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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卷七 颂 2.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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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珍从城里回村过年那天,我赶着时日去往城里了。这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再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过完三十就是大年初一了。

    要普天同庆了。

    一早我就离开了前寺村。离开时,全村人都还没起床。冷得很,房檐上和树枝上的积雪被夜暖融化着,又被夜气冻成一柱一柱的冰凌条,白青青地挂在半空里,在月光中闪着幽蓝的光。能听见那些冰凌条儿,在夜里生长的咔嘣、咔嘣声,像什么东西在悄悄碎落样。我在我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副红对联,上联是——天高云淡雁南飞,下联是——秋高气爽雁北去。横批是——南来北往。而在大门的门板上,我则用粗笔在一张很大的红纸上写了十几行的字:

    村人们,叔叔婶婶们:

    我本来是想留在咱们村里和你们一块过年的,可昨儿半夜有人从京城给我捎来了我爱人茹萍和学校校长的信,说让我一定在大年三十之前赶回去。说我爱人茹萍想我都快想疯了。说大年初二学校要召开一个最隆重的国际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个会上有五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名汉学家要齐聚京城,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共同要求我要在会上发个言,做一个最重点的长篇学术报告。如果我不回去,会议将大为失色。

    对不起,我只能连夜赶回京城过年、开会了。

    祝全村父老春节愉快。

    我把信写在门联上的红纸上,字像核桃红枣一样大,工工整整,一画一笔,使村里所有认字的人,都能顺顺畅畅念下来。用糨糊贴了那春联,贴了那本是一封信的红门联,让所有村人一起床,都能看见我家的门联和那封急要的信,之后我在偶尔响起的狗吠中,离开村子上路了。一路上思索不停,脑子空白,提着几件衣服和日用品,在耙耧山脉的梁道上,两袖清风,空谷足音,脚步声响得如锤子砸在木板上。

    到了东方露白时,我走出了两脚儿汗。

    到了日升东山时,我已经浑身热热乎乎,后背上有了潮黏黏的一层儿。

    到了日升几竿时,我以为我会碰到我第一次从耙耧进城的那个谢顶的司机小兄弟,可没想到,我没碰到他,却碰到了一个满头乌发开大卡车的小伙子。依然是在城关的城门前边下了车,依然和司机在那儿道再见后,穿过那座古城门,我没有径直去车站,没有径直去进城必到的天堂街,而是犹犹豫豫到了街角的一个邮电局。到了那邮局的营业大厅里,见客人稀少,冷清空旷,有一个人在寄包裹,有一个人在填着汇款单,还有一排封闭的长途电话亭,一个挨一个地竖在邮局大厅的正南边。我到电话服务员那儿交了钱,填了单,她给我一把铜钥匙,打开了2号电话亭的门。从墙上摘下耳机,犹豫一下,我谨小慎微,又踌躇满志地拨通了寺村的村长家——那是前寺村和后寺村唯一的一部电话机,归着村委会,可村长为了方便,就把电话扯到后寺村的他家了。

    我说你是后寺村的村长吗?

    ——请找村长接个电话吧。

    ——村长,你好。我是京城清燕大学的张校长,想麻烦你一件事——我们学校的教授杨科先生,是你们耙耧山脉的寺村人。我不知道他家是前寺村还是后寺村。麻烦你一定在今天到前寺村通知杨教授,说无论如何,让他今天要离开耙耧山脉,明后天赶回京城,赶到学校里。他是我们大学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名教授,我们在大年初二要召开一个由五十多个国家、一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必须让他回来到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告诉他,说学校非常支持他离开教室到田野的考察和研究,把学问做到田头上。明年我们要号召全校的教授向他学习,组织各门各类更多的教授、专家离开讲台,分批到校外进行研究和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著述立书。可现在,杨教授要不回来参加这个重大的国际学术交流会,我们就无法拿出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向世界各国的名人和学者展示与交流。请你务必通知杨教授,说我校长求他了,请他以大局为重,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一定要赶回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为国争光,也为学校争光。说过完年他若要继续到耙耧山脉考察研究,我们学校一定放人支持他。一定下不为例,决不再干扰、打断他的研究和考察,决不耽误他的著述和立说。

    ——喂,刘村长,还再麻烦你给他说一下,说他爱人赵茹萍,非常想念他,非常希望他回到京城和家人团聚过个年。说她爱人本来是要到你们那儿和他团聚过年的,可听说学校要让他回来参加国际学校交流会,他爱人就不去那边过年了,就在家等他回来团聚、回来过年了。她爱人说让他回来什么都不要带,只要人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村长在电话那头显得惊慌而喜悦。从把村委会的电话扯到他家后,也许他还没有接到长途电话过,更没有接到从京城来的电话过(还是京城的清燕大学校长亲自打去的)。校长在电话上给他说了许多话,说听杨科教授说过,村长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说耙耧山脉能出杨科这样的教授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说杨科的才学,为整个清燕大学争了光,他现在研究的课题——那部名为《风雅之颂》的专著最后写完一出版,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件,耙耧山脉也可能因为这部专著而名扬天下,载入史册。村长为接到校长的电话而激动,他因紧张而声音发抖地说,我现在先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一下校长你的电话内容,让杨教授抓紧准备一下回家的行李,也让前寺村、后寺村和能听到广播的人们都知道,杨教授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人。他说我广播完了,再亲自到前寺村里去一趟,把校长你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达给杨教授。

