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正文 上海

    上海·云·上海母亲口述

    “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会好些，但让我失望。如果他能回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拙笔不能道出我心情之万一。”

    一

    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篾竹弄”。

    记得我年过五十时，母亲对我说：“小时候你真坏，带你到浦东‘烊金子’，两三岁左右，抱也抱不动，让你走一段，一定要抱，甚至自己走回原地，再抱着走。”

    我母亲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籍贯安徽铜陵。曾外祖父在“太平天国”当差，据说由洪秀全做媒指婚。印象里，我外婆对“长毛”很反感，当年百姓吃观音土，普通人家吓唬孩子就讲：“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天朝江河日下，曾外祖父晓得难以长久，在城外置了地，每天用荷叶水洗脸，面色发黄，佯装病故，最后用“脱底棺材”抬出城外，抽底脱逃，从此以种植桃李为生。到我母亲这一辈，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在私塾读过了《女儿经》，也算识字，上有两个姐姐，兄长开过扇子店。父兄死后，家道中落，大姐嫁在江宁县，二姐嫁到南京白下路陈家。

    一九一四年，母亲随我外婆从南京来沪谋生，举目无亲，住西藏中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旅店（现为大观园某服务部），母亲想出去做工，店主桑荣卿见她面貌端正，十分勤奋，就给我父亲做了媒。当时我父亲三十二岁，丧偶（无子女），母亲十七岁，两人相差十五岁。一九一五年，他们结为夫妻。

    我父亲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后迁庄桥，读过两年私塾，十三虚岁在宁波银楼当学徒，白天打杂，晚上练字、练算盘。冬天河面结冰，手上冻疮溃烂，常黏住衣袖。几年后，他辗转来到上海，在南市小东门大同行“老庆云”银楼当伙计。银楼业按资本大小，加入“大同行”“新同行”“小同行”等同业公会（沪上“大同行”：裘天宝、杨庆和、老凤祥、老庆云、方久霞）。本家“三阿伯”是大同行“杨庆和”银楼“阿大先生”（即经理），事业有成，买下了南市多间住房，个子矮，人称“小小阿伯”；我父亲排行四，个子高，侄辈称他“长长阿伯”。

    我外婆一口南京话，母亲婚后随我父亲讲宁波上海话（当时上海话的“我”，曾是本地话“伲”—“我们”即“我伲”，之后“伲”就消失了，统一为宁波话“阿拉”）。住南市篾竹弄，父亲住店，只能在春节回家住几天，外婆和母亲平时做零活，搭火柴盒，“撬力头”（衣服缝边）贴补家用。以后，我父亲做了银楼“跑街”，携带金银首饰，进出上海大小公馆，给小姐太太看货。等我出生的一九二七年，银楼老板去世，因小老板幼时顽皮被我父亲打过，上任后就报复“回头生意”—大年初四，银楼业都要祭拜“接财神”，当晚没叫到名字的伙计，意味着“卷铺盖”回家—我父亲失业了。

    父亲那时想开一家小烟纸店，但母亲不允说：“我不愿天天掮‘牌门板’。”—以前的商铺没卷帘门，每晚要插上一整排活动门板，白天脱卸。我父亲四十四岁，已经在银楼做了三十二年，经验丰富，决定重操旧业，花费两千银元，在提篮桥茂海路（今海门路）“凤生里”，开了“廉记老宝凤”银楼，初期借了底楼的两开间店面，楼上住“罗宋”（白俄）人，之后租下了二楼—这是父亲一生的转折点，他当了老板。

    “老宝凤”经营金银饰品，也售卖银盾、银壶、银果盘、碗筷盆盘、福禄寿三星、弥勒佛等各式银件，兼收购、修复金银器件，此外的金银锁片、项链、嵌宝戒、手镯、婴儿响铃等技术复杂的品项，都需进货。收购的戒指、镯头等等不便熔化，都是请制作行代办，以后就能自烊了。全家住二楼前面两间加一个后楼，双亭子间当作坊，自制普通“小黄鱼”（金条）、“韭菜”戒、印戒（刻名字）、线戒，戒内刻有“足赤”及店名字样，贴有标明份量的小红纸。也接受首饰的加工修理，金匠锉下的金、银屑粉末、洗手留的“垃圾”都值钱，有专人上门来收。

