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母亲的磁场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期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的，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

    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你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母亲的爱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

    雾都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领导们比，实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烦地制作美味。有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老早就对我发出过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曾去设想过“将来”。生活也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样的爱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住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

    就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