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情敌 正文 1．那些年的情敌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和友琳搭讪时的情景。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同乡会上，这个笑容干净，有点小布尔乔亚的女孩，和我同学院，不同专业，当时她招惹了许多人的视线。一堆人围着她用名词轰炸，弗洛伊德卡夫卡尼采……我从没见过这么热爱谈吐的女孩。那天不知为什么，她最后把手里的留言卡给了我——“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相遇”。
几周以后，我与她再次相遇，不过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是在火热的大街上。
那天我从食堂出来，看见一群人扛着旗吵吵嚷嚷地往校门那边去。我问，你们这是去干啥？他们说食堂涨价了，官倒太多了，生活太假了。我知道他们这是上街。
那天下午全城的人好像都跑到马路边来扯国家大事，闹哄哄的，谁都会以为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开场戏中，我一眼看见女生友琳也在人堆里。她脖子里绕着一条橘色毛线围巾，小脸儿兴奋得像一朵向阳花。她和她的同学想把一些条幅、纸张往树上挂。友琳拿着一张，大声问，劳驾哪位男生，谁上去？我嚷嚷着“我来爬”，就攀上树去。我在越过一个枝丫时，听见裆下响亮的一声，接着我听到了仰面朝上的“向阳花”友琳夸张地尖叫了一声。然后她和他们咯咯咯笑开了花。
我的裤子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大街上裂了裆。其实那个年代的街头，常有这样年轻的人潮，而那个年代的裤子也普遍粗制滥造。那天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隔了二十多年我还记得这个日子，除了反官倒，还与这裤子有关。
接下来的春天，校园广播里整天在放一支歌——“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我们和全中国青年一样，整个春天都在学习政治。学着学着，众多男女生对上了眼，来了电，向爱情转场，“恋爱风”席卷校园。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懂这个世界的逻辑。我只知道自己在校园里与友琳相遇时就觉得高兴和心跳，不知从哪天起满眼都在寻找她的影子，每一分钟都在想她。
我常在食堂里看见她被四五个男生围着，她嘴里咬着个调羹，额头闪着光泽，笑啊说啊。我坐过去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说系统论，说社会超稳定结构。他们是今天所谓的文艺青年。这些家伙的一大特点就是爱扎堆。
可惜我扎不进她的堆，我借了弗洛伊德、萨特的书，看到云雾里，还是搭不上他们的话。终于有一天，她明确对我说：“你别再来找我了好吗？人与人能不能混在一起这要看感觉，感觉这东西是很怪的，这可不像你做化学实验，多少剂量放下去就可以起反应，你懂了吗？”
她看着我，像只骄傲的小母鸡。那一年她十八岁，正是趾高气扬的年纪。那一年我十八岁，被她那种浪漫的范儿迷到七荤八素。那时候搞文学，与现在搞上市公司、搞新媒体差不离，都是牛人干的活，所以，想搭她的男生够得上一个加强连的人马。
而我把妒意落在了两个校园诗人身上，据传他们每天向她的信箱里献诗一首。他们是我的情敌。他们几乎让我相信，这辈子如果不会写诗将找不到老婆。我借了《志摩的诗》《海涅诗选》《朦胧诗集》……造啊，从宿舍造到图书馆，再造进通宵教室。20世纪80年代的通宵教室里灯火明亮，许多人都在沙沙地走笔，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这一屋子人其实都在熬夜抒情，诗，信，嘴里全他妈的都在喃喃自语。有一天，我写完一首，热血直涌，就到教室门外透气，走廊上一法律系的家伙向我点头说他刚造了首诗——《失恋》，“就像拔牙/拔掉了/还疼”。他问我怎么样。有一天半夜，不知从哪里混进来一个疯女人，她靠在通宵教室的台阶下唱歌。她说，我给大家唱支歌，《一生何求》。我们哄笑成一片，都跑到外面去看。那女人说，我一个纯情少女，你们为什么笑我？
那些个夜晚，我造完诗就奔向友琳她们楼下的信箱。有一天，我在穿过空旷的校园时，认定自己可能是个疯子，我冲着路灯下飞舞的那些小虫子想，一个人恋爱了，也许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谁，而是因为他需要恋爱了。那些个夜晚我喜欢上了在她楼下晃荡。像所有初萌的少年，我描述不清那样的滋味。有一天我在晃悠的时候，有巡逻的保安问我干什么，吓得我拔脚就跑，他在后面追了好一阵，没赶上。也可能是他不想追了，因为校园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夜不思归。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校联防队押着一对小情侣兴高采烈地从我们面前走过，一个家伙用树枝挑了只避孕套，向前探着，像举着只小灯笼。我听见他们说，干那事了，干那事了。
我丢进友琳信箱里的诗，统统石沉大海。有一天，我终于在路上堵住她，追问她我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
她快步往前走，脸上有奇怪的笑，她说，挺像徐志摩。我还来不及高兴，就听见她接着说，徐志摩的诗估计是全世界最酸的。
那天我翻遍《志摩的诗》，吃惊地发现她说得可真尖刻到位，而之前我却没一丁点酸的感觉。于是我在校园里四处找她想探讨这个问题。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图书馆大门出来。我从走廊那头晃过去，把她惊了一下，她尖声说，你总是跟着我，别人都在看笑话了。我告诉她，我发现了徐志摩的软肋啦，他的情书写得没林徽因好，甚至没陆小曼好，这主要是因为他文字里面有勾引的味道，有做作，而不像女人只要爱了，文字里就有情感。你说的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她的大眼睛在路灯下有惊异欲笑的表情。她果然扑哧笑了。她告诉我这么整天跟着她让她产生荒谬感，她说其实她这会儿和我说话也有荒谬感。她说，真不知该怎么和你们这些理科生谈明白一些事儿，你们太实在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她认定我和她这题目解不下去了，无解，别钻牛角尖了，还是做普通朋友，好不好？
我瞥见路灯下我的倔影子在连连点头，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那么我就做你哥哥吧，你就叫我哥哥吧。
她甩开我的手仓皇远去。
我写诗写到那年秋天，爱情还毫无进展。有天中午，我挟着书本去历史楼上公共课，穿过林荫道的时候，一些叶片在扑簌簌地落下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了无生趣。我想，或许真的该歇歇了。
那天下课后，我从教室里出来，天快下雨了，我就赶紧往宿舍方向跑。在我绕近道穿过田径场的时候，我看见友琳正在上体育课，进行八百米测验。跑道上友琳在跑，她落在了最后面。我看了一会儿。她从我边上气喘吁吁地过去。我听到了她的喘息。她右手插在腰里，脸色苍白。她好像快要跑不动了。我就向她招手：“友琳，慢一点。”
接着我发现自己在内场小步跟着她跑，一边挥手喊：“友琳，慢一点，慢一点。”她脸色苍白，转过头来对我说：“别烦我，我在测验，别烦我。”
她们班的女生和体育教师都对我哈哈大笑。友琳突然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给了我一个白眼。
大雨就是在这时从天而降。我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初恋的眼泪。
撒手之后，我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间狂补作业，我摆弄着那些瓶子，做“反应热效应的测定”，我的情绪需要来一段冷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宿舍里的哥们都去看电影了，我拿起书包正准备去实验室。我听到楼下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友琳正仰脸看着我们的窗子。
她上楼来，站在门口的走廊上问我晚上是不是空着，她们文学社请了个上海“撒娇派”诗人来辩论，请我去听。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说，你来参加我们文学社吧，你的诗确实是越写越好了。
走廊上晾晒的衣服在滴水，一些男生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说我已歇笔了，你这么夸我是想让我还有点面子吧。她眼里突然有了点他妈的悲悯。她嘀咕，我可没这么想，我是跟你说真的哪，你写的诗是在进步。
