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们，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当然，那句话也只有出自一个受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约制力。

    为了这一点，和由这一点使我从生活中领悟的一个道理，我感激茹志鹃老师。

    与黄宗英老师相识，比与茹志鹃老师相识晚两天，因为开会的前两日她未到。

    我是在楼梯上见到她的。我上楼，她下楼。她怀中抱着一大摞红彤彤的塑料贴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掉了几册，我替她捡了起来。

    她道了谢，问：“买一册吗？”

    我说：“不买。”

    又问：“为什么不买啊？”

    我说：“有了。”

    她说：“有了也肯定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第一批塑料贴面的啊！”

    我想：这人可怪，我不愿买，干嘛非动员我买啊！就答：“那也不买。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说：“回答得好。他们叫我帮忙卖，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天了，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

    我说：“谁尽这份义务，都会感到扫兴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说：“看来我只好‘完璧归赵’，给会务组送回去了！我就对他们说你刚才那句话吧——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买非常对，一楼正在卖新书，莫如省下钱多买一本没买过的书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转身下楼。

    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句：“黄宗英！”不禁站住，见一个人在同她说话。

    我恍然大悟——热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推销员”，竟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

    我至今仍不确知她的年龄。但当时肯定已五十多岁了，却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女性，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她神采奕奕，焕发着一种似乎永不会被生活的砺石所磨灭的热情、爽朗和乐观精神。

    在大学里，我读过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后，曾有意识地翻阅各种旧报刊，寻找她的作品当范文读。她讨论时发言很踊跃。我从她当时那些发言中得出结论，她是位非常重视深入生活的作家。

    记得她当时曾这样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争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条蚯蚓钻入泥土中一样。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和许多事，实在是太令作家激动、太令作家感动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国，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去！……”

    于今重新思考她这番话，我仍认为很有道理。无论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作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学功力和才情这两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拥有多少生活底蕴，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创作园林”，决定作家将取得多大的成就。

    会议结束后，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请她给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们，讲讲报告文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但又怕她会拒绝，使我“下不来台”。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讷讷地向她提出了请求。

    她说：“哎呀，这可不行！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我真没那么高的水平！”

    我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很喜爱读您的报告文学，我是在代表他们请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说：“你好像还诚心诚意的？”

    我说：“是诚心诚意的。”

    她犹豫着。

    我又说：“您放心好了，我们会组织得很有纪律，绝不许任何一个同学跟您捣乱。”

    她说：“我倒不怕这一点。大学生们和一位作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无非是提出几个使我为难的问题。那我就来一句‘无可奉告’，他们还能如何呢？”

    我说：“您答应了？”

    她说：“并没有啊。”

    我说：“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这诚心诚意的样子也真叫我感动了，不是装的吧？”

    我说：“不是装的。”

    她终于说：“好吧，我答应了。不过得给我几天时间准备准备。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就给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讲课那一天，上午七点多钟，我与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坐了一辆吉普车去接她。走进院子，见她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聚精会神地思考什么。

    她讲的很出色，许多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了，总共三百余人。

    我记得她讲到细节问题时说：“什么叫细节？细节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项链，这串项链要与别人的不同，你起码得有几颗是你的‘珠子’。一颗珍贵的珠子能使一串项链熠熠生辉。一个好的细节能使一篇作品读后难忘。”

    还记得她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占领中国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养了一条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个篮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铺子前一蹲，铺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鸡鸭鱼肉放进篮子里，不敢怠慢丝毫，几年如一日。而那日本军官是从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驯顺得很，并不像有些电影里那样，见了中国人就龇牙咧嘴。但每一个中国人却避之如避猛虎……

    举了这个例子后，她说：“这段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细节的艺术魅力在于，那个日本军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费笔墨去写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飞扬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写得非常之驯顺。而中国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写得淋漓尽致。数年如一日啊！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听了她的讲课，都觉得受益很多。

    其后，我又带着《北方文学》的一位青年编辑到她家中向她组稿。

    黑龙江省是有对不起黄宗英老师之处的。某一年举行全省业余文艺宣传队大汇演，我们兵团六师宣传队演出了一个小戏。恰值黄宗英老师在哈尔滨，观看了，很高兴，就说了一些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业余创作，肯定和称赞那个小戏的话。后来有人指出那个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予以肯定和称赞，当然是“别有用心”。成了一条“罪状”，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北方文学》那位青年编辑，顾虑有这个前嫌，宗英老师会不待见。见面后，宗英老师却只字未提当年无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编辑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师说：“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对于批判过我的青年人，我尤其应该原谅。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作了一些错事，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识的。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前一时期“清查三种人”，有些人就翻老账，谁谁谁“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或者贴过我一张大字报，恨不得就将对方推入“三种人”的圈子里而后快。干嘛呀！“文革”都过去快十年了！要记一辈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岁时，骂了你一句“狗东西”，往你头上戴过一次高帽，便没完没了，何报复之心若此呢？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这等小肚鸡肠的，我看民心就要失尽了！幸亏我们的邓副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么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邓运动”中，十亿中国人个个表现如何？真若这样搞，岂不是举国上下又搞个“鸡鸣狗跳墙”么？简短地说，毕业时，我到宗英老师家面别。

    宗英老师主动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亲戚没有？”我说：“没有。”

    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

    我说：“没有。”

    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

    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欲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

    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

    我实告之。

    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的信？

    我说无有。

    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

    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迹！”

    说得我也笑了起来。

    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

    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

    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

    我撒谎搪塞过去了。

    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

    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时时有人转话给我：“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黄宗江说，晓声是不是有了点名气，就忘了当年自称是黄宗英的学生，在我黄宗江家里吃过饭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篇文字完成之后，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说不过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税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本应是块“净土”，但素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折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蝇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在北京站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大厅二楼的洗漱室洗了脸，像个“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

    我想，我这个未来的北京公民，今天无论如何得在北京找到个住的地方。我不能接连三天都像个“盲流”似的在火车站栖身。那也太对不起我书包里面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与他们在北大荒相处时，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北京公民，也就从来没有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住址。

    猛然间想起木材加工厂一个北京知青曾对我说起过，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栅栏的一个什么鞋帽商店当售货员，决定去碰碰运气。

    大栅栏有好几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询问。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这么找人真难找。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

    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

    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

    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

    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

    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

    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

    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

    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

    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

    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