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隆·马斯克传 正文 45 堕入黑暗 2017年

    45堕入黑暗2017年

    同奥米德·阿夫沙尔（左一）检查电池包（上）；2008年，在弗里蒙特工厂的木星会议室观看SpaceX的发射任务，同时查看特斯拉的生产数据（下）

    你有双相障碍吗

    与艾梅柏的分手，还有他父亲与继女有了孩子的消息，让马斯克心力交瘁。他的精神状态开始了一段在抑郁、恍惚、眩晕和狂躁之间颠来倒去的时期。他情绪十分低落，几乎因紧张性神经症而恍惚，因抑郁而崩溃。随后，就像有人按动了一个开关一样，他变得晕头转向，一次次重放巨蟒剧团过去的短剧，剧中愚蠢的踱步和古怪的辩论惹得他发出一阵阵断断续续的笑声。2017年夏到2018年秋，于公于私都是他人生中最接近地狱的一段经历，甚至比2008年的那段危机还要糟糕。“那是我有史以来痛苦体验最为集中的时期，”马斯克说，“18个月无休无止的精神错乱状态，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

    2017年年底的一天，公司安排他参加特斯拉与华尔街分析师沟通的财报电话会议。时任特斯拉总裁的乔恩·麦克尼尔发现他躺在会议室的地板上，关着灯。麦克尼尔走过去，在角落里挨着他躺下。“嘿，伙计，”麦克尼尔说，“我们要开财报电话会啦。”

    “我开不了。”马斯克说。

    “你必须参加。”麦克尼尔回答。

    麦克尼尔花了半个小时才说动他起身。“他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走到了一个能让他安坐在椅子上的地方，随后我们安排其他人进入房间，让他完成开场陈述，接下来我们替他打掩护。”麦克尼尔回忆道。会议一结束，马斯克就说：“我得躺下，得关灯。我只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麦克尼尔说，同样的情景上演了五六次，其中有一次在会议室里，他不得不躺在马斯克身旁的地板上，只是为了让马斯克批准一个网站设计的新方案。

    大约在那时，推特上一个用户问马斯克是不是患上了双相障碍。“是的。”他回答道，但他又补充说自己还没有在临床上被确诊。“感觉糟糕就是跟坏事有关，所以可能真正的问题是我太沉溺于现在这些破事了，不能自拔。”有一天，麦克尼尔和马斯克坐在特斯拉的会议室里，马斯克刚刚念完一段“咒语”，麦克尼尔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患有双相障碍。马斯克说可能有，麦克尼尔把他的椅子从桌子旁推开，转过身来，盯着他的眼睛。“听着，我有个亲戚是双相障碍患者，”麦克尼尔说，“我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如果你能积极治疗，用上合适的药物，你就能找回原来的状态。这个世界需要你。”这次他们谈得很好，马斯克似乎明显流露出一种愿望，要摆脱这种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状态。

    但事实并非如此。马斯克说，他处理自己精神问题的方式就是“默默承受痛苦，确保自己真正关心着正在做的事情”。

    “欢迎来到量产的地狱！”

    2017年7月，Model3开始正式投产下线，奇迹般地实现了马斯克先前设定的那张丧心病狂的进度表。特斯拉在弗里蒙特工厂热热闹闹地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在上台前，公司安排马斯克在一个小房间里接受几名记者的采访，但他状态不对劲，一整天都处于一种病恹恹的情绪当中，为了提神醒脑还给自己灌了几瓶红牛，做了做冥想——他以前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冥想过。

    弗朗茨·冯·霍兹豪森和JB.施特劳贝尔想给马斯克鼓鼓劲儿，让他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但他似乎毫无反应，面无表情，情绪低落。“过去几周，我一直在经历情感上极大的痛苦，”他后来说，“真的很严重。为了能够参加Model3的活动、显得不那么沮丧，我真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最后，他振作起来，走进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但他显得很烦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对不起，我有点儿语无伦次，”他告诉记者们，“我现在脑子里装的事情太多了。”

    随后马斯克需要面对现场200名尖叫的粉丝和特斯拉的员工。他想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见面会，至少一开始他是这么想的。他开着一辆崭新的红色Model3上台，从驾驶室里一跃而出，向天空挥舞手臂。“这家公司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制造一辆真正伟大的、能让大家买得起的电动车，”他说，“而我们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但他说着说着，语调就低沉了下来，即便是在场的观众也能看出来，尽管他试图挤出一个笑脸，但他的内心阴云密布。他没有对这次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而是警告大家未来要度过一段困难时期。“未来6～9个月，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大规模量产这款车。”他迟疑不决地说道，“坦率地讲，我们将置身于量产的地狱。”随后他开始有点儿疯狂地傻笑起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大家来到量产的地狱现场！那就是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至少要在地狱里待上六个月呢。”

    当他描绘出这一前景，黑暗的能量似乎充满了他的胸膛。“我期待着与你们并肩而立，穿越地狱。”他告诉现场满脸错愕的观众，“俗话说，如果你正在经历地狱，那就继续走下去。”