她告诉我，其实她每天早晨从信箱里取出它们时都留意到了这种进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注意到一个人每天都在长高，就像看一个人的作业成了习惯。她说，你来参加我们的文学社吧。
我说，你不是在说你喜欢上了批改我的作业吧？
她咯咯地笑起来，混充老练的样子轻扬了一下头发，告诉我可能是吧，不过嘛，进步是进步，但她还是有种对不上号的感觉，因为她实在想象不出那些书面语句从我嘴里说出来时的样子，所以她无法确认写诗那一刻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她说，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绕得像麻花一样的话我当然不懂。我想，她是想说看扁了我呢，还是想特深刻地指明我们做不成朋友但可以做诗友的道理？
总之我不懂。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她去了那个讲座，也去了以后的几个讲座。
一个月后，她和我混在了一起。她成了我的女友，我们成了1987年“恋爱潮”中无数情侣中的一对。我们的同学都傻了眼。
说真的，我也傻了眼。而她说，是看着我可怜，因为那天我一把一把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眼泪，所以看着可怜。
她让我傻眼很正常，因为我跟不上她的节奏。其实，后来我也一直不太找得准她情绪的转换点。这就像那个年代接踵而至的浪潮。
那是青春起潮的日子，她会在夜晚校园的角落里，突然抱着我的脸狠狠地吻我并莫名流泪，也会突然莫名烦躁地踢我几脚说她很烦，但又不知是哪儿烦了；她喜欢我在竹林的砖堆后面，死死地抱紧她，但她也会突然几天不理我，让我找不到北。我承认我跟不上她的节奏。我狠命地跟，沉溺在惊乍和兴奋中。
她眉眼间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和文学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她爱谈人生，爱附庸一切遥远的事。她的脑袋里每天都需要蹦出很多指令，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处于亢奋状态。和她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们赶一场场讲座的场子，追一部部外语片，关心过遥不可及的东西。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阶梯教室后面看友琳他们为学校艺术节排话剧。室友钟向阳进来把我叫到门外。他指着台阶下的一瘦高个儿，说是找我的。
那人留着半长的头发，背着一个人造革大旅行包和一把吉他，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下子没认出他是谁。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嘿，还认识我吗？”
猪鼻头老蒋。
我兴奋地推了他一掌。好多年没见了，我哥中学同学老蒋浑身汗酸味地站到了我的面前。我记得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一家工厂。他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搁，仰脸向夜空舒了口气，说：“我要去海南啦，今天来你这儿投奔一夜。”
1988年下海南的千军万马把我们学校当作了驿站，老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满脸狂热而又心事重重的家伙，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颠簸而至，在我们这儿喘口气，再坐轮船去天涯海角。
友琳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我这老乡和那把吉他。我告诉老蒋这是我女友。老蒋眯着眼对我们笑着，然后伸手拧了一把我的耳朵，说，嘿，搞得很活嘛。
这老蒋曾是我哥中学班里有名的蔫蛋，那时他书包里藏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对所有笑话他的男生辩解：“大段大段的抒情，大段大段的抒情哪。”而现在，几年不见他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范儿，不时甩着额前长长的头发，视线飘在你头顶上方，像浪迹而来的独客，心不在焉，而又真情无限。
你在海南找了个什么工作？友琳问他。他说，还没找哪，去了再说呗。
老蒋跟着我去宿舍，他说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整个人现在还在飘忽。我问他饿不饿。他说不饿，就是渴。他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吧，这一路有多少人在南下，估计美国开发西部那会儿也就这样了……
那天晚上他咕咚咕咚地喝完了一茶缸又一茶缸的水。他把一张草席往宿舍地上一铺，说，我睡啦。他枕着他的旅行包呼呼大睡。半夜他醒过来，端起我桌子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又喝了一杯。他看见我被吵醒了，就凑过来说，你不知道吧，这次我是不辞而别，我们单位那些人没准会以为我失踪了。
第二天一早，老蒋就直奔轮船码头去买船票。他回来的时候居然骑了辆八成新的自行车。我认定他从哪儿偷来的。他对我打了个响指，说，妈拉巴子的，票全卖完了，你不知道队排得有多长，全是去海口的，热岛，绝对热岛。
那天下午，他坐在我们学校中区的草地上，拨弄了一下午的吉他，我和友琳傍晚去图书馆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那里。有几个女生围着他，在看热闹。
我听见他在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老蒋对我点着头，他的手指没停下来。说真的，好几年没见他了，他如今让我惊到云雾里。那天晚上，我和友琳也坐到了草地上，被他迷到七荤八素，我们没去成图书馆。他狠狠地打击了友琳，他说，怎么你们还在摆弄小酸文啊。他说现在该看的是王朔，该听听摇滚。他指着草坪上空的广播，它正在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他说那是靡靡之音。
在夜色渐浓的草坪上，老蒋的脸庞一会儿晴朗一会儿阴愁，他眯着眼睛似笑非笑，说这儿多好啊，你们走出这个大门就会知道什么叫“苦”，你们这些孩子没受过苦啊。
老蒋连着几天都没买到船票。他在我们宿舍进进出出，才几天工夫，校园里就有女生跑来找他，她们在我们楼下喊：“蒋雨舟，蒋雨舟。”
于是，我忍不住对友琳说，几年不见想不到他成了个钓妞高手。
友琳咯咯地笑道，他好像没故意招惹别人吧。她说，不过我敢肯定，这是个脑子混乱成一团的家伙。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有了妒意，我问她有没有觉得他有点装。她说，maybe，不过他有那么多的经历真让人羡慕。
那张千呼万唤的船票还在空中飘忽。我把宿舍钥匙和一刀饭票交给老蒋，我告诉他明天起他就别睡地铺了，睡我的床吧，因为我要去M城化工厂实习三个星期，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他已去成了海南。
老蒋抱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要为我饯行。他请我和友琳去北校门外的大排档吃消夜。那天他喝多了几杯，舌头就有点大，他凑在我的耳边说，看着大学多美啊，真想哪儿也不去了。那天我觉得老蒋像个话痨，像个超大号的电灯泡。
三个星期比想象的漫长，许多个黄昏我从厂里回到宿舍就给友琳写信。我抱怨她的回信怎么越来越拖。在实习的第三周，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很厚的一叠。我看了一遍没看懂，看第二遍时只觉得心里很躁，看第三遍才彻底明白，原来她和老蒋好上了，所以她来道歉。
“老蒋前天已去海南了。在你不在这儿的这些天里，我常去你宿舍找他聊天，听他弹吉他……我不知该怎么说，原谅我，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相似的眼神和情绪，我明白了两个人为什么喜欢长时间地聊天，那是因为对事物的定义是那么相同，我想我是真的恋爱了。原谅我这么说。我不知该怎么说清楚这事，只有对你很深的歉疚……
“那天他买到了船票，他扶着自行车站在我楼下说要把车留给我，那一刻我觉得他让我难过，他的即将离去让我难过，他一无所有的狂热劲头让我难受。他告诉我，他不能不走了。我知道他在逃避我，也在逃避自己……但在你回校之前，我得告诉你我对你的抱歉，算我不是一个好女孩吧……”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候我还不懂为什么坏男孩上女孩那么轻而易举，但我还是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老蒋这鸟人把我的女友拐走了。我心里只有狂扁他的念头。
我跑到化工厂的厂办拼命地拨电话。电话那头，管女生楼的大妈在喊“友琳友琳”。声音在我手中的话筒里回荡，让我有做梦的感觉。然后大妈告诉我说，“她去上课了”，“她不在”，“她去自修了”，“她们宿舍没人”。
