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的海军，至少在1888年以前是如此。

    它的阵容是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为中心。在当时，铁甲舰还很稀奇，这两艘军舰同是七千吨，再配备五艘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各两千吨。

    海军衙门是三年前设置的。在那之前，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三者力量大致相等。后来，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全军覆灭。张佩纶，就是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者。设置海军衙门之际，李鸿章把南洋水师性能比较良好的舰船配属了北洋水师。以重点主义为借口，北洋水师又从外国购进精锐舰只。

    亚洲的第二个海军强国，自然是日本。

    北洋海军建成的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在9月4日的《朝野新闻》上，以《殊堪寒心之帝国海军现状》为题，报道：“试观我国现今之军舰，多为老朽，行将不能实用。现已不能实用者亦不在少数。组成现在舰队之军舰中，其最旧者已使用三十九年，而其新者亦服役十一年之久。如不立即加以修复，会使不完善之日本海军更趋于不完善，势必违背扩张海军之本意，如有老朽不堪为用之船舰，应予折毁，并另委外国建造新舰。”

    中日两国舰队不论数量还是性能，都有显著的差别。

    但后来发生逆转，1888年是分界线。从这一年起，到中日开战为止，六年间日本从危机感出发，致力于军备的增强。相反，中国自从李鸿章到旅顺接收“致远”以后，不曾增加一艘新舰。

    当然，中国也有海军预算，每年为白银四百万两，但六年间却没有购买一艘新舰。而且，从开战前三年即1891年起，连购买弹药也停止了。

    这都是西太后一人造成的。

    西太后专政以来，最懂得权势的甜头，怎肯轻易放弃。不过，皇帝已经长大成人，再紧抓着摄政权不放，也有些说不过去。十八岁的成年的皇帝，还由皇太后监护，将成为世间的笑柄。

    她的“归政”只不过是形式，实际上仍要在宫廷内君临政治。世人知道这是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为了给形式增添价值，就必须用虚假加以装点。

    加强外观的方法之一，就是建造特大的行宫。皇太后从政治中心的紫禁城里迁出来，移住到悠闲自在的行宫去。这是装饰门面的最有效的方法。

    皇太后的行宫要不同于一般行宫。庭园内的建筑自不必说，所有的山山水水也必须是人工建造。这是低劣的趣味，但在西太后看来，如此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

    颐和园在北京西郊，现在已成为群众游乐之所。园内的万寿山是人工山，昆明湖是人工湖。对于西太后的愚蠢无聊，我们只有惊叹而已。

    “这得需要多少费用呢？”西太后说了说自己的计划，要估算一下所需费用。

    银三千万两！

    “这笔款子能筹集到吧？”西太后问醇亲王。

    醇亲王已成为西太后政权的中枢。儿子能当上皇帝，是西太后一手成全的，对于西太后他是言听计从。

    “一定设法办到。”醇亲王答道。

    “是个难事吗？”

    “不，不是的……一些琐碎问题，需要咨询……”

    醇亲王头上冒出冷汗。三千万两的分量，他是清楚的。

    “这么说，筹集款子是不成问题喽，只是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研究研究？”

    “是，是这个意思。”

    “堂堂大臣，不必介入那些技术上的琐碎事。资金筹集没什么问题，早一点施工要紧。”

    西太后已经沉浸在幻想当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园林大营造，她越想越兴奋。清王朝入关以来二百多年，还未曾操办过如此巨大的工程。

    别的不说，单说北京郊外的明十三陵，比起这个工程来，显然是太小了。像这样用人工修造的山水，大唐盛世不曾有过，秦始皇时代也办不到。

    深夜，西太后突然睁开眼睛，喊来近侍宦官。

    “我想了解一下秦始皇的阿房宫，传我的话，赶紧查阅古书，呈来详细报告！”

    她想了解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超过她这个计划的工程。

    西太后陷入自我陶醉，而那个为她筹措三千万两银子的醇亲王却双眉紧锁。

    “这有什么难办的，变祸为福不就行了吗？”满清贵族善庆对醇亲王说道。

    “变祸为福？”

