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轱辘老头，自幼给地主家当猪倌，没进过学堂，所以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他的小名就叫轱辘，又生得鬼头蛤蟆眼儿，比个头一般高、年龄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花活多，眨巴眼儿就是一个主意，小伙伴们都管他叫花轱辘。运河滩有句俗谚：人不得外号不发家。小伙伴送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一点不恼，而且十分得意。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三十岁，才有所变化；那一年正是土改以后，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小名儿落到土地证上，工作队队长吴钩觉得有失庄严，咬文嚼字了半天，轱辘来轱辘去，忽然灵机一动，把轱辘改成国禄，谐音而另有新意，就像北京城里，把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不过，杨国禄这个大号，后来也很少使用，只在户口本、选民证和工分手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这三个字；鱼菱村的大人小孩，面前背后还是管他叫花轱辘，只不过小字辈在花轱辘之后，加上大叔、大伯、爷爷之类的称呼，也不能算是不够尊敬。

    这些年，风风雨雨，鱼菱村也气候多变，花轱辘老头不但没有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而且逢凶化吉，脚步老是走在鼓点上；这全靠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看此路不通，赶快拨马回头转弯子。

    有一首民歌，从黑龙江唱到北京，有线广播的大嗽叭，一天放三遍；花轱辘老头沾耳朵一听，就学会了两句，唱得很有韵味：

    大轱辘车呀，

    转呀，转呀！

    转呀转……

    以下的歌词，他就不再感兴趣；有这两句，足够用了。

    以转应变，是花轱辘老头六十年饱经风霜，从酸、甜、苦。辣、咸中得出的一条调合五味的人生哲学。

    他给地主家扛长工，从来没有真正卖过力气；耕、耩、锄、耪、收割、打场，就像霜打的黄瓜秧，吊儿郎当，伸不开懒腰。可是，不打馋，不打懒，单打不长眼；他这个人眼观六路，远远瞄见地主的影子，马上手勤眼快，争风抢上，挥汗如雨，一马当先，欢喜得那个地主口口声声夸他是忠臣。

    三伏天钻青纱帐耪地，就像笼屉里炯饭，进垅就是一身汗，他却不受这个罪；一城两头，各耪三丈，精工细作，草刺儿不剩，就像入洞房的新郎倌，光头净脸。但是，深入垅问，他可就骑着锄杠跑，雪亮的大锄草上飞，只把青草吓一跳。地主打着旱伞下地查垅，一见他的地头地脑有如大姑娘雕花绣朵，便赞不绝口；他摸透了地主的脾气：身穿纺绸裤褂，脚下皂鞋白袜，才舍不得入垅蒸一趟。所以他虽然弄虚作假，却面不更色。

    土改的时候，运河两岸隔河为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沿河村庄，两家拉锯。出头的椽子先烂，花轱辘藏头裹脑不站到风口上，可是天天半夜三更找工作队队长吴钩说体己话；他在地主家从小到大二十年，地主家的五脏六腑都瞒不了他的眼睛，节骨眼儿上给吴钩点明透亮，吴钩也同意他躲在幕后，于是顺藤摸瓜，把地主家隐藏在耳朵眼里的浮财，都挖得一干二净。他唱完了红脸又唱白脸儿，装神弄鬼又到地主家通风报信，把工作队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机密，羼糠拌水，真真假假，透露给地主家一星半点，少吃了几回眼前亏。土地分到了手，他偷偷去见老东家，扮出一副不忘旧主的憨厚模样儿，面带愧色地说：“这几亩地虽然分给了我，我可只当是您的佃户；完秋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那个老地主十分满意，笑眯着肉泡子眼，说：“咱们老东旧伙，不姓一个姓，可像一家人；等那几亩地打下粮食，二五平分吧！”还乡团从河西岸反扑过来，没有一家贫雇农不遭殃，只有他的门上贴着老地主的护身符，一根鸡毛也没有损失。等到完秋，国民党已经大势去矣，还乡团灰飞烟灭，他一粒粮食也没有交给老东家。

    手上有几亩地，就有人给他保媒：一个是贫雇农家的黄花闺女，人过门地不过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热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腿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棚，抢救九死一生的吴钩，躲进青纱帐。造反小将追到鱼菱村搜捕，花轱辘的儿子杨吉利，正想大出风头，就加入北京战友的行列，把邵家砸了个稀巴烂。几天之后，造反小将得胜回京，邵家父子也从青纱帐回村，杨吉利已经拉起一哨人马，就给邵家父子挂上黑牌，戴上尖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给他爹出了气。