    他说到做到。

    内华达超级地狱

    每当马斯克陷入阴沉沉的心理状态，他就会让自己疯狂地工作。在2017年7月Model3启动量产的活动之后，他就是这种状态。

    当时他的核心关切是：提高产量，让特斯拉每周生产出5000辆Model3。他计算了公司的成本、管理费用和现金流，如果能达到这个生产速度，特斯拉就能活下去；如果做不到，公司就会耗尽资金。他像念咒一样对每个高管重复这句话，还在工厂里安装了显示屏，实时显示车辆和零部件的相关情况。

    每周生产5000辆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到2017年年底，特斯拉的车辆生产速度只达到了这个目标的一半。马斯克决定搬进工厂车间带大家一起大干一场。这是一种战术：亲自挂帅，带着一群疯狂的小伙伴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保持集体冲锋的状态，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正好体现了马斯克在公司要求大家达到的那种“不要命”的工作强度。

    他从内华达州生产电池的超级工厂开始。生产线的设计者告诉马斯克，每周生产5000个电池包太疯狂了，他们最多能生产1800个。“我要是认可你说的话，特斯拉就死定了。”马斯克告诉他，“我们要么每周生产5000辆车，要么就连生产成本都覆盖不了。”这位主管说生产线扩产还需要一年时间，马斯克立刻就把他调走了，找来了新的负责人布莱恩·道，他身上有马斯克喜欢的那种“大刀阔斧向前冲”的劲头。

    马斯克开始主抓工厂车间工作，成了一个狂热的“大元帅”。“那真是疯起来不要命，”他说，“我们当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还经常打地铺。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想：‘我正在保持理智的边缘疯狂试探。’”他的同事们表示同意。

    马斯克叫来了援军，包括他最忠诚的副手：他在SpaceX工程方面的老伙计马克·容科萨，还有BoringCompany的负责人史蒂夫·戴维斯。他甚至还招揽了他的堂弟詹姆斯·马斯克，他是埃罗尔弟弟的儿子，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就加入了特斯拉自动驾驶团队，担任程序员。“我接到埃隆的电话，他让我一小时后到范奈斯机场的飞机跑道上。”詹姆斯说，“我们飞到里诺后，我在那儿待了四个月。”

    “问题数不胜数，”容科萨说，“1/3的电池单元没法用，1/3的工位陷入瘫痪。”他们各自分工，在电池生产线的不同环节工作，从一个工位跑到另一个工位，对所有拖慢生产进度的环节进行故障排除。容科萨说：“如果我们太累了，就去汽车旅馆睡上四个小时，然后再回去干活。”

    奥米德·阿夫沙尔是一名大学时辅修诗歌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刚刚加入萨姆·特勒的团队，成为马斯克的助手。在洛杉矶长大的他是拎着公文包上小学的，因为他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一位出生于伊朗的工程师。他为一家医疗设备制造商做工厂设施搭建方面的工作，做了几年后他加入了特斯拉，很快与马斯克建立了工作关系。他俩说话时都带有轻微的口吃，与他们清晰准确的工程思维形成反差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他入职的第一天，在特斯拉硅谷总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而后就被卷入这股量产冲刺的大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在内华达超级工厂工作，在附近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下来，每晚20美元。每周7天，他清晨5点起床，与深谙工厂制造的蒂姆·沃特金斯一起喝杯咖啡，在工厂里一直干到晚上10点，然后在睡前再与沃特金斯一起喝杯酒。

    有一次，马斯克注意到装配线上有一个工位的节奏跟不上，这个工位上是一个又贵又拖拉的机器人，负责把玻璃纤维条粘到电池包上。机器人的吸盘一直拿不住玻璃纤维条，而且胶水涂得太多。马斯克说：“我意识到当初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要把这个生产过程自动化，这个事情赖我，是我力主推动了大量的生产环节自动化。”

    在尝试调整了许多次都失败以后，马斯克终于问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些玻璃纤维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他想不出在电池和车底板之间为什么需要玻璃纤维部分。工程团队告诉他，这是降噪团队要求的，目的是减少振动。于是马斯克打电话给降噪团队，得到的回复是，这一规定来自工程团队，目的是减少电池起火带来的风险。马斯克说：“这就像《呆伯特》漫画里画的一样。”于是他命令团队对比有无玻璃纤维条的情况下车内的声音并做记录。他问大家：“你们能分辨出区别吗？”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干活的第一步就应该是质疑你接到的任务要求。”马斯克说，“因为所有要求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愚蠢和错误的成分，所以一定要砍掉它们、砍掉它们、砍掉它们。”

    这套方法论甚至在细枝末节的环节也能起作用。比如内华达工厂做好电池包以后，会在电池包嵌入车辆的尖头上装一些小塑料帽。当电池包送到弗里蒙特工厂时，塑料帽会被拆下来扔掉。内华达工厂的塑料帽有时不够用了，就会耽搁电池包的运输。马斯克问为什么要放这些塑料帽，员工告诉他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电池包的触点不会弯折。他又问：“谁规定的？”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来问去，最终没人说得出来是谁。马斯克说：“那就删掉这项。”他们照做了，事实证明，此后也从来没出现过触点弯折的问题。

