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潘钦将军住自己的房子，离利捷伊纳亚街不远、靠近变容救世主教堂。除了这所富丽堂皇的房子外（其中六分之五已经出租），叶潘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幢大房子，也给他带来异常可观的收入。这两所房子以外，在彼得堡城郊他还有一处盈利颇丰的重要的地产，在彼得堡县也还有什么工厂。众所周知，过去叶潘钦将军还参加过承包买卖，现在在好几家体面的公司里都有股份，并且说话颇有影响。他是有名的大富翁，大忙人，大神通。在有些地方，比如在他供职的部门，他善于使自己成为完全必不可少的人物。同时、大家也知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是一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出生于士兵家庭，后面这一点无疑只会给他带来荣誉，但是，即使将军是个聪明人，他也不无小小的完全可以原谅的弱点，他还不喜欢别人提及，但他是个聪明玲俐的人这一点是毋容争辩的，比方说，他有一个不抛头露面的原则，必要的时候就退避三舍。许多人看重他也正是这种朴实浑厚，正是他的自知之明，而同时，要是这些评判者知道，深有自知之明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有时候在想什么，那就好了！虽然他在日常处世方面确实既身体力行又有经验，还有某些非常出色的才能，但是他更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是个执行别人旨意的人，而较少表现出有自己的主张，他乐意做一个“忠诚不阿”的人，而且时代变化了嘛——甚至还是个真诚的俄罗斯人，后面这一点还使他发生过一些好笑的趣事，但即使发生了最可笑的轶事，将军也从不沮丧，况且他总很走运，甚至打牌也是这样，而他又喜欢下大赌注，他还故意不仅不隐瞒自己嗜赌这一似乎小小的弱点，因为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它给他带来好处而且还炫耀这一点。他的社交很杂；当然都起码是“名流”，但是一切都在前面，时间来得及，时间还来得及实现一切，一切也会随时间的消逝而循序到来。再说，叶潘钦将军的年龄，照通常所说，还正当年富力强，也就是５０岁。一点也不算大，无论如何也还是风华正茂的年龄，真正的生活正是从这个年龄开始的，健康、气色，虽然发黑但仍牢固的牙齿，矮壮结实的身躯，早晨到任时脸上的操心神情，晚上打牌或坐在大人旁边的愉快神态——这一切都有助于他在现在和未来取得成功，并为将军阁下的生活铺满玫瑰。

    将军有一一个娇美似花的家庭。确实，这里已不尽都是盛开的玫瑰，可是也有许多地方早已开始引起将军阁下的认真和热切的关注，把主要的希望和目标都集中在那上面，生活中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目标比父母的目标更重要、更神圣呢？不把心贴着家庭，还贴着什么呢？将军的家庭由夫人和三位成年的女儿组成。很久以前，还是当中尉的时候，将军就结了婚，妻子年龄几乎跟他一样大，既不漂亮，也没有文化，他娶她只得到５０个农奴的陪嫁，确实，这也就成为他日后福运的基础。但是后来将军川来也不抱怨自己早结婚，从来也不把这看作是不够精明的青春年少时的钟情，他对自己的夫人相当尊敬，有时甚至很怕她，以致爱她。将军夫人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家族虽不显赫，但相当古老，夫人也因自己的出身自视甚高。当时的一个有影响人物、保护人之一（其实，这种保护丝毫无须费心）同意关照一下公爵小姐的婚姻，他为年轻的军官打开了篱笆，朝前推了他一把，而对于年轻的军官来说，即使不推，只要一瞥，就不会徒劳了。除不多几次例外，夫妇俩长期以来一直和谐相处。还在很年轻的时候；由于是公爵小姐出身，而且又是家族中最后一个，也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品性，将军夫人就善于给自己找一些很高贵的夫人做保护人，后来鉴于自己丈夫的富有和重要的职位，她甚至在这个上层社交圈里也有点得心应手了。

    近几年中将军的三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阿格拉娅长大了，成人了。确实，她们三人都只是叶潘钦家的人，但是母亲是公爵家族出身，陪嫁丰厚，父亲日后大概能谋得很高的地位，还有相当重要的是，三位小姐，容貌姣好，连最年长的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她已过２５岁，中间那位是２３岁，最小的阿格拉娅刚满２０岁。这最小的甚至完全是个美人，在上流社会她已开始十分引人注目。但这还不是一切：三位小姐所受的教育、聪慧和才能都很出众。大家都知道，她们彼此特别亲爱，互相支持。曾经有人说，为了全家的宠儿——小妹，似乎两位姐姐甚至作出了某种牺牲。在社交界她们不仅不喜欢招摇，甚至过分温雅持重。谁也不会责备她们高慢和骄矜，可同时人们也知道，她们倔傲，知道自己的身价。大小姐搞音乐，二小姐是出色的画家，但多年来几乎谁也不知道这一点，只是最近才被人发现，还是偶然的。总之关于她们有非常多的溢美之词，但是也有对她们并无好感的人。他们怀着恐惧的口吻说，她们读了多少书”，她们并不急于出嫁，虽然珍视社会名流，但始终不十分追求，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她们都知道父亲的志向、性格、目标和愿望。