    “你没听说吗？汉人组织了庞大的军队，步步逼近咱们满族人，要把咱们赶出山海关外。岂止赶出而已，是要斩尽杀绝！”

    “真有此事？”醇亲王摇摇头，说道。

    “太平天国洪秀全已经覆灭，你还记得他们喊过什么口号吗？灭妖！他们称我们为妖，要消灭我们。”

    “那些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的确，他们覆灭了，可是，谁把他们消灭的？”

    “湘军，还有淮军……”

    “不错，不是满洲八旗！湘军是曾国藩组织的，淮军是李鸿章组织的，这两支军队里有满族人吗？”

    “两军全是汉族军队。”

    “现今在我们国家里，一旦有事，能战斗的只有汉族军队了。如果他们掉转枪口朝我们打来，那将是什么局面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大清的军队，决不会朝我们打枪！”

    醇亲王激烈地摇着头。

    “如果我是汉族人，我就能干出来。嗯？对方无力，我方有力，而现在却受制于对方，非把这个统治关系倒转一下不可……这倒不限于汉族，蒙族、藏族处在同一状况下，也准能干出来。”

    “真的？”

    “你还不相信……真让人着急！我昨天听说，广东有三合会、天地会等造反组织，时隐时现，到处活动。你知道他们的旗上写着什么吗？‘灭满兴汉’！”

    “灭满兴汉……”

    “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不剩地杀掉！还不只是广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有这个皇帝宝座了。这个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吗？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少数派，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

    善庆一边说，一边用细长的眼睛狠狠地盯住醇亲王的眼睛。醇亲王也是一副满族面貌，眼睛细长。

    “那你说如何是好？”

    “只要是汉族，任谁也不要相信！”

    “我认为中堂是尽忠报国之士。”

    “你的想法太幼稚了。死去的曾国藩是消灭太平天国的英雄，可以说，是他救了这个国家。但是，他组织湘军时，没说过一句尽忠报国的话。”

    “是吗？”

    “当然，当时的檄文你也是知道的。”

    善庆的口吻仿佛在诘问醇亲王。

    三十多年前，曾国藩在湖南发出檄文，征讨太平天国，说是“为恪守礼教”，并未号召为大清尽忠。

    “礼教”，就当时来说，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是赖以生存的支柱。号召维护它，最有诱惑力和说服力。

    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不愿意为保国而战，非但不保，还想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统治的国家。善庆断言，汉族人心里都这么期待着。

    “他们至今没有起事，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一旦觉得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把枪口对准我们。太后要建造大园林，我们应当趁此机会转祸为福。你看看北洋舰队，那些坚舰巨炮都是汉人的东西，指挥它们的还不是汉族大臣李鸿章吗？以后再也不要为虎添翼了。”

    醇亲王终于明白了对方想要说的话，那就是把军费挪到园林建造上来。购入军舰、枪炮、弹药，等于给汉人增加力量。可是，目前清军的主力是绿营兵（汉族军队），关系着王朝的安危。

    醇亲王不由得长叹一声。

    “削减军费，中堂能同意吗？”

    “这有办法。”善庆说道。

    李鸿章是清朝的头号实权者，兼任直隶总督，指挥着北洋军队。他也有政敌，那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与李鸿章为敌。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不甘居李鸿章之下。朝廷里还有个翁同龢，也是最厌恶李鸿章的。

    翁同龢是户部尚书，即财政大臣，掌握着财政大权。必须先把他拉拢过来。

    听了善庆的话，醇亲王向前探出身子，若有所悟。

    “太后的本意，依我看就在这里。为了不给汉族人增添军事力量，抽出费用建造万寿山……这难道不是奇策吗？”

    总在西太后左右承办国事的醇亲王，怎么也想不出她竟有这样的“深谋远虑”。

    建造颐和园，当时称为“万寿山工程”，总监督为醇亲王，筹措到二百六十万两银子：广东一百万，南洋八十万，湖广四十万，四川二十万，直隶二十万。北洋军费是悉数上缴。

    西太后高兴极了。

    秦始皇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建造的阿房宫，是东西约七百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的大型楼阁，作为人工工程，可算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但是，这个工程因秦始皇死而未竣工。

