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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皮球 正文 第七章 我将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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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亲爱的朋友,一场恶梦般的洪水刚刚退去,当我看见家园那黑色的屋顶重新呈现的时候,当我们又向着土地重新撒下种子,不是一把一把,而是一粒一粒,当我们在帐篷里展开那温暖的棉衣,远处又传来校园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我们想说什么?

    此时,你是否听到孩子们正在朗读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两个字:“祖国”。接着孩子们又低下头,把这两个字写在作业本上,老师提醒孩子们“祖国”二字不要写错。

    谁能告诉孩子们,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向着温暖的太阳睁开眼睛,我们能记住乳汁的甘甜,我们感受着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每一种能唤醒我温暖感觉的事物都令我怦然心动。

    孩子和母亲走向田野,孩子认识了麦穗。孩子把手伸到淙淙的溪水中,于是他们有了水的感觉。这是我们脚下的泥土,冬天泥土进入睡眠,周身被白雪覆盖。

    那么,祖国究竟是指什么?我们牢记在心的一种具体的温暖和具体的怀念究竟能升华出什么?假如,老师现在问我祖国是指什么。

    我指一指我经常在上面翻滚的那个草堆,这是不是祖国?老师肯定会摇摇头。那么我指向沾落在手上的露珠。有一次,我感受到有一种风很凉爽,凉爽的风大概就是祖国,但老师仍然摇摇头。那么谁能回答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但我现在只能这样问:正在重建家园的人们,你们现在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根浑圆而又结实的房梁,以支撑家园的屋顶。他们需要一块坚固的岩石,以使大堤永不溃破。他们还需稻种,以使来年的田野郁郁葱葱。

    我看见一位大娘拥抱着我们的战士,但我们仍然要问:她拥抱的是谁?我看见一件件越冬的棉袄从四面八方运来,但我仍然要问:这些温暖究竟是什么?我看见年轻母亲的乳汁滴在一位受伤战士的伤口上,我在思索这一片滋润之处肯定还有更为博大的意蕴。

    这时,我忽然顿悟,令我心旷神怡的各种感觉,我所看见、触摸到的伟大生活,正像一万条小溪流归向大海。我内心蓬蓬勃勃的宽阔热爱,像浪花撞在礁石上空又回归大海。我说:能使我产生无限热爱之情的这种生活、这个地方,就是祖国!

    一朵孤零零的花朵可能是芬芳的。我们在鲜花汇集的地方,买一束花回家。从花团锦簇的地方走向城市的小巷深处,我们感受到独自享受花朵摇曳多姿的欣喜,我们将可能走向孤独。但是如果我们举起花束,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汇入共和国欢庆的人流,让所有孤独的芬芳隐入花团锦簇,那么,祖国便藏匿在这醉人的芬芳之中。

    没有真实的渴望,就不会懂得祖国;没有真实的孤独,也不会呼唤祖国;土地、田野、森林都以祖国的名义向我奔腾而来。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即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但生机勃勃的祖国永远存在。我将一把泥土撒向天空,泥土依然回到大地的怀抱中。

    我正感受着生活中的所有丰富和世界上的最大幸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孩子像灰尘那样。

    祖国,究竟是指什么?

    现在,我指向天空,指向大地,指向漫天招展的五星红旗,我还指指这颗怦怦跳动的心!

    失去了锁链之后

    红色舞剧里的那个吴清华猛然挣脱了柱子上的锁链,向洞开的牢房奔去。可是晃荡的铁索仍然在响:“你就这么走了,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这位身着红色衣裳的丫环向柱子回望一眼,以示与锁链告别。

    因为吴清华是穿着地主家的衣裳奔向红区的,这自然引起了连长的发问:“你为什么要参军?”我记得吴清华扯开了胸前的衣扣,露出了脖子上的鞭痕和被铁链捆绑过的印迹。我在想,如果她是拖曳着一根链子在进入红区后再忽然倒下,就会立即有一群儿童团员去搀扶她,那么“你为什么要参军”将是一句多余的话。

    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确可以失去自己身上的锁链,但暂时不可以失去自己脖颈上的伤痕。难道可以说,无产者必将失去自己身上的伤痕,那么,她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将失去最后的阶级甄别依据。

    连参加革命都要遭遇质疑:一块石头离开了一堆石头,她不愿意再做石头了,但是她必须是带血的石头才能进入红区,这是我们的革命文学最早的看上去最为朴素的悖论。

    果然,女奴隶怒不可遏,好像是因为他们在问伤疤是怎么来的而愤怒,其实,她对围拢过来的儿童团员们的警惕目光表示愤慨,她撕开胸口遮盖,露出鞭痕。接着,她喝到了椰子水,成为消失在白云、蓝天、红旗组成的画面里的一道和谐色彩。

