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西班牙 正文 5.生死马德里

    10月14日，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在马德里结束我的生命了。

    如在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一样，我在马德里的地图上，随手指一下，请出租车把我送到距那一指最近的酒店里。入住后的第一件事，不是习惯开着所有的吊灯、台灯和壁灯，查看一下房间设施的好与坏，而是从六楼爬到十二层的顶端去，看那楼顶是否适宜我在最宁静坦然的时候跳下去。因为那儿楼顶封闭，没有留下通往顶端的梯道，我从这家宾馆很快退房了。到了第二家，到了第三家，直到第四家位于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HOEELTIROL典雅古旧的宾馆里，我看到第八层的楼顶开放而通畅，往前去是宽敞的平台和低矮的砖护栏，只要我把身子倾一下，就可以倒下去了，把生命结束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往后去，是一处用实木铺建的阳台和健身房，楼下是一条清澈的河流与林地，跳下去我会永远安静沉默在丝毫无人打搅的水边林木下。

    我选择这家宾馆住下了。

    我心满意足地选择好了我结束生命最后的期限、方式和地点。然后，我如一只流浪于天涯他乡的狗，白天沿着我对马德里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信步地走，平静而不慌不忙地品评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树木、建筑、花园和路上遇到的每一群人，最后我把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感觉为，它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它不像巴黎和巴塞罗那样充满着成熟女人的浪漫与情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向行人抛着媚眼和飞吻。也不像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样，仿佛一个苍老的学者，高高地站在或坐在可以面向世界的讲坛上，闭目不言，却又道尽了人类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伦敦是一个饱经沧桑却又衣冠楚楚的中老年人，柏林是经过了无数战争并多处中弹却没有倒下的男子汉。而北京和纽约，则是在草窝宿了一夜的乞丐来日醒来时，双手却从梦中抓住了金条的暴发户。泰国的曼谷是个应招女，朝鲜的平壤是个无赖汉。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其实都是一个人。有的是长者，有的是孩童，有的是婊子，有的是嫖客，有的是盗贼，有的是被偷后无力还手的懦夫或只会哭泣的小姑娘。

    而我所匆匆认识的马德里，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拥抱时，而永恒在一起的一个结合体。那男人读过无数的书，那女人有过许多浪漫最后终于把心缩回在了最为优雅的平静里。那男人有过无数的跋涉与阅历，那女人贤淑大方，每天都把一个乡野的家园收拾得山清水秀，屯满仓流。那男人二十几岁，充满青春的朝气，随时都会告别和出发，而那位少女嫣然一笑，用她的深情指了指为小伙准备好上路的衣物、钱两和思念。

    在马德里，男人是一棵树，女人是一片湖。男人是一条游动的鱼，女人是一条奔流的溪。男人是餐桌上的鱼和肉，女人是淳美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男人是一柄剑，女人是可以抵挡剑的鲜血和盾牌。男人是哭泣的孩子，女人是抚喂孩子哭泣的母亲和姐姐。

    男人和女人拥抱在一起时，时间停顿了，河水滞流了。他们结合在一起，看去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看去是一个人，却有各自跳动的心。这就是马德里的神力和魔力，是马德里与众不同的独有和深邃。

    我去游览了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和皇宫，去品味了普拉多博物馆、索菲亚王后博物馆和市中心的雷蒂洛公园。在那些建筑并不出众的博物馆里，每一张价值菲薄的画都可以让一个中国的中型企业兴起或倒闭；每一张价值厚重的画，都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艺术高度和文化自豪度。马德里有权利为拥有那些油画而得意。马德里有权在拥有三个世界顶级博物馆后，而朝当今世界艺术蔑笑和讥嘲。也许他们拥有得太多了，反倒物极必反到每张价值连城的画都可以让观众轻视和抚摸，拍照和录像，甚至包括毕加索曾经寄存在美国的巨幅《格尔尼卡》（Guemica）。当年这位世界的怪才说，一日西班牙没有民主和自由，一日就不要把我的《格尔尼卡》送回我的国家里。这幅人类灾难的史诗画，宽三点五米，高七点八米，画面中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对西班牙巴斯科重镇格尔尼卡狂轰滥炸的血凝与坟场。毕加索愤笔怒彩地描绘着***主义对人类的迫害与侵蚀，也因此，毕加索有了《格尔尼卡》等一批这样正义、愤怒的杰作而被后人不仅称为是伟大的画家，还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上帝有立场、有思想的儿子和我们人类有灵魂思考的代表者。1975年，西班牙获得了民主与自由，《格尔尼卡》心随人愿地从美国回来了，作为镇馆之宝挂在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的二楼六号大厅里。可是它因为回来了，它的国家除了对它拥有的骄傲，就不再像当年渴求它回来时那样珍重和爱惜。拥有者忘了画作作为一件物品也是会呼吸、要营养、知冷知热的生命物体，呵护与爱惜，会延长物品的生命力，会让画料和颜色在时间中细胞活跃，韧力强劲，不至于让我们过早地发现色料的衰退和腐蚀。