    阿房宫有其名，实际上并未完工！

    听了这个报告，西太后放声大笑：我的万寿山超过未竣工的阿房宫，我的名字将与万寿山永存。

    她满意极了。

    “军队这下子全完了！”得知万寿山工程的决定之后，李鸿章自言自语。他认为：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虚虚实实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关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立场，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作了如下阐述：

    “……而日清两国于朝鲜如何维护各自权力，几乎达到冰炭不相容之地步。日本自始便认为朝鲜为一独立国，试图断绝历来存在于清韩两国间之暧昧宗属关系。与之相反，清廷以畴昔关系为根据，大方表白朝鲜为其属邦。其实，清韩关系在普通公法上尚欠缺确定为宗属关系之必要因素。虽如此，清廷仍力求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其属邦。”

    陆奥用“冰炭不相容”来形容，可见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东邻强国日本妨碍他执行任务。他企图排除这种妨碍，是理所当然的。陆奥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评价：“……袁世凯乃年壮气锐之徒，热望排除日本之妨碍，并非无理者也。”

    袁世凯对自己的立场、任务认识得很充分，但对日本却缺乏了解，而且未能觉察到这种缺乏，以致酿成悲剧。关于日本国情，袁世凯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袁世凯本人到日本短暂访问过，但头脑中的印象也基本来自驻日公使馆。

    笔者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当然，这些老一辈华侨也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根本不把华侨放在眼里。神户、横滨、长崎等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中国不是条约国，没有侨民居住地，他们同普通日本人杂居，整日厮混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实情，他们确有切身体会。然而，从祖国来的公使馆官员们都不从华侨这里吸取宝贵经验。

    封建中国有极端的“官尊民卑”习俗，而清廷官员对华侨更有一种偏见：抛弃祖国，逃到外国的不可信赖之辈。把华侨的谈话、意见作为参考，清末的官僚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后来，孙文等曾被清廷视为叛逆的革命家们，在日本开始了秘密活动，所有的华侨都成为热心支持者。孙文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在东京的公使馆，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实现立宪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里，认为是朝廷实权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宪会使政府的领导权力削弱，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于是，有人认为日本治安有问题。内阁中有长州阀、萨摩阀之争，政界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萨摩阀里又分为改革党、调和派、岛津党三派，报界把他们的丑闻逸事大加宣扬。“照这样下去，日本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统一！”只要读报，就会有这种感觉。清公使便把这种感触传达给本国，本国再转告朝鲜的袁世凯。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正像陆奥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图是既然无法确保朝鲜为属邦，哪怕在名义上维持一下宗主国的体面也行。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①、南掌①、苏禄、廓尔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国。不仅朝鲜，以琉球为首的其他属国也没有让清廷驻军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册封使，不直接干预统治之事。所谓宗主国，本来是空有其名。接受册封后才允许与中国通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东亚方式吧。到了19世纪，带有西欧式国家观念的列强侵入亚洲，问题就麻烦了。

    现在哪怕是仅仅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的任务是把已经难以维持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尽可能地延长，再延长。

    派朴定阳去美国时，朝鲜政府曾向袁世凯保证“递交国书之后立即归国”，这才取得“全权”头衔。然而，朴定阳于1887年11月到达华盛顿，递交国书之后迟迟不归。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朝鲜的独立自主，朴定阳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华盛顿待下去。与之相反，为了强调对朝鲜的宗主权，必须尽快让朴定阳归国，这是袁世凯的任务。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是美国方面一再挽留。”朝鲜当局这样推脱。

    “挽留也时间太长了，究竟办些什么事？”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

    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想说：如果有，就可能是对中国的阴谋。

    “谁知道有什么事，一直没接到报告。如有大事，会报告的，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报告的，报告了也有对我隐瞒的。”

    “不，绝无此事。反正朴定阳是使用大清帝国的年号与美国政府往来函件，这事有过报告。”