    按照我头脑里的怪念头,如果是吴清华在必须奔向红区的途中,在雨林里多耽误几日,她遍体鳞伤都慢慢愈合了,那她将怎么办?千万不要在椰林里采中草药等养好伤再说啊。她被鞭子抽打昏了过去,是大雨将她浇醒,也许大雨在洗涤着她的伤口,也许雨水令其伤口糜烂。这个时候,椰林里的滴滴甘露似乎没有什么立场,它根据吴清华的需要而定,如果吴清华报仇心切的想法稍有迟疑,雨水就会更加晶莹,野果子和中草药同时会奉献出来映入她的眼帘。她如果真的养伤,从理论上讲有些创伤甚至是不留痕迹的。

    忘记带上锁链出走(譬如将锁链裹在包囊里,面呈给连长),这绝对不是小事情,但这形成了我们文学理想的疏漏。在欢腾解放的时刻,无产者将手中的锁链扔向远远的大海,后来他发现他又不得不把生锈的铁链从大海深处重新捞回来。捞回来的目的不是重新戴在脚腕上,而是要把它重新锤打为桂冠戴在头顶。

    曾经有过的苦难,或者说正在受难,是通向欢腾舞蹈场面的路径。我观看奴隶们欢腾的舞蹈,我看见一束红光照亮天下的所有圣品。我感到寒冷,这非常像在大雪天的下面,你不论将什么物品从室内般到室外,所有物品都适合在雪天摆放。一个无产阶级的身份证明:铁链,从牢房扔向雪地,雪花覆盖着它,这看上去更像是革命的静物图画。我们开始描述,忘掉了铁链是有人扔到这个相框里的,相框里多了一根铁链。

    那个女奴隶挤进了人数已经凑足的革命队伍里,她晃荡了一会儿又开始跳舞。这个欢腾场面马上表现出它的虚怀若谷,革命并不多她一个。好像恰恰相反,那个革命队伍正期待她前来补缺。

    我经常想,在那道红色光束下面拍拍自己的身上,希望能从身上拍落点红色雪花。我走到雪天,看看有许多人都拍拍自身,让雪花落下,表示他是从雪天里回来。我混进红色雪天,从身上没有拍下什么,我是在雪停了很久之后才走进雪天。

    锄头与蜘网

    这是一把锄头,我先把它放在门后,我喝完水,再在门槛坐一会儿,即要取锄头去上工,可我正要拉门,却仿佛又拉不动,我定神看去,有一只蜘蛛吐出闪亮的细丝,正准备往锄把上拉,蜘蛛,难道你不知道我马上就要取走锄头,我还要到地里干活呢。

    这情景与日本的俳句极其相似,一个小姑娘来到井边打水,木桶只在井台上放了片刻,便有牵牛花爬了过来。爬到木桶上环绕,这朵花后面跟着好几根牵牛花的藤蔓,小姑娘动了花神之心,她说,你难道不知道我马上就要打水吗,或许,她只好把爬到水桶里的牵牛花扯掉。

    既然有蜘蛛愿意在门后的锄把上结网,我只得去取放在灶台上的镰刀,但现在又不是使用镰刀的季节,我想到我躺着的床底下还有扁担,扁担在手,但不能一直拿在手上,得必须往肩膀上搁,才称作劳动,我的肩膀上从来没有搁过什么,我只是劳动工具在手的人,我曾平握扁担,在挑河泥的劳动大军里晃荡,而终于被生产队长发现,被从劳动队伍中驱逐出去。

    此时,我竟无劳动工具可用,我只得又坐在门口,恰逢有从公社下来的知青检查团路过,看到我的坐态后,又在我屋内审视了一番,终于猛一推门,看见了已结网的锄头景观。

    这成为我长期不参加劳动的明证,检查团的证词是这样的:“梁小斌,你身体不好,长期不劳动,只负责看护场地上的草堆,但锄头上结蜘蛛网,也实在证明你的难看,叫社员们来参观参观你是如何懒惰的,你难道就没想到至少应该把门后面的污秽清除一下,看来,你至少是整个夏天没有握锄把了。”

    “这是刚刚结网的蜘蛛,你瞧,蜘蛛的网还没有完全结好呢。”