    说起来，这也都是杞人忧天的事。一个人拥有珠宝太多了，他必然会视珠宝如同沙砾样；也如同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必然会对生命的存在与死亡慎加考虑样。

    还有普拉多的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了十六世纪埃尔·格尔柯大师活灵活现的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看到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和《腓力四世一家》。而在普拉多，真正令我最为忧伤和震颤的，是戈雅年轻时和他年衰以后画作的比对和参照。这种比对与参照，宛若把一个鲜活的青春肉体摆放在濒临死亡的老者身边样，一个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幼树立在肥沃的田野上，一个是根须枯竭的腐木倒在河流边。《穿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以女性来自灵魂的美丽与诱惑，让观众内在的激情迅速冲出压抑与理性，张扬显露在眼中和脸上，让人想到当年某个贵族的夫人每天都把绯闻弄得马德里三月桃花、四月柳絮般，满城红粉飘舞，街巷花事纷纷。而到了戈雅的晚年时，在生命之灯将要耗尽的年月里，他的《黑色绘画》，表面是黑褐和扭曲，而实质却是死亡的笼罩和无奈。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理解同一个戈雅为何能画出判若两人两世的鲜活、欲望和完全不同的枯槁与死亡。但世界上一定有一种人理解和看到了《黑色绘画》中在无奈与死亡背后的言说与色彩，这种人在每天游人如织、每年游人海水汪洋的人群里，十年不会有一个，二十年也不会有一个，甚至三十年、五十年，《黑色绘画》和戈雅也不会碰到那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看完绘画就决定死去的人。他在死前，命运决定他去一趟西班牙。决定他去一趟马德里。决定他到戈雅的《黑色绘画》系列面前站一站。在普拉多博物馆，我像一枚飘叶在秋林中随风起落般，风行而行，风息而息，并不怎样的着急和热情，只是缓步地走着和看着。我的那些水浅水白的美术绘画的常识，仅仅是让我比一般的大众游人内行些，如同在陌生的城市，我大约可以分辨出西南与东北来。就是到了看到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也只不过内心有着零碎的冲动和欲念，然那粉淡的冲动和欲念，小到如同春来时，旷野上初发的一嫩黄芽儿，随便的一物一草，或者一点儿微寒和干旱，它都会退回土地去，死在旷野的某地里。可到了普拉多的三十五号厅，在昏暗幽黄的灯光下，戈雅满墙满壁的黑色绘画如同一堵黝黑的火车向我开过来，隆隆的灰暗，如飞沙走石的乌云朝我压下来，让我的周身本能地哆嗦几下，双脚咣当一下僵在了厅口处，仿佛一个人走在光明的大街上，转过一道胡同后，突然进了一道墓穴的洞门口。

    《黑色绘画》展厅没有几个人。那几人鲜活的呼吸都被画面中枯干的老人和将死的孩子以及那单调的褐、灰、黑的颜色如旱沙吸水一样吸走了。剩下那微弱呼吸和不敢挪动的脚步，无疑是害怕打扰画面中可以看见的离人将去的魂灵的飘升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

    我相信，那几位游人观客，在《黑色绘画》面前，是已经感受到死亡和来自墓穴门口的冷风了。他们专注地眼望着画面，仅只是为了一种警觉和逃生，而脚下的轻微和谨慎，仅仅是为了不惊动《黑色绘画》上雾缠藤绕的垂危者魂灵的纷飞和张望。

    他们就那样谨小慎微地瞟着满壁的黑色走过去，到出口的光亮处，每个人都望着窗外天空的明亮深深吸了一口气。

    而我，这个准备把生命丢在马德里的人，看到戈雅的《黑色绘画》时，突然收住脚，片刻后又迅速朝着那些《黑色绘画》扑过去。我的呼吸声急促欢乐，脚步声颤抖动荡，手心里莫名地有了激烈的汗流和哆嗦。本来垂着的双手，在哆嗦中猛地抬到了腰际，就像见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人，要快步上前握手样，我朝那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绘画冲将过去时，又本能地把手向前伸了伸，有触有感，真真切切地触觉到了我伸出去的右手被一股冷气握紧了，如一只温暖热烫的手指被巨大冰块的寒气猛然吸住了。

