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 卷五　风 3.蒹葭

    说去就去了。

    来日一早，我就从前寺村往城里走，像从精神病院往清燕大学那回一样，疾脚快步。几里路后我在一个路口拦了一辆车，是一辆嘣嘣嘣的拖拉机，吐出的烟团黑石头样砸在天空中。拖拉机开来了，我站在路中央，双胳膊哗地一横，那拖拉机就连三赶四停下来。三十几岁的年轻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说他妈的，不要命了呀。

    我说我是从皇城回来的教授啊。

    他追着我的话儿问——喂，你知道这儿到皇城有多远？

    皇城，我说皇城就是京城呀。

    他笑笑——上来吧。

    我就坐进了他的驾驶室，登高望远，一颠一荡，山脉两边的玉米地有绿有黄，像浑浑浊浊望不到边的湖。把目光从庄稼地里收回来，我发现司机的头顶没头发，谢顶后又红又亮，像是一个红皮球。我朝他的头顶望了望，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都怪我的性欲太强了，太爱做那男人女人的事，把我头顶的头发都弄得掉光了。然后又问我，你们京皇城的人一个晚上和老婆弄几回？看我红了脸，说这有啥儿嘛，谁饿了不都得猛吃几碗饭。就又开始专心致志地扶着他黑亮油腻的方向盘。

    从耙耧山脉往外走，田地里庄稼的深绿依次浅小，十几里后，见到的玉米就和京郊那儿的玉米一样了，干了红缨，倒挂棵顶，有一股金亮亮的秋香在天空黄荡荡地飞着和卷着。头顶的太阳原是悬在拖拉机的车斗上，像被拖拉机拖着般，可后来它从车斗移到了驾驶室顶上，如一团旺火在驾驶室的顶上烧。

    我说好热呀。

    司机说凉爽哩。

    我说秋庄稼的味香得辣鼻子。

    他说有一股臭味让人恶心呢。

    我说在耙耧山脉活着的人能多活好几岁。

    他说谁能让我去皇城扫街冲厕所，我愿意把我的老婆给他用。

    我们说了很多话，沿着耙耧山脉的梁道，从一条沙土路开上了政府修的一条水泥路，又上了通往县城的柏油黑马路，最后就到了城边上。到了老城墙下作为文物保留着的城门楼的大门口，他猛地一刹车，把拖拉机停在路边儿，说，杨教授，操，只顾和你说话儿，我已经多走了十几里，等于是专门把你从耙耧山脉送进了县城里。然后像问我讨票要钱样，说送你也就送你了，我开了十几年的拖拉机，还是第一次拉京皇城的人。最后就朝我笑了笑，说咱俩说了一路话，我把我的黑心烂肺都翻给你看了，可我就问你那一件事情你还没有给我说。

    他说杨教授，说句实在话，你一个晚上和你老婆弄几回？

    ——你老婆漂亮吗？

    ——在床上野不野？

    ——喜不喜欢女人白天你侍候她、晚上她侍候你的那种人？

    我和他说着话，告着别，招着手，一直看着他沿着原路，走去很远才转身朝着城里去。穿过老城墙的门楼时，如穿过皇城故宫天安门下的门洞样，一股凉气从几百、上千年的哪儿吹过来，身上的热燥和汗味一下就没了。就那么穿过古门洞，走进县城里，猛地眼前豁然开朗了，天地辽阔了，高楼林立了。繁华的气味里，有热包子的味，有卖狗肉驴肉的味，有卖布匹鞋袜的味。这是一条老城街，20年前玲珍送我去清燕大学读书时，我们就是从这条街上进城的。可那时候全是木门木窗的门面商房没有了，现在路边全是铁皮卷着的门和门一样大的铝合金的玻璃窗。以为那时候卖烟酒百货的店铺还会在走进城门不远的街角上，可你看着街角的那个百货商店时，却无论如何不是20年前的那个百货店铺了。