    “大清的年号？”袁世凯苦笑了。

    原封不动地使用某国的年号、历法，就表示是那个国家的属国。“光绪”是清廷年号，使用它就证明服从清廷。朝鲜领议政沈舜泽致函俄国公使韦贝时，写的是“大朝鲜开国”，这就表明没有服从清廷的意思。

    不过，这种习惯只限于东亚。用清光绪年号，译成英文时便改成西历，所以用用无妨，这也许是朝鲜政府应付袁世凯的作战手段。

    朴定阳在美国滞留一年。这期间，袁世凯在汉城不断地施加压力，而朝鲜政府以美国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朴定阳却“因病”归国了。美国方面大为惊讶：“为什么全权公使才一年便归国？”

    而清廷则责备：“为什么竟停留一年多？”

    坚持一年，是朴定阳的功绩。除了公函上使用光绪年号之外，他在华盛顿完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官身份东奔西闯。

    对于三项附带条件，第一项硬着头皮不予理睬。第二项则自然解决，因为席次一般由美国方面安排，大都是按照英文字头或到美赴任的顺序，KOREA当然在CHINA之后，而且朴定阳比张荫桓晚到美国两年。第三项用没有重要事项一推了之。

    朴定阳有功劳！朝鲜各界对他的评价很高。

    1888年11月，整整一年之后，朴定阳才勉强离开华盛顿。回到本国，袁世凯会如何发怒，他心里一清二楚。

    朴定阳归途绕道日本，又停留四个月，才好不容易返回汉城。时为1889年3月。

    “应追究朴定阳的罪责！”袁世凯主张。

    朝鲜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朴定阳一年多的外交活动，功绩显著，本应给予奖赏，提升为外署督办（外交大臣），可袁世凯却坚持要惩处他。郑秉夏和闵种然两人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毫不退让。朝鲜方面哪里还敢提升朴定阳。

    清廷外交的真正实权者李鸿章主张解除朴定阳现职，而驻在朝鲜的袁世凯则主张重罚，想狠狠地整一整朝鲜，免得以后再搞“自主外交”。

    这时，朝鲜已不是十年前的朝鲜了。它已经看清，借助列强——日本、俄国之力，可以踢开清政府的压迫。不管袁世凯的眼睛瞪得多么圆，俯首听命是办不到了。朝鲜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积累自主的实绩，然后达到真正的独立。

    “要实现朝鲜的夙愿，完全独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免不了遭受苦难，必须有流血牺牲的决心才行。”

    说起来颇有讽刺性，李鸿章派去的外国顾问德尼一伙人，竟成了帮助朝鲜抵制清政府的参谋。

    “升他为外署督办，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清廷刺激太大。顶好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

    “什么呢？”

    “副提学之类。”

    “这怎么能算提升呢？”

    “总比撤职强吧！”

    在朝鲜宫廷里，这些参谋们面授机宜。

    关于朴定阳问题，袁世凯同主子李鸿章之间想法上多少有差别，德尼等人提醒在这里做文章。于是，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副提学。这是教育方面的官职，离政治外交的旋涡较远。让他暂居此位，以后再伺机提升。

    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东亚人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们仍未掌握。

    李鸿章的怒气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儒教体制下，教育方面的职位绝不是什么闲职，而是要职。一个必须惩办的人反而担任要职，这大大地损害了清廷的体面。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提出指责，回答是“不过循例而授，并非别有意见”。

    袁世凯不答应，要会见国王。国王以患病为由，不予接见。患病的不只是国王，当事人朴定阳也称病闭门不出，连赵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国王更有了借口。但是，长此下去，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国王接见了袁世凯。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殿下听说了吗？”见面时，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听说过。”朝鲜国王李熙答道，“朴定阳没有按规矩办事，这很不好。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不过，非惩处不可吗？”

    “那三项附带条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确，可朴定阳到达华盛顿后根本没打算执行。我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过两年，仍不见解决。殿下也曾说过：待朴定阳归国后，一定给予处分。可是，朴定阳已经被授予都承旨品级，就任副提学要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级，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绝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

    “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

    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袁世凯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砸了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回到朝鲜任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