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皮球 正文 第三章 诗是反驳

    对屠杀的研究

    1

    用清醒的目光看，只有屠杀才能导致屠杀行为的完成；只有屠杀，才能表明屠杀者是站在被屠杀者的尸体旁边；只有屠杀说明历史。因为唯有这个行为，是有着结果的行为，他终于离开了屠杀。屠杀者的理想也许是想迅速离开血腥，想迅速擦干刀刃上的血，想把屠杀想象为一个瞬间完成的事情。但是，屠杀永远没有止尽，屠杀者一生都陷在屠杀之中。

    屠杀者的体验在于搏斗和撕裂之中。

    2

    屠杀者曾有这样的体验，他与被屠杀者的辩论，使他陷入一种无限延长的时间之中。辩论中的屠杀者还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屠杀者，但辩论的绵长使人疲劳。这时，屠杀者认为，问题的最后解决，只有把这种辩论情绪中潜在的毁灭意识，变成一种实质性的毁灭动作，才能最终结束学术意义上的争吵。仇恨情绪终于成为推动人行为的力量，任何屠杀者都认为：实施这个动作，是花费时间最少的最佳途径。

    当然，在现实主义文学那里，个性反抗者变为革命者，不是轻而易举完成这一思想历程的。但现实主义作品中，总能让人读到他们在不断地趋向于完成。这是文学的终局之处，唯有革命才是结论，这像一个有力的句号。人性就是这样，人性可以抱着第二天去杀人的精神准备，而在这天晚上蒙头大睡。试问，令人焦虑的是非判断，反复问这是为什么的价值观念的拷问，能让人入睡吗？现实主义文学不最后得出非如此不可的结论，从来不愿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3

    既然美是按照美的逻辑来完成的，那么，奥斯维辛屠杀者也是按照屠杀的规律来屠杀的。

    凶手必须是站在被害者的尸体旁边，站在一个结局的旁边，他所陈述的凶杀过程听起来没有任何语法上的毛病。

    4

    一个有远见的杀人者，甚至要杀害一个婴儿。婴儿看上去是无辜的，但杀人者决不这么看，杀人者的思维是对的。

    任何屠杀的逻辑都是如此，如果不有效地把某些行为制止在摇篮里的话，那么屠杀者自身将会消失。

    我们的情感生活也如同隐藏很深的匕首，如果稍不注意，这把匕首就会暴露出来。

    这就是他们要进入人的内心生活的道理。他们要视察每个人的房间，要检查日记，要打开抽屉翻翻，看看你的墙上挂了些什么，甚至还要嗅嗅你头发的气味。

    5

    我的内心生活需要屠杀。我的行为是屠杀的行为，这使人产生快乐。

    当屠杀者的行为在分解时，它包含一系列的过程，一个意志力的过程。一个意志力完美的人，所创造的屠杀行为也将是一个完整的屠杀行为。

    这样，屠杀者总结出一整套屠杀行为的程序，剔除那些多余的动作。这时屠杀者成为学习屠杀的人，主体变为客体。屠杀者本人，其实也同时受到他整个屠杀行为的压迫。

    6

    一个儿童所做的简单屠杀，使儿童几乎察觉不出屠杀行为是必须注意的。儿童踩死昆虫，用钢针贯穿一只蜻蜒，用图钉把蝴蝶钉在墙上，这几乎是在幻想领域举办的屠杀游戏。儿童手中的玩具枪一响，枕头、布娃娃和他的父亲纷纷倒地，幻想的毫不费力的屠杀，使儿童无法对屠杀行为有所观照。

    7

    当我不是屠杀者时，我看到的只是屠杀行为流畅的过程。如，一个德国士兵，慢慢地关上毒气室的大门，他仔细地检查门是否关紧，他要先休息一会儿。过些时候，他要更有精神地拉开毒气室大门，他进去拖出死者。这些也许在屠杀的规则中，都有所表示，已经写明是屠杀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自然也是美学原则，按照屠杀的规律来行动的人是美的，他是按照屠杀的法则而创造出来的。

