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轮到区委，车夫确实表达了对于区委的敬意与拥戴。）与老同志们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馄饨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吆喝也是诗。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声，叹息良久，而且说从“炸丸子开锅里”感觉到了王蒙的特点。或许应该是：诗意与平凡，入世与出世，小与大，俗与超脱，有与无，骄傲与谦卑，灵界与人间……

    至少，这不是一个直奔主题的小说，后来，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位小领导批评说《组》里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例如，林震与赵慧文长谈后，提到广播节目的变化的文字便属多余。我能说什么呢？

    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对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作为同样的青年，作者对林震二十四个同情，作为干部，作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儿科、爱莫能助，却又为之长太息以掩涕。林震说什么党是心脏，心脏里不能有尘土，所以党的机关不能够有缺点。笑话！这样的天真烂漫或者幼稚可笑，这样的十足废话毫无意义，作者写的时候未必不明白。然而，这是愿望，也是我们的审美幻想，审美对象。生活中缺少现实感的东西也许在审美中更加迷人。我们善良，我们天真，我们的愿望常常不能实现，因其不能实现就更要写到小说里。不是吗？在病历上、诊断书上、条例上、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上与法律上写不进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写在小说里吗？

    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它是我的另一套应该叫做心语的符码。它是我的情书，给所有我爱的与爱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没有我了，留言还在，这么一想已经使我热泪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点燃灯火时，看到绿草发芽或者山桃开花时许下的愿。它是我献给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对自己，对青春，对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对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机遇与伟大的世界，对于大地和江河山岭，对于日月和星辰，对于万物与生命的一种感恩，当然不无自得，不无飘飘然。它是我的问号，惊叹号和逗点。一个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一个被历史所娇宠的天选人材、少年意气的共产党员，才会有这样的倾吐，这样的诗篇，这样的坦露心扉，这样的心灵絮语，或者硬起头皮说出来吧：这样的文学撒娇。

    所以毛主席说了作者有文才。当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来。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将此作收入到意识形态挂帅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于伦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中的时候，在反共主义的激动中仍然没有忘记说了一下：王蒙的小说有一种Differentstyle——不同的风格。是不同啊。比较一下那一年与王常常被同时提起的发表了影响甚大的“揭露阴暗面”特写的另一位写作人吧，与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极端对立，一念之差换转过来就万事大吉的对于生活的审理与判断相比较，或者哪怕是与苏联的奥维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么地不同啊。

    然而，与极其敏感又极其重要极其政治的题材相比，它的作者还是太年轻了。小说说不定与他本人一样有营养不良与发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马克思说得多么好啊，无产阶级要用大炮来批判旧世界，叫做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学也心仪革命的悲壮与浪漫，道德完成与自我牺牲。青年爱文学也爱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有时候还成为主力。革命使苦闷的、燃烧的、急躁的与诚挚的青春目标明确，阳光灿烂，想到就做，透体充实。然而革命也不会永远欣赏青春的空洞与摇摆，偏激与狂热，眼高与手低，脆弱与情绪化。而青春呢，当它发现革命的实际非常实际，革命的浪漫并非永久，革命的应许并非毫不走形地兑现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儿几个设想的革命梦并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时候，它会咕叽些什么呢？它会闹腾些什么呢？它会神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呢？

    那么，给他们几篇像样的小说读读吧。在一个全民欢呼好几年了的伟大崭新的地方，让我们也听一听各种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潜流一般的声音吧。

    这就是时过半个世纪，作者本人对于Differentstyle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