    “梁小斌,你不要狡辩,这上面连蚊子都沾了不少了。”我没有料到戴眼镜的检查团成员却对门后看了个仔细。

    一般来说,我们从镰刀生锈来证明某个劳动者实际上不参加劳动,而蜘蛛在锄头把上结网,安家,却惹来了我的不是,我东张西望,这个时候,我同情蜘蛛,它一定是将我门后的阴暗角落当成了可以长期依赖的风水宝地。

    是什么原因诱惑了这只蜘蛛的安家心曲在此弹唱呢?无非是门后的静谧和晚上的月亮也能照见,还有我那个锄把上的汗渍味道。还有,它也知晓我的德性,只要将工具扔到某处,就永远不会再去碰它,等我喝完了水,再去劳动,这是一个无限漫长的喝水时光,只有天和蜘蛛知晓,我喝水的时光无限漫长,因此,蜘蛛可以从容吐丝。

    但是,蜘蛛家园的崩溃,只要我想这么做,崩溃是猛然发生的,如同一群儿童在打瞌睡的大象身边,以大象腿为支柱盖起茅屋,大象一觉醒来,只要它拔起腿,这个茅屋就会立即倒塌,我的手要去取那只锄把的时刻,却被一只更有力的手握住了。

    这类似于他们要保护这个作案现场,他们要组织很多知青来参观。当一个接受改造的人连锄把上都结满蛛网时,可以想象,他的头脑已经生锈到何种地步。

    我对此类政治鉴定不是很感兴趣,我倒是在想,蜘蛛与井台上的牵牛花都遇到了一个相似的境况,而牵牛花轶事很美,小姑娘将花朵轻轻撩开也着实令人着迷,而我伸出的手却旨在消灭劣迹。

    蜘蛛你立刻停止结网,我马上还要用锄头干活呢。

    壕沟里的中国山水画

    我是从某一天走路,因视力不济掉进了一条壕沟里,我从容地坐在壕沟里暂时不想爬出来,因为反正没有什么急事需要我赶快向外界攀缘,我从这一刻起,却意外地懂得了中国的山水画。

    壕沟就是一条裂隙,习惯上称为山水画中的线,我掉进了裂隙看见了堵在面前的濠壁上的石头杂乱,杂草丛生,这大概就是线外有新的天地的道理,我一个趔趄,跌伤了腿,就自然发现了透视。

    心灵如同因干旱正在龟裂的土地,如果土地湿润青色连片,我的心中永远只是毫无凹陷的平静,龟裂里面如果开凿出崎岖的栈道,这里面就是大山,溪水在龟裂的内部流淌。

    我的面前是一堵墙,墙上除了停有蚊子和昔日的钉迹之外,什么都没有,墙上有一道裂隙,讲得文雅点称之为门缝,从门缝里看出那是卧房,原来卧房就藏在门缝里面。

    移步才能有异景,通过走路,不断改变所谓视角,从一个个裂隙进入,不断发出胜景的惊叹声,这恰是我们心灵终于变得贫庸的根源。

    听说有一个县令被皇帝召见,他最先看见正阳门巨大的城门,他有一种堵的感觉,接着就是一片开阔地似四院合围气势,他走得极累,以为能见到皇上,然而跟着又是红墙巍峨堵在眼前,就这么几个回合下来,县令成为奴婢,南方的田园林也按照堵与疏的律条制造,只不过改变了内容,溶入山光美色的清丽而已。

    但是,千真万确,人是在头顶撞了一个大鼓包之后,才发现门在那一边,仅凭移步,看似能看到别有洞天,但在别有洞天里,在中国山水的全部景观徜徉之中,他必须等到他掉进壕沟的那一刻为止,这称之为山水观止,裂隙之感,是山水心灵之魂,我们丧失了这灵魂,我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画屏,命运指使我掉进画中,因为疼痛,暂且闭上眼睛,先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

    活在城市里的我,霓虹光影和巍峨的大楼劈天盖地向我压过来,你怎么走,心胸都无法开阔,城市广场也只是躺着的一堵墙,它无边无际,没有裂隙。

    有朋友出于友谊,停下了他的宝马车,“梁小斌,你在这瞎转什么,上来吧,我捎你一截。”

    我感觉到,只有坐上豪华车,才能看见景观在往后跑,走路永远只看见一个门楼,门楼压过来,并不往后跑,坐车却能经过门楼无数。走路无法抵达的巷子深处,而宝马车先往后退一截,给油却开了进去,城市山水画的滚滚红尘,让坐车人尽收眼底。

    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宝马车才会翻进壕沟,那一番车毁人未亡的景象,我们血眼看沟,不知身在何处是我观景之梦想。