    我在那百货楼下站一会儿，看一看，朝着南边走。这是一条新修的南北道，因为县政府就设在这条道的最南端，道名也就叫了政府路。沿着这路边走边找着路两边，忽然在一家旅馆的北一点，就果真看到“耙耧酒家”四个大字了，红殷殷写在一栋两层楼间的大幅招牌上。那招牌上还画了一座山（大约是耙耧山脉吧），山上有森林、溪水、菜园和游在水中的鱼，“耙耧酒家”四个字，就写在这背景是山脉原野的画上面。字虽然被雨水淋得有些剥落和陈旧，可我看到那四个大字时，那四个字还是艳红如初地扑过来在我的眼球上猛地撞一下。

    站在马路对面人行道的路边上，盯着那招牌和那招牌下洞开的玻璃门，及门口站着迎接客人的一个小姑娘（不漂亮，也不丑，难说胖，也难说瘦），穿了酒家统一发的水绿水蓝的工作服，像春天时一棵树上肥壮着的芽。

    我朝那儿盯着看，偏巧就看见玲珍冷丁儿从那个大门出来了，慢腾腾地走，还回头和饭铺的服务员们说了几句啥，手里提了一个城里人从不离手的黄皮包，穿着那季节县城的女人常穿的短裙子，头发是城里女人半卷不卷、半畅不畅的烫发儿，脸上好像有些化妆又没有化妆的样（不漂亮，也不丑，不算胖，也不瘦）。比起乡下人，她一身都是城里人的味。比起大都市的人，她浑身又都是乡下人的味。隔着六七米宽的大马路，突然见了她，我猛地心里有些惶惑和不安，仿佛不期而遇那样的兴奋让我有些承受不了样。我和她已经有6年没有见面了。6年就像从中国到罗马那么遥远和漫长，就像筷子、树枝一样短暂和直弯。原以为，看见她时，我一定会定睛细看一会才能把她认出来，然而未及眨一下眼，她从那门口一出来，我哐的一下就把她认将出来了。

    是她吗？

    果真就是她。

    玲珍——我朝着马路那边唤——玲珍——

    像谁从她身后拍了一下肩膀样，她突然转过身，看见我微微怔一下，手里的皮包猛地朝下滑，要脱手时她又慌忙弯腰抓一把，把包带儿握紧在手里边，有些惊异、有些意外地看着我，脸上飞起来的那个年龄已经不多的红晕，如刚划着就灭了的火柴的光，飘飘忽忽闪一下，脸色就又回到正常了，有些黄、有些白，有些疲惫的样（像是一个有病的人），可在她那疲惫里，还是僵着、挂着一丝喜出望外的笑。

    你来了？她说我正准备回村看你哩，你倒先来了。

    说你一路步行还是坐车呀？

    说还愣着干啥呢，快到店里呀。

    我便跨过马路朝她走过去。到她面前一步远近时，忽然间——忽然之间，我竟莫名其妙地对她产生了一种找错了人的误会感（我一直以为她还是20岁时年轻漂亮的样。一直以为她最少也应该是6年前我见她的那个少妇的样儿，可在我到了她的面前时，才发现她已经完全没有了少女、少妇的样）。人不胖，可脸上有一种中年的蜡黄色，仔细看，眼角、嘴角和额门上，竟都有着细细密密的纹。她应该是远近不到40岁，可她却像了四十几岁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像是四十几岁的人（我一直都以为她还是十八九或是30岁，至少样子也该像茹萍那样儿，脸上有一种让人说不清的韵儿和味儿。可是她没有。一点都没有。不光一点都没有，而且那脸上还有着一些柴干和枯黄，如一片霜打雨浸过的菜叶儿）。

    说到底，她老了。

    忽然就老了。

    她衰老的样子让我一时无法接受、不敢相信，内心里对我来见她，有了一丝隐隐的酸楚和苦涩（就像要去一个公园却走进了一片荒野样，发现所谓的公园，其实是一片衰败和荒芜）。待我想到我已经四十几岁，她也到了中年时，我心里冷一下，仿佛来自她身上荒冷的凉风吹进了我心里。

    我就站在她面前，盯住她的脸，说这酒店你开了几年啦？

    她说你就住到楼上吧。

    我说生意还好吧？

    她说楼上有客房。

    我便跟着她，像一个孩子跟着母亲样，穿过一片服务员和厨师的目光，我们到了楼上去。

    这是一间她专门为客人准备的闲房子，干干净净、见床见桌，还有一个大衣柜，一个卫生间，和满墙的洁白与凉爽。这客房完完全全如同县政府的招待所，如同某家宾馆的一间屋。地上铺了棕色复合木地板，双人床的边上摆了电视机，厕所的门上还写了“厕所”两个字。