    虽然团队精神的确存在于马斯克带领的队伍中，但他待人的态度依然可能是冷漠的、粗暴的。一个周六的晚上10点，有一个机械臂的任务是为电池安装散热管，结果机械臂对不准，耽误了安装进度，他勃然大怒，叫来了年轻的制造工程师盖奇·科芬，科芬原本想着能有机会见到马斯克，还挺兴奋的。他已经在特斯拉工作了两年，之前的11个月里一直带着行李箱上班，每周在工厂工作7天。这是他的第一份全职工作，他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当他到达现场时，马斯克大声嚷嚷道：“嘿，这机器瞄得不准，是你干的吗？”科芬嗫嚅着问马斯克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代码问题、设计问题，还是工具问题？马斯克不停地质问他：“这是不是你做的？！”科芬蒙了，心里很害怕，支支吾吾地想弄清楚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马斯克见他这样更来劲了，他继续对科芬喊叫：“你就是个白痴！滚出去，别再让我看见你！”几分钟后，科芬的项目经理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马斯克已经下令解雇他。他很快就收到了解聘书。“带我的经理在我走后一周也被解雇了，又过了一周他的上司也被解雇了。”科芬说，“至少埃隆还知道他们的名字。”

    “埃隆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大发雷霆，经常对新人和基层员工发火。”乔恩·麦克尼尔说，“他对盖奇的态度相当常见，太典型了，他总是这种反应，其实只是因为他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应对他的挫败感。”联合创始人JB.施特劳贝尔比马斯克更温和友善一些，而他也畏惧马斯克的这类行为。“回想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伟大战役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施特劳贝尔说，“但当你身处其中，你才能体会到跟他直接打交道的工作环境真的挺吓人的。他让我们解雇的那些人都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私交甚好的朋友，开除他们真的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关于这类情况，马斯克表示，施特劳贝尔和麦克尼尔等人都太舍不得辞退员工了。厂里的那个工作区，生产问题一直捋不顺，零件堆积在工位旁，生产线一动不动。“你要是想对这些人好一点儿，”马斯克说，“那你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员工不负责任，他们干得很好，而我如果不处理好这个工作区的问题点，大家都会受连累。”

    那一年，马斯克和儿子们是一起在工厂里过的感恩节，因为他要求工人们当天都来加班。电池停产一天，会直接影响特斯拉能生产出来的电动车数量。

    去自动化

    自20世纪初有了流水线以来，大多数工厂的设计都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搭建生产线，工人要在每个工位上完成特定的任务；第二步，生产线跑通以后，机器人和其他设备陆续进场，渐进式地替代一部分工人的工作。然而，马斯克把这两步颠倒了过来。他有一个愿景，打造一种现代化的“外星人无畏舰”工厂，第一步就是要尽可能自动化地完成每一项工作。“我们有一条自动化程度极高的生产线，用了大量的机器人，”施特劳贝尔说，“但有一个问题——它不好使。”

    一天晚上，马斯克与他的团队核心成员，包括奥米德·阿夫沙尔、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和蒂姆·沃特金斯，一起走进内华达电池工厂。他们注意到一个工位上的生产进度被耽搁了，一个机械臂正在把电池粘在一根管子上，但机器在抓取材料和对准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沃特金斯和格拉西亚斯走到一张桌子前，试着手动完成这个过程，结果发现他们手动过程的可靠性更强。他们把马斯克叫了过来，计算出换掉这台机器需要增加几个工人，于是工人们取代了这台机器人，装配线的生产速度随之提高。

    马斯克从一个自动化的信徒摇身一变，突然以同样高涨的热情开始追求新的目标：找出生产线上每一个存在自动化障碍的环节，看看去掉自动化后是不是能完成得更快。施特劳贝尔说：“我们开始把一台台机器人从生产线上拆下来，然后把它们扔到停车场。”有一个周末，他们走遍工厂，在那些要扔掉的机器人身上画了标记。马斯克说：“我们在厂房侧面开了个洞，就是为了拆掉所有这些设备。”

    这件事让他长了一个教训，从此去自动化成为马斯克“量产方法论”的一部分：务必要等到设计过程的其他部分都做完以后，在你质疑了所有要求、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部分以后，再引入自动化设备。

    到2018年4月，内华达工厂的运转情况得到改善。天气已经有点儿转暖，所以马斯克决定睡在工厂的屋顶上，不再开车去汽车旅馆。他的助理给他买了几顶帐篷，他的朋友比尔·李和萨姆·特勒也加入了屋顶露营计划。一天晚上，检查完电池模块和电池包的装配线，已经接近凌晨1点，他们爬上屋顶，点燃了一个小型便携式火盆，开始讨论要应对的下一个挑战。马斯克已经准备好把主要精力投入弗里蒙特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