    宝马来一个急刹车,有朋友回望我,说是我该下车了,我急忙摸摸车座和自己口袋希望不要在这车上丢下什么,我被抛出了观景台,这时,我在想,我身上究竟有些什么,我素面朝天,从口袋里掏出眼药水,往头顶上点了几滴。

    心景观止,尚有眼药水陪伴。

    手持火炬的人

    手持火炬的人,这个形象的起源大概是这样,太阳神最初将这个人的头发点燃,他就头顶着燃烧的头发在奔跑,既然头发能够燃烧,那么,将类似于头发的茅草扎在手臂上他就高举着光明燃烧的手臂在山野奔走,后来,又演变成用木棒代替手臂,称之为“火炬”。

    最初的火炬人,我们只是永恒看到火炬与人的连体,似乎火与人是生长在一块儿的火神。我从茂密的人群缝隙中,看见一个人将火炬从火神那里接过,原来火炬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体上取下来,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火炬在两个人的撕咬之间,火炬似带血的肉,被强行割开。

    被取走火炬的“火神”应该是什么样,我注意到他气喘吁吁又紧跑几步,然后从队伍中退出,他瞬间的沮丧和失去的自尊感令他在想,心灵的蹂躏莫过于此刻失去火炬,暴露了其身。

    他不是第一个看见人从马背上下来的人,相传在整个丛林山川之间的“人头马”之神,终于有一天变为骑手从马背上分离,骑手还给马喂草而中止了一个神话,人是可以从马背上下来的,这个消息的发布无人相信,他苦口婆心地描述现场所见,而他最后被乱石砸死,他临终前,希望带领人群再看人马分离,却只是看见了缓缓而来的人头马之神在地平线连绵。

    我们的肉眼看到了本来不应该看到的景象,这就是火炬与人的分离。火炬哪怕暂时没有与火炬手分离,他高擎在手上,但这位火炬手心灵深处,却是毫无炽热之感的,他之所以没有一点炽烫之痛,是因为我们发现他在慢跑,这种希望火炬在自己手上多停留一会儿的荣耀感,与真正的火炬之神的燃烧之痛而逼迫快跑是很不一致的。

    埋藏在我思想深处的燃烧之人,在他烧完自己之前,必须把烽火点燃在山巅,古代僧人求法,求的就是主动燃烧,僧人端坐,点燃手指,僵持未发,可以判断,点燃手指之举,还不是僧人心头的最痛,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一点也不疼痛,还没有到真正疼痛的时候,如果僧人的僵持燃烧过久,他最后定势就得迸发,燃烧之人是因疼痛而快跑。

    燃完自己为止,灰烬向前方爬去,这大概就是火炬手的要义,至此,我们仅停留或是逗留在一个燃烧领域。

    多余的骨头

    苏生,我曾结识的一位女友,她骑自行车手扶着进站的公交车,车子出站一甩,她连人带车被甩到车轮底下,车轮从她头上碾过。

    我赶到现场已是月夜,暗红的草地上有一块斑点在亮,我拾起,这是一块很小的骨头,我等到天亮,蹬上自行车去殡仪馆方向。

    当我伸头向一间屋子里看去,有工人正为苏生的遗体收拾,并为面容化妆,我几次推门,均被阻挡,当房门正式打开,白布单也正式盖住了她。

    我是来送骨头的,不能让她的面容有破损。但对方说已经处理完毕,已经没有缺陷,他们往苏生的面容后面塞了很多棉花,接着用胭脂抹平,她看上去的确很美,只是脸上有些浮肿。

    我送来的东西是多余的,她已经不需要了,既然如此,我将小塑料袋放到她面容的外面一侧,又盖上了白单,是的,她已经非常完美,我送来的却是多余的骨头。我来迟了。

    我想到,“青山处处埋忠骨”,这句诗是无可置疑的千古名句,它适合于英雄亡灵的世界,兼而有歌颂意味,有一种对立的观点,却在讥笑此类名句,因为你们找不到英雄的遗骸,所以只好这么歌唱。

    阵地上的分娩

    红军女战士向前方的敌人射出了子弹,要把子弹袋的子弹全部打完后她的肚子才能开始疼,她在想,等把像蝗虫般扑上来的敌人全部打死后再生孩子也不迟,她不紧不慢地射击,几乎忘记了肚子里还有孩子,但是她是真正的孕妇,她的肚子开始了阵痛。

    这样,孕妇被迅速地转移到一个山包的后面,几个女战士围拢过来,围拢成一个临时产房,前方更加密集的枪声现在不是打在产房的背后,而是射在更加英勇的红军战士的前胸。呵护产房的前胸像土墙般的一块块倒塌,有一个红军传令兵跑向山包,对着产房大声命令:“那里面的同志快点生,前面快要顶不住了。”