    就在这间极有意趣的客房里，我和玲珍相敬如宾说了很多话。

    我说玲珍，你的脸色有些难看哩。

    我说咱们有6年不见了，没想到你在城里开了这酒家，生意这么火，在村里还盖了那么好的房。

    我说人啊，活着谁都不容易。我从京城回来是因为出差路过九都才回来看一看，住几天。

    我说料不到你也算是老板呢。

    我说你在城里你女儿小敏上学怎么办？

    我说这城里变化真大哦，和一棵杨树长着长着变成了槐树样。完全和20年前你送我去京城上学时不一样。说月亮明明悬在头顶上，可一抬头，头顶悬的却成了一颗耀眼的大太阳。

    我是日偏西时到了县城里，日落山时住进了那间屋子里，在那屋里说话、吃饭、洗手和洗脸，还在那屋里咳嗽和吐痰，直到吃过一顿玲珍让厨师特意为我烧的饭（手艺倒不错），由一明眸难忘的姑娘（长得也不错）端进来，吃完了，她又笑眯眯地收了碗盘端出去。这时候，夜色按部就班地如期而至了。从那客房望出去，看见窗外月光如水，溶溶地洒在院落里，静谧中的虫鸣，从窗缝叫进来，莫名地让我想起20年前她送我上学时，我俩在路边招待所里那一夜。想起我第一次从清燕大学回到家，她在她家赤条条地脱了衣服等着我的情景和场面。

    楼下酒家吃夜饭的人，也都已饭饱散去，刚才还有人喝酒划拳的行令声，转眼间成了从酒家朝外走着的脚步声。门前偶尔开过去的汽车，在静夜里轰鸣飞驰，可汽车过去后，那夜静就变得愈加沉重和深厚，像是我和玲珍都被淹没在一片深不见底的湖里样。

    她就坐在我对面，一步儿远，却远得如同隔着几十年。

    这所城里人盖起的楼房院子里，前楼被玲珍租下来，一楼做酒家，二楼有两间客房和一间仓库屋，剩下的几间房，住着那些在酒家做服务生的男孩和女孩，还有厨师和七七八八的人。那些人似乎都睡了，夜寂得仿佛枯井般。在我和玲珍把话说到兴致时，我想对她说茹萍和校长睡觉的事；说我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事；说我用5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可以在古典文学的学术界改天换地的书，到头来却连出书都还困难的事。可我一张嘴，却说我回来茹萍专门上街给她买了一套京城最流行的衣服让我给她带回来，可惜我走得急，忘到家里了。她笑笑，说这城里其实天宝物华，琳琅满目，什么都不缺。然后我就问她生意上的事。问她家里的事。问她说既然孙林不在了，你又在城里把生意做得这么旺，为啥不碰到合适的男人再找一个呢？

    就这样，屋子里突然再也没了说话声。就在这不合时宜的静寂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挂了黄淡淡的笑，像脸上贴了一片秋黄的叶。就是这一刻，我又一次看见她老了。人才虚岁40岁，可她脸上的气色和表情，却是50岁或者60岁的样。就在她那天老地荒的表情里，她朝我笑一下，试探着问我了一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

    她说杨科哥，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机缘嫁你了，可我想知道你有机会再娶时，你愿不愿娶我做媳妇？会不会还像20年前一样嫌弃我？

    她盯着我的脸，像学生考试时盯着老师发的一张卷子般。楼前的大街上，已经人影稀静，偶尔走过去的脚步声，悠远得像城外佛庙里的木鱼声。楼后的院子里，月光的奶白中多了一丝青，有些冰凉的意味融在了月色里。似乎有人在院里说什么，又似乎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些月光在那院里窸窣地响。我听着那声音，似乎想了一会儿，似乎连想都没想，就和她一样脸上挂了苦涩的笑。如同千般为难，万般无奈的样，我说玲珍，说了你也许不相信，我没想到茹萍她会那样往死里爱着我，因为爱我就容不得我和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说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发誓说我有机会再娶时，除了你，我死都不会再娶另外一个人。只可惜怕我这一生都没再娶的机会了。