    杨家走十年红运，邵家走十年背字儿。本村有个俊俏姑娘叫于芝秀，偷偷跟邵火把相好已经五六年，只因邵家是个黑牌户，爹娘犯嘀咕，两人订而不定。杨吉利也看中了于芝秀生得俊俏，就托人到于家说媒。干芝秀的爹娘只看杨家眼前兴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胳臂拗不过大腿，于芝秀只得嫁到杨家去；木已成舟，邵火把也只得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于是，两家的怨恨，父传子了。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被打下去二十多年的吴钩，伴着天晴月圆，当上农民报社的社长，又是个大人物了。

    花轱辘头儿慌了神儿，邵家父子跟吴钩是生死换命之交，必定倚仗吴钩的势力，跟他清算陈年老帐，如何是好？他关门闭户，憋在屋里转磨，砖馒的地面，被他转出了迤逦歪斜的脚印；这一天，左思右想，忽然心头一亮，一拍大腿，情不自禁喊出来：“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到吴钩门前请罪去！”他背起梢马子，鼓鼓囊囊装满了黄瓜、茄子、扁豆、青椒，又左手提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找吴钩去也。

    花轱辘老头是个沁头汉子，五尺五的大高个儿，却又水蛇腰。走路不抬头，眼盯着脚尖，轻提脚根，飘动脚步，好像生怕一脚下去，踩死一只蚂蚁，又好像沿路寻找遗落的散碎银子，说起来，都不是；他这个人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盘算，又不愿被人看破形迹，才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而行。

    走上京津公路，迎面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疾驰而来；他心事重重，耳朵失灵，吉普车在他面前紧急刹住，吓得他慌张急忙躲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车上跳下一个老干部，无巧不成书，正是吴钩突如其来。

    吴钩已经六十多岁，瘦骨嶙峋，花白了头，夕照青山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一双眼睛还像二十多年前那么清澈明亮。

    “吴……吴大哥，我……我对不起你！”花轱辘老头咧着嘴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五七年，我可不是……存心害你。”

    “老轱辘，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沤肥去吧！”吴钩哈哈大笑，“我带着酒肉，就是来找你跟正大一块喝两盅儿。”

    “你……得替我……向他求情哩！”花轱辘老头眼泪婆娑地说，“只怕他……跟我话不投机半句多。”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这两瓶红梁大曲不够喝的！”吴钩把花轱辘老头拖上车来，打手势叫司机开车，“我们这张农民报，七月一日复刊，宣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新政策；我要在鱼菱村召开一个座谈会，你跟正大得给我捧场。”

    “我……我怎么给你捧场呢？”花轱辘老头瞧了瞧自己那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又不会……绘画……绣花……作文章。”

    吴钩把他这一双粗糙而又灵巧的大手紧紧握住，深情正色地说：“我只要你跟正大不再心有余悸，在鱼菱村带头富起来。”

    “有你给我壮胆……”花轱辘老头挤咕着眼睛，胡髭下狡黠地一笑，“我就敢转……转呀转……转弯子！”

    “老轱辘，老轱辘！”吴钩连叫了两声，眼眶潮湿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大家造福呀！”

    车进鱼菱村，司机问吴钩道：“社长，到谁家门口停车？”

    “当然是我家！”花轱辘老头抢先答话，遥指自家门口。

    吉普车停在杨家门外，吴钩下车，拍了拍花轱辘老头的肩膀，笑道：“叫你家锦囊娘子煎、炒、烹、炸，预备酒饭，我去恭请正大，出席盛宴。”

    花轱辘老头脚下驾云进家门，站在两家分界的那棵皴皮老枣树下，耳朵贴住高墙，提心吊胆，等候佳音。

    “老吴，我不认得姓杨的！”突然，隔墙一声大吼。

    “正大，不要小肚鸡肠……”吴钩轻声低语。

    “你没心没肺！”邵正大吼声如雷。

    花轱辘老头就像雷近了顶，蔫溜溜软瘫墙下，两眼直勾勾发呆，嘴唇嗫嗫嚅嚅：“老正大这个家伙，犯起牛脖子来，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吴钩到了儿还得……站到他那边。”

    “你这个老花轱辘呀，怎么刚遇上个甩洼就转不动了？”他的老伴，从灶上一阵风走出来。

    这位当年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原名锦囊娘子；岁月不饶人，似水流年三十载，她已经红颜褪尽霜染头，变成了一个干巴精瘦的小老太婆，村里人也就叫她锦囊大婶了。

    锦囊大婶走到花轱辘老头身边，咬住老伴的耳朵，嘁嘁喳喳，眉眼乱动。

    “着，着，着！”花轱辘老头鸡啄米似地点头，满脸云开雾散，“妙计，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