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皮球 正文 第一章 成俑经历
我是梁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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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4年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父母亲是国家干部。我是喝奶妈的奶水长大的，后来母亲总是埋怨：奶妈的奶水没有营养。
我很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在评语栏上这样写过“优点：胆小”，我最害怕体育课与劳动课；在全班同学注视下，从跳箱上翻过去，简直是一种耻辱。班主任每每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时，我只略感对不起她。
小学毕业那年，我住进医院后不久，“文革”开始了。院长叫我探听隔壁一位病人的动向，后来我告密：他每天将剩饭倒到水池里。
某年夏夜，父亲被大学生们带走了；我一直认为他是换一个地方去住。我很不情愿给他送开水，因为害怕见到他，而母亲以为我在和父亲划清界限。
对“文革”的来龙去脉，我也正儿八经地思索过。外婆说：你怎么会懂，你多么单纯啊。而父亲早就认为我是一个复杂的人，我对思想复杂感到自卑。
我从未体验到自己的单纯。
在合肥三十二中就读时，我一点也不爱读书，却跑到街上看连环画。在给工宣队长递交检讨时，他很满意，说是有文采，允许我悬崖勒马。
进入高中后，我对一位语文老师印象深刻。他借给我一本《女神》，我第一次听到他在私下场合说到“泛神论”。《女神》里作者向地球母亲所发出的一种博大的呼唤令我激动。
后来我在一个生产队落户，经常躺在大草堆上发愣。我时常跑回家。母亲说：既然你觉得家里没有意思，又跑回来干吗？我一点说不出其中道理。
1975年，我得了肾炎，住进医院。
在家养病期间，我读黑人诗选，我还读到了《唐璜》，但我对拜伦并不迷恋，对普希金略有好感。黑人诗人朗士顿·休士诗歌中放射出的黑色光芒令我炫目。
后来我才知道，像我这样孤僻的年轻人，崇拜起诗人的深沉气质，远离了自己的个性真实。
1976年进入合肥制药厂后，我继续读国内诗人的作品。仅从文风上判断某个诗人的素质，从语感上猜想某个诗人的善良。恰好公刘同志在安徽，我匆匆忙忙给他写信，后来他约我见面，希望我多写。不久，他向诗刊社推荐了我的作品。
1979年，《彩陶壶》在《安徽文学》十月号上发表。我萌发了做一个善良诗人的愿望，有病治病，没病写诗，就是我那时的艺术观和世界观。
后来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那时我至少还把浪漫主义奉若神明，形成诗人优雅、纯洁的品格是我的目标，这导致《雪白的墙》的创作（这似乎符合了一个时代的命题，使我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创作奖）。稍后一段时间，我写出《家乡的草堆》《日环蚀》等诗。我已体会到：形成个性的美好是件使人精疲力尽的工作，犹如体力劳动一样。
因为我不能维持正常的上班，1985年，工厂工劳科长亲自把除名决定送到我的手里。我说：本来应该是我去拿的，麻烦你们送来了。自此，我的生活靠全国诗友们的赞助。我无法忘记，在我创作上最困惑的时期，谢冕同志、孙绍振同志、吴思敬同志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支持。
1986年，我凝神观照自己如何生活，写出了长诗《断裂》。《断裂》表达了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所忽略的许多人生体验，评论界认为是在“展览丑恶”。因为认清了自己，我感到欣慰。
诗刊社在我生活窘迫时对我表示了关切，1986年起我担任诗刊社刊授学院辅导老师。似乎也体会到“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了。
还有，我们总是在谈创伤，至今我仍不明确，创伤的真实部位在哪里。
还有，诗自然是要质朴的，但质朴的情感有时被有教养的诗人所垄断，在质朴之外，仍有我不曾触摸过的世界。难道说，诗人只有心肠变坏了，才具有进行意义？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并非纯洁。我在学习纯洁的细节时感受到了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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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这样的句子开始的。其中还有也很重要的另外一句话：“想着想着入梦乡，手儿放在心窝上。”这就是我初出茅庐时的作品，并谎称曾经发表在人民公社的黑板报上。因而我与顾城是很不相同的，与他的发轫之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相比较，顾城较早地注意上了自我，我却在随大流式地注意跟自己毫不搭界的社会公众生活。