    这时，屠杀的理想和屠杀的结果暂时还没有分离。理想是屠杀者自己的内心渴望，他的渴望成为他看得见的事实。这就是，他是屠杀理想的主人，他自己支配自己的屠杀行为。因为结果的辉煌，他几乎对他是如何完成整个屠杀的，视而不见。屠杀者沉浸在他的结果之中。屠杀只要有结果就是美的。这是屠杀者的古典质朴时期，屠杀者在他有结果的行为中陶冶自己。

    那么拥有行动的人，究意是如何察觉行动不是他内心的需要呢？是如何察觉他的灵魂已经不附在他的形象上了？

    8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意志力软弱。所以，我把需要通过艰苦努力的过程，视作一个劳累的过程。仅仅是因为我的疲劳，我才害怕进入劳动的形态中的。

    一个屠杀者难道仅仅是因为害怕屠杀程序才停止屠杀的吗？

    释放之后

    因为索尔仁尼琴也说过，“释放”是不慌不忙的，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的安排，打乱你对一切事物的概念，同时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我对生活时常也有安排，当他们忽然宣布与你“和解”，宣布你以前的处境只不过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在“他们”宣布之后，就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了。

    因为他们要强行改变你因为自身处境而形成的对生活的看法，既然苦难解脱了，“看法”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实则不然，因为你坚持一种看法，而又提醒自己，好歹觉得自己还活着，这个看法沁入你的骨髓之中，你甚至感到快慰。

    但是“和解”吧，你以前完全看错了，你曾经偷偷摸摸记在小本子上的那些观点，现在被掠夺了。你吃不准，你坚持的观点是否还有用。既然已经跟陈旧的观点患难与共，抛弃了“陈旧”的观点就等于抛弃了整个心灵和那一把骨头，连骨髓都被掏空了。

    温情

    公共汽车上，一个陌生但很漂亮的女人，我基于一种本能在想象着她。我坐的座位前，好像还空有可以站一个人的地方时，她就站到我身边了。我认为，她至少对我有一些好感，她才站到了我的身边。她的手扶在我前方座椅上，我可以看清她的手。我还觉得她的腹部在起伏，她也许不知道，她网兜里的毛线针随着汽车的颠动，有节奏地刺在我的手背上。这时，我真正地感到了一种温情。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姿态和神情也是柔和的。我勇敢地转过头，注视着她的衣领上的动物图案。我一点也不掩饰我在注意她，因为我懂得，不加掩饰的注视比偷偷摸摸的斜视要质朴得多。但她看我时，我赶紧收回目光，转过脸来，我想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过意不去。这时，我又是虚伪的。

    幸福感

    我过的生活，实际上也算一种流畅的生活。我的本能，看上去与流畅的生活方式有所区别，但区别毕竟不大。

    我的生活把一种苦难的感觉，转换为一种艺术上的苦难。如同我被捆绑着，我接着蜷缩起来。

    我以蜷缩的方式伸展自己，我获得了一种愉快。

    生活的绝望者，如果展现出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道路，展现外面的景色如何迎合了他的自杀心态，这实际上也就指出了自杀者，实际上是以美的方式生活着的。

    我看上去盲目地活着。焦虑感，实际上是我人生中的次要情节。沙发的柔软使我改变了必须爬起来的念头，我的感觉很好。难道说这时候我应该站起来，去做另外一桩非常重要的事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刻我在接受压迫。所以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的思想”，在我看来，它应当重新被一种幸福观所覆盖。

    我能离开这种生活吗？我自然不能。要我离开，这就等于要我离开家乡。在这个意义上，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作家的身姿

    我敢肯定，卡夫卡不是为了把稿子扔到壁炉里而写作的。他写出了彻夜难眠的思想。推动他思想向前发展的力量，不是他想欣赏纸张在火焰中的卷曲。谁都知道，一张空白的纸有时也可以佯装上面有字，揉成一团后扔到火里，借以引起旁人的惊异。

    我曾有过这种境界。人们以为我烧掉的东西可能是最好的东西，或者是最为真实诡秘的东西。但我知道那纸上什么也没写下，我的心思只在纸上凝聚了一会儿，就被我一把抓起扔到火焰中，结局是自然熄灭。

