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儿们本能的感觉明白的。也挺愿意接受他那种不值得猜疑什么的好意。

    所以她对赵卫东不满起来，有点生气地说：“卫东你怎么这样?!”

    她的声音并不大。但在赵卫东听来，则等于是训斥了。而且是当众呀!

    他难以容忍地叫嚷起来：“不要叫我卫东!别忘了我是你的长征小分队队长!在我们共同的政治敌人面前，你应称我‘队长同志’!而且，我不那么样，又该怎么样?!难道看着他对你轻佻，我该视而不见?!”

    “你!”

    肖冬云顿时满眶泪水……

    “老院长”啪地一掌拍在茶几上，隔着数步距离，怒色满面地坐指赵卫东道：“我看你才放肆!时时处处事事地关怀你们，无微不至地体贴你们，希望获得你们的信任和配合，甚至违心地迎合你们，取悦你们，最终还不是为了救你们的小命!结果还是你们的政治敌人!不可理喻!实在是不可理喻!就你们，连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一无所知，也配有政治敌人?什么东西!还不如就让你们在岷山上风化成干尸不弄你们回来!……”

    “老院长”郁结胸中的种种不快，喷溅而出。这个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折磨凌辱而跳楼自杀过的人，对抢救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这一件事的心理，本就是挺矛盾的。“院长”是因为年长被临时推举的。

    赵卫东一时呆若木鸡。

    自从他臂上也戴了红卫兵袖标，没人敢这么对待他。他那张脸一直红到了脖子。他又使劲揪他的衣领了……

    乔博士赶紧转身劝“老院长”：“您何必大动肝火呢，他们不可理喻，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呀。再说比起‘文革’中那些凶恶冷酷的红卫兵，他们不是还比较的理性，并没有动辄往我们脸上泼墨水，剪我们的头发，用皮带抽我们逼我们双膝下跪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吗?”

    乔博士不劝则已，如此一劝，“老院长”更加怒不可遏了。他又拍了一下茶几，连吼：“他们还敢!他们还敢!”

    赵卫东仍呆着，脸由红而白，而青。

    李建国也仍没穿上衣服。他又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双脚齐蹦，两手握拳且高举，连连大叫：“够啦!够啦!都他妈的安静!老子还有一个问题非问不可!”

    不知是他的大叫起了作用，还是他的失常之状起了作用，总之室内刹时又静极了。仿佛别人都是无端吵闹的孩子，仿佛他是被孩子吵烦了而大发脾气的家长。“孩子们”皆彼此躲避目光，羞愧也似的缄默着。

    他却专盯着乔博士一个人问：“最后那个是什么意思?”

    乔博士耸耸肩：“我不明白你的话。”

    “就是幻灯映出的……那个最后的……”

    他将投影机视为三十几年前的幻灯机来说。

    博士反问：“你指最后那张投影画面?”

    “对。你为什么就那个画面一句都没作解释就结束了你的报告?”

    博士有意缓和气氛，微笑了一下回答：“我哪里作什么报告了，我只不过受命于我们的科学小组向你们……”

    余怒未消的“老院长”打断博士的话，大声说：“对他们你值得表现谦虚吗?那当然等于是一场针对他们作的专题报告!”话锋一转又说：“小子，问得好。那么你就洗耳恭听，让我来告诉你——那就是你们可能变成的样子!如同从地下挖出来的棺材里的尸体，一旦暴露在阳光之下几小时就起腐烂反应!”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命运束手无策了，我们也会死得那么……丑陋?”

    “正是!”

    博士制止道：“院长同志，您把话题扯得太远了!”

    “老院长”眼望着三名红卫兵，连头都不向博士转一下，只竖着手掌，将一只胳膊朝博士的方向直伸过去，仿佛以掌推开着一件无形的物体似的。

    “别叫我院长!我算什么院长?此地又算的什么院?难道不都是为了他们的好感觉此地才叫院而我扮演院长的吗?我不过是一个临时科研小组的组长!窗纸都彻底捅破了我还装个什么劲儿?我也根本没把话题扯远，难道类似的下场不正逼近着他们吗?”

    “但是您不应该……”

    “恰恰相反，我认为我应该!”

    李建国又大叫：“你俩别他妈的废话!”

    他几步跨到“老院长”跟前，以审讯般的口吻追问：“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那命中注定是我们的下场，还会特别迅速地发生在我们身上?”