    说完了这些话,校长(我)对村长说再见吧,麻烦你现在就去广播我的电话内容,越快越好,时间急迫。村长在那边便一连声地说我现在就广播,现在就广播。

    之后电话就戛然而断了。

    我这边的电话亭里,便满溢着成功的欢乐与喜悦。阳光从邮局的窗里透进来,再穿过电话亭的玻璃照到亭子里,使电话亭里温暖明亮,能看见细尘飞舞,金星晃晃,如同一群飞舞着的小蝴蝶。我伸手在阳光里抓一把,好像抓到什么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抓到样,两手空空,但有一把日暖在手里。捏着那日暖,盯着那些被我抓乱的飞尘看一会,我觉得我似乎有必要给茹萍打个电话回家去。毕竟过年了。毕竟我是她丈夫,我应该主动给她打个电话去。也许她在电话上会先是怔一下,继而吃惊地说,杨科,你还知道往家里打个电话呀,你到底去了哪儿?失踪这几个月让我和学校急死了。让我和学校满京城、满天下里去找你。也还许,她听到我的声音会突然哭起来,哽咽着说,杨科,你在哪儿?快回来过年吧,我再对不起你,你也不该一走几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也还许,她什么也不说,只在电话上呜呜地哭,哭到最后问我说,你哪天回京城?我到车站去接你。

    握住不停地嘟、嘟、嘟的耳机,那一刻我把茹萍过去的一切全都原谅了。我想只要她在电话那头说一句对不起,回来过年吧,或者说,杨科,算我求你了,求你回来吧。只要她说这么一句话,我立刻就到车站买票赶回京城去。

    (可是她会这样说话吗?)

    说到底,她是知识女性,是一个极有自尊的人,让她给我道歉也许是件困难的事。既然她是那种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愿认错的人,我想我不该一定要让她如何如何说,如何如何做。我应该退而求其次,不要求她在电话上哭,不要求她在电话上表现出对我深刻的思念和情感,只要她在语气上表露出希望我回去就行了。

    再在电话亭里待一会,我慢慢又改变主意了,想只要她能在电话里嗔怪地说句喂,你回来不回来?只要说这句话时,不要有太大的火,含着一丝的温和和内疚,我就买票回到京城去。也不一定要求她的话里有温和与内疚,只要她只在电话里表现出一丝希望我回去,表现出对我离开她和家的生气和恼怒,我就赶着回到京城和她团聚,和她一块过年,和她一块在大年初一到她家,向她父亲(我的导师)、母亲一如往年那样去拜年,皆大欢喜、其乐融融地如同什么也没发生样。

    我决定要给她打一个电话了。

    这个决定一经形成,让我的心里颤颤抖抖,双手有了一层汗。去拨我家的电话号码时,第一个数字就给拨错了。我连拔三次才拨对北京的区号和我家的号。当那电话通了时,我的心跳如擂鼓一模样,仿佛来自电话里的电流击打着我的心脏般。可在那耳机中有了三声长音后,对方有人接了电话时,我又处心积虑、慌不择路地连三赶四把耳机挂上了。

    接电话的不是茹萍那有些京腔京调的普通话,而是一个声音洪亮的男高音。

    像是李广智。

    一定就是李广智。

    他只喂了一声我就觉得像是李广智(也许不是呢)。可我被这像是的声音惊得惶惑不安、不知所措了,人被雷击样,被钉在了电话亭子里,木木地怔在那儿,一时间莫名其妙、六神无主、呆若木鸡。终于到过了一会儿,我才懵懵懂懂明白着,我的电话打得恰恰巧巧不是时候呢,冤家路窄,生不逢时呢。和那一天提着书稿回家样,不期而遇,仿佛我是专门挑人家李广智在我家的时候才打电话回去的,是专门去扰乱人家情致的(你们想,我有这么无聊吗?)。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了。

    有一种被人从自己家里推出来的遗弃感,酸涩涩地在我心里涌动着。我知道我是那个家里不受欢迎的人,要赶着回去过春节,一定会像有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吃团圆饺子时,门口却站了一个又脏又丑的乞丐,在伸着一个破碗讨饭样。而且我离开那个家,离开那座京皇城,不是谁把我牧羊放牛样举着鞭子赶了出来的,是我自觉自愿逃了出来的。像一个甘愿出走的孩子般,他知道他不能无骨、无气、无尊严地兀自又自己回到人家面前去。我是一个名校的名教授,我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一分子,我必须把尊严放到第一位。即便回家去,也必须让她赵茹萍和那座皇城来请我,像做父做母的去求离家出走的孩子样。

    我这样想了,就决计也要这样做。

    清了电话费,我从邮局走出来。大街上人来人往,闲闲散散,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过年的轻松和喜悦。我站在邮局前的马路边,感到冬天的寒风,从脸上吹过去,像从一块木板上吹过一模样。任头顶的日光照着我,如照在一尊泥塑上。心里空空荡荡,堆积如山,望着大街上的人头和脚步,我如站在一脉山顶上,望着遥在天边的树木和石头。他们的脚步声、说话声,还有儿童们在年前提早放的鞭炮声,明明是红红亮亮,火光闪闪,可我却如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一样儿。我就那么木然地站在年关的县城里,不知道是站了极小一会儿,还是天大一会儿。最后想到离我不远的天堂大街时,那冰冻得如冬季里鹅卵石似的心,仿佛被温水泡着了,慢慢化开来,使我哑然笑一下,宛若我家那电话里男人的一声喂,正中了我的下怀般,这样正好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朝着天堂大街走过去。完全可以如我此前曾经计划、曾经想过的那样,痛痛快快(荒淫无度)地在天堂街上过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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