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 正文 第十三章
1989年春，许文革因盗窃被捕，并与同案犯姚斌彬策划、实施了越狱。后姚斌彬被抓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许文革长期在逃。2001年春，许文革归案。
关于许文革一案，看守所的电脑文档里只有这样一段概述。想要查阅更早的资料，电脑里却没了。后来杜湘东去问过管档案的同事，对方解释说，所里推广“无纸化办公”时有些仓促，凡十年以上的卷宗都不再专门录入。他又问手写的工作记录是否还有留存，人家的回答是：“不是重建过一幢办公楼嘛，搬家时早不知扔哪儿去了。”卷宗遗失本身，也佐证着许文革一案的特殊性：1989到2001，这是一名跨世纪的逃犯。
自从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许文革的那个瞬间，杜湘东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似有一团无形无迹但又可感可触的东西包裹住他的心口，步步紧逼地往里压迫着。他又憋闷了。那不是一种生理的症状，而是心理的暗疾，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萦绕着他、折磨着他，近些年来，他似乎掌握了消解憋闷的方法，但伴随着许文革的出现，憋闷卷土重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猛烈。许文革落网，这不是他洗刷前耻的唯一途径吗？他为什么会憋闷呢？
大概还是因为许文革的那个笑。姚斌彬式的似笑非笑。
那天夜里，杜湘东不仅没心情“沾刘芬芳的光”，而且失眠了。醒着似乎还在做梦，但梦又都是乱的。熬到凌晨五点，他终于躺不住了，便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对着那扇“整顿警容”的镜子披挂自己。大檐帽，风纪扣，板儿带，所有细节一丝不苟，镜子里中年人却无法再现多年前的英武。即便如此，杜湘东也不允许自己消沉着、邋遢着面对许文革。他费力地挺直腰杆，像拉直了一段因为反复扭曲而随时会折断的钢丝，往监舍走去。
十多年过去，看守所早就大变样了。办公楼是新建的，监舍也经过了整修，走廊不再阴森幽暗，节能灯将每一个角落照得通透，关键地方还悬挂着监控摄像头。新所长以前当过领导秘书，是个有魄力也有能耐的人，总能从日渐宽松的预算里给单位争取到更多的份额。按照他的规划，以后的看守所不仅要在硬件上全面鸟枪换炮，职工待遇也会得到质的飞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把筒子楼宿舍统统推倒，建成正经八百的单元小区。如今北京的一套房，哪怕地处郊县，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压根儿不用再做思想工作，大家都有了盼头，据说还有人托关系想往所里调呢。在一片高涨的心气儿里，杜湘东这种人就更显得多余了，多余得当他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反而把别人吓了一跳。
最先看见他的，是等待换岗的夜班管教。那也是个年轻人，长得胖乎乎的挺喜兴，总会让杜湘东想起以前的警校同学徐胖子——偏巧也姓徐，偏巧也是哪个头头脑脑的亲戚。小徐胖子正跷在监舍走廊里的椅子上打盹，被回响的脚步声吓了一跳，险些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忙不迭地跳起来，见来的不是领导，松了口气，但等看清来的是杜湘东，似乎又提了口气，眨巴了两下眼才道：“杜哥，您有事儿？”
杜湘东回答：“查监。”
小徐胖子显然不相信他的说法，却笑了：“您那俩屋我替您查过了，一切正常。”
杜湘东显然也不相信小徐胖子，但没笑：“那你再帮我找个人。”
随后报了许文革的姓名、籍贯、年龄、体貌特征。其实不必说得这么详细，所有在押人员的信息都会被录入电脑，想查谁，一敲一点就全有了，但那些数据曾经在他的脑子里被反复温习，所以一张嘴根本收不住。
而小徐胖子动也没动，仍在笑：“的确有这人，不在一般监舍，来了就进‘小号’了。”
将曾经的逃犯单独关押，这表明了所里对此案的重视，也是杜湘东赞同的处理方式。他说声“知道了”，绕过小徐胖子往走廊紧里头的禁闭室走去。但眼前一晃，小徐胖子却以在胖子身上极其少见的灵活后撤两步，重新挡住了他的去路，还把胸脯子挺得老高，警服胸襟底下好像鼓出了两个小乳房。
