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十二月 正文 我们也想成为“八〇后”

    最为奇遇的物事往往不在人际的陌生处，而是你最为熟悉、却又视而不见那地方。那地方因为你对它的疏远而变得荒芜和寂凉，可一当你把亲近复归带到那儿时，一种倾诉般的奇遇就会接二连三雨打芭蕉样扑过来。

    前不久，我回老家了。

    那个我一生都在逃离和背叛、而又总是因无法逃离背叛而变得与我更加血脉的老村庄，在我离开它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的漫长里，它从来都是一动不动地坐落在北方土地上的角隅等着我，像父母、爷奶总是站在黄昏的村头，等着外出一天的儿女、孙辈踏着夕阳回来样。

    我是因为那个村庄总是那样等着我，才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回到那个村庄去。

    这次又回到那个村庄时，首先出来迎我的，依然是伐了又栽扒了又盖的树木和房子；其次是那些混乱、繁华的乡街与铺子；再接下，是那村庄里的人。他们朝我走过来，说笑、问候、点头，然后再聊些可说可不说，却是思忖了很久很久的话。这一次，那思忖想念了很久很久的话，是从一个只有二十五岁却已经手里牵着一个孩子，怀里又抱着一个孩子的年轻的父亲嘴里道了出来的。他留着半染浅黄的偏分发，穿着亮的黑皮鞋，戴着我说不清牌子的进口表，吸着我递给他的带了过滤嘴的软包云烟，怯怯的立在我面前，等好几个同村人都和我招呼、说闲近了尾声时，才过来在我面前，脸上带着半是尴尬、半是腼腆，却又有几分庄重地问我道：

    “连科伯，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

    我笑着点了头，看见他穿的稍皱还展的西装上，别着如校徽一样的工厂徽。

    “你别笑话我。”他说道，“是一件很不值得问的事。”

    我又点了头，看清那厂徽上的字是广州很著名的一家制药厂。

    “人家说你不光是作家，还是大学教授了？”

    他似乎很怀疑；我也就笑笑再笑笑。

    “那你说，”他目光变得硬起来，变得天庄地正，肃肃严严，声音也有了略显紧张的哑：“你说人家为什么都把城里的年轻人叫做‘八〇后’，而把我们叫做‘农民工’，难道我们就不是出生在八十年代吗？”

    我哑然。

    知道怎样去回答，又不知道怎样去回答，就那么站在他面前，看着身旁几个和他同村同龄、也穿戴相似的人，为他天真地正地提出这个问题感到荒唐和可笑，不该或滑稽。也就都吸着我递的烟，发出了一阵哧哧的笑（也许那笑是为我不能回答发出的）。在这似乎把一炉炭火当作了太阳的不该和笑声里，在我想要说些什么时，年轻的父亲把怀里的孩子换了胳膊抱着后，将他手指间还有很长的烟头丢在地上用脚尖拧了拧，又红着脸对我说了一句很决然绝望的话：

    “他妈的，我们也想成为八〇后！”

    然后，他从我面前走掉了。抱着他不到一岁的男孩儿，扯着他已有三岁的大女儿，从街面由南向北走去了。不远处，他的妻子——那个和他在广州一道打工的年轻女子，正在唤他带着孩子们回家吃饭去。

    黄昏到来了，落日温顺地铺在夏初的田野和村头。我告别了街头的人们，踏着村街，朝着属于我的村内和家里走回去。我知道我那已经八十岁的母亲，一定在我家门口等着我。她等我等得时时刻刻、年年月月，头发都已从乌黑等到茫苍雪白了。

    201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