    就在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戈雅暮年这一大批关于死亡与无奈的《黑色绘画》了。

    似乎在那画的后边，站着的老人戈雅，也终于等到了一个真正懂得他的暮年和死亡绘画的人。他从画后蹒跚着脚步走出来，紧而又紧地拥抱了我，在我的左脸吻一下，又在我的右脸吻一下，以颤抖兴奋的声音说：

    “孩子，年轻人，你让我和我的画等你等了一百多年啊！”然后我就默然地站在那些绘画前，盯着那些画，盯着画面飘移的死亡和灵魂，搀扶着一个绘画老人枯瘦如柴的手和因为死亡带给那手、胳膊、躯体和衣饰上的冷气与寒凉。从这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再从另一幅画走到下一幅画。穿越那画表面前所未有的灰黑的色调和技法，到那画后寻求每一幅真正的意蕴和内在，便看到了在每一幅的灰黑后，都隐含着洁白如纱、鲜活如血的一行字：

    懂得活着，就先要死去。我不太明白那话真正准确的意蕴是什么。我望着戈雅老人的脸，从他那深暗幽洞的眼神里，看见他的目光炽烈光亮，如西班牙这个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原野上无遮无拦的阳光样，和《黑色绘画》的色彩完全的两极两世界。在他已穿越过死亡之后明快的目光中，他用我从未见过的老人睿智的目光看看我，嘴角挂了一丝柔美的笑。

    戈雅说：“真正的绘画都是梦，而且是恶梦。”戈雅说：“真想要活着必先死，只有死去才会懂原生。”戈雅说：“回去吧，东方人，年轻的孩子，你是一百年来听到《黑色绘画》隐秘声音的第二个人。”我问他：“那第一个人是谁？”戈雅说：“我自己。”我从普拉多博物馆回来了。

    因为时间还宽余，我没有坐出租车，没有拿地图，也不打算用我笨拙的英语去问路。我凭着我对马德里方位的直感朝我住的宾馆走回去。因为我已经和戈雅老人说好了，说黄昏到来时，我就从我住的宾馆八楼跳下去，以死来体会生，从死中察看生。我想象我从八楼纵身一跃时我会彻底顿悟《黑色绘画》的真正含意和戈雅老人给我说的两句话：

    “真正的绘画都是梦，而且是恶梦。”“真想要活着必先死，只有死去才会懂原生。”我反复地咀嚼着这两句话，想着《黑色绘画》系列中那来自戈雅在恶梦里的感受、经历和画面，以为我一定会走错路，一定最后不得不从口袋中取出宾馆的名片地址问路，可我却鬼使神差般，没有走错一点儿路，来时从出租车上看到的街心花园我又看到了。路边鱼人的雕塑我也看到了。甚至在一个街角广场上全裸的行为艺术我也再次遇上了。

    到宾馆门前时，刚好黄昏的落日在马德里西端的高楼上，像西城楼顶托着一颗画家鲜活、巨大、血淋淋的心。

    我从容地望了落日后，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宾馆内。在大厅我和前台一个棕色肤色的中年女工作人员点了头，从容地踏上电梯上了六楼。

    走进客房洗了一把脸，喝了一杯水，把所有的行李收拾好放在行李架子上，又把那装着我的护照、信用卡和零用欧元以及我详尽写着我死因的遗书的黑包放在我的黑色行李箱上，并且在要离开房间时，又打开那个小的黑包瞅了瞅，确信装着我遗书的牛皮纸中号信封还竖在皮包里，确信信用卡上写的取钱的密码还在卡面上，确信钱包中的欧元足够我在马德里的三天两夜结房费，然后，我最后在镜前照了一下我脸上的坦然和平静，便出门朝八楼走去了。

    我上了八楼顶。

    八楼顶后的实木平台上，有一只白鸽子，我来后它对我咕咕了几声就飞走了。它飞去的方向正是我要下跳的地方，那儿落日艳照，天空透明而宁静，有几丝白云绸带样挂在半空里。楼下河边的野草，腰深肩深的高，不算洁净的河水，呈着戈雅晚年绘画的黑灰和神秘。河对岸的林地里，从静谧中漫出的细碎的声响，如同羽毛在风中的舞动和碰撞。有一股清冽水润的草气、潮气和阳光的温暖，从楼下的河边升上来，飘过来，拉住了我的手。