    我听到一句回敬铿锵有声:“哪有生孩子还能快的。”一个母亲生下孩子所花的时间究竟该有多长,此时却有前方的枪声在为产程读秒,每一声枪响里都可能会有一个战士倒下,前方在告知:“在最后一声枪声沉寂之前,快把孩子生下。”

    那时,谁都恨一个不紧不慢堪称伟大的产程。也许不紧不慢的产程步伐有点过于傲慢,只顾自己有节奏的收缩,甚至产程它自己也有点累,它还要在孕妇的肚子上停顿一会儿。但战争在流血,当战争的规律和生孩子的规律像两股麻绳搅到一块儿时,其中将压榨出生孩子的时间必须缩短这个简单道理。

    “哪有生孩子还能快的”,革命的助产士难以把这个道理坚持到底。她率领她的同事们齐声向已近昏迷的孕妇大声喊:“用劲。用劲。”但是孕妇的确在昏迷,为了肚子里的生命她曾经吞糠咽菜,因为她吃得不好,自然会想孩子你愿意在我肚子里待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吸我的血吧,只是千万不要提前生出来,现在她不清楚,她已经不是孕妇了,而是产妇。她有责任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把孩子从身体内驱除出去。

    产妇重新苏醒过来,她在“用劲”的呐喊声中咬住毛巾,尽量做到不让阵痛退潮,革命的助产士眼里流着泪水。她们握住产妇的手,给她输送力量,并在她耳边提醒:“不要睡着。”产妇勉强睁开眼睛告诉大家:“我没有睡着。”

    助产士依然在说:“如果实在生不下来,那我们几个姐妹就搀着你走,不,是用担架抬着你走。把你抬到那个催命的枪声之外,我们都是女人,我们知道女人生孩子该用多长时间。”

    “不,不要管我了,你们都走吧,让我自己在这里生孩子。”

    这个山包下产房的头顶正哗哗地飞过子弹,女人的议论不足为凭,前方战友的血就这样白流了,用战士生命凝结而成的时间难道就不算数了。前方的传命兵第二次通告所有助产士们:“不要瞎折腾,就在这里生,孩子必须生出来,而且必须是活的,要快!”我们现在肯定要让敌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打阻击,在最后一个战士倒下之后哪怕敌人冲上来,冲进产房也要让他们看看为了生孩子而流下的满地血污,因而这是光辉的血红。

    其实敌人早已从望远镜里发现了红军队伍里的变故,敌人的诡计是:万一把红军逼急了,他们真的能丢下正在生孩子的红军率先撤退。于是向红军阵地射来的炮火反而开始不紧不慢,其用意是,把正在生孩子的红军队伍吸引在这里,要他们动弹不得。敌人在想:生孩子的过程最好是越艰难越好,但也不能生不下来,不然红军也会跑。

    现在几个姐妹围拢的产房开始摇晃,产妇仍然不见动静,只是在疼,有曾经生过孩子的战友再发问:“是不是真的要生,产妇的肩膀曾经受过伤是不是她把肩上的痛误认为是肚子在痛,而且就算肚子在痛,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阵地生产不可。”

    头上戴着八角帽的产妇,你是孤独的。生孩子哪有这么快,但也的确没有那么慢呀。产妇,在你的脊背下面不是战友的衣裳,也不是渗着血的草地,你是躺在一个叫作“分娩”的十字架上面。既然孩子生不下来,那么就赶快把这个十字架像担架那样从背后移开。但是产妇又进入了昏睡:我也快顶不住了,我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姐妹手腕上的血痕就是证明。可我越是听到枪响就越是没办法把孩子生下。太阳,也请你快点下山,我眼睛里的烛光也快熄灭了,请用那无数根金色绳索把太阳拖到山下去。

    连助产士俯身想听听她肚子里是否还有胎音在跳的时机都没有,敌人的迫击炮弹令山谷震荡。

    没有谁知道这件事的结局。山上的敌人像决堤的洪水涌到山谷之间,早已被炮弹扫荡的草地上遗留下纱布和血污,并有成团的杜鹃花响应着我们快顶不住了的召唤适时开放,如冰的溪水也奔腾在欣欣向荣的风景途中。啊,母亲。

    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请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1981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造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解放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接着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象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画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这些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气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作为参观结束,这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母亲,这样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在我们这个国度,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唯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向高级首长隐瞒,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甜丝丝的心绪和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别的,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越演越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位在慢慢地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唯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我们人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是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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