    那不是真实的焚稿时的火焰，而是借助可能燃烧的火焰表达出的一个思想，一个永远活着的念头。

    请把遗体烧掉。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最终命令，因为死者知道他的身躯会被别人烧掉，所以表达了一个愿意烧掉的思想。但临终的话不会说：请把我的生平烧掉，把我的故事遗忘。因为是否真的被人遗忘，完全不取决于他。

    我自然又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他在晚年希望做一个缝鞋匠，进入一针一线的缝合之中。那时，在我幼稚的脑海里，我认为街角的任何一位鞋匠，都曾经躲在家里写过厚厚的书。

    现在我想，人不能到晚年才想到做鞋匠。这时他已年老眼花，缝不了几针了。原来，托尔斯泰只是接近了常识，接近了一个朴素的思想，他是为一个境界而不停地缝合。

    作家最终的结论，或者身体力行在做一桩谋生的事，如同峰顶的火焰那样，在那里诗意般地燃烧。托尔斯泰也在燃烧，在那个缝鞋匠的内心，在淡泊和默默无闻的缝合中。这和卡夫卡希望焚烧自己的书，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作家，他们这么说恐怕别有深意。不是真的焚烧，一团虚幻的活的火焰，照亮了作家的身姿，因而他们是活的。卡夫卡微弱的声音，表达了一个静悄悄的念头，在我看来表达了某种轰响，表达了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总结。卡夫卡是一个至死不忘写作的人。

    隐语

    1

    我的妻子是我生活的牧师。

    她在产后的床上说：“我要喝一碗鱼汤。”这似乎是发自远方的声音。我被唤醒了，受这句话的引导，我知道了菜场的位置，知道了判断鱼是否新鲜要看鱼鳃。在这个妻子要喝鱼汤的黄昏，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鱼都不知去向。

    如果你现在的菜篮子里只有几根葱，你却离开了菜场，那么，我会猜测，一定有一条鱼在家中砧板上等着你。几根葱竟然也能推动我沉重的精神活动。

    我家里没有鱼，但我也买几根葱放在空荡的菜篮子里，让别人去想象。

    2

    现在我终于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抽一支烟，为了配合休息，我还一面摆弄着火钳。妻子在里屋听到响声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抽烟。”“盆里的衣服洗完了吗？”我又回答：“洗完了。”

    我要抽一支烟，妻子每逢看见我坐下来，就总认为我把家务事已经全部忙完了。我抽烟，成了一个象征符号，成为可以理解的一天劳顿结束后的隐语，成为深不可测的深渊最坚实的底层，就像浪花撞到礁石上，它的喧响也只是分明在说，过一会儿我要抽一支香烟。这就是说，我已经被读懂，被默认。我抽烟，妻子深知这隐语的含义，我结束了劳顿。但今天的情况是这样：我抽烟，那盆衣服根本还没有洗。我并不处在境界之中。

    内心生活

    1

    因为，我的确感到我过的是一种内心生活。我好不容易越了雷池，开始进午餐，我受本能驱使吃了个午饭，我匆忙又回到我内心生活的黑暗里。

    但是，我至今仍不明白，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究竟是指什么。

    一个屠杀者根据自己的爱好把另一个生命处理掉了，一个性欲者根据生命本源的逻辑不费事地性爱了，一个收割者因为身体强壮割了麦子，这些能称内心生活吗？是的，人在扭曲自然时，感到了自身的快慰，但是，屠杀一只动物总没有屠杀一个人来得刺激。是的，我甚至也喜欢看人被扭曲的场面。我喜欢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能够称为内心生活吗？

    我的确不清楚人是如何被感动的。

    2

    一个简单的拷问：他们为什么具有形象？

    必须承认（树木是否有内心生活我不知道），仅为劳动需要而设计出的劳动者的姿态，暗示着一种纯粹工具式的姿态。这个工具式的姿态有着他自己的内心生活。

    内心生活是悬浮在一切形象上空的空灵之气，是维持姿态不至于支离破碎的无形力量，是灵魂。

    诗是反驳

    1

    在那个年代，当你写诗的手被手铐铐住时，你困惑了。

    他们对于你的基本估价是对头的。因为你表达了令他们不放心的东西，另外，写诗的手没准会拿砖头小刀之类的玩意。写诗的手虽说暂时是柔软的，没准也会长出适合抚摸任何坚硬物体的老茧。

