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

    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

    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愿错过机会。

    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

    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他妈的！”

    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

    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

    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

    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

    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

    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

    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而发的。”

    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

    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一齐走到二楼小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

    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

    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讨的，要检讨你们自己检讨！”

    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

    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欲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

    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不得花钱住宿，在火车站过夜。问何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

    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

    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

    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

    这才对劲。

    否则，大不对劲。

    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