终于，我在第三天的傍晚找到了她。我好像听到她走过来的声音，我听到女生楼走廊上嘈杂的动静。我大声地问她，你是真的还是怎么了？她在那头好像没有声息。于是我冲着话筒大声地说话。我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我心里有呕吐的感觉。她在那头好像很冷静，她说，我在信里都说了。接着是无声无息。我问她，你们好上了？她说，是的。我说，你是不想和我好了？她说，是的。我想她是多么不要脸啊。我徒劳地听着那头的沉默，她刚烈的性格好像沿着电线绵延而来，我感觉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我承认自己从来就跟不上她的情绪，也承认她和老蒋确实有那么点儿相似，我意识到了这些天来心里隐约的警觉和妒意，但我还是不甘。我“啪”的一声，办公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子被我捏碎了。我说，血，血。她在那头问，怎么了？我说，血，我把杯子弄破了。她突然哭了起来。我搁下电话，我喉咙里有呕吐的声音，我发现厂办的人都在吃惊地看着我。
老蒋把我的女朋友拐跑了。我要痛扁这两个叛徒。
回校后，我立马去女生楼找友琳，但从楼上下来的是陈春妮。她面色沉静，但我感觉她好像在憋着笑。她告诉我友琳前天去了海南，有封信留给我。
我拿着信往外跑，信上只有两句话——“你的手好了没有，我真的抱歉，但我无法勉强自己。我去海南几天，回来的时候，相信你已好过了一些”。
我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海安。我打算先到那里，再坐渡船，过琼州海峡，去海南找他们。
车子一路飞奔，车上塞满了行李，满车都是下海南的人。那个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窗外是一片片蕉林，风呼呼地扑到脸上，我觉得眼睛里好像有水快要流下来。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和我搭话。估计我一路心事的样子让他同情，他安慰我：“别急啊，你们年轻，到那儿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我揉着眼睛，说，那倒是，我有很多朋友已经去了那边，一个是去办广告公司，一个是去搞纪实杂志，还有一个，他爸有关系，能倒到汽车，哦，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老师，下海了，去那边办佛教协会，我呢，学的是高分子，先找个工作，以后有机会和同学合开个科技公司吧……我瞎扯着，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我怕停下来眼睛里就有水掉下来。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我问他：怎么，你也去那边找机会吗？是的。他看着我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像你这样读过大学，用什么换都愿意。
我发现和他扯，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他们。但越扯他好像对自己越没信心。到湛江的时候，他说下去放松放松。他站在汽车边，突然对我说：“我不去了。”
他说，看着你和满车的年轻人，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我连忙劝他，到都快到了。他抬头看了一下南方的蓝天说，我不去了，主意定了。
他好像抱歉地从车上拎下自己的旅行包，没看我一眼，掉头回家。这个江西人。看着他灰心透了的背影，我莫名其妙地突然想哭。我知道此刻他和我是一样地伤心。
我到海安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汽车站出来，我看见满街都是不知该去哪儿的人，他们吵吵嚷嚷的，热闹非凡。我往黑压压的人群走去，想打听过海的情况。路上的人都在说两三天内不一定过得去，因为全是要过海的人。站在陌生的夜色中，我决定先找个旅馆。走了一圈，别说旅馆，不少老百姓家里都住满了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我路过一家粮站的招待所，还没张口问，一个胖嫂就给了我一张草席，说，你自己到走廊上找地方睡吧。她收了我五块钱。我在走廊上躺下，突然旁边有一个老头坐了起来，冲着我大叫一声：“嘿，小海，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瞅了他半天，不认识。他说，你不是我家的邻居小海吗。我说，我不是小海，你认错人了。他抱歉地冲着我笑，他说他老了，认不清人了。他说，你是过海捞机会的吧。我说，是的，你总不会也去那边找工作吧？他说，我找儿子，他从家里溜了……他唠叨着，我则昏昏沉沉地睡去，蒙眬中看到屋檐上空的星星很亮，我想我怎么会在这里。
夜半的时候那老头好像坐起来几次，好像把一条毛巾毯盖在了我的身上。
我早上醒来，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飞速地起身往码头赶。那老头已走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摸口袋想在街边买个包子，但钱包没了。我的钱包没了。钱包怎么没了？我脑袋嗡了一下。我在旅馆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找，没找到。我猜是那老头干的。
我站在街边想着怎么办。我的背包里还有六七块零票，那是我昨天在汽车站买面包找回来的零钱，当时胡乱地塞进了背包。这点钱，别说过海去找他们，就是转身回学校也要想想办法了。我漫无目的地往码头方向走。空中是炙热的潮味，满眼都是急着过海找机会的人。而我，是去找被人拐跑了的友琳。我把手伸进空空荡荡的裤袋，发现自己是多么可笑啊。站在码头边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海水拍打着岸，海南的方向，那里云层辽阔。1988年的海南，是我的情敌。
货运站的一位司机大叔看在我是大学生的分上，同意让我搭车。车在南方的晴空下巅簸。阳光暴烈。车过半程，我感觉头痛欲裂。我看见友琳在脑子里飞快地跑着，越来越快，我抱着脑袋，心想自己一定是发烧了。
回校后，我昏睡了几天。我听见室友们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饭。后来我好像听见他们在相互告诫，瞧啊，爱上别人是会伤身的。
我昏睡到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友琳来敲我的房门。当时别人都去上课了，楼道里静悄悄的。她捧着个椰子，瞅着打开房门的我，面容尴尬，她说，我回来了。
我看了她一眼就要把门关上。她用手肘顶住门板说，不要这样。然后她脸上是想哭泣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来找我干吗。我听见她在说她是昨晚回校的，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儿。她脸上有忧愁，说，可是，那里到处是“赶海”的人，看那样子他哪找得到工作啊？
我想，她告诉我这个干吗？
她说她自己这一个星期花尽了身上所带的钱，算了一下，到明天他口袋里也该没钱了。她问我能不能借她一百块钱，给他寄过去，否则就怕他没吃的了。
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她不知道她此刻的忧心让我郁闷吗？我硬下心肠，一边用力把门合上，一边说，他呀，哪会搞不到钱？我没钱。我生病了。
那一阵我爱上了逃课，也爱上了被窝。有天上午我听见室友钟向阳在嗡声嗡气地说话，起来吧，和我们一起去练气功。
我说，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是的。
我把头探出被子，看见他正在对面的床上打坐。那一阵子气功热方兴未艾，他不知凭了什么成了我们学校的大师。他此刻看着我眉宇宁静。我恍悟，在我陷入狂爱的这段时间里，他也变了一个人。
他说，起来吧，打坐会让你静下来。
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甚至能听到从火车站那边传来的声音。
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甚至能感觉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山间谷地里一步步爬上来。
他说，你得信这个。
当天晚上八点，他把我带到了西区漆黑的排球场。他指着球场那头，那里竟鸦雀无声地站满了一队队练气功的人马。
我练了三天，还是无力。这时专业课老师让人捎了口信过来，让我去实验楼补作业，否则这门课不给分了。
我确实拖欠了一大堆作业。我不知道这学期结束前还能否把它们做完。我走在实验楼空空荡荡的过道上。因为是周末，这里很安静。
我走进实验室。这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孩坐在烧瓶和试管后面，正望着门这边出神，是友琳。我愣了一下。
