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复刊，易名《今日东方》，向我约稿。在《今日东方》第二期上，有《旷世大劫难——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不读此文则已，读了此文，我思绪万千，竟一夜不能入睡。这段史实大家都是知道的：1932年1月28日晚11时许，日本陆战队突然进犯上海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著名的“一·二八事件”。日本轰炸机于次日凌晨从停泊在黄浦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先到闸北地区盘旋示威，到天亮后，约10时许，竟特意选中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近的医院投弹，商务印书馆被六颗炸弹击中，引发大火，卷起的纸灰飞达数十里以外，所有库存图书和待印书稿全部在劫火中焚毁。而附近的医院，亦被炸成一片废墟，所有未及躲避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都被炸死。把炸弹有意投向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并投向两国交兵中最应得到战火豁免的医疗机构，日本军国主义那反文明反人类的法西斯气焰，其穷凶极恶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至今思之，还令人不禁眦裂发竖!

    这段史实，于我个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忘怀的国恨，而且也是刻骨铭心的家仇。

    我的祖父刘云门，就在那一天，被日机炸死在医院里。他是因中风而住院的，身体已基本上瘫痪，不可能在日机肆虐的一刹那设法躲避。轰炸过后，只有我姑妈在上海，她急忙赶赴医院，只见一片冒着余火浓烟的废墟，蒸腾出枯焦炽热的气浪，她和若干也是寻访亲人的男女哭喊着去那废墟中翻查，希望能找到亲人的尸体。也不时有寻访者忽然发出凄厉的号哭声——那是终于翻出了尚可辨认的亲人遗骸。但我姑妈直翻检到双手冒血，硬是没能找到祖父遗体。后来有轰炸时

    侥幸从医院里逃出的人士来扶持劝慰我姑妈和另一些痛不欲生的难属，他们证实，直到飞机的声音在头顶喧嚣时，他们还以为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向医院投弹，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疏散，但进度缓慢，后来突然有炸弹投向医院，他们因为恰好不在楼体内，故而能够逃出。据他们证实，凡在楼里的，没有生还的可能，有的病房被炸弹正面击中，人体和家具成为齑粉，加以大火燃烧，使寻找遗骸成为不可能之事……姑妈听了，当场晕死在劝慰者怀里。

    祖父大约出生在1885年，他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得中最后一届举人。那一次中举的举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等候分派一个官职，一是公费留洋，祖父选择了第二种。他到日本留学，据说曾进过早稻田大学，又进过东京帝大，最后确定的专业是医疗，这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民族“东亚病夫”的面貌。在日本时祖父与廖仲恺、何香凝过从颇密，也见过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思想趋向激进。回国后，祖父先在家乡(四川安岳县)开辟新学，自任体育教师，编制新式体操，还自写歌词自谱曲调，带领学生们边唱新歌边做新操，一时轰动乡里。后来祖父到北京任京官，是在蒙藏院任佥事(清末是否有这个官职，我生也晚，不甚清楚，但共和后他仍在蒙藏院，职务为佥事，则应无误)。在清末，他曾与汪精卫、黄复生等合谋在银锭桥预置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败后汪被捕，还曾有“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语传世。那次谋刺，祖父以在鼓楼前大街开设的“真光照相馆”为掩护，事泄后汪、黄都没有说出他来，清廷也未侦查出他，他以后对此事也就讳莫如深，但某些最亲近的朋友，如李贞白、孙炳文等是知道的。

    共和后，孙中山在南方并不能充分施展抱负，而假意拥护共和的袁世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称帝的野心，祖父心情非常苦闷，曾多次作诗抒发其郁闷的情思，我在他遗留的极少墨迹中看到几首，其中一首是：

    大江东下国中分，

    北南悲歌南尚文。

    金粉六朝余艳氛，

    貂冠一代慕浮云。

    未经爨釜鱼游底，

    不待烧兵鹊散群。

    占有吴山人立马，

    男儿若个愿从军。

    可见他很害怕南方一些共和派成为“貂冠一代”，沉溺于“六朝金粉”，表示如果有人能领导北伐，他愿投军从战。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但北方更呈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发动国民革命，祖父立即奔赴广州，投身其中。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共产党员毕磊过从甚密。后来北伐军挺进，他以军医身份一直在战地医院忘我救治伤员，一直跟随大部队打到武汉。没想到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以“清党”名义杀害共产党员的事变，祖父的挚友孙炳文和年轻的友人毕磊等都遇害，这使祖父陷入了更大的苦闷，他作成长诗《哀江南》，倾泻出一腔悲愤。1928年他来到上海，成立了“上海公学”。进入30年代，祖父埋头整理自己历年来的著作，从一份他遗留下来的墨迹中，开列着他整理好的著作书目：

    鱼山丛书种类目鱼山刘正雅著译

    文学部附政治经济

    《孔子墨子的国学新知验今录》一部共四卷(白话稿已失)

    《大道循环说》一卷(文言)