    默下一会儿，望着我，她望着我眼角有了红，说有你这话我就活值了。

    说你睡吧，天已经不早了。

    说着她就朝着客房外面退着走。

    天确实不早了，我没有挽留她，一副为天不早了惋惜一样把她送到门口上，就在分手时，她却突然回过身子来，苦苦地笑着对我说，我身上有病了，你就是有机会再娶，怕我也不会再嫁了。

    说了这一句，又沉默着望我一会儿，朝我敷衍地笑一笑，她又说也不是啥儿大不了的病，就是一般的女人病，现在已经轻多了。说今天你来时，我就是要到医院看病才在门口碰见你。说天真的不早了，连酒家的服务员们都收拾了碗筷上楼睡觉了。说完后，她是果真要走了，就转身到门口开了门，我果然看见在酒家端盘子、端碗的女孩、男孩们，从她面前走过去，朝她点着头，说付姐（不是叫老板），还没睡？她朝那些孩子们点点头，人就站到了屋子外。

    我怔在门口上，说你也早些睡。

    她说只要你说你心里有我就行了，今夜不是我不想和你在一块，是老天爷这辈子不让我有机会和你在一块。最后说完这一句，她像把什么全都说了样，像之所以三更半夜她还要从我屋里退出去，不是因为她不想和我在一块（在一块是什么意思呢？），是老天不让她和我在一块。

    就走了。

    她走了，我不知为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儿。

    到这儿，一切都告一段落了，像一个故事到了一段章节样。像《诗经》中的《风》、《雅》、《颂》，三大部分的某一部分的最后一首诗完结一模样。她回屋，熄了灯，我也合窗关门，在屋里待一会，看整个院落、楼上都静默悄息，所有的人都已睡觉后，便脱鞋熄灯，倒在床上要睡时，有件开天辟地的事情悄悄默默发生了，如同房倒屋塌、惊天动地，而又没有一点声息样。

    有人很轻地敲了我的门。

    果真是有人在轻轻敲着我的门。

    再开灯。趿着鞋我来到屋门后面问——谁？

    是女的——你开一下门。

    声音轻润如月光落在水面上。

    我把屋门重又打开了。

    门一开，她就笑着闪进我的屋子里。在那灯光中，那闪进来的人，竟如一朵盛开的花样招招展展着。我猛地怔一下，认出她就是我今天来时站在酒家门口的那个小姑娘。那个团圆脸、胖身子，浑身上下都肉嘟嘟地招人喜爱的女孩子，也许十六七，也许十七八（你到底有多大？），人长得如开在山坡、草地的花，在人堆繁闹的地方显不出她的好，可在一片没草没水的地方儿，那花就显得烂漫漂亮了，花香四溢了。（她怎么会这样漂亮呢？怎么会突然变得漂亮呢？）她就是那样儿，原本不漂亮，也不丑，可在这夜深人静时，在世界上似乎只有她和我待在一间屋里时，她就显得格外漂亮了，显得水嫩无比，朝气逼人了。仿佛她站在静夜的空寂里，青春的气息会噼里啪啦朝着夜色中掉。就那样站在门口上，她脸上闪着在灯光里有些耀眼的亮，把手里的一个深红色木盒递给我，说这是老板让我给你的，你打开看一看。然后她朝我瞟一下，退一步，仿佛后退一步是为了更清楚地审视我的表情样。