我和友琳同一学院，虽不同系和专业，但有些课程使用同一个大实验室。今天我没想到她也在这里，我有些尴尬地说，周末你还在这儿啊。
她瞅了我一眼，泪水夺眶而出。我装作没看见。我来到了自己的桌台。我想，不会是老蒋还没找到工作吧？
后来我看见她把头埋在了桌上，一直没抬起来。
怎么啦？你怎么啦？
你别管。
她趴在桌上，肩膀颤动，似在抽啜。
我隔了好一会儿，问，是老蒋没有来信？
她嘟囔，没有。她说，他一直没寄信过来，大概把她给忘了。
我说，那你寄过信给他吗？
她说，往那个旅馆寄了好几封，但没一个回音。
我说，也可能他搬走了。
她说，也许，他本来就快没钱了。
她呢喃而语：如果联系不上，那就搞丢了彼此，那里人山人海，就永远找不到了。
我心想，他可以找到你的呀，他知道你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
我没说出这点。我知道她自然明白，所以她心里在难过着。
她在难过，因为她还沉浸在她自己的思维和情绪中，她呢喃，在岛上她陪着他在人山人海中找工作，马路上什么人都有，唱歌的，摆摊的，说梦想的，就是没有钱。自己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她得先回来上课了，在她走的前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商场，先帮助卖西红柿。他对她说，先从这里起步吧。她泪水纵横，说，不行的话，就赶紧回去吧。他扣了一下吉他的弦，说，不回去，这里虽然没钱，但你闻一闻，这空气都是燃烧的，都是年轻人的味道，好玩，我觉得好玩。第二天，他把她送到码头。她哀求他先回去，不要等船开，否则就有分手的感觉。他笑，那好，记住这一刻，就永远不会有离愁了，因为心里记住了，它就在心里了，OK，再见吧。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估计他也不太清楚，因为她迷糊难过的样子需要这样的腔调来安慰。她喜欢这样的调调。他转身走了。她看着他一无所有的背影心碎无比。
她把头埋在桌面上，我看着她难过的背影，再次心想，他知道你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他干吗不来联系？
我相信她也知道，所以情之所起，只是因为无措和自怜。用那时的言语说，就是“受了打击”。
我想着老蒋似笑非笑的眼睛，心不在焉的面容，好似流浪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这不靠谱的家伙此刻在某个角落里弹着吉他，对别的女孩说着对这世界的梦想、忧郁。
友琳坐在前排，依然把头埋在桌面上。
我心里交错着鄙视、快意、烦恼、嫉妒等情绪。
整整一个夏季，她和我都置身失恋，我们近在彼此，各自失各自的恋。我遏制自己，是怕心痛再次袭来。
有一天傍晚，我去研究生楼一个老乡那儿，参加一个小型的饭局。
这老乡是中文系的才子，却还喜欢烹调，能用电炉在宿舍里做出辣子鸡丁、蒜香小排等小菜，所以时常约我吃饭。
我从校门口买了一串香蕉，拎了过去。一进门，没想到看见了老蒋。
我吃了一惊。他回来了？他怎么在这里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友琳知道吗？
我的血往头上冲。如果中文系才子和其他老乡不在，我可能已经一拳揍在他的脸上了。
而这鸟人竟然像无事一样，对我“嘿”了一声，还向我招手，然后伸开手臂，过来拥抱了我，他哈哈大笑，说，哈，你也来了。
我借机狠狠地拧了一把他的背。他放开手臂，看着我，点了点头，那意思是他知道了。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向他人介绍我：老朋友。
中文系才子正蹲在地上，在炒电炉上的青蒜腊肉，满屋都是诱人的香味，才子也吃了一惊，说，你们认识啊？
我看着老蒋，脑子里还处于半空白状态。老蒋说，他是我同学的弟弟，我看着他长大的。
才子说，老蒋是我的小学同学，嘿，没想到你们也认识。
老蒋笑道，世界真小，谁和谁都扯得上边。
我瞟着老蒋，问，你这阵子藏哪儿去了？
他眯着眼睛，看着我，说，我不就在这城市吗？
我心里再次刹那空蒙，问，怎么回事，你不是在海南吗？
这鸟人居然在笑，他说，我前个月就回来了，在这里发展。他指了一下坐在床沿上的一位女士，说，跟丁姐在做信息研究。
我这才注意到那戴眼镜的女士，她向我微笑点头。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但看得出她比我们大，容貌秀丽，眼神沉静。
老蒋面容平静，温和地看着我。他真像是忘记了几个月前他还在这校园里混迹，把我的女朋友骗跑了。现在他居然有脸装作惊喜的样子，对我说，嘿，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
我心想，你这有什么想不到的？你压根儿没想让我们知道。
我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地看报纸。才子继续对着电炉炒菜。我听见老蒋说，我下楼去买几瓶啤酒吧。
他走过来摇摇我的肩膀，说，你和我一起去吧。
这厮知道我憋闷着的情绪，所以想了这么一个活儿，让我跟他下楼，想跟我说说什么吧。也可能是怕我待会儿忍不住，当着老乡的面，尤其是那个丁姐的面说出来。
他和我一起下楼，走过楼梯拐角的时候，他回头，看着我，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他往后贴墙，说，你揍我几拳吧。
我一声不吭，一手按着他的脖子，拎起拳头，就往他肚子上狠揍了几拳，然后给了他一个不算太重的耳光。他嘟囔，打吧打吧打吧。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我们赶紧分开，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起往楼下走，去小卖部买了啤酒。
一路无语，回到才子宿舍。才子说，吃吧吃吧，菜要冷了。我们就围着几张书桌拼成的桌台开吃起来。他们聊天，我在一旁听着听着，就听明白了，这丁姐是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一家研究机构的，单位让她在海南成立了一个文化信息研究部门，负责信息整合与资源整合。她笑道，其实是我自己想出来干，透口气，做点实事。她言语闪烁，闪烁处是似有似无的深背景，像许多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弟一样。老蒋的脖子上还有我刚才按出来的红印，他在说丁姐人好，自己走投无路时，她收留了自己，公司里还收留了好些像自己一样的人。丁姐笑道，哪里哪里，像你们这样的孩子，为梦想而来，兴冲冲地，看不得你们受苦，也就给碗饭而已，让你们自己去闯。
说着说着，我就发现丁姐是一个激烈的人，关注政治和时局，能讲“西马”和新儒学。她说“中国人精神不在家”，她环视我们，指着窗户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就像海南，就像一棵树，每一个枝头都在绽出芽来，何去何从，其实都与底层公众的精神状况有关，与相信什么有关。
我没被她震晕，因为我想着离这研究生宿舍楼五百米远的实验室里，友琳正在沉思默想，为她的爱情伤感，为老蒋牵肠。我瞥了一眼老蒋，他看着丁姐，像注视偶像，脸上的服帖一目了然。
我问老蒋，你们信息研究具体是干什么的？
他见我跟他说话了，就笑了一下，说，就是把各种与市场有关的信息整合起来，给需要它们的人。
他说了也等于没说，我没明白。他说的另一个事我倒明白，他告诉我，他最近在发货。发货，知道吗？就是把北京路上销售的衣服，批到北京、上海，尤其是黑龙江去，差价超大，因为款式好。所以最近他在批发衣服，生意好到不可想象。
我问，你们公司是做这个的？他“切”地笑道，不，我自己有空就做点这个，她不做这个，她哪能做这个呀，是我试一下水，她同意我了解了解市场。嗬，“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他仰脸笑，瞅着我说，折腾呗。
那种热腾腾的、新机遇的气息，就拂到了我的脸上。如今我回想那样的夜晚，依然可以感觉到彼时思维这般的跳跃和紊乱仿佛并不分裂，相反，还古怪地搭调。那时好多不相关的事，似乎都有共依的逻辑，救世、玩世与疼自己混成了一团激情的热气，比如上一分钟在讲中国社会结构，这一分钟在讲股份制，而下一分钟就跳到了是不是要从广州捎点外烟到南京去。老蒋让我过年回家时，也捎一点东西回去，彩电如果背得动，带一台，一年生活全有了，这也是发货。丁姐听到了我们的这话，冲着他笑，说，小子，当个体户可不是你的目标。
这一个晚上老蒋坐在我的身边，压根没提友琳。那好像是一片飞移过去的云朵，在他的天空中已经淡去。他哪知道友琳就坐在楼下不远处的实验室里，在对他朝思暮想。
我说我要去做作业了，提前告辞。我把老蒋拉到门外，说，刚才只顾着揍你几拳，没时间跟你说话，你知道友琳在等你回信吗？
他一愣。他看着我，说，对不起。他摇摇头，把嘴凑近我耳边，说，我对不起你。
然后他拼命地摇头，像要摇去脑袋里的云朵。
我说，你对不起的是她，你让她天天在等。
他瞅着我，然后闭了一下眼睛，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说，你能告诉她吗，我也一直记得她，告诉她别那么在意，人与人就是过客，不管如何相依，情境过去了，难免成为过客，谁也承担不了别人，最难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就是天大的责任，我这么说，你们不懂，是因为没吃过苦，以后会懂，我感谢她对我好，帮我告诉她吧，好不好，她想象的我也一定不是我。