杜湘东问：“干嘛？”
小徐胖子的笑就变得为难了：“上面交代了，您不能见这人。”
“上面谁说的？”
“所长亲自指示的。”
“为什么？”
“说怕刺激您。”
“笑话。我一警察，要能被犯人刺激，早他妈别干了。”
“杜哥……”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许文革是自首的。”
说出“自首”俩字儿时，小徐胖子的眼皮垂了下去，嘴唇几乎没动，发音含糊不清。那神态，就好像他本人正在进行自首。这孩子跟他关系不错，小小年纪被发配到郊县，没少到杜湘东家蹭饭，夏天晚上的两瓶冰镇汽水更是免费供应，而且似乎所有胖人都自带一种画蛇添足的善良，帮不了别人的忙，却能体察到别人的痛楚。杜湘东早年的事儿，所里的同事大多有所耳闻，因此小徐胖子已经在担忧他、同情他了。从他手里跑掉的逃犯回来了，并且还是自己主动回来的，这相当于把一个恶意的玩笑开得更加不留情面。
杜湘东重复了一遍：“自首的？”
小徐胖子只得再次强调：“自首的。所长还说您得避嫌。”
眼前的小徐胖子几乎成了重影儿，俩乳房变成四个了。对方的话也令杜湘东产生了亦幻亦真之感，简直像是身边的人串通许文革集体密谋了一出戏，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剧情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他也知道，再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小徐胖子只是执行命令罢了。他啪地磕着鞋跟转了个身，往走廊外走去。
他去找下命令的领导。新所长是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每天六点就会出现在办公室，连带着职能部门也必须提前上班。但当杜湘东走进办公楼，迎出来的却是管理科长，告诉他，所长到局里开会去了。那不要紧，下午再来。杜湘东回了办公室，干坐了几个钟头居然不饿，捱到傍晚，重新去所长办公室外候着。这次接待他的仍是管理科长，见面就一句：“所长还没回来。”然而杜湘东刚才上来的时候，明明看见所长的那台“桑塔纳2000”正停在楼门口。可见人家料定了杜湘东会再来，也早定下了答复他的说辞。
硬闯自然是行不通的，如今的领导越来越像领导，要想见面必须预约，否则就算违反纪律。况且，管理科的两名小伙子正警惕地盯着他呢。杜湘东只好又回办公室。偏这时，一个电话又追了过来，管理科长告诉他：“所长让我给你带个话儿。”
杜湘东道：“他不是还在市里吗？”
管理科长没理会这句抢白：“所长说，许文革这案子非常特殊，跟以前他跑的时候一样，上面又有大领导专门过问了。现在又是个特殊时期，所里的改扩建和集资建房正在审批的坎儿上，不能允许任何意外情况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所长的意思是，你和许文革之间必须严格隔离，你最好先离开监舍，到别的岗位上待段日子。”
“你们是怕我再让许文革跑了，还是怕我把他杀了？”
“不是我们怕，是领导怕。领导定下的主意，我也只能传达。”
于是，杜湘东转岗去了内务组。消息传开，就有几个“老人儿”替他鸣不平，说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洒盐嘛。又说管教不能挑犯人，犯人却能挑管教，这哪儿是专政机关和专政对象的关系，分明是发廊小姐和嫖客的关系。但这些怪话也只敢私底下说，不能让领导听见。而对于转岗这个安排，杜湘东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真要按照条例的要求，他现在也早就不适合在监舍干了。公然酗酒，纵容家属摆摊儿，哪一条儿不够他再写十份八份检查的？和许文革一样，他也是罪有应得。又是多么讽刺，现如今似乎只有“罪有应得”这个认识，还能说明他曾经是个有板有眼的好警察了。
好也罢，坏也罢，作为警察，杜湘东再次有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许文革。并且他有预感，许文革是一定准备“做些事情”的，否则许文革就没有必要自首了，更否则，许文革也就不是许文革了。面对生活，许文革要比自己强悍得多，强悍者一旦证明了他的强悍，就会像被上天选中一样无所不能。但因为那道隔离令，许文革虽然重现人间，对于杜湘东而言却变得越发神秘了。这种状态让杜湘东既无法自拔又无法自处，他很想找人说说。找谁呢？刘芬芳、老吴还是老所长？都不是。杜湘东觉得他能说起这事儿的，还是姚斌彬他妈。