    “凤生里”是位于今长治路、东大名路之间的一大片典型上海弄堂，两个出口，“老宝凤”近第一个弄口，大门左右设玻璃橱窗，陈列大型银器，进门几步有柜台，账台略高，左首有玻璃台面“抛马橱”，陈列“非足赤”、红蓝宝石的“嵌宝戒”等饰件，由顾客选看。

    店伙计是一对兄弟，名金如意、金如海，包括学徒，都按规矩住店，每晚取出柜橱内被褥，睡店堂“打地铺”。店后一小间客堂有窗，通“凤生里”。后门是灶披间（厨房）、楼梯，亭子间是作坊，晒台种了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我和父母弟弟住二楼一间，外婆、娘姨（即保姆）住另一间，大哥住后楼。按宁波称谓，我叫父母“阿爸”、“阿姆”，叫长兄“大阿哥”（大我七岁，小名“毛人”），弟弟“阿弟弟”，全家叫我“阿囡囡”。

    小客堂间里，逐渐就有了沙发、“华生”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播放“申曲”、宁波“摊簧”，有《大戏考》（刊登唱片戏词，共出过十八版）；其时梅兰芳、周信芳声名大噪，大家都谈论；电影《夜半歌声》广告最为惊骇，听说吓死过人；电影《姊妹花》也名声响亮；我去东海电影院看卡通片（《米老鼠》）、林楚楚的《慈母泪》、《桃花扇》，放映前有人兜售炒米花；戏院对面是新开张的“美女牌”冰淇淋店，大冰砖要价一元，紫雪糕两角，棒冰五分，“双冰棍”一角，很贵。印象最深是电影《全国运动会》，我第一次见识了各种运动项目。

    母亲平时梳发髻，后来梳“香蕉头”，由“梳头娘姨”上门来梳，用“刨花水”。当时开始流行“电烫”，记得我两个住周家嘴路的堂姐，怂恿母亲去做过“电烫”。

    几个“镜头”一直留在眼前：我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奶粉冲的奶）；睡在父亲脚后，父亲常让我帮他把长裤脚管拉直；带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淡淡的棕色羊毛外套。当时开始有“4000祥生”和“云飞”出租汽车，有敞篷式的车，一次跟从大人们坐车兜风……

    常听见窗外后弄堂叫卖声：“火腿粽子！”“白糖梅子！”“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焐酥豆要！”“冰啊冰啊卖冰啊！”……还有“冷面！”小摊贩不断在弄内穿过。

    我和弄堂小孩玩，晚上还捉迷藏，时常听到小孩吵架，大人出面相骂。有时我吃了亏告诉母亲，她从不和邻居理论，总说：“哇啦哇啦不好，算了，吃亏就是便宜。”

    弄口的镶牙店里，有活动椅子，摆有两三个大药水瓶，里面浸泡着死婴，后门垃圾桶旁总有一大堆石膏牙齿模子，也见过被丢弃的死婴，我很害怕。粮店门口摆了装零售豆类、大米、“洋籼米”的竹筐。女工在茶叶店（读初中才知，是周月星同学家开的）里拣茶。三岔路口烟纸店柜台，正对马路，冬天装一排玻璃窗，留有可以开关的小窗做买卖。马路斜对面是水果店，苹果、梨都能零卖，伙计削好了递过来，果皮仍完整包卷着。秋天，“糖炒栗子”烟气熏天。有次听说，炒栗子店隔壁的弄堂里，开了一家东洋堂子（妓院），好像“轰”的一下，许多人跑去看。

    父亲说，我家马路对面是巡捕房，很安全。显眼的是头缠红布的印度“红头阿三”，巡捕常来我家店里走动。

    沪西“大自鸣钟”我家（劳勃生路308号，英租界“盐业银行”旧址，1938年搬至此）三楼，铁楼梯通往四楼晒台，这架铁梯后改造成木板扶梯。

    家族照片。后排左四为我父亲，前排左三为我大哥。

    母亲（近40岁）摄于提篮桥茂海路老宝凤银楼前的人行道，左面是华德路（现东长治路），对面即巡捕房，我家在此开店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前。