我走下楼。我心想这鸟人在说什么呀，也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说得这么有腔有调，仿佛在说人生悖论和这世界的痛点，而不关他本人的薄情。
老蒋告诉我他会去北京。在幽暗的楼道里，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的低沉，他以呵呵的笑声想宽松一下气氛，他说，因为丁姐想回去，那里有一批她的志同道合者，北京的平台才是大平台。
友琳不知道老蒋已经从海南回来了。
她也不知道老蒋有些晚上甚至来到了我们校园里，跟丁姐一起，找专家学者谈天说事。
友琳依然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把实验室当成了家。她早来晚归地待在这里，摆弄着试管烧杯，或一声不吭地趴在桌上写东西，我知道她在写诗。只是她不会像以前那样给我看了。
有一天，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回头看见她正看着我。她说，你为什么一声声地叹气？我说，我在叹气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叹气。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如果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那我真的对不起，很对不起。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里涌起了雾气。我抗拒着自己的软弱。我扭头说，没事没事，你自己不要不开心就好。
她看着我，也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叹了一口气。
我说，干吗呢，想到你在不高兴，其实我也会不高兴，所以你该高兴起来，我说的是真话。
她点点头，收拾好书包，走了出去。
友琳和我，像一对奇怪的组合，泡在实验室里。
她在那里做实验，我在那里狂补作业。
有天中午我趁实验室没别的人，用电热杯煮了碗方便面，还加了个蛋。香喷喷的味道，让实验室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居家气息。她在那头说好香噢，我随口问她要不要。我记得好像就是从那天起，我迷上了在实验室煮东西。有一天我甚至学中文系的才子老乡一样，去校门外的菜场买了条鲫鱼，回来煮了杯鱼汤。她走过来尝了一口，说，嗬，不错。
又有一天，我在用电热杯费劲地炒一杯菠菜年糕时，她连声说好香。我说，我再去洗点菠菜，回来再做一杯吧。当我回来时，她正手忙脚乱地用调羹拌着电热杯里的年糕，怕煳了锅。我说我来我来我来。我蹲下身，从她手里拿过调羹，拌起年糕来。
她说，给我再炒个鸡蛋吧。
我笑道，没鸡蛋，你去买。
她说，好吧，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不仅买来了两个鸡蛋，还买了两只螃蟹。
在孤独的实验室里，友琳和我又有了交往。
那只小小的电热杯，被我们藏在实验台的底下。我和友琳钻在实验室一起迷上了做饭。煮食散发的温馨气息让我们的亲密得到了一些恢复。空气中有了点暖烘烘的感觉。我们用那只小杯用到炉火纯青，我们的厨艺在飞速进步，发展到后来，我们甚至用它炒了碗麻辣田螺。
我们成了厨艺的搭档。我们好似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我心里明白，这一次我们不是情侣。至少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想以胃里的暖和让心痛趋缓，然后好过一点。
所以，做菜吧。
我们的炒田螺轰动了宿舍，老牛他们说，哇噢，这么好吃还不去食堂门口卖啊。
那时老牛他们已经在食堂门前“经商”了。他们卖方便面，卖报纸，卖二手书，以及代理冲印彩照。他们说这田螺端出去保准把食堂里的大锅菜给盖了。他们拼命煽动我和友琳，玩呗。我发现，原来在我泡实验室的这段日子里，别人已开始卖东西了。“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老牛劝我和友琳赶紧开张，他准备放弃方便面，一起加盟卖田螺。
友琳像多数校园女诗人，趣味文艺，她觉得此事有些搞笑，她说卖田螺的事她可干不了，但可以帮我们策划一下招贴海报。
于是，老牛负责偷电、装电炉，我负责剪田螺屁股，主炒。友琳负责构思海报，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上广告语。她把这事干得像在写诗，她还真的写了一首诗，《田螺之歌》，“让味觉通往家园，通往童年的清清水塘”。
没有铁锅，我们用的是一只脸盆，田螺在脸盆里咣咣直响，整条宿舍走廊被我们炒出了厨房的味道。我听见经过门口的人在打喷嚏说真香。我奋力挥铲，对友琳说，这诗写得不错，我们会红的。
我们把脸盆端出去的那个傍晚，友琳起先站在墙报那儿观望。后来她见我和老牛这边大火，也就激情渐起，过来相助。围观那盆田螺的人越来越多。两毛钱一勺，我飞快地把脸盆兜得哗啦响。一盆卖下来，我们赚了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的感觉比现在两百块还多。我们拎着个空脸盆往宿舍走，友琳一直在笑。我和老牛商量着还是先请宿舍的哥们搓一顿。她说，先省省吧，你们得先去买只铁锅。
连着两个周末我们卖田螺玩得热火朝天。友琳像那个时代众多文艺青年一样，只要是能激发出兴奋感的东西，她都能迅速将之升华，从而让自己的庸常行为有了形而上的高度。“炒田螺”同理，那仿佛是另一个浪潮的前奏，借着它，跟住了些许时代的脚步。于是她开始和我争抢着挥舞锅铲，锅铲叮当。
因为她的《田螺之歌》，我就叫她“田螺姑娘”。田螺香飘校园，每次收摊，数着那些小钱，我和她都感觉自己相当弄潮。
因为田螺，生活有了转移的兴奋点。有一天收摊时，我们甚至赚到了五十元。一伙人骚包到不行，非喝庆功酒不可。我们去小卖部买了瓶葡萄酒，我们坐在中央草坪的旗杆下，我费了很大的劲弄开瓶盖，然后轮流对着瓶口喝一口。老牛从口袋里掏出今天赚来的那堆零钱、菜票，一起数啊，晚霞满天，风吹着国旗在头上呼呼地响，远处传来奥运比赛电视直播的声音。那一年中国队在汉城不断失手，而我们胜得无以复加。友琳喝了一口酒就上脸了，她抚着自己通红的脸颊，晚风吹着她的发梢，我闻到了洗发香波的苹果味。夕阳下，她眉目间光彩闪动，遮掩了多日以来的忧愁。她坐在我的身边，我多想这样一直坐到明天天亮。
确实，“经商”成为迎面而至最大的浪漫主义，友琳以她心里潜伏的浪漫劲儿，与我一头扎进了“炒田螺”的游戏里。这似乎让她淡忘了老蒋的失联，淡忘了心痛。
星期天我用赚来的钱，悄悄去北京路给她买了一件橙色蝙蝠衫和一双皮鞋。拿给她时，她又惊又喜。我好久没见她如此透彻的开心眼神了。她好像忘记我们不是情侣了，居然伸手拉过我的脖子，贴了贴我的脸颊。
哪想到那鞋子穿了三天就坏了。她从鞋帮里掏出一团纸板来。
与所有随风飘移的浪潮一样，我们的“麻辣田螺”风光了没有多久，另一个波浪打过来，把他人和我们自己迅速吸引了进去。“香辣田螺”的海报被更多的海报覆盖，《田螺之歌》被更多他人的诗文，甚至是被友琳自己的新诗文淹没。友琳和许多人写啊写啊，食堂门前，新一轮浪潮上场，它淹没个人，让许多琐碎纠结暂成“杯水情感”，无暇顾及，它以大时代的架势呼应了不谙世事者的青春形态，别人的激越心情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友琳的情绪有了转场的空间，我看着友琳迅速回光的脸容，我知道她正在从对老蒋的想念中摆渡出来，天宇下是辽阔风声，于是我开始蠢蠢欲动，在这样恍若大时代的场景里，爱情在不可抗拒地加速分泌，街边巷尾彼此相拥才不孤独，许多人在相拥共鸣，像依偎的鸟雀。我天天去找她，跟着她校内校外跑来跑去。无数次，我想开口问她咱俩是否可以重新开始。这世态与人群都仿佛即将重新开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那一年夏天宛若风波的往事。人们的情绪被它牵引，别的平淡如水。
当然，那年夏天很多事到后来都平静如水了。
冬季快来的时候，老蒋背着一个大旅行包又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的头发更长，人更瘦。我没看到上次他带着的那把吉他。
他落魄的样子让我心软了一下，同意让他歇脚。我说，你去哪儿了？你家人找不到你，都托我哥来问我了，问你在不在南方？让我看到你叫你赶紧回家去。
他嘟囔道，我口渴死了，给我一碗水。
他像牛一样，把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后说，回去？我看还是不回去比较好。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犯了点事，被关了几个月，还好，牵涉不太大，刚出来。
我听了没惊着。因为我知道，按他的性格，每一个浪潮他都会冲进去，随后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搞成一团乱麻，所以他遇到啥都不奇怪。我问他，那个丁姐呢。他闭了一下眼睛，脸上掠过一丝忧愁，他摇了摇头，没理我。我指了一下他的大包，问，接下来怎么办？他说找找工作看。他笑道，自己刚出来那天，走在马路上，看了一会儿墙上报栏里的报纸，发现好多说法都不一样了。他说，你给我找几张最近的报纸，我得看看，否则一开口，都对不上了，人家都不这么说话了。