    我朝平台的边上不急不慢地走过去。到平台的边上时，我想起一件事。想到我把生命结束在这家酒店后，清寂了然，无人所知，正是我求之思之的所去与归处，但我在客房留下的钱数与计划，是让酒店今天就发现我死的，今天就按我留下的钱款，去结完我的住宿款项的。我已经在桌角的一张纸上写好了我住宿的天数和留下的钱，当然也给西班牙人留下了处理我后事的费用和麻烦费。想到我希望就在今天，最迟明天请西班牙人把我的后事处理完毕时，我在后平台犹豫了片刻后，又到宾馆顶的前部平台了。

    我担心死在楼后三日五日无人知，那样我就欠下宾馆房费了。这边的平台上铺满了青色的地板砖。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街巷、树木和人流，在落日中如它街头业余画家为生活所迫画的风光画，流动而默然，安静却热烈。阳光的余晖依旧红得如洒在街道上的血。风在这条街上吹着却如丝毫没有响动的水。我已经看好了，我应该从八楼下两棵树的中间落下去，落在宾馆大门左侧的人行道上去。我应该等着那一群不知来自哪儿的黑人由南向北过去再下跳，不至于跳下后，让警察把本就苦难的黑人带去问半天。

    我朝楼下望了一会儿。我又朝宾馆左侧移了两步远。

    再最终朝平台前二尺高的栏樯靠了靠，让我的膝盖抵住了又潮又凉的砖栏墙。

    整个的马德里，在我最后的目光中都成戈雅晚年的绘画色彩了。

    我把身子朝前倾过去，如同用死念压下我抬着的头。我的膝盖把护栏的砖墙抵得更紧了，有一粒突出的砖棱硌着我的膝盖，像刀割着我膝盖上的肉，若不是裤子也许那刀会在我膝盖上割出血。

    痛与不痛对我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流血不流血，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再次把身子更往前地倾了倾，就像要把自己悬起浮在半空中。就在我准备把双脚的脚跟用力向上一抬倾跳下去时，楼下酒店的门口忽然出现了几个人，他们的身影与声音，因为身在异国的西班牙，在眼前使我感到熟悉得如同是我的衣物从身上落在地上样。

    我有些恍惚地朝楼下望过去。他们竟是我来西班牙时同机的那个作家代表团，竟和我住在同一家宾馆里。

    他们疲惫地从哪儿回来后，在门口遇到了和我同机并排的那个西班牙姑娘，彼此在酒店门口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话。从那西班牙姑娘焦急夸张的神态和流水叮当的语气里，我听出她似乎在反复地说着我的名字，像呼叫一个人丢失的人。因为她的夸张和急切，她把我名字的每一个字都由桃变成梨，又有梨变成石头或木头。除了我，能猜测到她在用她的母语叫着我的名字外，那几个同行的中国人，没有听出她在呼叫着我。再或者，他们听将出来了，只因和我素昧平生，下机分手后，各奔东西，他们已经不记得那班飞机上，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中国人。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在楼下哇啦呱啦地说话，一字一句，急切硬朗，像向空中抛球或者扔的柴棒儿，真正到我面前能被我看见抓到的没有几句几个字。就那样听了、看了一会儿，那一瞬间里，我忘了我到楼顶要做什么了，像要把一样东西交出去的人，伸出手后又缩手把那东西拿将回来了。

    慌忙忙朝八楼的电梯门口走过去。到一楼出了电梯后，急步到大厅，代表团的三男二女已经从门口回到了厅堂里。而那个西班牙姑娘，也已经离开他们朝别处去了。在前台碰到代表团的一行五人时，他们五个人看着我仿佛撞上了鬼，脸上同时出现的深灰的惊怔也如同戈雅的晚年画，有些扭曲，有些惊愕，完全如同碰到了他们曾经去送过葬的一个死者又站在他们面前了。随后在他们的集体惊怔里，那两个女作家快速跑出去，去唤那个西班牙姑娘时，她们在酒店门口，看到的已经是马德里黄昏中的落日，如同毕加索画中美妙女人的脸，一半像太阳，一半像月亮；一半是生，一半是死；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扭曲着，变异着，却也价值连城着，充满了无限的谜语猜测、神秘诡异和清晰可见的不可知。

    而那个西班牙姑娘，在我临死的关口里，风一样来，又风一样走去了。无踪无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