    公爵按将军府宅门铃的时候，己将近１１点了，将军住在二楼，居所尽可能布置得简朴，但又与他的身份相称。穿仆役制服的仆人为公爵开了门，一开始就以怀疑目光瞥了一眼公爵和他的小包裹，因此公爵必须跟这个仆人作长久的解释，在公爵不止一次、明确地声明他确是梅什金公爵，有要事一定得见将军后，困惑的仆人才终于在旁边陪同他到小小的前厅，它就在接待室前、书房旁边，然后把他交给每天早晨在前厅当班，并向将军报告来访者的另一个人。这个人身穿燕尾服，４０开外的年纪，一副忧心忡忡的脸相，他是将军大人书房的专职仆从和通报者，因而知道自己的身价。

    “请在接待室等一下，小包裹请留在这里，”他说着，一边不急不忙和摆出一副架子地坐到扶手椅里，同时严峻而惊奇地望了一眼公爵，他这时就全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自己的小包裹。

    “如果允许的话，”公爵说，“最好还是让我跟您在一起就在这里等，而在接待室里我一个人做什么呢？”

    “您不该呆在前厅，因为您是来访者，换句话说，是客人。您要见将军本人？”

    看来仆人对于放这样的来访者进去还不放心，便决定再问他一次。

    “是的，我有事……”公爵本已开始说。

    “我没有问您是什么事，我的事只是通报您来访，要是没有秘书、我对您说，我不会去报告您来访的。”

    这个人的怀疑心仿佛越来越大，因为公爵跟平日来访的客人太不般配了。虽然将军相当经常，几乎每天都在一定时刻接待客人，尤其是有事求见的客人，有时甚至是各种各样很不一样的客人，但是，尽管已很有经验，也有主人的规定，仆人还是十分疑惑，要报告必须通过秘书。

    “那么您确是……从国外来的？”他似乎身不由已地问道，可最终又发觉他说走了样，他大概是想问：“那么您确是梅什金公爵？”

    “是的，刚下火车。我觉得，您是想问：我是否真是梅什金公爵？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问。”

    “嗯……”仆人很惊讶，便含混地应着。

    “请相信，我没有对您说谎，您不用为我承担责任的。至于说我现在这副样子，还拿着小包，这没什么可奇怪的，目前我的境况不佳。”

    “噢，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您也知道，我的责任是报告，然后秘书会出来见您，除非您……问题就在于此，除非……如果可以的话，我斗胆想知道，您是否因为贫穷来求见将军的？”

    “哦，不是的，这一点您完全可以放心，我有别的事。”

    “您请原谅我，我是瞧您这副模样才这样问的，您等一下秘书，将军本人现在正与上校谈话，过后秘书会来的，秘书……是公司里的。”

    “这么说，既然要等很久，我想请问您：这里什么地方是否可以抽烟？我随身带有烟斗、烟草。”

    “抽……烟？”仆人以轻蔑和不解的目光朝他瞥了一眼，仿佛依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抽烟？不行，这里不能抽烟。再说您有这个念头应该感到羞愧。嘿……真奇怪！”

    “哦，我可不是要求在这个房间，这我是知道的。我是说，走出这里，到您指定的什么地方去抽，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已有３个小时没有抽烟了。不过，随您的便，您知道，俗话说：人乡随俗……”

    “您这么一位我怎么报告。”仆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咕哝说，“首先，您不应该呆在这里，而应坐在会客室里，因为您本人是来访者，换句话说是客人。我可是要负责的……您，怎么，难道打算住这里？”他又脱了一眼显然使他不放心的公爵的包裹，补问道。

    “不，我没有这个想法，甚至即使邀请我，我也不会留下来，我来只不文想认识一下，别无他求。”

    “怎么？认识一下？”仆人带着十分的怀疑惊讶地问，“那您起先怎么讲你有事情？”

    “噢，几乎不是为了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也是有一桩事情只是想来请教，但我主要地是来自我介绍，因为我是梅什金公爵，而叶潘钦将军夫人也是梅什金家族的最后一位公爵小姐。除了我和她，梅什金家族别无他人了。”