这几年来，他每隔些日子仍会去一趟六机厂。那地方也和原先不同了，变成了一片工业废墟外加一片贫民区。厂子早已停产，作为一个“老大难”企业，它的运气还比不上刘芬芳所在的食品公司，没有一家外商或者私企愿意收购，留下的住户一多半儿都在吃低保。在这种环境里，要是没人照应，崔丽珍就有可能断米断药，还有可能被那些变得越来越刻薄的邻居们欺负。而自打从大同回来，两人之间也消除了话里有话、暗藏玄机的必要性。杜湘东曾经告诉姚斌彬他妈，许文革寄了三千块钱，只可惜按照规定，这笔钱只能由公安机关暂扣，就不能用于支付医疗费了。对于这件事，姚斌彬他妈也只是“哦”了一声，此外再无其他表态。好像在加速的衰老过程中，她学会了将姚斌彬、许文革以及她自己全都置之度外。
提起话头是在一个下午，门外照例传来了谁家婆婆与儿媳妇的互相声讨。在这个楼道旷日持久的混战里，所有晚辈统称长辈为“老丫的”，长辈则称呼晚辈“小丫的”，倒好像这些穷人祖上都是阔过的，家家养着丫头。而杜湘东正把一台窗式空调的滤网拆下来，用毛巾蘸了水擦洗——空调也是刘芬芳她二姐淘汰的，当初给了他们两台，他便把其中的一台装在了这里，却没告诉刘芬芳，只说在废品摊上卖了——他机械地挥动着胳膊，又抬头抹了把汗，突然气血翻涌，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他回来了。”
姚斌彬他妈坐在桌前，应了一声：“哦。”
“不过不能来见您，法院还得判。”
“哦。”
“对了，自首的。”
“那还是个明白人。”
对于许文革的归来，女人这样评价。明白人，只不过明白得有点儿晚。总比姚斌彬强，姚斌彬连明白的机会都没了。但许文革真明白吗？姚斌彬真不明白吗？如果再深究，却不好说了。而杜湘东也明白，他不该再说下去了。再说就涉及姚斌彬了，有些事儿，当妈的最好永远不要明白。于是这番对话不仅戛然而止，甚至好像从没发生过。
有话没处说，那就怨不得杜湘东后来所做的那些事了。
内务组隶属登记处，其职责并非管理内务，而是检查在押人员与外界往来物品的隐晦说法。其中纸张和印刷品比较麻烦，需要审读一遍，以防传递不该传递的消息；酒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流进去的，烟却还好说；至于药品和其他特殊物品，就需要专门开具证明、说清情况了。既然许文革来时有人陪同，那么收到包裹也不奇怪。转岗过来之后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杜湘东都注意到了那个包装严密的纸箱。箱子个儿不大，也就一尺见方，听科里的人说，每次都是一辆奔驰车送来的。
看着封条上的“许文革”三个字，他得默默地做上一番心理准备，这才拿起裁纸刀将箱子打开。露出来的东西虽然不在严格的“犯忌”之列，但又和一般犯人大不相同。首先是七条毛巾和七套内衣短裤，都是纯棉加厚的高档货，这说明许文革的毛巾和贴身衣服都是当日用次日扔，连洗都不洗。他一个逃犯，有那么爱干净吗？难道是那些年脏怕了，反而养成了洁癖？其次是几瓶药，喷剂，标签上写着外文，后来请教了所里的年轻人，才知道是增强呼吸系统功能的，通常用在哮喘和肺纤维化病人身上。
通过这些物品，杜湘东得以想象着许文革的状态：他独居斗室，终日不见阳光，饱受呼吸不畅的折磨，但却神经质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与精神的冷静。这个形象是孤独的、自闭的，同时还是诡异的。回来以后，许文革仍然像个游荡在人群之外的幽灵。而杜湘东也意识到，利用如今这点儿可怜的职权，他仍然能够对许文革施加影响。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他没收了全部毛巾和内衣。至于那些进口喷剂，他去咨询了一下狱医，得知许文革并无生命危险，服用药物只是为了“缓解症状”之后，便统统拧开瓶盖，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便池。可以想见，这些东西对于许文革而言都是必需品，否则不会巴巴儿地叫人送来，因此也可以想见，一旦断绝供应，许文革将有多么痛苦、焦虑、寝食难安。但杜湘东就是要折磨许文革，哪怕用的是他过去所不屑的“鸡贼”手段。
如今铁门里的规矩也变了，最有面子的不再是好勇斗狠的牢头，而是那些在外面能量无穷的人。在新规矩里，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商人还能遥控生意，酒后驾车肇事的富家子总能召见律师，最让人不忿的是，对于某些落了马的官员，没落马的同僚旧部还会专门打电话来要求“关照关照”。看许文革的架势，俨然已经混成了那些特殊犯人中的一员，面对物资禁运，他会有什么反应？是公然抗议还是找人求情？杜湘东拭目以待。