我说，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他高深莫测地瞥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
像上次一样，他在我宿舍里打了地铺。白天他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呼呼大睡，在梦里呼天抢地。几天后，他找到了一家做家电的合资企业，重新做回他最初在技校学的电焊活儿。我在心里发笑，这兜兜转转的荒诞感。他却挺高兴的，说幸亏现在还有什么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放在早十年，自己这辈子可找不到饭碗了，而现在可饿不死了，连海南都去混过了，还怕什么。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暗示他早点搬出去，因为室友有意见。
几天后，他在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里找到了一个出租屋，说是还算便宜，就扛着他的大包搬过去了。
老蒋他爸知道他在南方后，就让我哥帮他寄了件毛衣过来，说是老蒋妈织的，让我转交给他。
星期六晚上，我拿着毛衣去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找他。火车站广场人潮涌动，在明亮如昼的灯下，无数刚下火车的乡下男孩女孩被串成了一排排人龙。我知道他们将被转往三角洲那些乡镇工厂。我穿过行色匆匆的人们，绕开那些不知为了什么事想与我搭讪的人，找到了三店巷。巷口站着一个女孩，她向我点头笑着。就在我朝她看这一眼时，她对我说，要过性生活吗？我遏制想笑的冲动，我在1989年岁末的巷子里疾走，我想我终于遇上了传说中的鸡。
后来我坐在老蒋凌乱不堪的房间里说起这事时，还在乐不可支。他眯起眼睛，说，要看这样的笑话这巷子里每天都有。他指着窗外这条夜色中潮气汹涌的巷子，说，什么样的角色都住在这里，这也是生活，你啊，没看过吧。他显然看到了我皱眉，他好像故意恶心我，告诉我虽然乱七八糟，但他觉得还不坏，如果换在从前，像他这样的，还真的没路可走，但现在不一样了，饿不死他了，他想赖在哪儿都行。他再次指了指窗外告诉我，人家也在过日子呀，也在忍也在梦想啊，你刚才遇到的那个女孩，估计是那个“大饼”吧，我听他们这么叫她的，补鞋妹，温州来的，晚上就干这个。他笑起来，那鸡你不看脸的话，还算性感，这巷子里的不少人都和她睡过。他说，谁同情谁啊，没准她比你还有钱，过几十年她就成了你的老板。他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请我去外面大排档吃饭。他视线飘到了我的头顶上方，“切”地笑了一声说，工人说他们要上班，农民说他们要种田，就好像我们是想多了的多余的人，也可能真是想多了，管好自己吧，天塌下来，照理有比我们高的人顶着呢，走吃饭。
这一晚，我原本以为他会问我友琳的情况，他没提。我离开那儿的时候，忍不住说，我以为你会问起友琳。
他伸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对我摇了摇脑袋，说，我跑来跑去，停不下来，来不及想很多以前的事，也来不及难过。
然后，他用洞悉我心思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眼神让我不舒服。果然他说，怎么，你对她还有心思？放不下？是哥不好。好，哥帮你。
他说，有空的时候，你带她来，看看这儿，她就什么伤心都没有了，跑都来不及了，真的，我是说真的。
那一段时间，其实友琳、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已开始为求职奔忙了，因为我们快毕业了。那年冬季，求职之路变得有些难走。我们拿着求职简历跑遍了G城的大街。
因为想着半年后就将毕业，也因为想着日益迫近的别离，我的焦虑感在劝我别再迟疑了，问问友琳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吧。如果可以，那么就得为日后在一起努力。有一天在实验楼，我把一碗方便面递给在外面找了一天单位，两手空空回来的她时，就问出了口。
她同情地看着我，摇头又点头，她说，怎么说呢？不好意思，怎么说呢？
我说，是因为那个老蒋？
她嘟囔，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那是什么呢？
她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好像很难回到重来的状态，也可能那个人介入过我们中间，我们都不是以前的状态了，而新的状态还没有找到一个点。她突然泪水纵横，她说自己知道我对她好，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老蒋早回来了。老蒋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他与你想象的未必是一个人。这是他让我告诉你的，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她抬起头静静地听着。我说，要不我们去看看他，这也是他的主意，当然也是我的建议。
我心想，如果那个情敌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让她自己去确认，否则我怎么争得过幻影。
第二天下午，我和友琳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我们到三店巷的时候，早了点，是傍晚四点半。我以为他还没下班，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没想到里面有人的动静，我叫了一声“老蒋”。没声音。我又叫了一声。他在里面应了，说，等等。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开了一条门缝，从里面挤出来，反手把门拉上。他眯着眼睛冲着我笑。他横立门前的身体语言，告诉我这一刻他没想让我们进去。
他看见了我身后的友琳，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说，友琳啊，你还好吗？
他双手一拍，好像有多高兴的样子。而他堵在门前的姿态，分明是没想好到底是该邀请我们去别的地方坐坐，还是等会儿把我们迎进屋去。我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屋里还有人。
友琳的目光全凝视在老蒋的脸上，她的脸色涨得通红，在这条阴暗的巷子里，她像站错了重逢的场景，她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老蒋说，谋生呗。
友琳说，我以为你还在海南。
老蒋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事太磨难，不讲给别人听，是心疼别人知道了难过。
友琳说，真正的朋友，每天都从最难的底线上牵挂对方，没有哪一种难受比牵挂更难受。
老蒋看了我一眼，脸红了，说，不好意思，友琳，是我不好意思，我混得灰头土脸的，没有心情和你们联系。
友琳说，还能混成怎么样？我想的都是你混得如何不堪，哪想过人模狗样啊。
老蒋苦笑道，不堪？那是你们没经历过真正的不堪，谢谢友琳，怎么说呢，我没法看着你这样的单纯，离得远一点，我自己还好过一点，轻松一点。
友琳看着他，脸色开始发白，她摇摇头，像无法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他就推开了自己身后的门，说，大饼，你出来吧，我朋友来了。
于是我们看见那个叫“大饼”的女孩从门里出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茄克，头发略微蓬乱，她瞅了我们一眼，笑了一下，就走开了。
友琳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老蒋向我苦笑着摇头，说，你等会儿告诉友琳，她是谁啊。然后他突然放声笑起来，好像故意的。他嘟囔着，又怎么了，我的力比多，也需要释放呀，这又怎么了？
一只猫从我们脚边蹿过，消失在三店巷潮湿的墙角。这巷子实在是他妈的贱。
在回来的路上，友琳泣不成声。她嘟囔其实刚才看到他第一眼就明白了，是自己做了一个超笨的梦。她说自己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说自己其实很平静，面对他比想象的更平静，要说难过也是在难过这过去的一年里的自己。她伸手抚了抚我的手背，说，还有你。她说人生真的不可思议，彼时彼地为什么会喜爱，为什么会消散，为什么会强烈，为什么会淡漠？这么说吧，彼时彼地，是靠不住的，得不到的才是好的，而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好……情境也会变的，你会永远对我那么好吗？
心烦意乱中的她说话比平时更加文艺，在很多地方绕着弯，所以我无法清晰了悟她杂乱的思绪。但我知道，当老蒋这个情敌消解之后，她和我又可以开始了。
是的，我们在重新开始。情感的再度趋热，还与我们一起为毕业找工作奔走有关。整个十二月，我们对着电话号码本，跑遍了城市的许多角落。我们从一家家单位被婉拒出来，站在冬天的公交站台上，常常不知接下来该去哪儿。