    “正是!”

    “明白了。终于彻底明白了。明白了……”

    李建国退一步说一句，直至退回到沙发那儿，颓然地跌坐下去了，口中仍喃喃着“明白了”……

    他的神情已与“献艺”显示健壮时判若两人，像一个梦游人似的，仿佛浑然不知身在何处，也仿佛处于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的临界状态怕惊怕吓，一旦被惊吓了就会精神失常似的。

    突然，门开了——一名“护士”探头进来慌慌张张地说：“院长，博士，那女孩儿的情况严重!”

    “老院长”一下子站了起来，同时将目光望向乔博士。不待他俩谁说什么或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赵卫东也一下子站了起来……

    他大叫：“谎言!谎言!一派胡说八道!完全是你们策划的政治阴谋!是卑鄙无耻的恐吓!”

    他一边大叫一边向外冲去，出门时几乎将门外那名“护士”撞倒。而那名“护士”，其实是从一所名牌医学院借调来的副教授。

    “老院长”和乔博士显然的都已顾不上理会他怎样了。博士一边向“老院长”走去，一边望着肖冬云婉言安抚道：“姑娘，千万别绝望，一定要好好配合我们，一定要充分相信我们啊!”

    李建国引吭高歌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李建国的语录歌声中，乔博士挽着“老院长”快步离去。

    肖冬云愣了几秒钟，起身追到了走廊上。她紧跑几步，超在乔博士和“老院长”前边，一边倒退着走一边恳求地说：“我相信!我相信你们的每一句话了!真的啊!如果我们竟使你们觉得那么的可恶，那么的可憎，我愿代表我的战友们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请罪!可我也请你们救救我们，我们都不想死，我们都没活够啊!我们都是想正常地活下去的呀!”

    然而乔博士和“老院长”都不知该对她说什么，也顾不上对她说什么。

    在走廊尽头一个房间的门外，他们站住了。

    “老院长”低声对乔博士说：“这姑娘还不可恶，更不可憎。怪可怜的，你替我安慰安慰她吧!”说罢，进了那门。那扇门里其实是抢救室。四名红卫兵其实便是在那个房间活转来的。它等于是他们的“产房”。

    此时的肖冬云早已是泪流满面。

    她双膝一软，跪了下去，抱着乔博士的腿，仰望着他泣不成声地说：“博士，无论救活我妹妹需要我的什么，我都是肯的。我的血，我的五腑六脏，我五官和四肢，我的皮肉和骨骼!我想开了，我自己怎样都无所谓了，死活也无所谓了!救活我的妹妹吧!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她!”

    乔博士心为之碎，容为之动。他赶紧扶起她。他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一下，并且双手轻轻捧着她的脸儿在她眉心正中吻了一下……

    他无限柔情地说：“姑娘，上帝作证——我发誓，我将尽我的全力。因为能使你和你的妹妹活着，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更美好……”

    “希望……也包括我的两名战友……”

    “当然。当然也包括他们。我不会，不，我们全体，其实都不会对三十几年前的你们今天的言行太计较的。你们被变成那样不仅是你们的问题……”

    他又在她眉心正中吻了一下，之后也匆匆进了那个房间。在长长的走廊的另一端，有人也为博士两次吻肖冬云而心碎而动容——那就是赵卫东……

    他将自己的头在墙上狠狠撞了一下……

    肖冬云双手捂脸蹲在地上哭……

    赵卫东怀着满腹强烈的妒恨奔下楼梯，奔到楼外去了……

    李建国还在独自不停地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妒恨的痛苦有时超过于对死亡的恐惧。

    赵卫东也流泪了。

    夕阳温情脉脉的余辉，又一次慷慨地照耀这个不久前才被神秘地命名为“疗养院”，并且以接近高干疗养般的规格仅服务于四名红卫兵的地方。毛主席塑像、刷在墙上的语录、“服务”人员臂上印有“革命造反派”五字的袖标，以及胸前形形色色的毛主席像章，虚假地、戏剧化地延续着过去的一段非常年代。那一切如同一盘底片中混有一张三十几年前的老照片底片，并且被不经意地冲洗在别的照片相纸上了……