    “凤生里”十年，“老宝凤”很有收益，我父亲甚至做了虹口八埭头“新泰源”绸布庄股东。

    记得小时的旧历年，我被人抱着，穿有亮晶晶珠片的绿绸面棉袄，戴绒线帽，脚上是四个扣子的绿色毛绒鞋。过年前，布店往往没生意，鞋店则生意兴隆。节日气氛从旧历十二月廿三日开始，家里送了“灶君”，就准备年货，去南货店买胡桃、蜜枣、干荔枝、桂圆、瓜子、花生、寸金糖、油枣（油炸面食，状如枣）、黑芝麻切片，各种水果，买十几只鸡、大量鱼肉。请人上门做年糕，带了木制打槌，做热腾腾的宁波式“年糕团”，有白糖豆沙馅、咸菜肉丝馅，现做现吃，冷了就不好吃了；也做芝麻猪油白糖馅的宁波汤团，自家磨“水磨粉”，用白布袋吊着滤水。吃“年夜饭”是旧历二十七这天，到二十八，是亲戚们互请，到了除夕，店里除几个学徒之外，伙计们都放假回去了，大年初四再回店。

    厅墙上挂了祖上穿朝服的画像，合并两张方桌，供奉鸡鸭鱼肉、什锦烤麸、豆芽菜，果盘里有各种食品、水果，摆齐碗筷酒杯，两边点蜡烛，中间的香炉点香，全家祭拜。除夕夜守岁，大年初一可以晚起，大人和孩子都穿新衣，爆竹烟花不断。这一天不可以扫地。在“年初头上”，拜客不断，家人要送上盖碗茶，盖子上放一对檀香橄榄，互相拱手，“恭贺新禧！”“恭喜发财！”走前放上红包。小孩们都能拿到压岁钱，这几天，大人们可以“摊牌九”小赌，搓麻将。到了初四晚上，是“接财神”，门外也有“财神”扮演者，手舞足蹈沿店讨钱。一直到元宵节点亮了各种纸灯，年才算结束。

    那时过节都很认真。到“夏至”这一日，吃了红蛋，就要用大秤“秤人”，每人缩紧了身子，轮流抓住秤勾，嘻嘻哈哈非常热闹。到“端午”，门口挂艾草，孩子脸上涂雄黄，大人们喝“雄黄酒”。七月十五“鬼节”，人行道的树杆上连起长绳，扎有“白无常”、“黑无常”各种小鬼和白纸飘带，随风舞动，阴风惨惨。附近“下海庙”有庙会，众人扮成“阎罗王”、“黑白无常”，以及“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鬼小鬼”游行。最吓人是领头数人（据说是赎罪的船民），用铁钩直接勾进手臂的皮肉（并不见血，不停朝手臂上喷水可以止痛），吊着很重的大香炉、镗锣，慢慢走过来。

    “下海庙”供有“八仙”，父母把我“过继”给了庙里的“吕纯阳”，每逢生日，庙里就送来一个印有“长命富贵”四字的瓷碗，是一碗“八宝饭”，当然家里不能白拿，要付钱。七月卅日，“地藏王菩萨生日”，人行道的街石缝里插满了点燃的香火，家家如此。中秋节“供月”，在门口点燃一个插满各色纸旗的“香斗”，全家吃的苏式、宁式月饼，是附近“野荸荠”食品店买的，细绳捆扎，覆有招牌红纸，木片盒里垫干荷叶。一般不买广式月饼。家里请“厨房”上门做菜“摆几桌”，自带厨具和菜蔬，甚至“圆台面”，这在1930—1940年代风行，报上常登广告。家中除结婚办喜酒，一般不上饭店。

    二

    那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记得“一·二八”（一九三二年，我五岁），全家从上海逃难到宁波，全家去庄桥祭拜祠堂，女孩子没有份，不让拜。一九三一年我妹妹出生，父母雇了奶妈，不久她就被奶妈带到石浦乡下抚养，直到一九三八年，才把她正式领回家，身上、头发里全是虱子……我自小则被父母打扮成男孩，在工部局东区小学读到两年级，学校要改办女校，我是“男生”，就转到男女同校的工部局华德路小学上课。一次体检，老师才发现了我是女孩，通知我家，暑假后读三年级，必须恢复女装。那段时间我惶恐羞愧，战战兢兢，非常压抑，只要看到老师们说话，感觉就是在议论我。在两个月的暑假里，我的头发仅留长了一点点，名字从“姚志新”改为“姚美珍”，每天硬着头皮上学，很不是滋味，总觉得自己被大家当笑话议论。