一连过了几个礼拜，关押在“小号”里的许文革却毫无声息。从小徐胖子嘴里听说，有时许文革犯病犯得厉害，平摊在地上，两手扒着胸膛，那模样就像被装进棺材里活埋的人。饶是如此，许文革从未申请过就医，关于药品的不翼而飞也没对人提及。在杜湘东看来，对方与其说是在忍耐，倒不如说是一种示威。许文革仿佛是在告诉杜湘东：当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下作的老无赖，我却还是一条硬汉。
而杜湘东能做的，只有继续扣留、糟践那些物资。他不就是想让许文革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这个目的已经痛苦而漫长地实现了，但许文革的表态却令他变成了真正被折磨的那一方。在检查那些包裹信件之余，他的酒喝得越来越多，用刘芬芳的话说，隔着八丈远就能闻见一股酒厂起槽的酸臭味儿。终于，在一次“撅”掉了半瓶二锅头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老无赖所能做出的最下作的举动。他在便池前方倒掉喷剂，解开裤子，往写满外国字眼儿的塑料药瓶里撒尿。尿得不准，溅了一手，他却还没尿完就生生憋住，冲回办公室，将药瓶放进了写着许文革的名字、等待转交进监舍的纸箱。恰好赶上转运物品的手推车来了又走，杜湘东随之展开了一段遐想：许文革又快犯病了吧？最好立刻就犯，如此一来，他才能不分青红皂白抓起药瓶，把那些浓郁的、酒精含量超标的液体趁热喷到嗓子眼儿里去。那个味儿真是甭提了，那个场面真是太解气也太他妈的变态了。没错儿，变态。即使在醉酒的状态里，杜湘东也知道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都说警察这种职业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那好，他杜湘东总算赶上了这个时髦。变态也是被逼的，生活逼的，许文革逼的。
然后，杜湘东折回厕所，打算把剩下的那半泡尿撒完。
然后，他在门外遇到了那个代表许文革来找他的男人。
那男人杜湘东见过，前些天从奔驰车里下来的就有他。此刻他仍穿着西装，腋下夹着公文包，神情不苟言笑：“杜管教吧？我是许文革的律师。”
杜湘东以醉鬼特有的嘴脸睥睨对方：“律师？律师找法官聊去。”
“但有两件事，还得向您说明。”律师仿佛没看见杜湘东按着裤裆夹着双腿的丑态，语调不急不缓，“第一件，在被看押期间，我的当事人有权接收衣物、日用品和药品。尤其是药，这是医生开具过处方证明的，看守所方面必须转交。但据我所知，上述物品都被您无故扣留，这给我的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您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条例，如果说得严重一些，已经涉嫌虐待。”
“那你告我去。”杜湘东笑了，“你不就是吃这碗饭的嘛。”
律师却也笑了，那笑容还是高度职业化的：“我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我的当事人拒绝了。进去的人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我也能理解。”
杜湘东眉毛扬了扬：“哟，许文革这是跟我卖好儿呢？告诉他没这个必要。你们不告我我还难受呢，当了这么多年警察，就是骨头贱。”
“既然是许先生的意思，那么第一件事就过去了。我想着重说的是第二件。”律师说着，将腋下的公文包打开，取出两张打印纸，递给杜湘东，“您先看看这个。”
杜湘东抬起手，展示了湿漉漉的尿渍，于是律师只好平举着两张纸，照镜子似的让他看。醉眼蒙眬，人勉强认识字，字却不认识人，但等杜湘东用比小学生念作文还慢的速度把那一千多字的材料读完后，他就尿意全无了。不仅如此，他的脑子里咔然作响，心脏也像注射了过量的肾上腺素似的狂跳了起来。他愣了许久，再开腔，就不是一个醉酒无赖的口吻了：“许文革到底什么意思？”
律师向杜湘东出示的材料，是关于五年前那场矿难的，却与通常的调查报告不同，并未纠结于事故的原因与后果，而是主要叙述了亲历者之一许文革在当晚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他带领三十余名矿工逃生，也包括他从井下把刘秋谷背了上来。
