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齑粉，也还好办一点，但是我要写作，要发表，这就难了。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反而对于在高校作教学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记得我1958年下乡前看过一部日本影片《姐妹》，仅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我与他见了面，加上参加读书会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新疆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总是拍板。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却又不仅仅是为了写新疆，决定去新疆与写出新疆写好新疆之间应该有不短的距离，何况我的写作还有先验（无待创作与作品检验）的致命伤残。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明雨雪，我渴望爱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与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这是一本更伟大的书，为了读它，我甘愿付出代价。

    我给芳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找到了芳，芳说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欢新疆的歌舞。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几首新疆的维吾尔风味歌曲在各地流行,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个全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的举办。“咳，我们尽情地跳动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下面本应是过门“多多多多拉多拉，骚骚骚骚骚拉多”，但唱多了孩子们便唱道：“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大家会笑成一团，但决不是解构而是快乐无边。另一首叫《伟大的毛泽东》，我从妹妹那里学到了，用汉语标上的当地的维吾尔语歌词：“巴哈米孜能巴哈班尼达黑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使懂一点维语的瑞芳的同学皮云凌大吃一惊，她是独自一人从新疆来到了北京上学来的。由于她的积极，她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后来却在天津上大学时划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来，一言难尽。

    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去新疆一个是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民族团结啦，伟大祖国啦，美丽的边疆啦什么的。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州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

    黄秋耘则叹息良久，劝我至少先不要带家属去，以留退路。他吟诗相赠：“……文章与我同甘苦，肝胆唯君最热肠……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作家乡。”我想的则是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敢于全家一举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自己负一切责任，不会吃后悔药，也无颜怨天尤人。

    秋耘主动提出要借给我钱，支援我的远行。王谷林同志写信提醒我这种情况可以向组织申请一点补助，我申请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补贴，在当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是毕玲，是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吴学谦的爱人，而人事处长，批钱的，是总工会领导李颉伯的爱人。怎么能说不是到处都有贵人保佑呢？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爱护仍在人心。王蒙回忆起来，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敢忘记。

    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钟先生家里有一些书法竖轴，其中有一幅写的是诗，描写一种朦胧的情感，黄秋耘一边读一边叹道：“赵慧文（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人物），赵慧文啊。”而我已觉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飞向天山脚下。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咳，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汉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确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读书会上就向有关领导提出来了。先是刘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国作协也支持并协助完成调动手续。证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对韦君宜同志说，这也是“穷则思变”。当时批判主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种说法给人一种越捉摸越没辙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地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在北京日报工作，是一个极其积极热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学的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但是区里没有批准，显然是因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为了给我们饯行，忙了一个通宵，在狭窄的房子里堆满各种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我们到新疆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我感谢他们，却也感到他们的天真和——对不起，我说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几近张扬。我觉得他们仍然保持着习惯性的高调。他们用的语言大致仍然与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后来我得知，北京日报一批帽子人士包括丛维熙的进入大墙，与副班长有关，也许他只是天真烂漫？而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而郑兆南在文革中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

    为出席郑老师的饯别晚宴，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的家属院，我顺便看望了一下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间门房，大约七平方米，东西叠着东西，家具压着家具，人也几乎摞上了人。那是一个沙丁鱼罐头式的家居。那样的日子不应该忘记。

    对于去新疆，我与芳也是极其兴奋。出发前我在王府井一个牙科诊所修补了牙齿，买了一件中式丝棉绵袄。芳则一件大衣和一条呢料裤子，与她的母亲、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们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发赴乌鲁木齐。无直通车，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烧，（由于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适，但含油如此之多又显示了农业形势正在迅速好转）再坐四天三夜火车，缓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轧实的兰新路上。张掖武威，乌鞘岭红柳河，嘉峪关玉门，这些地名就让我激动不已。我吟诗道：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架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

    我到达后，把一些诗寄给了原师范学院的同仁，他们回应说我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呢。