    这个地处郊区的神秘的“疗养院”，与2001年被商业时代的浮华包装得纸醉金迷的城市，形成着甚是荒诞的对比。之间十几里公路两侧，有几大片被水泥栓和粗铁丝圈起来的，并被高竖的牌子显示为“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在那几大片土地上，处处堆放着建材、砖和沙石；拔地而起的楼房的框架，像种种类类盼望着人为它们制作了皮肉进而才能获得生命的巨兽的骨骼。也有一排排门面低矮简陋的小店铺，外墙刷成浅粉或米黄的颜色。墙上还写着醒目的商品广告。字距和字行之间，按下着完整或不完整的脏手印，以及成心蹭抹得很长的横着的或斜着的脏鞋印。红卫兵赵卫东猜想得到，如果他有机会近看，肯定会发现干了的痰迹或手指抹鼻涕的证据。那缘于恶劣的习惯和另一种妒。一排排小店铺意味着是小家小户赚钱积财的实体。底层人发泄妒火的传统方式便是吐痰和抹鼻涕。红卫兵赵卫东对那一种妒非常了解。因为他是全校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他的照片总是贴在或名字总是写在各科考试的状元榜上，而他的照片和名字也曾被多次吐过痰抹过鼻涕。相对于成人所主宰的社会，中学生高中生们也全是底层人群。他们三十几年前发泄在校园里的嫉妒的方式，与成人社会底层人群发泄嫉妒的方式是一样的。正因为他们也是底层人群，所以他们最容易被号召起来造反，并且最乐于接受“造反有理”的口号。十几里的公路两侧，除了“经济开发区”和一排排小店铺(它们使人联想到穿着旧布新染的外衣，但衬衣衬裤没得换，线缝隐藏虱子的儿童)，还有仿佛连绵不断的摊床。一有车辆停住，摊主们雇的些个农家姑娘或少女，便蜂拥而上招徕生意。有那手头拮据的摊主，干脆鼓励自己的女儿们浓妆艳抹了去守摊儿。

    十几里公路两侧，也像城市的步行街两侧一样，涌动着商机和欲望。只不过与城市的步行街相比，十几里公路两侧，涌动着的是原始的商机和人初级的欲望。

    城市日渐旺盛日渐亢奋的生命力，通过公路向郊区野心勃勃地膨胀，刺激着公路两侧原始的商机和初级的欲望别出心裁不择手段地共生共存又激烈竞争……

    赵卫东站立在“疗养院”中那尊毛主席像下，望着城市的方向，自哀自怜的程度，犹如冤魂站立在通往阴曹地府的“望乡台”上，索望着自己被索命小鬼用铁链牵拽而来的阳间家园。

    他在心理上强烈地排斥那一座城市的存在。他完全不能理解，在一座很难看到一条政治标语，几乎触目都是经济口号和商业广告的城市里，人们怎么竟生活得那般无所谓似乎又那般的习以为常?倘整个中国都已变得像那一座城市一样了，那么他也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的现实。

    在他想来，一个国家政治内容少，那就像空气中的氧成分稀薄一样的呀!

    怎么普遍的人们会不感到缺“氧”呢?

    不整天呼吸政治这一种“氧”，人们的头脑又为什么而进行思考呢?在头脑严重缺“氧”的情况之下，人的头脑又何谈进行有意义的、积极的、严肃的思考呢?人的头脑倘不用来思考政治，那么人岂不是像动物一样，只须长着一颗头就够了，而不需要有头脑这么高级的东西了吗?