至于许文革的“意思”，律师做出了清晰的表述：“许先生的案子，法院正在审理当中。他的罪名是盗窃和越狱，对于这些，我方并无疑议。但在量刑标准方面，法院也必须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首先，现在距案发的1989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里，关于他的盗窃金额是否可以被称为‘特别巨大’，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说，许文革盗窃的是一台皇冠轿车发动机，当年的整车价格大约十万元左右，即使是核心零部件，估值也应该不超过两万。这在八十年代算是天价，但在今天如果还被列为重大案件，明显就不妥当了。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你让女朋友做过人流，甭管是什么时候做的，在今天也不能按照1983年严打的标准判个劳教了吧？其次，当事人的认罪态度和表现也将对判决起到关键作用。许文革是自首，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而我方辩护的关键之处在于，他在逃期间还有立功行为——试想当时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不光刘秋谷，就连其余三十多人也很可能会，或者说几乎一定会……”
听到这里，杜湘东眼前的那些字就变成了活蚂蚁，黑乎乎地爬得满天满地都是。他瓮声瓮气地打断对方：“你是想让我给许文革作证？”
“对。”
“这事儿找我干嘛？谁在井下找谁去。”
“我查阅过山西方面留存的资料，的确曾经有一位副矿长和若干矿工提及，是一个名叫姚文林的人把他们带了出来，也说过姚文林是个逃犯。我们很想请那些当事人来北京作证，可私营煤矿人员流动性很大，再加上时隔太久，该矿早就关停，老板都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一时半会儿没法找到他们。当年一起下井的人里，我们能见到的只有刘秋谷，但刘秋谷目前已经成了许文革的生意合伙人，属于利益相关方，所以只能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在开庭之前就许文革的立功表现提请法院重视，有效的证人也只剩下您了。矿难发生时，您就在矿上，而且不怕您介意，我还通过关系看过您当年写给上级机关的检查，那上面说，您几乎抓获了化名为姚文林的逃犯许文革……如果有了您的证明，那么姚文林立功就是许文革立功，那么再经过法院核实，许文革就可以获得适当减刑……”
说到后面，律师的口吻变得啰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张打印纸来，是份证明书，双手递到杜湘东面前。兹证明大同某某煤矿曾有雇佣人员姚文林，系逃犯许文革化名。落款虚席以待。这些字样是用大号字体打印的，黑得更加触目惊心，在他眼里就不像蚂蚁而像甲虫了。许文革这是请他高抬贵手呢。作为一个警察，他没资格接近逃犯，逃犯却先把他这个警察查了个底儿掉，连他的检查都看过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用私扣物品的事儿来诈他、要挟他。
杜湘东低下了头，下意识的反应只想逃开：“边儿待着去，我要撒尿。”
“您尿还挺多，我等您。”
“尿完也没工夫搭理你，现在是上班时间。”
“那就等您下班。反正我的费用是按小时计的。”
犯赖没用，人家比他还赖。杜湘东侧身撞开律师，重新往厕所走去。他还计划着如果对方追上来，那就在便池边上使个回马枪，滋丫一身。可那律师没动，甚至似乎没用目光追寻他，而是叹了口气，仿佛不知对谁感叹：
“许文革说，您也不容易。”
杜湘东蓦然站住，后脖颈子汗毛倒立。
律师继续道：“衣服和药，还有我看过您检查的事儿，许文革其实不都让我跟您提。他本来还想亲自请您为他作证，可是你们见不着面，只能由我转达。干我们这行的，都会看人，我感觉他对您的信任比对我还深。说到您，他只有一句话：这是个好警察。”
杜湘东继续静立。许久，他才慢慢抬起头来，瞪着前方却像目无一物，这使得他的姿态如同一个听声辨位的盲人。此时是下午，身边有扇窗子，光线从偏西的背后投射进来，让他的影子往东南方向伸长，不易察觉地往墙上爬去。影子一颤，杜湘东便回过身，走到律师面前，接过对方递上来的纸笔。签完字，律师无声地离开。
然后，杜湘东再次转身，走向厕所，打算接着尿。但还没尿出来，他就跪了下来，头顶着哗哗作响的陶瓷便池，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