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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在博士论文中抽了最有光彩的两节,反复打磨,写成了两篇论文,准备拿去投稿。文章打印好了,拿在手里,漂漂亮亮,忍不住再看一遍,越看越喜欢。有些句子就写得那么好,生动、深刻而又准确,有点不像自己写出来的,感觉写的当时有神灵附体似的。
这样的文章,我舍不得随便投掉了,要投个好刊物,就像自己的女儿,不能委屈了她,一定要嫁个好人家。我打算把一篇投到《历史评论》,另一篇投到《中国思想史研究》,都是权威刊物。寄稿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应该直接寄给罗天渺和汪寅?犹豫之后决定还是算了,我跟两位主编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直接寄过去有点不好意思,也伤害了我内心的骄傲。我信心满满,这么好的文章,还怕他们看不到吗?下面的编辑肯定会推上去的。
文章寄出一个多月,《历史评论》编辑部来信了。看到那信封我的心跳了起来,一下,又一下,让我那么明确地感到了心脏的真实存在。我几乎断定这就是录用通知,这么快就回信了,是嘱咐我不要另投别处。拆信封的时候手有点颤抖,把里面那张纸撕破了。展开信我心里发冷,竟然是不录用的通知,我简直有点不相信,再看一遍,的确是的。我站在信箱旁,双手展开那张纸,眼睛盯着,对上面的内容再没有任何感觉,就那么盯着,用力地盯着。
好一会旁边有个声音说:“聂老师。”这声音把我拉回到现实,开始理解周围的事物,看见一个女学生正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就咧开嘴笑了一下。那女生又叫了一声:“聂老师。”我并不认识她,机械地点了点头说:“好,好,好。”就离开了。走了几步发现自己有点失态,就回头望了一眼,想解释几句。看见那女生目光中有点惊异,也不知怎么解释,含糊地说着:“好,好,好。”快步离开。走远了我在心里说:“好好好,好你个头呀!”我在自己脑袋上拍了一下,回头看看那女生不见了,又用力拍了一下:“头啊!”
回想起来,寄稿子时的那份自信,真的太可笑了,自己都感到羞愧。这羞愧只能藏起来,默默品味,对谁都不能说,说了就是自取其辱。这样我特别想收到另一篇论文的录用通知,这样我可以平衡一下自己的自尊心,也对赵平平有个交代。我感到有个交代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没有进步,就是我们这个家没有进步,这是她不能接受的。不但这篇论文要有个交代,我的进步要有个交代,她的幸福,还有这个家的幸福,都要有个交代。这让我觉得,一个男人要守住那点清高,那他就不适合结婚,否则怎么面对老婆孩子。
回到家里,我掩饰地哼了几句歌,赵平平说:“你今天什么事那么高兴?”我说:“那我又有什么事那么不高兴呢?”她仔细瞧了我几眼说:“你今天可能真的是不高兴。”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读书我读不懂,读你我还读不懂吗?月亮下看影子,我都看得出那个人是不是你。”
晚上我把那篇论文从电脑里调出来,想仔细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自己没有察觉的缺陷,看了以后觉得论证还是很严谨的。真的有那么大的缺陷,去年答辩的时候那几位教授也会提出来啊。正想着赵平平推门进来,我心里一哆嗦,赶快把鼠标往下一拉,让论文的题目退出了屏幕。她把牛奶放在桌子上说:“又搞了一篇?”把手伸向鼠标想看看题目,我下意识地去抢鼠标,手肘碰翻了那只碗,牛奶倒在桌子上。我马上把书和稿子拿起来,用力地甩着,一边指着门口说:“抹布,快点,抹布!”她顺手拿张报纸来擦桌子,我说:“厨房,抹布!”她说:“厨房,抹布!”我只好跑到厨房去拿抹布。清理完了她说:“我再去冲点奶粉来啊。”我说:“好的,好的,我喝得下!”她说:“那我先看看你又搞了篇什么文章?让我满足一下好奇心吧!看着你论文一篇篇出来,我心里就很踏实的。”
这一次我不能再去抢鼠标,只好说:“还是上次那一篇呢。”她移动鼠标看了题目说:“是编辑要你修改吧?”我说:“突然想起有个地方要修改一下。”她说:“那他们问你要电子稿时,你要记得跟他们讲一声改得更好了。”我说:“当然,当然啦。”
睡觉之前我在厕所刷牙,赵平平在卧室叫我说:“快来看,快来看!”我吓得一惊,满嘴牙膏跑了过去。赵平平倚在床上,把毯子退下去,露出白白的肚皮说:“刚才他动了一下,动了一下!他的腿踢我了,踢我了!”我看着她的肚子,已经明显地隆起,也没什么动静。她说:“刚才,一只脚,从这边,到那边,”她的双手从右边比划到左边,“从西半球到了东半球呢。”我想用手去摸一下,她挡开说:“你们男人手重,会压着他的。”我指了指嘴巴,把牙膏泡沫吐出来给她看,往厕所那边一指。她说:“你去吧。”我刚想离开,她尖叫说:“又动了又动了!”这一次我看见一个微微突起的一小块,从她肚子的左边缓缓地滑到右边,真真切切的一道弧线。
我把牙膏泡沫吐到瓷砖地上说:“又回西半球去了。”她说:“看见了吧,这么调皮,肯定是个崽。”我说:“我以前也觉得生个崽好,不怕别人欺负是吧?现在想来想去,还是生个女好些。要他做个男人,他太累了。”她望着我说:“我让你那么累了吗?”我说:“心累,男人心累。做个女人不容易,做个男人更不容易。我不想他那么累,还是女孩好。”她说:“女孩好,那是你们男人说的话,你自己真是个女人你就知道了。”我说:“唉,你真是个男人你也知道。”她说:“那你再累一次,去拿了拖把来,把地上的东西擦干净了。擦牙膏泡沫呢,好累呢,心也跟着累呢。”又指着肚子尖叫:“你看你看,他又动了又动了!”
