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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一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一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道: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一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一漉一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一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一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一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一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一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