像多数不知世事深浅的男孩，对于未来，我虽希望跟她在一起，但对于具体工作生活的地点，我没有太多固执意念。但文艺女孩友琳不同，她忧心在这座城市找不到工作单位就会被打回原籍，而她不想回去。她说，她喜欢这里，这里的大城市有她需要的感觉。
那一年求职真的很难。她原本是文艺女孩，在找工作的这些日子里，她的言语与眼泪在日益增多。而她消瘦倔强的身影常让我涌生爱怜和徒劳之感。有天早晨，我费了很大的劲挣扎着起床，想着将去郊外的化工厂继续闯关，一种徒劳的恶心涌上心头。我看见友琳早等在楼下了，她背着个小包，在向我张望。她说，你咋就这么慢吞吞呢。我说，昨天跑累了，实在起不了床。她似乎对我有些埋怨，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每天这样催你跑东跑西有点烦了？我点头。她眼圈红了，她说，其实，我也不想这么累啊。我说，这么瞎跑真有用吗？她说，不跑肯定是没用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发急呢。
我们有些拌嘴，往校门口走。大清早，一只喇叭在空中播报“柏林墙被推倒了”。坐上通往郊区的公交车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和友琳专业相近，这样结伴进人家单位找工作，谁会要这样的一对。我对友琳说：要不，以后你进去找，我在外面等吧，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从那天起，我在许多单位的门外等她，或者是她在外面等我。我们迎接的是彼此失望的脸色。
但有一天，她却一脸笑意地下来。她说那个人事处长对她印象不错，约她下星期再来。
她是那么高兴，她对我回味那处长说的每一句话。那人对她的简历好像挺感兴趣，对她的字也喜欢，还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你的字，挺漂亮。我说那人事处长怎么样。她说长得胖胖的，挺和蔼。
我们是那么高兴，这么乱跑，没想到还真跑出了点结果。
可惜我们没高兴得太久。我们第二次去那儿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她一脸慌张地下来，她说，快走快走。
我问她怎么了。她出了大门后才说遇到流氓了。她说，那处长让她坐在沙发上，自己一屁股也挨着坐下，谈了一会儿文秘工作、宣传工作、老干部工作等后，就拍着她的裙子说你的裙子真漂亮，一只胖手就提起她的裙角凑到眼前，好像对那裙子上的格子很有兴趣，接着，那只手拎着裙子，居然一点点提起来。她拔腿就跑。
这事对我的震动极大，以至于接下来的日子，我等候在那些单位的门外时，都有点胡思乱想。而友琳在受惊吓之后，却突然变得爱打扮起来。不知是受了刺激还是洞悉了玄奥，反正她变得爱打扮了，甚至还涂眼影了，她说宿舍里的那些女孩都这么干，“化妆是对别人的尊重”，她告诉我毛毛为了上门自荐，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化妆了。她问我好不好看。我说，你不怕招惹色狼啦？她瞅着我笑，说，嘿，难怪毛毛说男生总是反对自己的女朋友化妆。
初涉世事的那年秋冬，一直很晴朗，我们在街上奔波，风吹见长，在中国，成长是速成的事。转眼就快到新年了，工作还八字没一撇。1989年12月31日那天，一个已经工作了两年的老乡李小波请我去他宿舍吃火锅，迎接20世纪90年代。那天晚上我们闹到十二点，窗外一片鞭炮声。
小波问我们还回不回学校，“不回校也行，你们住这儿，我到隔壁和别的同事挤一下”，他向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去了隔壁。
于是，这间脏乱的宿舍陷入安静。留下我和友琳站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大街上的车声从远处传来，友琳扭头看着床，有点不好意思。我抱着她的肩头，心在兴奋地跳着，好像预感那件想了很久的事涌动到鼻子面前。我们倚窗拥吻，怕对楼的人看见就熄了灯。黑夜中20世纪90年代正在来临。我感受着自己汹涌难耐的欲望。我摸着她滚烫的脸，说着“20世纪90年代给我们一个好运吧”，想把她往床上拉。她笑着躲闪。她不干。我说，那你就这么站着吧，站到天亮。黑暗中我听见她笑了一声。她亲了下我的脸，搂着我的脖子坐到床沿上。我们在狭小的床上抱着。我听见时间走动的声息。后来她开始呢喃“抱紧点抱紧点”。她浑身很烫，像发热了一样。她亲着我的脸要我对她好。她说，你可不能把我丢了。我们的双手沉浸在摸索中，是那么鲁莽热切。我们都像被一个意念苦苦折磨，却不敢动弹。空中，20世纪90年代正在来临。肌肤在黑暗中躁动，想试，很想试着推开这20世纪90年代的初夜。但又被什么线索纠结。那个叫命运的东西，此刻一定在角落里注视着它被欲望苦着的孩子们。我听到了窗外的车声和我们交织的心跳。那个时代的男生女生往往徘徊，被意念纠结，在20世纪90年代到来的夜晚，苦着自己，也被自己感动，让欲望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吧。我睡在床沿上。我们笨拙而困难地抱着，等待着黎明的来临。
第二天早晨，我们脸色疲惫地走进校园。在女生楼的回廊边，站着一个背人造革挎包的女人。那是友琳的妈妈。
你们去了哪儿？她一脸焦虑，说自己刚从老家过来，坐了一夜的火车。她说，你们去了哪儿，这么一大早的？
我惊慌失措，双手抱肩，生怕她嗅出我们通宵未归的味道。
我们去找工作了。友琳说。她妈微皱着眉对我笑了一下。哪有这么大清早找工作的？她笑得犀利。接着她用方言跟女儿飞快地说着什么。她察觉到我在一旁直愣愣地看着她们，就对我没头没脑地说，在学校里还是以学业为重吧。
我以为她是在责问我们通宵未归。我脸孔发热，赶紧借口有事告辞了。
那天中午，我买了一把香蕉去女生楼看友琳和她妈。友琳从楼上下来说她妈已经回去了。我说，这么匆匆忙忙干吗？她说她妈总是这样，有时候坐一夜火车赶过来，就为了叮嘱几句她认为很重要的话。
我看着手里的香蕉，问她，你妈没追问我们昨晚去了哪儿？友琳脸上有点别扭，说她妈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说话冲，但心好。友琳说，别觉得她在泼冷水，她是怕我们现在太投入了，以后毕业分开了会难过，她不希望我难过。
友琳脸上就有想哭的意思，她说，我想着她现在一个人正坐在回去的火车上，在为我操心，我真的很难过。
友琳给我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韦倩玉”和一个地址。友琳说这是她妈中学时代的一个老同学。她妈打听到这老同学在G城，那人的老公在设计局，所以她妈让她这些天联络一下，没准那人有什么关系，可以帮助找工作。
友琳说她妈让她今年春节别回家了，留在这里找工作，“妈让我一定要留在省城，千万别像她当年那样”。
我想着她妈那张焦虑的脸，就说，你妈好像不太看得上我，她可能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吧。
友琳携起我的胳膊，说：“要怎么帮忙呢？我对我妈说了，女儿一个人在外求职，有这么个男孩陪着跑了这么多地方，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我陪友琳去绿杨小区找那个韦阿姨。我们找到了那个单元。我在楼下等。她上去了。我坐在花坛边等了很久，直到暮色降临。我望着那家的窗子，心想，她可能在他们家吃饭了吧。
后面，友琳终于出现在单元的门口，把她送下来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和一个拿着头盔的青年人。我听见那韦阿姨非要让那青年把友琳送回校，友琳推了半天，后来她还是坐上了那辆惹眼的“雅马哈”，摩托车突突响着，飞速地从花坛边掠过。我看见友琳飞快地向我挥了一下手，示意她先走了。
等我回到学校，看见友琳在校门边的路灯下等我。她说，那个韦阿姨太热情了，但我看要让她帮上我们还有点难。
她说韦阿姨的儿子是高岗街的服装个体户，哪天我们去他那儿买衣服吧。
我们还没去高岗街，那青年就把衣服给友琳送来了。友琳一件件展示给我看，她兴奋地比试着。那时已快放寒假了。
友琳一下子成了女生楼里衣着最时髦的女孩。那些超级新款的衣服给她带来的快乐，冲淡了求职碰壁的沮丧。
因为我哥春节结婚，我得回家过年。临走前，我去女生楼找友琳吃午饭，在女生楼下我看见那个摩托青年又来了，他倚着那辆“雅马哈”，站在那儿吹着口哨。
友琳从楼上下来，她看着我们。那摩托青年把一个保温瓶递过去，说这是他妈煲的汤，让她尝尝。友琳告诉我他叫伟亮。摩托青年一扬眉，对我笑笑说，哪天去我店里逛逛。
他摆弄着“雅马哈”的把手，告诉友琳，他妈约她去他家过年。
这摩托青年的阳光神色让我有吃醋的感觉。
后来我坐在回老家的火车上还在想他。车厢里，人山人海，空气浑浊。那时打工潮在中国的南方正如火如荼。我和一群回家过年的大学生挤在打工仔的人潮中。那些漂泊的面孔让人有一个念头：说不准到哪天，我们也无所谓户口了。
1990年的列车广播里在播放一支刚刚走红的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苍劲的嗓音穿透了烟雾缭绕的车厢。
春节后回校，友琳给我看一件火红的毛衣。
给你的。她说。
我比试了一下，说，男的能穿吗？
她说，伟亮说这就是给男孩穿的，很洋气的，现在香港男孩流行穿大红。
我说，多少钱？
她说，这是伟亮送的。
送给我的？
