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ｄｅｆｏｉ①读起来我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我就来说件趣事，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趣事，只是一件遥远往事的追忆罢了。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就我论平民的文章搁笔的此时此地来说那件事。那时我不过才九岁……不，最好从我二十九岁时的事儿说起吧。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阳光高照，“暖暖和和”，明明丽丽的，但我心底一片抑郁。我在牢房的后面徘徊踯躅，边看边数围着坚固木栅的林间空地上的牢房。

    其实我不是想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而已。监牢里“过节”已经两天。苦役囚犯们不用去干活，许多人喝得烂醉，叫骂声、争吵声到处不绝于耳；有的人唱着低级庸俗的小调，躲在板床下玩牌赌博；有几个人由于太蛮横被同监人打得半死，盖着皮袄躺在板床上，直到苏醒过来。有几次他们竟动起刀子来。“过节”这两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痛苦至极。我从不赞同不加节制的群饮狂醉，而在这种地方我尤其反对。这两天，监狱官没有来巡查，也不来搜寻白酒；他们明了，一年①法语：传道的文章。

    中也该给这些受歧视的人宽松一下，否则，牢里的情况会更糟。我胸中终于燃起一股愤恨。政治犯中有个叫米——斯基的波兰人碰到我。他神色忧郁地望了我一眼，两眼一闪，双唇颤动，咬牙切齿地小声对我说道：“Ｊｅｈａｉｓｃｅｓｂｒｉｇａｎｄｓ！”

    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制服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ＪｅｈａｉｓｃｅｓｂｒｉｇAａｎｄｓ！”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

    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

    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唇。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

    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

    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唇。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俄国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俄国历史学家，诗人。

    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Ｊｅｈａｉｓｃｅｓｂｒｉｇａｎｄｓ！”

    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