    “这么说，您还是亲戚喏？”几乎已经完全吓慌的仆人哆嗦了一下。

    “这几乎不算什么亲戚，不过，如果要硬拉，当然也是亲戚，但是关系非常远，以致现在已无法理清了。我在国外有一次曾经写信给将军夫人，但是没有给我回信，我仍然认为回国后有必要建立起关系。我现在对您做这一解释，是为了使您不再怀疑，因为我看到，您始终还是不放心。您去报告是梅什金公爵，报告本身就看得出我拜访的原因，接见——很好，不接见——也许也很好，只不过似乎不可能不接见：将军夫人当然想见，自己家族长辈的唯一代表，她很看重自己的家族出身，我确切地听人家这样议论她。”

    公爵的话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可是他越简单，在此种场合下便变得越加不可思议，颇有经验的仆人不能不感觉到某种言谈举止，它对一般人来说完全是合乎礼节的，而在客人与仆人间就完全是不合乎常规了，因为仆人比他们的主人一般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于是仆人便想到，这里不外是两件事：要么公爵是个不屑一顾的疯子，一定是来告穷求援的；要么公爵是个傻瓜，没有自尊心，因为聪明、自尊的公爵是不会坐在前厅并跟仆人谈自己的事的。这么说来，不论是这种还是那种情况，是否得由他担责任呢？

    “您还是请去会客室吧，”他尽量坚决地说。

    “要是坐那里的活，就不会向您解释这一切了，”公爵快活地笑了起来，“这么说，您瞧着我的风衣和包裹，还是不放心。也许，现在您已没什么必要等秘书了，还是自己去报告吧。”

    “像您这样的来访者，没有秘书我是不能通报的。何况刚才大人还亲自吩咐，上校在的时候，无论谁来都不要骚扰他们，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维奇无须禀报就可进去。”

    “是官员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吗？不是，他在公司里供职，您哪怕把包裹放在这里也好。”

    “我早就想到了，只要您允许。还有，我可以把风衣也脱掉吗？”

    “当然，不能穿着风衣进去见他呀！”

    公爵站起身，急忙脱下风衣，只剩下已经穿旧但相当体面、缝制精巧的上衣，背心上挂着一条钢链，钢链上是一只日内瓦的银表。

    仆人已经认定，公爵是个傻瓜，但将军的仆人仍然觉得，毕竟继续与访者交谈是不合礼节的，尽管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公爵，当然、仅就某一点来讲是这样，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公爵又激起了他的断然的和不该有的愤感。

    “那么，将军夫人什么时候接见客人？”公爵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问。

    “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接见没有规定，要看是什么人，女裁缝１１点钟也准许进去，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维奇也比别人早允准进去，甚至还允准进去吃早餐。”

    “你们这里冬天房间里要比国外暖和，”公爵说，“但是那里街上比我那儿暖和，而冬天屋子里……俄罗斯人因为不习惯是无法生活的。”

    “不生火吗？”

    “是的，房子结构也不一样，也就是炉子和窗户不一样。”

    “噢！您去了很久吗？”

    “有四年，不过，我几乎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在农村。”

    “不习惯我们的生活了，是吗？”

    “这倒是真的，相信不，我对自己也感到奇怪，没有忘记怎么说俄语，现在跟您在说话，而自己却在想：‘我可说得挺好。”也许，因此我才说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就老是想说俄语。”

    “嗯！嘿！从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不论仆人怎么克制自己，却不可能不维系这样彬彬有礼的客气的谈话）。

    “彼得堡？几乎根本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过去一点也不了解这儿的情；现在听说了许多新鲜事，据说，即使是原来了解彼得堡的人，也得重新了解，现在这里谈审理案件谈得很多。”

    “嗯！……审案子，审案倒确是审案。那里怎么样，是否更公正些？”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审案，我倒是听到许多好话，比如，我们现在又没有死刑了。”

    “那边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看见过，是在里昂，是施奈德把我带到那儿去的。”

    “把人绞死？”

    “不，在法国一直是砍头。”

    “那么犯人叫喊吗？”

    “哪里会喊？一霎那的时间。那是用一种叫斩首机的机器来执行死刑的，把人往里一放，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又重又有力量……眼睛也来不及眨一下，头颅就掉下来了。准备工作是很沉重的。宣布判决，给犯人收拾停当，捆绑好，送上断头台，这才可怕呢！人们跑拢来，甚至还有妇女，虽然那里不喜欢妇女来看杀人。”

    “这不是她们的事。”

    “当然，当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有个罪犯人很聪明，胆子大，也强悍，有些年纪了，姓列格罗。我讲给您听，信不信由您。他一边走上断头台，一边哭着，脸色白得像张纸。难道能这样？难道不可怕吗？谁会因恐惧而哭泣？我甚至没有想到，一个不是孩子的人，而且从来也不哭的４５岁的汉子，竟会因恐惧而哭泣，此刻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使它发生怎样的痉挛？这只是对心灵的凌辱，而不是别的。《圣经》上说：‘不要杀人，’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要将他杀死吗？不，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月前看见这事的，可至今此景象尚浮现在眼前，梦见过五回。”