实际上，我是一个逃离伟大的上山下乡劳动运动的冠军。我不由想到那更为离谱的一句：“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开好第一犁。”讲这句话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没有摸过任何一件劳动工具。我仅在人民公社的打谷场上，凝视漫天铺开的金色谷粒，像一个头戴金色草帽、手握竹竿的游魂，当时心里所想并不高深。至今，我仍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朗诵我第一次进村时的情景，引来满场哄笑，这又成为我写了一首好诗的佐证。
上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说明一句大白话，我不是从研究自我起家的。内心在逃避某种运动，嘴上却偏偏说喜爱它，并且力图要把这种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又被现代文学史家斥之为说了假话。于是一昼夜之间，我们接受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的点拨，就像沉睡的虫子被点拨到另外一个方格之中。我们飞快地成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者，成为个性束缚的挣脱者，成为敢说真话的率先者，于是也就有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作品。
记得作品获奖，我进京领取获奖证书和奖金的时候，京西宾馆的门口有站岗的解放军哨兵向我敬礼。我背着黑色皮包，在哨兵向我敬礼的关口，我身子略为歪了一下，以掩饰皮包内涵。
我气宇轩昂地迈进门厅之后，有红色地毯在脚下铺展，我的眼睛却很聪明地注意着远方。红色地毯铺向远方，然后陡然拐弯，通向电梯。按说我应像走田埂似的，斜插过去，但我偏不，我顺着红地毯铺就的垂直路线，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后到达电梯门口。如果，红地毯象征着社会公众生活的话，我自以为我对它的研究已非常精确，但踏在上面时，还是露出了马脚。与我结伴而行的作家，初出茅庐的成功者，都装作漫不经心地走着。实际上我们都是构思者，因为大家都构思得太好，反而不被构思所触动。
其实，我总在反复察看如何跟外界的生活打成一片，却命里注定要露出马脚，我好歹找到了一条与自己确实有关联的、笨拙人的写作方式。
双轨制时期，我也曾站在十字街头，口袋里揣着很多纸条，纸上写的内容恐怕大街上的人们也都清楚。我逢人便打探：“请问要不要螺纹钢？”这句话，从我嘴里吐出，在旁人看来，倒也振聋发聩。但是，当时，我正好也说出了一句公众话语。我怎么也想不通，钢铁公司营销科长办公桌上的纸条怎么会跑到我的口袋里。农民诗人王老九在土改时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他分到了地主家的一个樟木箱，然后发问：“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后来他找到了答案：“想想这道理，全凭毛主席。”我不敢说我的困惑像王老九那样有多么博大精深，我在想不通的地方停留，用“钉子”把纸条“钉”在自己的心上。各种钢材明细表究竟是怎样跑来的，我要说是我自愿索取，而不是别人硬塞到我口袋里的。关于自愿还是被迫，是衡量写作者心灵基本母题是否纯真的分水岭。
依照我本人的构思，我是希望在社会主义的内部好好安顿下来，当个作家的。有位领导曾传话“要找梁小斌谈谈”。我在电台打工时，另一位领导所传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模一样（要找我谈谈）。既然是找我，我就应该在家里规规矩矩地等待，以便谋一个好点儿的差事和个人发展远景。这种人生思路，披露出去将会贻笑大方。既然要找我，为什么又不来，静悄悄地传递来一句诗化的语言让我期待。所谓期待是指什么呢？其根本含义是，蹲在家里不要再出去活动了，肯定有好消息传来。蹲在家里不动，是写作者思想是否能够腾飞的生命线。
有一篇忆苦思甜的报告，就是写人不要乱动的。一个老长工欠了地主的债，无力偿还。地主说：“你只要愿意赤身被捆绑在树上，让飞虻来咬，欠账就一笔勾销。”老长工按照契约就范，黑压压的飞虻像道袍一样覆盖老长工的全身。晌午过后，老长工的孙子实在不忍心爷爷再受难，试图轰走正在吮吸爷爷鲜血的飞虫。飞虻像黑色布幔被风掀走，然后又一批飞虻在老长工的身上落定……老人家在咽气的时候告诫后代，不要去赶走它们，它们吃饱了就不动了。你看，现在又重新飞来一群新的……当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一位老画家听，他以为我在影射反腐败。其实，我是非常欣赏被捆绑在树上纹丝不动的。人的确在纹丝不动的时候，思想才有所蠕动。我不赞成人在想到什么以后，也就是有所期待以后，立刻就投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去。