自己的孩子已经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运动,这让我有了紧迫感。我要进步,要成功,迎接他的到来。第二天我把论文改寄到《中国古代史评》去了。这比《历史评论》低了一个层次,可怎么说也算核心刊物。心里又期待着《中国思想史研究》那篇论文会有消息。赵平平问我:“你晚上怎么不工作了?”我说:“让我休息一下嘛,酝酿一下情绪。”心里想着,如果这两篇论文都发不出来,再写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这样等着也不是个事,总得有点进展才行,就去了学校的出版社,想把博士论文出一本书。编辑马上就同意了,但要交三万元书号费和印刷费。他见我有点犹豫,就说:“这真的是最少的了,本校的老师才有这个优惠。”又说:“你们刚进校的博士,学校不是给了几万块钱的科研启动费吗?你就用那个钱,反正是学校给的。”我说:“那点钱我还想留着慢慢用,用完了以后出去开个会都开不成了。”他说:“学校现在正在申报出版基金,你去报一个啊!”我说:“好像似乎隐约听说有这么回事,怎么想怎么也轮不到我,就没在意。”他说:“试一试嘛,又不割你一块肉。中了标就是四万块钱呢。”
我在校园网查到了有关通知,下载了表格填好,交上去了。过了几天申报名单公布出来,全校有四十多个人报了,竞争八个名额。历史学院有三个人报,蒙天舒也是一个。他前年拿了五十万的优博论文科研费,还到这里来伸手。慢慢地他也快要成为一个牛人了。一点资源就这样被几个牛人垄断去了,不知普通教师该怎么发展,又该怎么活?
看了这个名单我没再做打算,又打电话去了省教育出版社,希望那边出书能够优惠一点。回答是最少要四万,不能超过二十二万字。看来学校出版社编辑说的三万,真的是最优惠的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平平,她说:“评副教授一定要一本书吗?”我说:“人事处有这一条啊!”她说:“评上副教授加多少钱一个月啊?”我说:“那应该有四五百!”她想了一会说:“那有什么搞头呢?你等明年申请到出版基金再说吧。”
投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那篇论文过了三个月还没有消息。我去资料室把那本杂志看了,封底的稿约中就有一条:三个月没有录用通知就可以自行处理。我有了一种恐慌。自己一定要前进,不前进不行;可是前进的路几乎全部被封堵了,寸步难行。年轻人成长真的太艰难了,像我这样的,还端着那种清高的,就更加艰难,寸步难行。看来我得把蒙天舒当作自己的榜样,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打了个电话给冯教授,告诉他,自己快当爸爸了,“中国思想史”这门课也教下来了等等。然后,似乎是随意地,又说起发表论文不容易,成长艰难。冯教授叫我坚持不懈,对学术要有信心,却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主动提出帮我推荐发表论文。我相信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但还是帮不了我。他在学界并没有一言九鼎的能量。幸亏我没有直接说出这个意思,不然就太让他难堪了。
我马上又打了吴教授的电话。我不是他的弟子,也就没有抱希望。他自己还有那么多弟子照顾不过来呢,回绝我那是名正言顺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在电话中再也没说当爸爸的那些事,直接说了自己的难题,问他能不能帮忙。说完这个意思我心中有点难堪,甚至期待他婉言拒绝,那已经是给我台阶下了。谁知道吴教授说:“你把论文发到我邮箱,我看看再说。看得上我可能推荐一下,看不上那就不要怪我。”
我回家把论文发给了吴教授,过两天他回信说,论文不错,已经转发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去了,要我跟严编辑直接联系,他已经打招呼了。我想着这篇论文就是这个刊物没回音的,是不是要跟吴教授讲清楚?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如果上次投去编辑没有看,那我就太幸运了。赌一下吧。
没多久严编辑有了回信,说论文已经通过初审,可能录用,要我不要另投别的刊物。还告诉我,如果录用了,要交七千块钱的版面费。想着那七千块钱我有些心痛,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回到家我把事情跟赵平平讲了。赵平平说:“这篇文章发了评副高有用没有?”我说:“有用,权威刊物呢。”她说:“有决定性作用还是一般性作用?”我说:“肯定可以作为代表作拿去评审。”她说:“那你还惦着这七千块钱?”我说:“我们总共才有多少钱?你这就快生了。”她说:“大事来了不能只记得钱呢。”我说:“没想到你这么有气概。”她说:“要看什么事来了。”我说:“我的这篇论文讲的就是做人不能屈从功利冲动和内心欲望,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即得清明。做人要做个素心人,不能做杂心人。可现在我又是找人又是交钱,我不是抽自己的嘴巴?”