    公爵讲这些的时候，甚至激奋起来，淡淡的红晕漾起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尽管他说话仍像原来那样平和。仆人怀着同情和兴趣注视着他，似乎他不想离开他，也许，他也是一一个富于想象和试图思考的人。

    “好在掉脑袋那一会没有受很多痛苦，”他说。

    “您不知道吗，”公爵热烈地应声说，“您注意到这一点了，人家跟您一样，注意到的也正是这点，机器也是为此而想出来的：斩首机。我那时头脑里还冒出一个想法：也许这更不好，您会觉得这念头很怪，可是只要有点想象力，即便这样的念头也会冒出来的。您想想，比如，用刑，那就有皮肉痛苦，遍体鳞伤，这是肉体的折磨，因而也就能摆脱精神的痛苦，因为光这些伤痛就够折磨人的了，直至死去，而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是伤痛，而正是明明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再过十分钟，然后再过半分钟，然后现在，马上——灵魂就会从躯体出窍，你便再也不是人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主要的正是确定无疑。而把头伸到屠刀底下）听见它将在头上面发出咋嚷一声，这四分之一秒是最可怕的。您知道，这不是我的瞎想，许多人都这样说过，我相信这点，因此我要直率地对您讲讲我的意见。因为杀人而处死人是比罪行本身重得多的惩罚，判处死刑比强盗杀人更要可怕得多。强盗害死的那个人，夜里在树林里被杀或者什么别的方式被害，直至最后那瞬间，一定还抱着有救的希望。有过一些例子，有的人喉咙已被割断了，还寄希望于或逃走或求饶。而被判死刑的人，所有这最后的一点希望（怀着希望死去要轻松十倍）也被确定无疑要死剥夺了，这是判决，全部可怕的痛苦也就在确定无疑、不可避免的这死亡上，世上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痛苦了。战斗中把一个士兵带来，让他对着大炮口，朝他开炮，他还一直怀着希望，但是对这个士兵宣读确定无疑的死刑判决，他则会发疯或者哭泣的，谁说人的天性能忍受这种折磨而不会发疯？为什么要有这种岂有此理、毫不需要、徒劳无益的侮辱呢？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饶恕你了。’这个人也许能说说所受的折磨、基督也曾讲过这种折磨和这种恐惧。不，对人是不能这样的！”

    仆人虽然不能像公爵那样表达这一切，也未能明白这一切，但是他理解了主要的内容，这甚至从他那流露出怜悯神情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了。“既然您这么想抽烟，”他低声说，“那么，好吧，可以抽，只不过要快点，因为将军要是突然问起来，您却不在就不好了。喏，就在楼梯下面，您看见了吧，有一扇门，走进门，右边是个小房间，那里可以抽烟，只不过请把通风小窗打开，因为这不合我们的规矩……”

    但公爵没有来得及去抽烟，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突然走进了前厅。仆人为他脱下了皮大衣，年轻人脱了一眼公爵。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仆人神秘而又几乎是亲昵地说，“这位据称是梅什金公爵，是夫人的亲戚，他坐火车从国外来，手上拿着包裹，一只……”

    接下去的话公爵没有听清楚，因为仆人开始低语着。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以极大的好奇心打量着公爵，最后不再听仆人说话，急匆匆走向公爵。

    “您是梅什金公爵？”他异常殷勤和客气地间。这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也是２８岁左右，身材匀称，头发淡黄、中等个子，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一张聪慧的，十分漂亮的脸蛋，只不过他的微笑尽管十分亲切，却显得过分乖巧，而目光呢，尽管非常快活和显见的坦诚，却又过分专注和探究。

    “他一个人的时候，想必不会这样看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笑的，”公爵不知怎么的有这样的感觉。

    公爵很快地说明了他所能说明的一切，几乎也就是原先已经向仆人还有罗戈任说明过的那些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当时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否是您，”他问，“一年前或者还要近些时间寄来过一封信，好像是从瑞士寄来给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的。”

    “正是。”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并且肯定记得您的。您要见大人？我马上报告……他一会儿就空了；只不过您……暂时您先在客厅稍候……为什么让客人待在这里？”他严厉地对仆人说。

    “我说过了，他自己不想去……”

    这时书房门突然开了，一个军人手中拿着公文包，一边大声说着话，鞠着躬，一边从那里走出来。

    “你在这里吗，加尼亚？”有个声音从书房里喊着，“到这儿来一下！”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朝公爵点了一下头，匆匆走进了书房。

    过了两分钟，门又开了，响起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清脆的亲切的声音：

    “公爵，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