    工部局华德路小学在提篮桥监狱斜对面，进校门有一长条泥地，种满红艳艳的花，后来知道竟然是罂粟花。工部局小学强调理解，不背书，没有家庭作业，用陈鹤琴编的课本，每人一张铁木课桌。女生不用书包，抱着几本书进出校门，男生是用带子捆了书，挂在肩上，戴一种嵌有校徽的鸭舌帽，白衬衫，蓝色背带裤。女生戴“法兰西帽”（扁圆状有短辫子），也是白衬衫，秋季是藏青羊毛料子的背带裙，冬天加一件毛衣，脚穿流行的黑漆皮皮鞋。每个教室都生火炉，围有铁栅，炉筒通到窗外。小学三年级起教英文。有专门音乐室，老师用钢琴教课。操场很大，有双杠、沙池、秋千。下课后，学生们都冲到操场活动，上课铃一响，老师拿着戒尺守在教室门口，迟到的学生，每人罚打一记手心。我也被打过，回到座位，把手心贴在课桌内的铁皮上解痛。很喜欢荡秋千、滚铁环、“造房子”，集体跳绳是由两个同学用力挥动大绳，我喜欢一个人跳绳。

    通常上午近十时，肚子就饿了，校门外的过道上，有小贩出售小罗宋面包（可以夹果酱、春卷），零食有带壳的芒果干、一粒粒“紫酸”（一种蜜饯），生意不错。

    为1939年摄于小学毕业前，时年12岁。

    顶楼晒台。

    在晒台上抱着大哥的大女儿爱婷。

    我14岁，南阳路爱国女中的学生证照。

    沪西“大自鸣钟”，我家晒台。

    校门口常停有私家包车，明显与一般黄包车不同，车夫穿着整齐，白毛巾挂在肩上，乌亮的车身两边，各有一盏玻璃车灯，座位搭有苏格兰花格子毛毯，冬天盖在膝上，车拉起来很有精神。同学王美华家有包车接送，我家虽也有，但那是送大哥去荆州路工部局华童公学上学，顺路时才接送我。

    王美华父亲是巡捕房“包打听”，家住汇山路（今霍山路）带厢房的石库门里弄。有次暑假我去看望她，王家伯伯对我亲热，给我喝“荷兰水”（汽水），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饮料。我家到夏天，是买来冰块加红糖做冷饮，西瓜是一担一担买的，放在大方桌下，家人和店员学徒一起吃。瓜种有“老虎黄”、白籽白皮雪瓤的“三白”、三林塘“浜瓜”，这些品种以后就逐渐绝迹了。

    很喜欢看书，订《小朋友》、《儿童时代》，看过一本介绍西洋音乐家的书，初次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的名字和故事，喜欢躺在靠窗的八仙桌上看，喜欢踏风琴，边弹边唱英文字母歌和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骨碌碌滚下来。”特别喜欢《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

    大哥比我大七岁，后楼有单独房间，里面有书橱、写字台，他从不让弟妹进去，外出就锁门。我常常爬过门上栅栏，进去翻《良友画报》、《电影画报》和感兴趣的书，时间差不多再爬出来。平时他对我和弟弟不亲热，我不服气，不称呼“大阿哥”，一直叫他“毛人”。

