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正道（正规、正常、正直之道）治理国家，以出其不意的非正规非正常手段用兵取胜，这都是对的。但真正要做更大的事情，要取天下，就得“无事”了。就是说，要以无为、少生事、简化为政手段取得天下的信赖。

    我为什么说要这样治国用兵取天下呢？原因如下：天下的规则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穷困。人们的利器（奇货可居的物品或有杀伤力的武器）越多，国家的政治就越昏乱黑暗。人的奇巧淫技越多，怪人怪事怪物品怪现象就越多（离大道越远）。法令越是严苛烦琐发达，作奸犯科、为盗为贼的就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不做什么而民众自然有所教化。我好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民众自然走上了正道。我不生事，不没事找事瞎忙活，而民众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野心，民众自然淳朴淳厚。

    老子并不是什么作为也不允许有，他主张以正道治国，以奇道用兵。这也很好。治国是对待本土的百姓，必须用正道，不能耍花招、动计谋、搞伪装，闹什么出其不意。治国应该正正派派，端端正正，实实在在，光明正大。用兵则不然了，只有用另类手段，用敌人想不到的办法，用匪夷所思的怪招，才能取胜。这里老子甚至可以说有分清两类矛盾的含意在焉。

    然而，正道也好奇道也好，都还是具体的道，是小道，是局部的道，而取天下，想统一中国，就要大道了，只有用无事无为的大道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信赖。

    以无事取天下，听起来很精彩，很高雅，很智慧，很道德也很美丽。可惜古今中外这样的范例不太多，倒是有这种情形，两个能人争得一塌糊涂，难分轩轾，最后果实落到了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基本无事无言无意图无倾向无人知晓的人手里。

    反过来的例证倒是不少，有些多事之人、多事之君、多事之臣，他们的励精图治的多事足以坏事败家、亡国亡头。

    例如秦始皇，多大的能耐，多么有作为！统一六国，巡视四野，书同文，车同轨，修长城，筑阿房宫，整顿思想，消弭兵器，图万世基业，却只传到了二世！

    明朝的亡国自缢之君崇祯，也并非昏庸懒惰之辈，他素称宵衣旰食、心细如发、勤政罪己、增税除逆，他雷厉风行，清除魏忠贤等阉党势力，也曾被欢呼拥戴，却终于灭亡。

    计划经济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的不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计划经济是何等辛苦，何等负责有为！在一定条件下计划经济并非一无可取，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靠一个计划来解决民生与发展国力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事必躬亲的领导、不相信下级与百姓的领导、不允许下属有任何创意与变通的领导，必定是累死却不讨好的领导。刚愎自用的领导，是注定要失败的领导。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提倡的无为取天下，还是有他的特殊见地的。

    生活特别是政治中常常出现适得其反、泼油灭火的情况，老子早早发现了这一点：规定越多越过细，民生就越困难，百姓就越贫穷。各种财货宝贝越多，反而越是争了个昏天黑地。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越高，不靠谱的事就越多。法令越来越严格，违法的罪犯也随着增多。

    老子关于利器、伎巧、奇物、难得之货等的说法，拿到今天，倒是可以引申到另一个角度，即一个社会不仅要注意发展生产与效率，还要注意分配、社会公正与人民的教育，注意道德规范与应有的约束与自控。类似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的。

    老子关于法令越发达犯罪越多的发现，有颠倒原因为结果的问题。因为毕竟不能说法令乃是犯罪的诱因，不能说技术是假冒伪劣的罪魁，也很难说利器、好用的或值钱的货物以至武器本身造成了昏天黑地的局面。忌讳多了使人贫穷，倒是容易说得通，因为你捆住了百姓求生存求富裕求消费的手脚。

    但是这说明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执政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仅仅通过控制、管理、禁止、设防等手段，是达不到有效执政的目的的。对于没有把握的举措，宁可失之于少，不可失之于多；宁可失之于迟慢，不可失之于急躁、失之于轻举妄动。执政者应该研究更深刻更本质的原因，应该采取更多的治本的举措。例如法令太多或太少，都不应该是产生盗贼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应该从分配的公正性与百姓的教化程度、守法程度，以及执政者的身教状况即奉公守法状况方面去寻找、研讨。

    无为，民自化；好静，民自正；无事，民自富；无欲，民自朴。这仍然是一个好理想。这与小政府、大社会，直到国家与政党消亡的理想取向是一致的。然而理想固是理想，现实则还达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令智者长吁、令恶性有为者、恶为者仍然肆无忌惮、仍然大有市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