    《礼乐论》一卷(文言)

    《鬼神论》一卷(白话)

    《人类生活论》一部二卷(白话)

    《中华现代经济的农忙》一卷(白话)

    《鱼山杂著》一卷(诗文集)

    理学部

    《宇宙大观》一部共三卷(文言)

    《物理新编》一部(白话)

    《化学新编》一部(白话)

    医学部

    《汉医汇究》一部共六卷(文言)

    工学部

    《分析化学》一部共二卷(文言·译)

    《植物分析化学》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制药化学》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工业药品制造法》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新药编》一部共一卷(文言·译)

    这些译著，他在1931年都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受到欢迎。商务印书馆拟首先出版《人类生活论》，这也是祖父自己最看重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那来自个人生命体验和经历民族忧患后的深刻思索。本来，这些著作，会以《人类生活论》打头，在1932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相信这些著作一旦面世，起码会有一部分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史或出版史上留下痕迹。而且，“上海公学”由于其支持者赵铁桥遭到暗杀，不得不解散，祖父自己又中风偏瘫，经济上亦陷入了困境，也等待着商务印书馆出书获得生活与治疗的费用。万没想到，祖父在病榻上所等待到的不是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个人专著样书，而是日寇轰炸机掷下的炸弹!

    祖父所住的医院被炸成了废墟，日寇消灭了他的肉体。更令我们后人思之愤然怆然的是，他的全部投往商务印书馆而尚未及印制的译著原稿，也在日寇弹火下化为了灰烬!

    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毁灭时，父亲是海关的一个职员，他和我姑妈等的悲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嗣后的岁月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里。1934年，母亲生下姐姐刘心莲后，因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个男孩，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父母都觉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而1937年全面抗战后，父亲供职地重庆经常有日机去轰炸，为安全计，父亲自己留在重庆，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区，后又进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岳。这期间父亲当然也时来探望母亲和孩子。那时候避孕的办法不多，1941年年末，母亲感觉到自己又怀孕了，父亲知道后，坚决要她设法打掉。那时父母都是近四十岁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儿)也已经快八岁，又正当国难时期，经济拮据，精神焦虑，不想再要多余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母亲为打掉肚子里的孩子，遍寻偏方，积极服用，但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服了那打胎药后，没多久便会感觉到仿佛有一双小手在抓挠她的肠胃，只有尽情呕出方能松快。急切中她甚至设想过从桌柜上跳下的恶性堕胎法。后来她感觉实在无法摆脱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便转而经常抚摩着隆起的肚子，产生出了一种异常珍爱的情感。她把决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据说父亲正是在日本飞机的噪音中也表了态：“他们炸出了一个来!一个抗日的小战士!”就这样，我于1942年6月4日凌晨，诞生在成都育婴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父亲在我出生后，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击日寇的侵略。

    从小时候能懂事起，父亲就经常给我讲祖父的事。他希望我们孩子里能有人当医生，因为祖父首先是一个医生，而且一度是革命军的军医；其次就是鼓励我们有所著述，能出版个人专著。就我个人而言，我虽然没能成为一个医生，却毕竟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有国内若干著名的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著作，但商务印书馆跟我约稿，还是第一次，虽然这只是《今日东方》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但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意义很不一般。这证明有些生命的链环是炸不断的，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更不是把老一辈的著作化为纸灰，就可以截斩的。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在1981年、1997年两次应邀访问了日本。当我踏上日本的地面时，心情可能比一般访问者复杂得多。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辈的许多人，曾把日本作为一个理想的地方，以为可以从那里获得使自己民族富强的能力。据父亲回忆，从日本归国后的祖父曾常在家里穿日本和服。但是后来日本却一步紧逼一步地欺负中国，直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里，掷下炸弹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译著，使他未能在中国的那个发展阶段留下他本来可能产生出甚至是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痕迹。而我这个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飞机不断轰炸重庆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里诞生的——如父亲所说，是炸出来的——可是我却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进行所谓的文学访问。更令人难以解释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坛后，虽说若干作品被译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却以日本的译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灵在有一点上尤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难容忍军国主义，哪怕只是一点点那样的“气味”。无论是试图为曾经存在过的军国主义巧为辩护，还是企图为现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声张助威，都会激起我满腔的义愤。我也读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那个文本或许确实与军国主义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不能冷静地“就事论事”，去欣赏那“美丽的文本”，因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这又不能不令我忆念起我那肉体与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军国主义炸成齑粉的祖父。当我在东京，有人远远指给我靖国神社时，我不仅咬牙切齿，而且恶心欲呕。但是两次访问日本，又使我接触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文化人，还有从东京到广岛到北海道札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农民，我曾同他们讲到“一·二八事件”，讲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灭，讲到我这生命与名字的来历，我从听者眼睛里闪动的湿润的光影里，获得的不仅是抚慰，更是一种坚定的誓言：

    不能让那已经发生过的罪恶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