赵平平抿着嘴啧啧有声说:“这个人读书读呆了,怎么得了?他自己说了什么,还真的想认那个真呢!MyGod。你看如今这世上谁能快乐而幸福?素心人吗?说了要你去做灯具去榨油,你又要搞学问,还要认真,这是能认真的事吗?我看楼下炸臭豆腐的大娘比你还清醒点,出租车司机也比你清醒点。他们起早贪黑,没节假日,真正五加二白加黑,还不要你告诉他们怎么学雷锋,他们是素心人吗?”我说:“我好歹也读了几句书,我总该想一点别人懒得去想的事吧!”她说:“你那么想想,想,你哪天评了教授,换了房子开了车,儿子也大学毕业有份好工作了,那时候你去想,我不反对。你要想通,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她炸臭豆腐,你教书,别的都一样!一个人不能太历史了,哪怕他是研究历史的。”我说:“一个人也不能太现实了,哪怕她生活在现实之中。”她说:“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想成一个那么有使命的人,你的使命和大娘的使命是一样的。”我说:“你这样看我就没有意思了。”她说:“我也想往上面看,”她抬起头仰望着天花板,“那总得有个理由不?”我说:“你的理由就是钱钱钱,我也理解你,可一个民族总得有几个不盯着钱,盯着天空的人吧。”她马上说:“那么伟大的使命,我也理解,怎么说我也读过几年大学,还是学的历史呢,但那是你的使命吗?”我说:“都理解,可都往别人身上推,那最后又推给谁去?”她说:“推给谁去都可以,推给你,那不但你进步不了,我们全家都进步不了,那怎么办?我们全家,”一只手在腹部轻轻拍了一下,“我们全家。”
我心里有点郁闷,但也明白有些事情必须得做。晚上我在电脑上给严编辑回了信,请他一定帮忙使论文能够通过复审,告诉他,这对我评职称有决定性意义,又把能够想起来又说得出口的感谢话说了一大堆。他回信要我放心,说,吴教授推荐来的论文,我们是会认真对待的。这让我知道,自己一个小人物,就那么投稿过去,是不是有人溜一眼都成问题,又怎么会有人理睬?
第二天碰见陶教授,把投稿的事说了。他说:“那你真的要感谢吴教授呢,他完全可以拿这个机会在别人那里做个人情,说不定还可以有个利益交换在里面。”我说:“以为博士毕业了发文章会容易一点,没想到更难了。”又说:“三年没投稿了,没想到游戏规则改了,要版面费了。”他说:“那还算你的福气啊,有机会出这个钱。我现在堆了十几篇文章在这里,几年还没有发出去。”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荡了一下,如果他提出要我引见他跟吴教授联系怎么办?我可不敢给吴教授添这个麻烦啊。我赶紧说:“我也还堆着好几篇呢。”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在心里感谢他,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见缝插针的人。他说:“实在发不出去,就让它们堆在那里,再堆高点就没有必要了。要我去求人吧,又实在拉不下面子。”又说:“我以前也是个视学术为第二生命的人,这几年又是关系又是钱的,把心都搞冷了。”我想起关于他的一个传说,年轻时在家搞学问,蚊子多就把脚泡在塑料桶里,被学生看见,传了出来。我说:“你对学术的执着还传为佳话呢!”他笑一笑说:“那是当年!幸亏副教授还评上了。我吧,实在想歇歇,也就歇歇了,你可不能歇啊。”我说:“歇歇歇歇,那是你们有成就的人说的话,我们这种人,想歇歇那能歇歇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