    因为我出生前，有两个姐姐夭折，父母一直疼爱我，尤其我出生这年，父亲失业了，却又做了老板，生活大为改善，他认为遇到了好运，是我的命好。

    我一岁，我父亲已经四十四岁了，记得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家后门搭了戏台“唱堂会”（当时习惯，家有喜事，可请戏班子、评弹、滑稽上门演出），邀宴来宾，请“厨房”上门做菜。我父亲手巧，会做各种鹞子（风筝），懂工尺，喜欢吹竹箫，喜欢翻阅《本草纲目》。我一直不在意他的年龄，直到有天他来学校接我，忽然发觉他和其他家长不同，一般家长有穿西装的，年纪都很轻，他总是长袍马褂，戴瓜皮帽，他怎么这么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父母一直担心日军打进上海，尤其虹口，比“一·二八”的情况厉害，已成日本人的世界，全家肯定要逃难。整个社会都被发动起来，沸沸扬扬宣传抗战，鼓励市民捐款。记得家里买了好几百个大饼（烧饼），用几个麻袋装着，我跟着大哥、伙计送去捐献“支前”。不久，父亲就借到了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福履理路“拉都邨”二号的新式石库门，八月初，全家陆续搬去避难。“老宝凤”的金银财宝，委托给了新华兴业银行保管。

    不久就听说，整个“凤生里”全部被烧毁了（包括父母和我的照片），我们今后再也回不去了。

    大世界附近丢了炸弹。

    有天晚上，我父亲见到装尸体的车往南边开。

    拉都路福履理路以南，当年全是农地、坟地。有次去那边溜达，见到一个外国人靠在坟上看报，我和外甥阿珍就用石子丢他，然后躲起来。

    再往南，就是肇嘉浜，那时是一条河，有枫林桥、东庙桥及西庙桥（现都是路和路名了）。我堂姐常去肇嘉浜的船上买山芋，她有一双高跟鞋，只要她离开“拉都邨”，我就穿上这双鞋，在房里来回走。

    记得我清早到弄口买大饼油条，带一根筷子，或是用摊上的稻草串着油条回家。

    记得冷天清晨，我在“拉都邨”天井里跳绳，穿一件毛巾布（当时流行）旗袍。

    搬到“拉都邨”，大部分家具都留在“凤生里”，只带出一张大铁床，一个八仙桌和几张凳子，家里一直乱糟糟的，堆着被褥铺盖，晚上打地铺睡觉。做饭是用一种烧棉花秸秆的农家“行灶”。父亲很节俭，发现楼下客堂的地板坏了，买了装咸鱼的廉价木板箱，拆下木板补了几块，结果房间里整天散发着咸鱼的臭气。无收入，坐吃山空，父亲开始张罗着复业。

    我停学了一学期，大哥仍去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的工部局聂中丞华童公学读中学，每天走路来回。傍晚，全家等他回来一起吃饭，他到家很晚，在厨房里听到脚步声，知道他到了。他常常从福履理路后门进来，我已饥肠辘辘（搬来这里，我没零食吃了）。

    三

    全家在“拉都邨”住了半年，经父亲张罗奔走，一九三八年阴历二月初七（大弟生日），我们搬到沪西英租界“盐业银行”旧址，劳勃生路（今长寿路）308号，另一门牌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177号。父亲顶下了这幢十字路口的三层洋房，重开“廉记老宝凤”。

    这里比提篮桥老店宽大考究得多，两扇玻璃大门，三面临马路的橱窗。盥洗室有浴缸、抽水马桶。一楼二楼之间有一间原银行库房，厚厚的门，二楼四个房间，三楼有厨房，两间卧室，一间作坊，一个铁扶梯通屋顶大平台，夏天可以乘凉。眺望四周，最显眼的是马路中间一座高塔，即有名的“大自鸣钟”，又称“川村纪念塔”，纪念一个叫川村利兵卫的“内外棉株式会社”日资老板。此人在沪西设“内外棉”工厂十数家之多，一九二二年病逝，日商在此建“川村纪念计时塔”，成为这一带区域的标志性建筑，也是16、24路电车终点站，电车绕它的基座转一个来回。一九五八年因“妨碍交通”拆除，钟体建筑坚固，须搭脚手架等等费时一年多才完成。上海人至今称这里为“大自鸣钟”。

    沪西一带大小工厂极多，有“内外棉”纺织厂、荣家的中资纺织厂、面粉厂，以及无数小工厂。窗外常看见的景致是年轻女工们坐的廉价独轮车，来回往返，络绎不绝。

    银楼生意很好，请来一些亲戚帮忙。父母自小教育我们兄妹，见长辈要称呼，伯伯嬷嬷阿姐阿哥，彬彬有礼，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吃东西不出声音，聚餐先离桌时要说“大家慢用”，勤恳做事，不得马虎，节省，桌上一粒米饭也要拾起来吃掉，用功读书，客厅墙上挂有《朱子家训》。