    红卫兵“长征队”之队长的头脑，对“政治”一词及其所代表的范畴时时处处的迫切需要，是“文革”开始以后才形成的心理现象。“文革”前他是全校出名的“走白专道路”的学生。“走白专道路”也就是不关心政治。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不得不明智地要求自己——得比全校乃至全县一切学生都更加关心政治，也得表现出比别人们高涨十倍百倍的政治热忱。唯此才能在政治面貌方面争得和别人一样的资格。他最初只想争取到那样一种资格罢了。并不敢奢望再多获得一点儿什么。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政治尽管对别的某些人很残酷，对他这个解放前小业主的儿子却似乎特别的慷慨和宠爱。他的口才使他不久便当上了县“红代会”的常委。而且，他的家庭小业主的成分，也由县“红代会”重新派人调查，重新划定为“贫农”了。多好的成分啊!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的成分啊!解放以后，他的父母因了“小业主”这一成分，人前矮三分，整天低三下四地过日子。可现在简简单单地就改过来了!既然他已经是县“红代会”的常委了，那么他的家庭成分当然应该是贫农而非小业主。事后他知道是省城一位“造反派”大首领指示必须那么做的。因为他是全县第一个公开刷出标语支持对方所率领的“造反派”夺省委的权的。他那样做仅仅是凭着一种像对考题一样的敏感反应及时地表现“革命”而已，本不存在什么非分之目的。而对方竟派了一名曾是省委中层干部的“联络员”，秘密来到在省里不起眼的小县城寻找到他，单独与他会谈了一番。那“联络员”三十六七岁，曾是前省委的一位处长，与李建国任县长的父亲同级。两个人会谈的全过程，心理上都是那么的不自然。在县“红代会”常委赵卫东这一方，坐在对面的不但是一位成年人，而且是他在当时那个年龄所见到的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在对方，他是全省最大的一派“造反派”的首领所重视的一名红卫兵小将。他前途无量，不定哪一天便会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成为省里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一位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所以他对那“联络员”诚惶诚恐，显得受宠若惊；而那“联络员”也对他恭敬有加，显得有意巴结。那“联络员”告诉他，省委已被夺权，原班人马皆成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命自己秘密前来的人，不久将成为新省委的第一二把手。还告诉他，未来新省委的第一或第二把手，希望他再有一些突出的政治表现，以作将来接管新县委大权，并进而到省城去为新省委担当重任的资本。“联络员”离去后，由“白专道路的典型”而红卫兵而“红代会”常委，因是“红代会”常委了，便由“小业主”的儿子而“贫农”的儿子的高三学生，彻夜难眠。他从而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对政治的态度。他想政治可真像一双钉鞋啊，若被一般的人穿了，不要说跑了，就是走一般的路，比如柏油马路、铺砖人行道、土路和山路，那也将是多么的不舒服多么的累脚的事啊!而且肯定会脚踝跌跟头磨出双脚泡的吧?但若被不一般的人穿了，情况却是多么的不同哇!只要是走在一条绝对正确的跑道上，即使不跑，即使只是装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样子，竟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人生惊喜在各个转弯处向人招手!是夜这高三的红卫兵更加认为自己是不一般的人了。既然自己是不一般的人了，为什么不索性大胆地穿上政治这双钉鞋，以不一般的姿态走出自己不一般的人生呢?被将要成为新省委的第一或第二把手的人所看重，难道还不证明自己是不一般的人吗?由此从前一向闻政治二字忐忑不安，“文革”开始以后对政治不得不表现积极活跃的他，打算全心全意地紧紧拥抱政治了。怎样才能再有一些突出的政治表现，积累配担当重任的政治资本呢?抄家打人构织政治罪名进行政治迫害那类事，是他的天性所不愿干的。他本质上毕竟非是恶人。他既惊喜于“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又挺信服恶有恶报的民间传言。左思右想，终于形成了也要长征一次的念头。当年的红军因长征而一举威名天下扬，彪炳史册；红卫兵之长征，不也等于是“文革”中的英雄好汉了吗?他越思越想越觉自己的念头英明，越感到头脑里产生如此英明的念头的自己不是一般的个人。便再也躺不住了，爬起来穿戴整齐，豪迈地大声朗诵毛泽东诗词《长征》，使他的父母闻而惊骇……

    他组织的长征之所以是秘密的，乃因他唯恐小小的县城产生太多的红卫兵英雄好汉。红卫兵英雄好汉太多了，自己的政治资本的分量不就减轻了吗?而肖冬云之所以成了长征小分队的一员，乃因他对她的暗恋。他希望她也能沾一点儿自己的政治光，使她的父母再沾一点儿女儿的政治光，早日从政治另册上除名。肖冬梅之所以成了长征小分队的一员，乃因姐姐的什么事儿瞒得过父母瞒不过她。李建国之所以成了长征小分队的一员，乃因肖冬梅虽然谈不上多么喜欢他，但他却几乎是她唯一的男生朋友。像许多花季少女一样，一个自己不太喜欢却也不太讨厌，但非常喜欢自己，肯被自己呼来斥去的男生朋友，是她心理上所需要的。在人前她对他特别冷淡，带搭不理的。那也是一种虚荣。朦胧模糊的性虚荣。能使她比较容易地获得某种满足。在人后她有时也对他挺温柔的，乐于将自己的一些秘密透露给他，以抵消自己在人前对他的冷淡。而李建国这名带头起劲儿地大造自己“走资派”县长父亲的反的红卫兵，一听说有长征这等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在秘密策划着，那还能不踊跃要求参加吗?他是向赵卫东递交了“血”书的。不过那“血”是用红墨水制造的。他的真诚当时使赵卫东极受感动。