还是说说我是如何带孩子的吧。当我孩子会跑的时候，我的视线和心思一直跟踪着他。如何驱散孩子总在我心上这个念头呢，我索性就把孩子背在身上，眼前还不妨碍捧着一本书，渐渐地我忘却了背上还有一个孩子。西西弗斯永恒地推着沉重的巨石上山，他视这个世界为重负，我认为他看得过于严重了。你可能消灭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沉重之物，消灭的意念深深背上了如同硕果一般的思想包袱，它吸引你全神贯注对付它，直至终生。
写作者的体验通常是以感官痛苦、生命代价作为主要特征的，在我却体会到另外的一种幸福。当你不注意或不去想那一桩痛苦时，那一桩痛苦确定是不存在的。凡事无所用心，在神学领域是指凡人必须用心的地方，他却安之若素。
我们察看某种精神境界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场：无非是成为一个人晚年的箴言，而后龟缩到崇高人格的灵光之中。灵光就是羁绊，犹如背上有一个婴儿在入眠，时间放长了，就变成了一块石头。所谓淡泊致远的弊端，这个事实许多鲜活的人士直到晚年尚未察觉。
信仰
从房檐下穿过，冲进这扇门，我疾走冲刺，我想躲过那一串雨滴，但就像在迎接这串雨水那样。我站在房檐下的瞬间，那一串雨水正好滴进我的脖子。竭尽全力的躲避就像竭尽全力的迎接。
维特根斯坦说：逗留在宗教领域。
境遇
当两个唯心主义者在争吵时，往往有利于唯物主义，反之亦然，当两个唯物主义者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客观规律时，这境遇也将引起一个唯心主义者友好地倾听。
由逻辑世界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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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的逻辑思维的这根手杖上写着：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它以此支撑着人的整个生命体系。这条箴言暗示着逻辑的力量能够读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假如，的确存在着让我感到恐惧而又无法理解的事物时，自我安慰的逻辑人会说，这种事物最终将被我理解。意思好像是说：最终会被我掐死。
在理解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东西，中国人无需哲学，也直观地了解这一点。昨天我看见一个衣衫整洁的人在马路中央系鞋带，他对迎面驶来的汽车视而不见。这情景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此人是位精神病人。我们能情不自禁地按照逻辑思维习惯，轻而易举地把所有“奇怪”的现象，纳入较能让人接受的习惯见解中。
理解的特征，现在已经超越了只对美的事物可以理解的范围。如同一个母亲爱孩子自然很好懂，但母亲有时也扼杀孩子，我们想一想后认为这也很好懂。
青年夭折和寿终正寝，同属正常范围。
如果某个人今天还在单位上班，第二天早晨，同事们忽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空荡荡的，于是或者认为他生病了，或者认为是出了车祸。如果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最后还得落实在一个“失踪”的结论上。谁都懂得“失踪”是什么意思，下面的事情便是登报寻人，或者报告有关部门。一个人没有如期而至的最后理解，便是他死了。为什么要死呢？我们还会推理下去，一块推理的石头无限地往下坠落，它似乎永远不能停止在不可理解、令人困惑的半空中，石头迟早要落到推理的深渊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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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依我看来，它从来不羞答答地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当然，中国文化不依据推理来解释世界，它的最终令人放心的主题和作家心态便是所谓的“静默观照”。似乎，中国文化不用深邃地动什么脑筋，便能理解世间万物、人间百态。“人间百态”这个词后面的含义在告诉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提鸟笼子的人、流浪者和辛辛苦苦兜售小生意的人，共同处在一个世俗的集市图中。
某某闯入打翻了菜农的菜篮子扬长而去，作家只需对扬长而去者报以生动的目光，以回答这生动的一幕。
