搞关系。他说，自己太不擅长那样了。

    吕川和德宝一齐点头，表示极为认同他的说法。

    秉昆说过了不想当推销员的话后，却又有点儿悔意。他怕老太太干脆让他当出渣班班长。那么一来，唐向阳不就当不成班长了吗？虽然只不过是龚宾和进步两个人的班长，但那也意味着厂里对一名青年工人的信任啊！他希望唐向阳能被信任。

    于是，秉昆补充道：“那我还是继续留在出渣班吧。我和他们三名新工友挺合得来的。有我协助向阳当班长，他肯定也高兴。”

    老太太想了想说：“周秉昆，你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你现在已是全市商业系统的小名人了。酱油一厂和二厂，既是兄弟厂的关系，也是销售指标方面的竞争关系。由你这个小名人当推销员，对咱们二厂的销售业绩大有好处。你得允许厂里合理利用你的名人效应，别再多说什么了，说了我也听不进去。”

    她既然已将话说得如此不留余地，秉昆也就只得点头默认厂里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