    赵卫东之所以也批准了李建国加入长征小分队，不仅由于极受感动，也还是由于良心使然。他想若自己将来接管了新县委大权，那么李建国的父亲李县长就只能永远地靠边站了。他心底里其实同意全乡大多数民众对李县长的看法——基本上是一位热忱为人民服务的好县长。但县一级干部都被打翻在地了，竟仅留下一位县长是好县长，革命也没法儿向民众解释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嘛!只要是为了革命的大局，亏待了一位好县长就亏待了一位好县长吧!亏待了一位好县长，给予他的儿子一种获得政治光荣的机会，不也算挺对得起他了吗?尚未接管新县委大权的这一名高三红卫兵县“红代会”常委，当年认为自己很是具有些政治韬略了。

    他一旦紧紧拥抱政治，一旦义无反顾地往脚上穿了政治的钉鞋，他的一切思维就越发地政治化起来了。确切地说，是越发地“文革”方式起来了。最初体现为主观服从客观。逐渐地体现为客观完全地主导主观了。也就是说他的头脑中再没有一丁点儿高三学生从前的和自己的一般思想痕迹一般思维特征了，百分之百地是“文革”方式了。他那么思维不再像从前似的时有困惑和时不自信了。他觉得全盘接受“文革”的也就是当时的狂热思想和狂热思维方式，判断起现实中的一切人和事来，一下子变成简单明确的事了。用“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把尺子来分人分事，论人论事，对于他比用“代入法”解一元一次方程还容易。进而认为走政治人生比走“白专”道路容易多了……

    他们这支红卫兵长征小分队，每到一地，尤其是那些偏僻山村，既不但被待为贵客，而且往往被奉若神明。毛主席的红卫兵呀!不欢迎他们还欢迎谁们呢?怎么可以不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文革”指导聆听他们的政治说教呢?而每到一地，他也带头宣传“文革”的伟大必要性，慷慨激昂地号召当地村民，擦亮双眼，密切关注少则几十户多则百多户人家之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当那些村民也相互揭发和批斗甚至分成势不两立的“阵线”了，他们便带上他们认为是“革命”的群众送给他们的鸡蛋、红薯白薯、干粮咸菜和水，高唱着“造反有理”的歌又踏上长征之路了……

    他们的“革命”事迹，他全都桩桩件件地记在日记本上。当作“备忘录”妥善保存。他甚至独自想象过，他的日记，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县文史馆的宝贵“革命文物”……

    然而这一切今天突然都没了意义!

    仅仅因为他们的生命所不曾经历的三十几年的时间，就变成了荒唐似的历史!

    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冲决堤坝一泻千里的红色狂澜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在三十几年后的中国没留下一点儿痕迹似的呢?

    它又怎么会是荒唐的呢?

    当年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们到哪里去了?

    不可能被后来反对“文革”的人一批批消灭了吧?

    看不出中国三十几年中经历了大清洗大屠杀的什么迹象。

    那么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当然还存在着了?

    他们怎么能够容忍他们也像自己一样被视为不可理喻愚顽可笑的人呢?

    难道他们就没有为捍卫自己们的正确进行过任何斗争吗?

    毛主席不是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言以蔽之政治斗争“过七八年来一次，规律基本如此”吗?

    三十几年是四个七八年啊，他们不搞政治运动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不搞政治运动对于中国而言难道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值得搞的吗?或者他们也搞过，但复辟了的“走资派”们的势力太强大，他们一次次的都失败了?

    也许他们中有人转入“地下”了?

    也许他们中有人上山打游击了?

    在中国，哪一座山头是红卫兵们占据的红色根据地呢?