    我说什么呀？

    她又红了一下脸，有些羞涩又有些大大方方地说，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时段，夜已经深得如同一条通往山里的小路般，大街上的静，似乎能听到夜露的降落声。她回答着我的话，朝身后的走廊上看了看，回身自己关上门，倚着门半靠半站着。说看看呀，看看你就知道了。我就开始借着灯光打量那盒子。看那盒子约有一尺长，宽高都是三寸或四寸，有些神秘有些重，像是乡村老户人家留下的红木首饰盒，盒子的盖上还雕有一枝腊梅花，梅花的瓣儿都是用殷红的透玉镶将起来的。在那黄亮的灯光下，那木盒子发着幽深暗亮的光，整个盒壁都光滑得仿佛女人的脸。还有一种檀木的香味从那盒上飘出来。我端着盒子朝屋里退几步，把盒子放在桌子上，打开盖，见盒子里有一层红绸布。把那红绸揭起来，见红绸下有一层黄绸布。再把黄绸揭开来，见黄绸下又有一层绿绸布。最后就又小心地把绿绸揭开来，终于看见三层绸里包着的那东西，乳白色，圆长状，有一股桂花的香味从那东西上散出来，像那东西原是桂花做成的。我拿手轻轻去碰了一下那东西，仿佛是我的手碰在了棉花上，又软又弹，使我的手指沾了一股软散散的香。就在我把手从那盒里抽将出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了，心里轰一下，立刻脸上就有一股热辣辣的臊，忙把那几层绸布胡乱地盖在那样东西上，把那盒盖啪一下，又扣着盖在盒子上，本能地朝后躲着退半步，转过身，看见送来盒子的那姑娘，就站在我身后，脸上带着天真淘气的笑，像看到我的窘态使她高兴样。

    我说这真的是玲珍让你送来的？

    她说我叫小杏儿。

    我说你叫什么呀？

    她说真的是老板让我送给你看的。

    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她抬起头来不说话，仿佛要让我猜猜她多大。可在我想要猜她多大时，她却又说我19，刚过了19岁，不信你可以看我身份证。接着又说我身份证忘到屋里了，明天我可以拿来给你看。再就把身子朝桌旁移过来，也和我一样看看桌上那个红木盒，把盒子小心地朝桌里推了推，自己倚着桌角瞟着我，问我说你是教授呀？

    ——你真的是从京皇城里来的吗？

    她的好奇因为问而越发大起来，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水汪汪地泽亮着，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我。似乎我是京城的教授在她看来是假的。她半信半疑地，说我们老板付姐说，你教书的大学是中国最好最好的大学哩。说你的那个大学在世界上都有名，说外国人一听说谁是那所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会吓一跳，谁听说你是那大学的教授，还不得把眼珠都瞪得流出来？说杨教授，我是第一次见着从京城来的人，还是大教授，付姐说你写过好多文章，著过好多书，家又是耙耧山里的，她说让我今夜来这陪陪你，交代我说一定让我在这儿陪你好好住一夜。

    说杨教授，盒里的东西你都看过了，你还愣着干啥呢？

    说你咋看女孩子和别人的目光不一样？是不是你们书读多了，看女孩子都是这样儿？

    说天不早了，你别站在那儿不动弹。

    说你再呆着不动我可要走了。

    说我真的要走了。

    说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半夜见了女孩不动手的人。

    说你是不是怕我问你要钱呀？你放心，付姐交代的，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再说你又是从京城来的大教授，是人家说的知识分子那种人，我遇到一个不容易，就是付姐不交代，你不给钱我也不会跟你要。

    说何况你又是付姐的客人哩。

    真的是一分都不要。说你再不过来我可真走了，别弄得我是求你的样。你咋了？你是不是嫌弃我？是嫌我长得不好还是嫌我不会侍候人？我把话都给你实说了吧，付姐再三交代我不能给你说。可我看你是地道的读书人，年龄又和我爹的年龄差不多——好像额门那儿还有些像我爹，都是宽额门，两个眉毛之间的距离要比别人的眉距长，我实话给你说了吧，现在咱们这县城比你们京城还繁华，往西100米，后边那条街上的饭店、酒家、发廊、洗脚屋、旅馆，连有些老百姓住户的家里，白天卖烟酒水果，晚上都做我们女孩的生意哩。那街上饭店和酒家的小姐们，白天是端盘子洗碗的服务员，夜里有男人要了就做小姐了。那发廊、洗脚屋里的服务员，给男人理着发、理着发，就把男人领到后边屋里了。给男人洗着脚、洗着脚，脚没洗完两个人就到床上了。她们那儿生意好得很，男人们都说那儿是天堂一条街，连省会和市里的大干部，都专门从省会和市里跑到那条街上去享受。那天堂街上生意完全把政府路上的生意挤垮了。把这个县城别的生意全都挤垮了。连路边上的水果店、烟酒摊，有时候没有侍候男人的女孩在那儿，人家就不去店里买水果、买烟酒。