完全可以理解，它的极致是教也不用教的“空灵”。“空灵说”认为，它早已不追究某桩事件，或者故事究竟该不该产生。谁都知道，艺术甚至比政治更能容忍“丑恶”现象，辽阔而又朦胧的空灵观暗喻着持有这个世界观的人，早已对业已存在的世界万象，根本不必动用什么情感色彩，更不用说陷入神秘主义了。
冷酷无情的空灵说，暗暗埋伏在所有经典作品的结尾，佯装成谦和的样子。
我真不懂，长江的源头和它的入海口平行地展现在一条长长的画幅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这意思很明显，画家既然是居高临下地鸟瞰长江的来龙去脉，他就已经懂得了这绵延几千万里的两岸风光。这胸有成竹的展现，甚至运用了写实的手法，当画家一旦认为他自己的作品必须是“写实”时，他当然也随之认为，他的展现全是真的。任何伟大的河流也真是这样流来流去的，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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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活的进程往往打断我们的常识和可以理解的俗见，因而，引起真正的惊异。这就像某某被关在牢房内，当黄昏牢门哐啷一声打开时，某某却不翼而飞。铁栅栏是完好的，芦席下也绝没有什么地洞之类，这真有点不可思议。这种局面只能在魔术中出现，但魔术的不可思议性质，却不能令观众感到震动。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人是怎么飞走的，但我们仍然毫无深究的愿望。总之，人是不能化作气体消散掉的，深究的精神只会纯粹地表现在身临其境的真实生活处境中。当我们无法容忍的梦幻事件在身边真的发生时，内心才稍有所动。
这样，自然产生了一个需要揭示的思想，揭示什么呢？无非就是要揭示我们肉眼所看见某某在晚上已经回到牢房的场景，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惊异引起揭示，我们不禁怀疑某某呈现出来的令人放心的举动是否全是伪装，于是，我们面前呈现一幅表演的情景。
某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佯装自杀的青年革命家，他把一顶草帽扔到了河里。根据自杀的常识来判断，这顶草帽底下肯定有一个已经下沉的身躯。河中漂浮的草帽不能理解为自杀者的符号和象征——得出这种结论，只有那位自杀者再度在人群中出现，方才显出深远的意义和怀疑的质量。假如：他永远不复出现，他必然会顺理成章地永远沉没在这可以理解的推论之中，永远沉没在暗无天日的与真实根本不符的黑暗逻辑世界中。
最为黑暗的莫过于逻辑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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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不出哪个作家有揭示生活的欲望，因为，中国人是不善于有惊异感的人。任何大惊小怪、想不通的问题，都将遭到智者的棒喝。惊奇是珍奇的浪花，是对理解俗见的最早挑战，但是，挑战者的不幸证明了那是不幸的挑战。
中国文化依我肤浅的“理解”，它非常懂得把该揭示的事物和需要掩盖的事物熔于一炉。老子的思想作为自然观类似于一种自然熔炉，与后来出现的社会熔炉的阐释者孔子的思想相比，前者作为熔炉，只是略为大一些。但从构造上分析，其思维方针同出一辙。我们基本上承认，这两种思想是两种“范畴”的概念，作为能够包含人性和人生行为的最终尺度，他以“境界”的面貌出现，或以“无边无际”的框架结构出现，在这里面，两位智者谦和地放纵着世界和人。孔子曰：“自由而不逾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禁想到俗语，肉不论怎样“全都烂在锅里了”。
我至少认为，老子不是这个世界和人的揭示者，而是掩盖者。以老子推崇备至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为例，庖丁解牛已达到不见牛的境界，随其刀刃自由来往其间，秦文君因此受到启发，以为是悟道。这么说，庖丁解牛的整套动作是似乎看不出破绽的至上完善的动作，但是，秦文君“看见”庖丁解牛的完美，其“看见”则完全是虚设的，因为我们很难看见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完美体系。那套完善动作一般人很难做到，只有当它成为精神的追求目标时，庖丁解牛的精神价值才被人“理解”。这样，老子等于只是承认了梦幻世界，至于庖丁在解牛时，有时刀子从手中飞出这些不能展示于人的动作，老子是懒得去发现的。我在观看韵律体操的时候，对此体会较深。地毯上身躯的旋转者在说明动作娴熟的至上境界，我仅做完美的境界来解，忽然我看见藤圈滚出了界外，体操运动员“慌忙”停止旋转把藤圈取回来时，我的感觉整个不对头，千真万确，红地毯上的人只是在“表演”。这么说，表演者一定掩盖了某些东西。
被掩盖的真实，一定要呈现出来。