    诗是反驳。诗如果不以反驳作为它的动力，诗的命运只能是罪恶。当诗没有强有力地认识到它与审判者对立时，诗人的陈述是一种忏悔。卢梭就是陷在反驳与忏悔之间的一位作家。

    2

    大师们为了追求和谐，从一切恐惧和震撼心灵的真实世界中挣脱出来，把白昼之光描画成零星的散落，把一声轰响描画成悄然无声，把歌声埋葬，把一切苦难的姿态描画成美学符号，把阻挡变为流畅。我在这流畅的波光中，脊背朝向天空，悄然流走。天空将永远一片蔚蓝。我不是大师，这不是我的和谐。但，这是我反驳的基础。

    3

    反驳的实际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会承认我的卑劣行径。但更为深远的含义是，诗人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杀人魔王？”母亲说：“孩子，你永远达不到。”因为，他永远达不到，他心中才有母亲。

    世界观

    1

    世界观是预先埋伏于草丛中的杀手，我走进了这个世界观的领地。杀手从草丛中出来，挡住去路，我沿途往往要猝不及防地碰上好几个世界观。我要分别给每一位号称唯一真理的世界观，献上些什么。献上之后，他们在我背上烙下记号。他们都要求我只准留下一个记号，以表示我的整个身心僧侣似的仅献给了一个世界观。我从一个以上的奉献中，多少懂得了什么叫作抢劫。

    我说，我在前面已经奉献了整个身心。第二个世界观说：不行，你还必须再掏出些什么。我只得把已经奉献过的整个身心，像拖尸首一样拖到这边来。

    你知道灵魂是如何腐烂的吗？就在拖来拖去的供奉之中。

    2

    世界观，预先埋伏在那里，有如干涸的洼地，等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水流向这里。所以才有大海。

    空白之处

    1

    手持卡宾枪的德国人闯进毕加索的画室，一块画布上呈现出肢体与肢体的分离。德国人问画家，这是你创造的？画家回答：这是你们的创造。

    肢体的分离和变形在画家的脑海里首先是想象的产物。在炸弹落到人们头上之前，毕加索的表达是怪异的。他的精神探索早已在画布上留下了空白，炸弹落下后分崩离析的肢体准确地飞溅到画布的空白之处。艺术的确是他们创造的，是这个现实世界的创造。

    2

    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的主人，现实生活特定的命题有时往住会消失，但文学留下来了，每当现实生活即将从它的那些奴仆中退出时，文学总暗示着这是现实的临终遗嘱。

    当一句结论似的临终遗嘱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时，文学的生动性也跟着消失了。

    3

    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我不会问这是为什么。只有当这块大石头砸到我的头上，我才终于抬起头来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学习生活

    我拔牙，我感到痛，但我要忍住；妻子认为我有情人，我应该做出解释；工厂里派人送来除名通知，我多少应该有点申诉；我没有偷钱，我就应该显得很自然，双手自然地垂下；为朋友开追悼会，当然要悲痛；在车厢里碰到乘警搜查，我不是坏人，所以我不应该害怕。所有这些流行的情绪，我都得通过学习掌握它。

    可以察觉到许多现代的谎言。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她残疾了都能这样，更何况我们呢？他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机会均等，人人平等，不都是人吗？你不妨试试，欢迎光临，学会为止，负责教会。看上去困难，实际上没什么难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脏。学会生活吧！

    我们是害虫

    卡夫卡写道：“那只甲虫的脑袋在地板上蹭了几下。”爱清洁的甲虫似乎在清理涂到脑门上的腐烂食物，其实这是甲虫唯一的歌声。我的唯一歌声是“我们是害虫”，是跟着杀虫剂的广告歌“光荣的来福灵”学来的。有几只甲虫翅膀里有嘶哑之声，动作整齐划一地舞蹈并歌唱着这一句，我也由衷地引吭高歌。忽然一阵弥天大雾溢出屏幕，歌声被打断，接着是“光荣的来福灵”莅临。