    她说世道变了呢，付姐原来酒家的生意好得很，有时候晚上来吃耙耧菜的人要在门口排着队，可是慢慢不行了，男人们吃饭都到那天堂街上了。在那儿酒足饭饱后，不出门就可以和女孩子们玩，可以喝茶、打麻将，可以让小姐陪你唱歌、跳舞、洗澡，还可以把酒杯倒满酒，放在小姐挺起来的乳房上，让她硬着乳房在屋里走三圈。那酒杯没有从她的乳房上掉下来，你把酒喝掉，酒杯从小姐的乳房上掉下来，就罚小姐三杯酒。

    说政府街上的酒家、理发店和别的生意店铺儿，其实都是正经人家哩，一般都没有这服务，不让小姐侍候男人，不让男孩侍候女人们，也不让明着开饭店，暗里做妓院，明着开发廊，暗里当小姐。说政府街上的各户生意都是规矩人，男女服务员，一般也都是好孩子，不到万不得已，老板都不让我们做这男女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女孩也不当小姐来侍候你们男人们。

    杨教授，她说我叫张杏儿（和我们校长一个姓），付姐叫我小杏子。今天你来了，你是付姐的客，又是京城来的大教授，是知识分子哩，和那些当官的人不一样，和做生意有钱的男人也不一样呢。不是万不得已，付姐不会让我把那盒子端来给你看，不会把我叫去说下那么多的话，交代我山不能说成山，水不能说成水。说让我一定把你侍候好，还不让我给你多说这城里的事。

    现在我什么都跟你说过了，天也快亮了。你看后院的月光都从院里爬到了房顶上。蛐蛐的叫声和笙箫一样响。凉气咕嘟嘟从地下生出来，一股一股地钻进了屋子里。你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壶水都快喝完了，却只盯着我不眨眼地看。你要不想和我睡了你就让我走，想和我睡了，咱就脱掉衣服上床睡。要不然，明天酒家一开门，我还要站在门口睁大眼，去招揽生意拉客人，可你却可以在这儿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不起床。杨教授，天真的不早了，马上就亮了，我们不能就这样坐到天亮吧。我知道你们有学问的人，有些事是想做又说不出口。这样吧，你同意让我走了你就点个头，不同意我走了你就摇个头。你想和我睡了你就点个头，不想和我睡了你就摇个头。我知道你是既不想让我走，又不敢和我睡，怕和我一睡，付姐明天会另眼相看你，把你当成一般人，当成和别的男人一样的普通人。所以你左右为难，什么也不说，只能让我坐在这儿陪你到天亮。我小杏儿就坐在这儿陪你到天亮，可你明天得替我在付姐面前请个假，让我白天多睡半天觉。只要你替我请个假，我就会在付姐面前一五一十地说。说你一个晚上没有动我一指头，还催着我早些回到屋里睡，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孤单，才陪你坐到天亮的。说陪你到天亮，你都没有碰我一下子，你完完全全是个正经人，是正正经经的知识分子呢。

    杨教授，你说我这样对付姐说你行不行？行了你就点个头，不行了你就摇个头。看，你果真点头了。我猜得没错吧？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又想和我们女孩子睡，又想落下一个好名声。所以你今夜儿才不让我回去睡，又待在那儿不动我，你说我说的没错吧？

    我说的一点都没错。

    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猪圈边上有棵泡桐树，长得又粗又壮，树身子水亮水亮，可就是长不直，从半腰朝着猪圈对面歪，树冠儿也大得能遮半个天。可那冠儿却是长不圆，靠猪圈这边的半空压根没枝叶，枝枝叶叶都躲着猪圈长。全村人见了那棵树都说那树德行好，说它长偏长歪是因为嫌那猪圈脏，怕猪圈的脏气染着它。可是你猜怎么着？那一年我奶奶死掉了，要伐这棵桐树做棺材，因为奶奶22岁就守寡，一辈子没有再嫁人，所以我爹和村里人都说这棵桐树好德行，有一树贞节气，让我奶奶做棺材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那天挖坑伐树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棵树长得水亮粗壮，是因为它的根全都扎在猪圈这一边，猪圈外边连一条树根都没有。你们读书人就和这棵树一样，把根偷偷扎到猪圈下，把身子、枝叶躲得离猪圈远有十万八千里，你说你们知识分子是不是那棵假的贞节树？

    真的就像那假的贞节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