    ……

    从公路拐向“疗养院”岔道的路口，传来各种车辆杂乱的喇叭声。那儿一辆拖斗车的车斗掉在路旁的沟里，而车头横在公路上，造成了堵塞。

    一阵阵汽车喇叭声搅得赵卫东更加心烦意乱。

    其实，在他和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间，他自己第一个明白时代发生了巨变，而他们四个所熟悉的中国已变成了一页翻过去的历史上的中国。只要不是白痴，这一点明摆着。但是他不清楚自己们怎么就被那巨变的过程搁置在一旁了。听了乔博士的讲解，他终于解惑。

    然而他绝对地不相信他的生命正面临着什么危害。尽管他恐慌到了极点。

    他因发现不到适合自己存在的空间而恐慌。哪怕是小小的条件低劣的空间。他觉得自己“历险”过的那一座城市里不会有适合自己存在的空间。他与它格格不入。它也显然排斥他。那么这个叫“疗养院”的地方就适合自己存在了吗?倘中国竟为自己保留了这么一处占地颇大，环境不错的地方，那倒是自己的幸运了。院子里有几十株粗壮的杨树，在其间踱步和思考绰绰有余；沿内墙栽种的各种花开得也正美艳，足以赏心悦目；还有篮球场单双杠，可供锻炼身体。更主要的，这里有他曾打算终生紧紧拥抱住的政治的元素。但——“疗养院”不是疗养院啊!这里呈现的政治元素全是假的呀!正如《西游记》里的假西天不是西天。若离开此地自己可该到哪里去呢?就算自己宁愿留在这不真实的地方，又凭什么资格像寄生虫似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比一撮毛，被从一张皮上抖落了。而那张皮不再是从前的皮了，它改变毛色了，并且连每一个毛孔的生理状态也改变了。他附着不上去了。即使勉强附着上去，他的毛根也扎不进那张皮现在的毛孔里去了。而他又寻找不到另一张皮可以附着可将毛根扎进毛孔，通过吸收皮下血液滋润自己的色泽和柔韧度。是的，他首先因此而恐慌。这一点也是他最大的恐慌。其次他恐慌于他可能失去他的三名战友。确切地说，他恐慌于他可能失去他的同类。不，不是可能，失去几乎是肯定的了。既然他不相信自己会说死即死，当然也不相信他的三名同类会那样。他并不因将会在生命关系上失去他们而恐慌，乃因将会在政治依存关系上失去他们而恐慌。只有三名战友啊，只有三个同类啊，失去一个就少了三分之一啊!肖冬梅不是已经等于失去了吗?才短短的四十几小时里，她就被院墙外的现实“洗脑”了，似乎与长征小分队这个曾何等紧密团结的政治集体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而且敢于公然反驳、抢白和顶撞他这位“思想核心”了!而且还认了一位干姐姐!而且还与那位干姐姐难舍难分的了!他竟恨恨地想，她果真丑陋地死去才好!既然不再是自己的同类，既然背叛了自己，那么他又何必浪费自己的感情关心她的死活?他一路上之所以像关心小妹妹一样关心她，乃因那是政治关系的要求、责任和义务。非政治关系的责任和义务，也配再是责任和义务吗?也值得再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吗?李建国分明的也靠不住了。瞧他吓成那种歇斯底里的样子吧!显然，只要给他一粒小小的药丸，对他说：“忏悔吧!忏悔了，这粒药丸就能保你的命!”那么他准会激动万分，不但忏悔，而且大骂“文革”和红卫兵是罪恶横行!肖冬云呢，这个他暗恋的初三女生呀，这个他唯一认为可以也值得在政治关系所确定的感情之外，再多给予些俗常的男女感情的姑娘，她怎么竟容忍别的男人将双手放在她肩上?!怎么竟容忍别的男人用那么温柔的目光望着她用那么温柔的语调和她说话?!甚而竟容忍对方拥抱了她吻了她?!

    他在走廊里看到那一幕时，他的唇刹时火烧火燎地疼痛起来。从他那个方向，只能望到肖冬云的背影。他见她被乔博士拥抱时，双臂软软地下垂着。她的头向后微仰，但那并不意味着是躲闪对方的吻，而似乎是主动地翘起下巴，以便将整个脸庞奉献给对方。她那种姿态的背影，使他认为乔博士吻了她的唇!

    所以他感到自己的唇火烧火燎地疼痛……

    她为什么那般地顺从呢?

    为什么不推开对方呢?

    为什么不狠狠地扇对方两记耳光呢?

    啪!啪!左右开弓，响亮的两记耳光——那才是他应该看到的情形应该听到的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