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张一一，张一一就是我。我现在非常有名，我以前并不有名。我以前还非常狼狈。我有名是因为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

    好事是我告了中国足协，全国的球迷普天同庆，都咧着嘴巴信誓旦旦说要给我寄钱打官司。当然，他们最后连半个子儿都没有寄，害得我每天早上八点就迷迷糊糊颠着屁股去ATM机查余额，ATM机有生命的话一定会认得我。坏事是我最近出版了处男作《不》。据说卖得挺欢快的，许多靠卖字为生的大爷二奶三叔伯都红了眼睛。我纳了闷了：这又会毒害多少纯洁的祖国花朵啊！

    《不》可是一好东西，因为难产的多半不会是差家伙。我写《不》只用了两个月，出版它却用了整整两年。如果不是我告了中国足协，被《足球之夜》抓去瞎折腾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话，这个周期会更长。

    《不》已经记录了我大学以前的生活，所以我打算从我的大学讲起。我不会告诉你我所上的大学的名字，因为校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给我这问题青年一千万美金的广告费。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在这里称呼它一声“什么大学”，因为没有人知道能在这所大学里学到什么，毕业后又能做什么。关于大学，关于未来，我们这些所谓天之骄子的心中远不止十万个为什么。我想所有前赴后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校友都将会为“什么大学”这个别出心裁对症下药匠心独具的称呼的隆重出台而兴奋不已。

    什么大学能够收留我纯属幸运。若是按照我平时的考试成绩来大胆预测，我连堕落到什么大学校门的边儿都没有。不要说边儿都没有，简直八字连一撇都没有，更别提在那里苟延残喘鬼混上好几年了。我语文特棒，作文通常满分；英语特水，一百五十分的试卷，从来都没有上过六十分，侥幸答对的四五十分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是瞎蒙的。对英语我分明是少了一根什么筋，反正瞅着它我就觉得难受，是真难受，莫可名状浑身痒痒的难受。

    我始终坚信，如果我有本事像游手好闲的孔老二那样周游列国，就可以请得起模样俊俏又解风情的小蜜蜂白天翻译晚上翻滚。高考英语时，我一觉醒来发现只有五分钟就要收卷子了，我居然还有九十五分的题没有做，突然记起有位爷曾经谆谆教导我说“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哇噻，现在不正是那关键的几步吗！大丈夫该出手时便出手，事若不济最多回家种红薯罢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抓起旁边早就打探清楚英语成绩呱呱叫一老实巴交考生的答题卡刘翔同学110米跨栏般飞快地抄将起来。就这样，在许多人异样和惊讶的眼神里，我光荣地“考上”了以前白日做梦都不敢梦见的什么大学。创造奇迹的感觉真好。

    什么大学其实是一所挺不错的综合院校。至于它到底有多少院系多少学生，我已无意去考证。我对什么大学从来就没有多少感情，不是没有多少，根本连一丁点儿感情都没有。我很真诚地认为自己与什么大学之间只是进行了一笔简单的交易，我用三四年火红青春的热情和五六万粉红钞票的沉重代价，去博取一纸文凭。

    什么大学所有的职位都需要积极分子唾沫四溅地挤到讲台上去竞选，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诸葛孔明转世，一定要三顾茅庐才能假惺惺地出山作秀。所以在什么大学里我连一寝室长都没有捞着。至于像评选神圣的“三好学生”之类的美事，对我而言，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般可望不可及。

    我现在突然又不想回忆我的大学。回忆实在是一件苍白而无聊的事情。除了无休止地逃课、无节制地酗酒、无数次聚众赌博、无数门考试不及格以及无可奈何地顶撞道貌岸然的教授之外，我仅仅只是代考了两次成人高考和一次高考，仅仅给两三位副市长以上级别的父母官在敝校引见了几位郎情妾意郎财女貌你情我愿皆大欢喜的小蜜蜂。实在是建树无多，根本算不得什么丰功伟绩，不值得像僧人一样微微颔首双手合十在这里道一声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四，空气忽然因离别而变得凝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重复在每一届毕业生的身上。曾经同室操戈的，曾经问候过彼此老妈的，曾经指责过下铺手淫后用别人的毛巾销毁证据的，如此种种，赫然都有重归于好化干戈为玉帛的迹象。

    甚至连我也开始变得宽容。阿波大一时借了我一块钱买气球一样的安全套一直没有还，伟哥考试时把试卷捂得严严实实的不让我偷看，勇别在我暗恋多年的女生面前私下说了我许多坏话……这样的深仇大恨，我都不想与他们计较了。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大四安排的课程本不多，不是不多，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周只有十节课，每天就两节，真不知校方怎么好意思依旧收那么高的学费。我曾经联合一部分同志隆重向学校公车上书，企图把这散兵游勇的十节课集中在一天之内全部上完，其余六天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一光辉事迹被院长怒斥为“简直是荒唐透顶”。我后来打听到这事是因为院长的小舅子——承包了学校食堂的那位科威特般富得流油的仁兄百般阻挠而不了了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按照国际惯例，中秋过后就可以不必再来学校上课。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堂而皇之地打着实习或者找工作的幌子到处寻欢作乐，只等来年的六月十八日到学校领取一纸见证了我们挥霍了四年大好青春的毕业证，顺便照一张象征着此生再也不可能聚会得那么整齐的毕业照就算是万事OK了。

    对于毕业，我多少有些恐惧。我旷课689节，重修17门，警告3次，记大过2次，这些都还只是记录在案的，得归功于我与辅导员以及个别领导的关系还算挺不赖，不然的话，我连开除一千零一次的机会都能轻松地拥有。

    我不知道什么大学会不会给我发放毕业证，我更不知道即使拿了这一纸苍白的毕业证后我又能做什么。四年前我填报的文秘专业是所谓专家隆重推介的未来十年中国的十大热门专业之一，所以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乐不可支地开设这个专业。等我四年后一觉醒来，我所从事的专业赫然已演绎成十大冷门之一。

    其实，我应该无所恐惧。我做过牛市长儿子牛泌的家教，虽然他的进步飞快（从零分进步到五十分当然算是飞快），可是离中国高考的要求总还是差了那么一大截，所以我又只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地顺便帮牛泌代考了高考。我记得市长大人帮我办伪身份证和准考证一共才用了三天。至于那身份证和准考证，我都不动声色地留了复印件，作为日后我老人家穷途末路报国无门时要挟父母官的坚强证据。

    那一回我还真是时来运转。那阵子忙着赶小说压根儿就没怎么复习，一不小心却搭上了本科批的末班车。558分的投档线，居然就考了558分，一分都没有浪费，让那个叫什么孙山的家伙无地自容。市长大人手段高强，花了不到十万块钱，就轻松地把他的宝贝儿子我的得意门生送到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北大燕园深造，简直是国家和民族之幸。

    因为有这段掌故在里头，我和牛市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望子成龙的市长夫人去伟大首都陪读的那些光辉岁月里，在牛市长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下，天资聪颖的我无可奈何地为他在花枝乱颤的音乐学院挖来了一如花似玉的小蜜蜂。

    这从小立志为艺术献身的小蜜蜂在认识牛市长之前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八百块，不久之后她的月薪几乎涨到了八千块。这种巨变只能让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赶紧去做一变性手术，然后傍一达官贵人，挣够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之后，再把男儿之身要回来。回头老子也养几个象牙塔里整日嘀嘀咕咕哼哼哈哈为了车子房子票子一切在所不惜的如花似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