思想的惊奇之处，当是现实生活的令人惊异之处。当那位表演者去拾滚到界外的藤圈，我认为这就是她动作的中止之处，笨拙瞬时间笼罩，不，是照亮刚才一掠而过的整套优美环节。不过，反过来说才是：笨拙动作一掠而过，而优美的掩盖则使余下的呈现立刻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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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这个面目哪怕更改一次已够我受用的世界感到惊奇，却是我的命运。我在惊异处止步、畏缩不前，随着可悲的理解力提高，也懂得了一些真实的深度和“物化”的鬼理论，我自然也就不惊奇了。
余下的日子，我自然也就是个苟活者了。
我绕来绕去，仍然舍不得割弃我灵魂在惊悸之时所察觉到的那些深切感知。那么，探索究竟指向什么呢？政治上的大人物摔死在蒙古国沙漠深处的消息，通过窃窃私语传遍全国时，全国人民吓得目瞪口呆。后来文件下达了，林彪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就反对毛主席。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消失
强盗盯上了阿里巴巴的家，在门外画了个“×”，阿里巴巴的女人在城里所有的大门上都画了个“×”。阿里巴巴消失了。
鞭子
我的妻子说：“我们在一块儿时，天天吵架，但是把你放跑后，连一个吵架的人都没了。”妻子在回想中得出结论，吵架还是值得留恋的。
是的，他每天用鞭子抽我，证明他还重视我，不然他为什么不用鞭子去抽身旁的石头呢？如果把挥舞鞭子的人消灭掉了，连个能经常想我的人也没有了。
愿望
一根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请帮个忙，不是踢板凳，而是把我脚下的大地一脚踢开。这样，就是绳索断了，我也不会落在大地上。
关于源头的回答
摄制组的人问那个正踩在昔日长城废墟上的妇女：你知道这儿曾是长城的源头吗？妇女说：我不知道，我丈夫去年死了，得了骨髓炎，也就是癌症，现在在闹饥荒，我带着孩子过，也还好。
这是答非所问，妇女有可能从长城的源头而来，但她的确无从回首，也没有回顾的必要。
相比较，摄制组的人的询问倒是庸俗的。我们经常听到你从哪里来这种寻根式的询问，问者落入俗套，而妇女的回答反倒是大智若愚。当然，妇女没有经历那种先是“大智”然后“若愚”的精神阶段，她质朴的回答仅以亲身经历为限。
在后来的智者看来，妇女的回答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精神目标。
思想
手上有一根刺，使我不得不回忆这只手今天抚摸了些什么。
人民的思想
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给我来信，他一直注意我这几年的生活，他听说我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厂，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因为我是诗人，我离开繁重体力活的束缚，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抒情才华，这是理所应当的。
简单讲，这大概就是人民的思想，有“贡献”的人，他的生活自然轻盈一些。在这质朴的人民思想里面，我发现自己是不对头的。
因为我在为自己过轻盈的生活而抒情，我的情感抒发得好，于是我获得了过轻松日子的资格。这就像会喊疼的人获得了解救，而不喊疼的人，人们认为他没有痛苦，于是永远得不到解救。世间的人重视会诉说的人，重视会夸大苦难的人。
认识论
我猜测一个美学背后的东西，那么多儿童举着气球聚集在那里。
我总怀疑任何向我提出要求的人，是一个懂得拳术的人。在今天，连乞丐敲门都那么铿锵有声，因为要饭不仅不再耻辱，而且，你必须给他一点好吃的。没有什么请求，会被认为是软弱的。你如果真以为，世界上还有软弱存在，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假如一个人敢公开表示对你的愤慨，那他对于自己的愤慨，肯定是有一个确切的估价的。
历史的贞操
假如，贞操的观念造成了一个女人的殉情，我们在亡灵面前会很容易地联想到，死者头脑中有一个必须去死的想法。她必须去死，这导出了贞操观的必然结局。这是一个显得完整、封闭的结局，仿佛已经关上了大门。如果她不愿去死，以昭示她反抗必然结局的决心，但是，“她必须去死”的那个说法还依然存在，这个说法必须要指定谁去死，以达到观念最后的安息。
这个观念显然是一个活的念头，它撕咬着拒绝者，最终仍要准确无误地实现它活的念头。这个念头的不妥协性，不折不扣的性质，就像胃只有消化了食物后才肯停止蠕动。胃和食物的关系，也如同贞操观与烈女的关系一样，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和谐体。观念与现象在充分饱满后，方可瓜熟蒂落，历史才能翻开新的一页。不然，历史还得重新翻回来，以寻找能使它饱满的形象。
任何历史，在寻找到一个殉道者之前，它不会结束。
要让历史的发展充分展示它文静的风度，杀戳和吞噬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