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婴堂街。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我的祖籍是安岳县龙台场高石梯，那是一个极其偏僻的村落。尽管后来我不只一次回过安岳县城，并且有一次还回到过龙台场，但始终没有回到过那个村落。老家安岳县永远能在我心中唤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记得它的一家理发馆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连缀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轮和绳索构成一种机关，理发师傅给顾客理发时，可以用脚踩得它上下扇风。也许如今它早已被电风扇取代了吧，但故乡的那种特殊情调，既已储留心中，却是任何新奇的东西都不能淡化的。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们住在南岸，隔江与重庆城区相望。推开我家房舍的窗户，长江永无止息地流淌着，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脚楼”，纤夫那悲壮的号子声一起一落地飘来，缝缀着大补丁的灰帆时隐时现地浮过……晴天很少，雾气常来，到了晚上，对岸的万家灯火仿佛无数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无比神秘。

    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刚到北京，我是一个顽固的“小川佬”。因为错过了新学期的开始，住家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小学愿意接收我当插班生。我插进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坚持说四川话，其实我心里早就会说北京话了，可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弄得老师皱眉、同学取笑。我记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事同老师顶了嘴，那老师气恼之下，便把他从我们三年级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级教室，当场宣布了他的降级。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在生活经历中第一次体验到了对不公正的事情的义愤。我忍不住对同座的同学说：“干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北京话。

    那所私立学校从校长到教师概由一个家庭的成员充任，整个学校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不等国家对它实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让我转到了另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我戴上了红领巾。我是一个平庸的学生，最令我难忘的业绩，是有一回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我竟被推选为班上的参赛者之一。经过反复预习和试讲，我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赛台，但我刚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灵感与勇气，结结巴巴地支撑到故事的结尾，在同班同学责备的目光和啧议中走下了赛台。从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后跑去上学，发现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学时。后来老师告诉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窑坑游泳，淹死了。老师严肃地发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训诫，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想着那同学上午还活现于我眼前的声容笑貌。头天下午上课时，我还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划出过白道，可是他竟从此消失了。这是我头一回生动而具体地体验到死亡的含义。后来我上了中学，直到初中三年级才懂得用功。到了高中，我的成绩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刚上高一，物理老师第一次提问我，我就答错了，而且错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记成每1米等于33市尺。物理老师自然给我记了一个2分。后来我比学习其他功课更加卖力地学习物理，但物理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坏，他教了那么多年书，连1米等于几市尺都记不清的学生似乎只碰上过我这么一个，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再没有提问过我，但渐渐地他惊讶起来，因为在后来每次的测验、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期末考试采用的是从苏联学来的抽签式面试，我抽到的题签是一道最难的力学题，又要讲出道理又要计算准确，我战战兢兢然而仔仔细细地完成了全部要求。物理老师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给我记下了一个5分，但最后的学期总评，他还是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并非聪慧之辈，我会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失足，而为了挽回损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满了幻想。我觉得从打破世界举重纪录到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从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到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在我来说都无妨一试。生活似乎为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是高中毕业以后出现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没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近乎崇拜我的，不仅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更因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报》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间广播电台所播出的一出儿童快板剧，便是由我改编的，可我竟同他一样只考取了北京师专。在到师专报到时我们遇上了，他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当众倾泻了他对我的鄙夷——这个强刺激使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拣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儿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我没有忘记祖籍安岳那些赭色的丘陵，没有忘记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没有忘记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1957年“反右”时我刚上高中，只知道校长和几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师都被划成“右派”了，后来陆续不见踪影。但那时教师搞运动单在一间不让学生进去的大屋子里挂大字报、开批判会，所以我和同学们照样悠游嬉戏，并不知道那间大屋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场面。我上师专时党内有过一次“反右倾”，但我连团员都不是，自然未受触及。参加工作以后，我才加入了共青团，但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学校里虽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参加，我却一直留在教学岗位上教我的课。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尽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级“小将”大不了几岁，但已属天然应受冲击的教师群中的一员。我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冲击对象，因为无论当“走资派”，还是当“反动权威”我都不够资格。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便本能地跳起来打开了门——门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我战栗。敲开我门的那个学生是一个我曾倾注过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亲运动一开始便被本单位“遣返回乡”，并且据说一抵达乡里就被打死了。他的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教师，因为丈夫的问题处境维艰。他本人则被同学们视为“狗崽子”，不仅无资格参加“造反”，有时还要受到诟骂。我曾在他母亲情绪最低落时，壮着胆子去他家看望过他母亲和他们三个兄弟，在“红五类”同学辱骂他时，给予过劝阻。但我万没想到那天中午是他来敲开了我的门，并且他脸上呈现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书写出来一样，令我终生难忘——“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这儿干吗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话：“看看热闹”的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不，原来他后面还有几个具有同样好奇心的“红五类”，他看来不像是被逼迫着来打头阵的，因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动——我一开门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装咳嗽。我使劲撞上门，倒在躺椅上，我遍体清凉，我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个人悲剧的更大更深的悲剧——心灵沉沦的悲剧。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经历着最平常不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