    我的歌声戛然而止，不是因为杀虫剂喷雾来了，而是在我张嘴的时刻，儿子把香烟头丢到了我的嘴里，并评价，唱的什么破歌。我正欲反目，才觉口中有异物。揍儿子也太费事了，我首先得追上他，还得找棍子，额外编织大打出手的台词，程序太复杂，我想想算了。

    我并不十分懊恼，儿子的恶作剧癖好是我遗传给他的。我曾经抢过邻居家孩子手上的面包吃，孩子失去了面包在冷风里撒手号啕大哭，那尽情的号啕使孩子的整个身体仅剩下一张张开的嘴巴。

    这是吸引，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煤核，轻轻放到他的舌头上，等我跑开再回头，那号啕仍未停止，舌头下的黑点依然。

    人的嘴巴里总是时常被冷不丁放些经不起咀嚼、如果是写文章叫作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嘴巴里顿生的异样口感，我们开始还嚼嚼，用舌头点探，皱皱眉头在想，这是什么？啪的闭眼吐掉，睁眼察看再三。我要开始写作了，我跟往别人嘴里扔煤核玩的恶劣行径告别。

    可是，我的父亲说：“你成天看蚂蚁上树，谈什么写作。”我认为父亲不懂，并不理会。

    当我坐到桌前见饭就吃的关口，父亲的见解在深化：“一个人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其他什么都谈不到。”这句话有秘而不宣、不到万不得已不该道破的革命含义。譬如我曾有机会同一个“诗坛新秀”在笔会期间的旅馆内，为学术问题搞得面红耳赤，几近翻脸。隔壁的作协领导见这边房间里嗓门大了就敲门。我们的争吵停止了，作协领导说：“你们谈，我是来听听的。”他靠在被子上，还脱了一只鞋，膝盖屈向胸前，以添家常生活状。作协领导在总结会上说：“两个诗坛新秀的争鸣我听了，觉得很好。我支持。”这句话里有三昧：我本以为与我争吵的诗友才是诗坛新秀，我早已是宿将，但在作协领导眼里，是“两个”新秀。其次，他没有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却可以说听了觉得很好。再次，作协领导很懂得什么叫作“契约文化”。如果他说，我的宽容是朦胧派人物得以张扬的基础，就必然难听，这一般是在非翻脸不可的时候偶尔说说。

    但是，毁约没有文化。父亲的责备，使我懂得了诗是反驳。

    因此，我欲推开胸前养活自己的饭碗，然后站起身来，凛然地走人，以示拒绝接受这个唱了多少年的理论；妙就妙在，父亲抢先一步夺得饭碗，铿锵有声地将其搁到饭桌中央。我的凛然态势慢了一步就为难堪。我没有抢到正气凛然的优先表达权。

    请问，已经吃到嘴里的饭是不是也要跟着吐出来呢？我不能嘴里含着米饭说话，至少口齿也不清呀。米饭如果吞咽下去，恰好证明你得靠别人养活，或者吐到地上，更能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你究竟吃的是哪家阶级的饭。我咀嚼米饭，用牙齿一粒一粒地磨砺，耳畔拂送“你至今仍在过着寄生虫生活”的文化原理绪论。

    从向一个孩子的嘴巴里扔煤核玩的那天起，嘴巴里的异物之感却由我的咀嚼来推敲，米饭如煤核，我嚼出了从未领教过的陌生滋味。老婆还补白，你只配吃儿子呈上的香烟头。诗是反驳者的一种歌唱，自然我就爱唱“我们是害虫了”。