    母亲坐账台、收账，里里外外一把手。提篮桥老店对面有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比较安全，搬来“大自鸣钟”，地处沪西的交通要道，却常有流氓进店寻衅捣乱“敲竹杠”，每到这时，母亲就对父亲说：你到后面去，我来对付，我一个女人家，不怕这种“赤佬”会怎样？！一次几个歹人进店滋事，竟然就把大哥当“小开”逮走了，父母嘱我立刻赶到同学王美华家，求王家伯伯想办法。那时王家刚从虹口搬到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最后，王家伯伯设法把我大哥放了回来。我父母觉得这里的安全问题愈来愈严重，最后出一笔钱，求到了“海上闻人”虞洽卿、闻兰亭具名的两幅书法，镶了大镜框，挂在店堂正中做“保护伞”，才减少了许多麻烦。

    租界成了“孤岛”，各校只能自定教学课程，我读的思源中学（江宁路分部）原是仓库，时常是整个上午开课，或全部是下午的课，地方小，没有活动场地。到一九四一年，我转到南阳路爱国女中读初三（上），学校很正规，有篮球排球场，也可以上音乐课，一直记得有一首“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谱成的歌。“思源”教物理，爱国女中则是化学，我有点跟不上，但语文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作文，深受杨明皓老师称赞，总给我高分，我一直记得她的名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进入租界，过完了一九四二年寒假，我到思源中学（总部）读初三下。每天坐16路电车去爱文义路上学。没读满一个月，有一日本人在我家区域的“药水弄”附近被杀，这一带突然遭到日军封锁，圈地彻查，外面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从我家窗口望下去，“大自鸣钟”基座阶梯上，沿街四周，整天坐有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人。封锁后粮食是大问题，平时只能靠挤“户口米”吃“六谷粉”，根本抵不了饥，只有饿肚子，据说饿死了不少人。

    淡绿色旗袍，低领（夏天的原因），纽扣属新式，不是盘钮。我已改名为“云”。

    在赫德路“觉园”。（申怀琪摄）

    我三个星期无法到学校，闷在家里看巴金《家》、《春》、《秋》，张天翼的小说，柯灵的《万象》，读鲁迅的书。等解除戒严回校，上课不满两个月，校长被日军逮捕，学校停课了。

    当时我班的周月星、高三的汪树荣，组织大家在校自习，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也曾组织排练一次独幕剧《归来》在校演出。剧中兄妹角色，兄由高三的翁俊扮演，妹由我扮演。以后汪树荣就被大家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大家都叫他“汪主席”（开玩笑而已，当时伪政府汪精卫已称“汪主席”）。

    汪树荣的组织能力很强，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他有些好感。后来，周月星参加了共产党，据说汪在东吴大学毕业，参加了国民党。

    等报考高中阶段，父亲执意要我去读同德产科学校（位于山海关路），希望我在此校毕业，再读医科大学，希望我做西医。

    我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除大哥、我、妹妹、大弟和小弟外，其余七个都夭折了。父亲虽然喜欢看《本草纲目》，但依然深信西医，在提篮桥老店，家人一旦有病，都是请中国医院王伯元西医诊治，接生是请王医生之妻袁惠玉，她是妇产科医生。这样，我就进了同德产校，主科产科学由留德医生讲授，包括助产士、如何铺床叠被等课程。

    我很不喜欢这些课程，越来越觉得乏味。一次产科学只考了30分，老师甚是严厉，不及格必须复习重考，总算补考得到96分。

    记得有一天，同学拉我到产房观看接生，产妇阵痛当场大叫，吓得我逃了出来（我只有十五岁），深感这样读书极不快乐。一次听同学讲，教国文的戴介民老师，是附近“建承中学”的校长，我很高兴，鼓起勇气找到戴老师，希望下学期能转到他办的中学读高一（下），他一口答应了。

    同德产校的刘克萦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她也离校了，婚后住思南路。我们来往了数年，直到她去天津，才中断了联系。她曾送我一张照片，我一直保留着，照片背面写“她能算你的好朋友吗？萦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