她点点头。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知道我不相信。于是她笑了一下，说，其实是我骗他说我想送给我弟的。
我突然就有些赌气，我发现我那丝隐约的醋意和猜疑其实贯穿了一个春节，我说我不要。我说他在追你吧。
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
我说，怎么不可能？！他和他那个妈一定看上你了。
她脸一下子红了，说，你怎么瞎说。
我说，怎么瞎说了？没准她和她那个体户儿子做梦都想娶个大学生。
我把那件毛衣掷回给她。我的话刺伤了她。她说我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她说整整一个寒假都在想象我穿这件红毛衣的样子。她抱着那毛衣生气地转身走了。我看着她难过的背影，又后悔又痛快。想不到回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彼此生气。更想不到的是，这还只是那个春天我们斗气的开端。
那个体户真成了我的对手。
现在我常看见他倚着摩托车，站在女生楼下吹着口哨。他对友琳嘘寒问暖，小恩小惠。他看到我总是点头笑着。他的模样很惹眼，那锃亮的“雅马哈”和帅气头盔让他十分有型。
现在，友琳已不再否认我的嘲讽。她对我抱怨，那人真烦，怎么可能呢。她攥着我的胳膊，轻抚着我的臂膀，像在安慰。她说，当然他也没把话挑明，我只能反复暗示他不可能，我告诉他你是我的男友，可是他真是太黏人了，我不知该对他再说啥了，她妈和我妈是同学啊。
那摩托青年骚包笃定的样子让我愤然。有一天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对他挑明说，伟亮，你别来了，友琳不喜欢你，她很烦你了，你离她远一点好不好？
他却亲热地搂住我的肩，对我耳语，小弟，我们也是朋友，我其实挺喜欢你的，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对不对，我们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吧。
他沉得住气的社会青年模样，让我无法发作。我想，不就是个体户有几个钱吗，不就是G城人有户口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妈的，我一定要在G城找到工作。我找工作的动力驱使我甚至跑遍了郊县。
那年春天南方雨季漫长，雨丝在空中飘飞，衣服在身上越来越潮。有一天系里公布了留G城的名额。这让友琳无比受挫。她说，毛毛居然拿到了名额，凭什么啊？
潮湿的天气，友琳的头发总是微微卷曲，就像她委屈的情绪。我为她深感不平。友琳成绩全年级排名第二，而那个毛毛除了花枝招展，算老几？
友琳鼓足勇气去找辅导员老黑理论。老黑说，衡量一个人，不只看成绩，毛毛热心为班级做事……
友琳不是口齿伶俐的人，她脸色苍白地回来。那天活该我倒霉，我去女生楼原本想安慰她一下，但看见了那摩托青年正在雨丝中一骑远去的背影，我问友琳的第一句话竟是：“他来干吗？”她把对老黑的愤怒、对毛毛的怨恨，以及对我嫉妒的不满，全撒到了我身上。她说，他说他能养我的。
她对我讥讽的模样，让我陌生想吐。我说，那你就让他养好了。我摔门而去。
伟亮的“户口”和“万元户”让我深感压迫，我第一次掂到身份的重量。其实我也知道友琳的无辜。自卑让我深陷敏感。工作还没着落，那一阵子我和友琳总是拌嘴、赌气。我讨厌她穿着伟亮送的漂亮衣裳，我讨厌她对我的哭泣。我发现她也越来越想惹我生气。在我的责怪中，她言不达意，嘤嘤嗡嗡地哭泣。似乎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在不知所措中好过一点。也可能谁都意识到了待在一起渺茫的未来，和已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的现在。一代代校园小两口，都了解这种宿命迫近时的焦躁。
我厌烦了她的哭泣，也恶心了自己找碴儿吵架的冲动。那一年我太傻太傻。我无法遏制自己。那时我做梦都在想着户口问题，甚至有一天我还梦到了她妈严峻的面孔。
每次和她争吵、冷战之后，我总是加紧了找工作的步伐。我跑遍了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县级市，我想让自己留下来。
于是我去了珠海，想再碰碰运气。三天后我空手而归。在校门口我看见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我瞥见友琳坐在后座搂着伟亮的腰从我身边掠过，在黄昏中远去。
她肯定没看见我。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我发现自己居然怒气全消。我以为冥冥中迫近的结局这一刻终于来了。
在我想着她会不会来找我求和的日子里，其实我知道她也在等着我去找她。但我没去。除了自傲或者自卑，还因为我不知该如何给她一个有前景的安慰。言语在1990年是那么无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货真价实的争吵，因为它能让我们对彼此失望，从而让自己更轻松一些。
我发现我已准备认了。而我的老乡毛豆、小波不干，他们猛拍我的肩膀，说，妈的，去，我们去把那摩托小子狂扁一顿吧。
我说算了算了。我钻进被窝，想蒙头大睡。那些天我不知道友琳的心里在经历怎样的波动。“人无着落的时候总得先救自己吧”，我理解她，也理解自己。我想我是输给了户口、输给了个体户、输给了指标，输给了好生活。
我在心里对友琳说了“再见”。
我对找工作也立马失去了兴趣。
现在我沉浸在图书馆写我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不想听外面的事，不想听谁谁找到工作了，谁谁谁托到关系了。
但是，那些消息，还是顽强地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听说毛毛原来是和副校长的亲戚火线搞上了。而室友阿牛说，错。他说他看见毛毛晚上在凉亭那边和一个中年人搂搂抱抱，“你猜谁？不说了。你会说出去的。”
其实，那一阵子飞短流长纷纷扬扬，比如有传说在校门边的林荫道上、舞厅里，有些焦灼的女孩在钓觊觑她们的人：“你能帮我吗？”
有一天，我在北区门口看到友琳和伟亮抱着一把花，从外面回来。
友琳看见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让我难受。分手后的这几个月来，她在飞快地陌生起来。她一定知道我在回头打量他们，所以她步态有点不协调，有点笨拙。冲着她这样子，我滋味百般。我劝自己，她是对的，和伟亮好，能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来，留下来，一个女诗人首先需要留下来，回到小镇去就啥也没有了。
那年毕业的时候，友琳留在了G城，据说由伟亮一家使力，去了一个区的区政府。
我不知道友琳高不高兴，我只知道我没太多不高兴，再说也没谁在意我是否高兴。
那一阵子，我们男生沉浸在“意大利90”中，通宵达旦地看世界杯足球比赛，由此暂时忘了即将来临的分手。我不想回老家。我被分到珠三角一个县级市的政府办公室。
我有些懒洋洋，不知为什么提不起整理行囊的兴趣。在临走前的那几天，除了看球赛，我突然爱上了去图书馆。在离校前的最后一天，我甚至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我发现原来这里是这么安宁惬意啊，可惜四年了，到快滚蛋的时候才恍悟这一点。那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我背着我的帆布书包走在校道上，在路过图书馆后面的那棵大香樟树的时候，我突然决定爬上去。我把书包挂在了高高的树杈上。我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有个路过的男孩吓了一跳，我拍拍手里的树皮碎屑，对他说，明天毕业了，就留个纪念吧。
我回到宿舍，看见友琳正在帮我收拾东西。宿舍里空空荡荡，不少同学已提前走了。看见她，我愣了。她说，你还不收拾啊，明天是最后的离校日啊。
我笑了笑，说，反正也没东西，反正有些东西也不要了。
她在理我的书。我说，那些书我也不想带去了，你要你拿去吧。
我不知她来想和我说什么。好在她没说什么。她帮我把那只要托运的皮箱用床单包好，然后用针把床单缝起来。
坐在灯下，她安静的样子让我觉得眼熟。我转身出去，说去隔壁宿舍要一段绳子。
我拿着绳子回来的时候，看见她的眼泪正落在箱子上。
我装没看见，我在宿舍里忙得团团转。她后来咬断了线头。她说她得先回去了。走到门口，她指着我穿的“意大利90”的彩色沙滩裤说，你总不能穿着这个去单位报到吧。
她就走了。我的小布尔乔亚诗人，越来越像一个懂事的女人。我抹起了眼泪。
三个月后，我听说她和伟亮结了婚。那时我正站在珠三角一个乡镇的街边电话亭，听老同学老牛在线的那头说这事。
我对着电话筒有些支吾。我对着G城的方向，想着第一次在同乡会上见到她时的模样。
我看见许多人围在她的身边。一些名词像蜜蜂一样旋转在她的上空。那些名词变幻着，似阵阵浪潮，闪烁着光芒，它们对她构成了场景和引力，诗歌、流浪、自由、海南、商海、时局……一波波起潮，她向它们展现自己的欢颜和犹豫，它们与我争夺她的视线，她的定义和她的坐标，我常常感到自己措手不及时的虚弱，就像我们追逐这时代的每一波潮涌，几个名词，就将青春打发过去。它们是我最深切的情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