    剥毛豆及其他

    我的妻子说：“你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她把一篮毛豆放在我眼前。

    我的手摸向毛豆，一只只掰开，取出里面的果实，放到碗里。壳里的豆子有大有小，有的毛豆里还暗藏着小青虫。我开始剥毛豆时，对如何剥，非常在意，希望赶快把这事做完。剥了一会儿工夫，我不再想剥毛豆的事，也不再观察毛豆里的情况，我的全部精神状态处于休眠之中。我忽然颖悟到此时我正依附在这个剥毛豆的动作之中，我对自已剥毛豆的动作已经毫无思虑，已经不再经过自己的头脑。有时我剥出一只青虫与果实一道甩到碗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该把虫子找出来，一时又翻寻不到，也就算了；有时，一粒较为饱满的豆子落到地上某个阴暗角落，我倾下身捡起它。

    在整个剥毛豆的过程中，我无所用心，根本不考虑如同帕格森所提示的“尽快完成”的意味是多么美妙。我依附在机械性的反复之中，偶尔弯弯腰。这道理也同人们在听报告，把“要点”在本上记下的道理差不多，实在没有什么过于艰深的渴望与期待能往我的骨子里去。

    我如果急于忙另外一桩事，我肯定希望把眼下这件事赶忙做完。无论我头脑里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此时我在忙着一个规定动作，思考的基础都是非常坚固的。有人会说：这时候你感到头脑可以全神贯注地考虑某一个问题，是因为你这时所干的事不需要格外动脑筋，不需要用心关照，这反驳自然我不会想不到。

    现在，我假定，我置身于一个剥毛豆的环境中，我对我是如何处在这个环境及究竟如何已经不再考虑，这样，我虽然身处这个环境，思想却是自由的。这同实验人员置身蚊咬、闷热的环境中，却全然不知地思考着科研命题的道理是一样的。实验人员，这时自然想不到他的“另一桩”科研命题，同样也是依附在一个环境之上，他并没有想到要改变什么环境。这就是说，他并不惊动环境。

    除名之后

    诗人因为写诗，被工厂除名。这么说诗人应当到一个专门供养诗人的部门去。

    专门供养诗人的地方，是一所老房子。走廊里堆放着蜂窝煤，厕所里的水流到走廊上，有几块砖头垫在污水中。也不知是因为砖头不够，还是垫砖头的是一个高大的人，所以砖头的间隔很远。我就这么三步并作两步地通过这弯曲的小径，径直向管理诗人的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有一位胖胖的人和一个女青年，正在往什么作家证上压钢印。

    我说明来意。胖胖的人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看了，但上面现在有新的精神，以后，原则上不再有专业作家。”

    至此，幻想专门写诗的线索断了。但我又对那位胖同志说：“我到这个部门来不是为专门写诗，哪怕扫扫地，为前辈作家管管收发，或者其他什么活，我都愿意干。”

    胖同志说：“你的处境是令人同情的，但像扫地这类工作已经有人干了，而且前几天，我们还辞退了一个清洁工，再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热爱清洁工这份工作。”

    我说：“我一定尽职。”

    胖同志说，我们可以把你的要求跟上面反映。当然，临时帮帮忙还是可以的。

    “我想扫一辈子地，然后安顿下来。”我吞吞吐吐地说了这么一句。

    这时，我知道我的谄媚达到了极限。吃饭问题与其他问题，譬如说情欲问题完全不同。要解决吃饭问题，必须老老实实与人说话，任何想象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而牵涉到情欲问题，有时往往在想象中，我已经圆满地达到了。

    我是个表演低眉顺眼的新手。我继续说道：“扫地原本就是我的特长，我在工厂就曾是个车间专职清洁工，扫地这份差事，依我看不仅要有点技术，而且还得有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你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好干呢？”

    “是这样，他们认为我不适合在工厂工作，而且说我写在黑板报上赞扬劳动的诗全是不诚实的，他们动了些点子，把我除名了。”

    胖子这时好像想起什么，他说：“你是一个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们很早就注意培养你（我说，我心中完全有数），假如真的要你扫地，怕是影响不好。”

    “不，不，我活着，我扫地，我一定会树立良好的影响。”

    胖同志动情地说：“要你到这里扫地，违背了我们当时培养你的初衷。现在外面情况很复杂，真要你扫地，别人就会造我们的谣，说我们埋没人材，难啊！”

    我不知此时难在何处。我沉默了。

    我出门，没有办法绕过那满是积水的走廊。那些砖头也不知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