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贴在我们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侧的大红字标语。证明着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思想意识中明确而又远大的使命感。

    十七岁的我，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发育不良，还没长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肿虽以消退，对饥饿的印象却镂刻在大脑皮层上。如同纤纤少女般瘦削单薄的肩膀扛着一颗自以为成熟了的头。全中国和全世界装在里边儿。它仿佛随时会被种种热忱和种种激情一下子鼓破。

    陈家全平百米世界记录－－美国四十多个州的数万公众在白宫前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向欧阳海学习！－－向王杰学习！－－向钢铁战士麦贤得学习！－－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儿子阮文追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儿贞姐学习！－－参加反对“日韩条约”的集会－－参加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集会－－参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诚地接受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学大寨支农－－学大庆支工－－学军时刻准备狠狠打击敢于来犯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学习李素文，争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亲爱的同志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正在灭亡……”

    “我是一个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们便会有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传板上，画着毛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并肩站在一起的油画；画着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切握手的油画；书写着醒目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阿友谊万古长青”、“美帝必败、越南必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

    阮文追、贞姐取代了我们内心里卓娅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焐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着，形象，具体，深刻。补充以其它各类“忆苦思甜”活动，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

    由小学生而中学生，仿佛一下子有永远也参加不完的运动等待着我去参加，有永远也学习不完的死了的或活着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要求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去学习。我乐此不疲。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全部体现在我身上。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使我铭记不忘的运动我不过只参加了三次：大炼钢铁运动——我将家里的一口小铁锅捐献到学校去了，害得母亲以后只能用一口大锅又做饭又炒菜。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我和我的同学们组成宣传小组，在公共汽车上和试点商店中宣传无人售票售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觉将钱投入投钱箱就下车或拿了东西大摇大摆离开商店的人批评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觉悟太低，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共产主义才迟迟不能实现。不久那些试点公共汽车和试点商店便一概取消。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

    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举。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的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认为应该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话题一转便问：“他卢叔，你能帮我筹借些钱么？你大侄子的住院费……”

    “这……”卢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帮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数难逃蛙！”

    “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母亲复叹口气，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中央那么多大干部，就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议提议，先别搞运动了，先就灾要紧啊！”

    “不是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我说的三家村是吴南星那个村……”卢叔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么星？共产党不是反对迷信么？还讲星相啊？”母亲被卢叔的解释搞得愈发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瞧着卢叔，以为他又喝醉了。

    卢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没醉。

    “听了半天你也没明白！吴南星是个人，写了本书叫什么《燕山夜话》，报上批判说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卢叔努力要使我的没有文化的母亲明白而且相信，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

    “《燕山夜话》不是吴南星写的，是邓拓写的。”我对卢叔的话加以纠正。

    《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

    “你一个小孩子掺什么言！”卢叔因为我指出他张冠李戴的错误，有几分不高兴，训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辩，饭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窝头，离开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旧报中翻找到使卢叔对我母亲发表了一通预言的那份《北京日报》。

    果然，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竟占了三个版面！

    那一张报纸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浏览那篇文章，卢叔不知何时离开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声大嗓地说：“姜大哥，读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哈尔滨晚报都没订，哪儿读《北京日报》去？”姜叔家传出姜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会你看看！”

    “不看，没那闲工夫！”

    “马大哥，马大哥在家么？”卢叔又转移到马家窗前。

    “什么事啊？你满院大呼小叫的？”马家窗前，出现了马叔瘦高的身子。

    “你这大知识分子，该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吧？看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看过了啊。”马叔不动声色。

    “有何见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场什么政治运动了呀？”卢叔总算找到了一个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马家的窗台。

    马叔也扫了他一大兴：“无可奉告，我是个不谈政治的人。”

    卢叔识趣地从马家窗台上蹦下来了。

    张叔踱出家门，调侃的地说：“你卢二爷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政治了呀？”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张叔继续调侃道：“你别假积极，要是再搞场什么运动，说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卢叔嗓门更高了：“我卢二爷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顺的工人阶级了，总还没被开除无产阶级队伍吧？起码谁也得承认我还算个流氓无产阶级！只要我还沾着无产阶级点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绝对不忍心整到我头上！”

    “好！说得有理！”张叔哈哈大笑。

    卢婶从屋里走到马家窗前，拽住卢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边说：“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灌了几口马尿，就东家西家地扯闲篇，让人讨厌不？”

    卢叔被扯将回来，见我还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发呆，不无遗憾地嘟哝：“全院就你这么一个关心政治的！亏咱们这院还是个‘四好’院！”

    姜叔随后跟过来，说：“得了吧！张口政治闭口政治的，好象你是个政治局委员！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头，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盘棋来，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杀几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一盘！”

    “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

    于是他们就下棋。

    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马叔和窦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于邓拓和吴晗两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们遗憾。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将！你死棋无解了！”猛可地，听得卢叔满怀胜利喜悦大喝一声。

    春天的晚风习习吹拂。院里那棵老榆树轻轻摇晃着满枝肥嫩的榆钱儿。月亮在人们不经意间升起来了。向我们的大院慷慨地洒下如水的月光。憋闷了一冬季的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愿呆在家中。

    两个棋迷又重新摆开了一局，张叔不知何时凑在了旁边，喝五吆六乱支招儿。

    女人中传来了母亲不很舒朗的笑声。

    我很久没听到母亲笑了。

    连平时不太合群的孙叔也迈出了家门，自言自语：“今晚院里好热闹！”说完，转身进屋了。一会儿搬了把椅子又出来，坐在自家门口，手捧着半导体，戴着耳塞，不知独自听什么节目。

    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院里其他孩子们聚在马家窗外，静听黑管和小号的合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在院里悠悠回荡。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夜晚，是我们院所有人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和睦的，友善的，安宁的，愉快的夜晚。

    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