    三十二、红旗如火

    我受到了新疆自治区文联的同志们的很好的欢迎和照顾。我分到《新疆文学》杂志作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文艺单位，我们最初住在南门，离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剧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河剧院都很近。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这些剧院里看演出，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虽然是北方人，仍然觉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议，去厕所或者公用自来水龙头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无时不在打滑，因为道路好像千层玉面峰糕，一层雪（然后部分化成水然后成冰）压着一层冰雪，每层冰雪上再有一层黑渍，这黑色主要来自煤炭，乌鲁木齐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烧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烟煤，到处是黑烟袅袅。人们开玩笑说，在冬季，乌鲁木齐的麻雀也是黑褐色的。尤其是自行车，在冰雪上骑，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细沟——车轮轨迹，后轮入沟，晃悠一下可以挣扎出来，前轮入沟入轨，就只能摔倒。对于儿子山、石来说倒也不错，他们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

    而室内温暖胜春。生土胚做的火墙，砖砌的炉灶，洋铁烤箱，陶瓷温水罐，炉火熊熊，炉风呼呼，窗玻璃上冻着厚可二十毫米的霜花，我甚至从中悟出了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是用冰建成的的道理，小学课堂上想不通的事，一到新疆就解过来了，在绝冷的室外气温下，冰房子不会融化，而且冰房子的保温性能超过了其他。

    那时的乌鲁木齐也特殊情调，橙红色调的大楼，比荷兰流行的建筑的橙色还艳，市民的土泥顶子房屋，洋铁皮顶房屋。尤其是到处播放着的维吾尔歌曲，十分地不一般。购物用公制，买一斤肉不说买一斤，而说买五百公分。民族特需物品：乐器，花帽，负，铜壶，地毯与毡子，还有莫合烟，这时我才知道，苏联小说中所写的马合烟，就是新疆的莫合烟。我想起了特瓦尔陀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其中一段极其精彩：“战士的马合烟/就像战士的妻子/又苦、又辣，又凶恶/让你满是眼泪/但是你须臾不能离开她……”

    我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算是富有挑战意识的，敢于挑战自我也敢于回应挑战。我敢于做出决定，我也有文字感，语言感，思想感，我还有游水的爱好……同时，我也是旅游迷，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几十年，我想看一看，知道知道，尝尝各地各时各种各个的滋味。与旅游二字相比，我更喜欢的词是“漫游”。漫游更放松也更自在甚至更诗意。我时时梦想着成为一个漫游者。即使在激情如火的解放初期，我看到一幅国画，比如什么听松图，观瀑图，卧石图或者钓雪图——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嘛，我就会产生一种漫游的冲动……我为此感到过苦恼，觉得自身的情调太酸腐。人生也罢，时代也罢，历史也罢，祖国也罢，世界也罢，成功也罢，挫折也罢，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是漫游范畴，审美范畴，认识范畴，享用或消费范畴。这最后的说法可能有些令人不习惯，乃至觉得刺耳。在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经历一些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件与地域的时候，我常常沉醉于体验、欣赏、惊喜、新奇与好奇。这可能是我的毛病，使我与一个好的工作者、实践者、办事者相差一道门槛：我在入乎其内的时候又常常神游物外。恰恰是在发现了周围事物的陌生以后，我欢呼的是世界与人生的丰富与快乐：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不会白白糟蹋，永远要观察与谛听，品味与汲取，铭记与回味，编织与延伸，赞美并且叹息。呵，这种八面来风，受用不尽，故国如画，踏遍青山的感觉真好。

    价值判断会因人因时因地因背景而异：拿我来说，少年辍学闹革命当干部，青年戴帽，中年赴疆，还断断续续地担任和不担任点什么什么职位，从价值意义上，福祸短长，优缺强弱，成败利钝，清浊高低……可能看法说法论法不一，各种说法看法论法会因时因地因人因潮流而异。但是这一切选择与命运的旅游漫游意义，绝无疑问。人就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做百样事，懂百样道理千样行当万种风物。老王就是游了太多太多，看了太多太多，开眼开了太多太多，探险探了太多太多，获救获了太多太多，遇难遇了太多太多，呈祥又呈了太多太多，才成了今天的老王的。我观了景，我审了美，我碰了壁，我有见又有了点识。我陶醉，我歌唱，我少年得志，我低头认罪，我落入泥沼，我凌风抱月，我入地狱（我不入谁入？），我上天堂，我狼狈憔悴，我富贵荣华，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到新疆给了我多少漫游的趣味、快乐和启迪！我带着小金鱼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我登大雁塔而思唐玄装与极其务实的猪八戒。我观冬日长安而念汉唐盛世。古人吟道：长安不见使人愁。王蒙曰：长安不过是过路的一站，长安过客，还要远走天山。我咀嚼漫长的河西走廊，金张掖，银武威，嘉峪关，红柳河。我欣赏秦岭与八百里关中平川。我喜欢火车钻山洞的威严与一下子走出了山洞的豁然开朗。我喜欢车轮打在铁桥上的铿锵，与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都1958年了，我在运动里出了事儿了，我还想过我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做火车上的侍应生，每分钟都经过一个新地方，每次列车都见到一些新乘客，每一站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永远行进，永不停止。

    到达乌鲁木齐之后，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然后是建筑，是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是模仿塔什干风格的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是南门外的大清真寺。是铺面的从右到左的横写维吾尔语招牌。是各个会议上的翻译过来再翻译过去的开法。是文联的俄罗斯族清洁女工娜塔莎。是上厕所如登冰山。是各家堆着自己的煤山。然后是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有时候达四十度的严寒，是冰雪之神，是炉火之花，冬季的室内炉火轰轰地响，一间屋就像一个火车头。维吾尔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有这样的智慧和表达的民族有福了，我怀着怎样的热烈与维吾尔人相会拥抱！世界真奇妙，大地真奇妙，我从来如此感觉。

    我到新疆几天后就去看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牛其义同志。这话要从团北京市委书记张进霖同志的关心说起。我决定了去疆，张进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里看我，不但看望，而且当场给与他一同出过国的原新疆团委书记牛其义写了一封信，说是“我们的年轻的老干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他的情况他会向你汇报，请多加关心鞭策帮助……”内中含义，无需演绎。

    张进霖的送行，还谈了另一个主题，就是我应该争取重新入党。

    他的送行，他的关心，他的话题，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也可以说是人心难测，但不是从负面意义上而是从极正面意义上，从最好的意义上理解这个难测，叫做好心难知。正像生活中有难测的陷阱与地雷一样，生活中同样有平时无意显山露水的的好意与援手，它准备着，必要时或适合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及时雪里送炭。这就叫人心自有一杆秤。这就叫好人必有好报。在一个严酷的时期，在恶斗成风之时，人们会掩盖自己的善良而仍然行其善良，正像有的人会掩盖自己的丑恶，而终于会暴露出自己的丑恶一样。

    不用说，牛秘书长对我极友善，事后，牛秘书长甚至向文联打招呼，说是张进霖同志告诉他，应该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重新入党之事。不久，牛其义又建议我去吐鲁番看看。于是编辑部安排我去吐鲁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去采风。

    去吐鲁番的中间站是达坂城。达坂是维吾尔语山意思，但是达坂城是一个回族自治村。我想起了歌曲“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到了新疆，就到了歌曲里，漫游之旅也是歌曲之旅。

    吐鲁番的每一处每一人每一景都让我感到新奇和雀跃。我看到了冬暖流夏凉的纯土（泥）质拱形圆顶大屋子。我看到了晾晒葡萄干的通风土房。我看到了长达几百米的大葡萄架。我看到了坎儿井。我拜访了地质队。我拜访了种植葡萄的专家、我像欣赏新编交响乐一样地欣赏人们讲说的维吾尔语。我吃高梁馕和包谷馕。我长途跋涉到了正在施工的塔尔郎大渠工地，与农工一起用餐一起跳舞。我独自一人从工地沿铁路走了6个多小时，从晚饭后开拔，一直走到将后半夜。需要我警惕的只有狼只。我奇怪我已经这样有胆！自视越低，胆子就越大，越像个男子汉。毛主席说过高贵者愚蠢，卑贱者聪明的断语，至少是语出有因。而我要说，高贵者怯懦，卑贱者大胆，绝对如此。并愿一切高贵者、走向高贵者、梦想高贵者们引为警惕。我到达了三个月内只有两个乘客的夏甫吐拉（意为桃子）小站。由于这里难得有旅客，我的到达获得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不但给我绿叶牌香烟吸（此时我已略能吸烟了），而且给我煮了卧鸡蛋的挂面。而且，他是北京老乡。在新疆一切漫游都是那样地神奇，如同进入了童话故事。

    不久，我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王谷林同志对我很好，据说他还曾推荐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同时他的领导意识也是当仁不让，一篇小文，他一会儿让你这样改，一会儿让你那样改，高屋建瓴，好为人师。但是我仍然高兴得无边无际，我来新疆是来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