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判的案子

    第一节致命的一天

    在我上文所述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十点，我们的区法院开庭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一案。

    我要预先郑重地声明：我并不认为自己能把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传达得十分完满，甚至也无法传达得很有条理。我总觉得假使全都记述下来，再加上必要的解释，那要写整整一本书，甚至是一大部书。因此请大家不要责备我只介绍使我本人吃惊，并且特别牢牢记住的那一切。我也许会把次要的当作了首要，甚至会把最必要的显著特点完全忽略了。……但是我看大可不必道歉。我将尽我所能的做去，读者自己会明白我只能做我所能做的。

    首先，在我们走进法庭大厅以前，我要提一提这一天使我特别惊异的那些事情。惊异的并不单只我一人，以后发觉，原来大家都十分惊异。大家知道，这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家都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开庭，我们当地的社会里有许多人谈论、惊叹和幻想了整整两个月。大家也知道这案子在全俄出了名，但是到底不曾想到它会使所有的每一个人震惊到如此深重、如此激动的程度，而且不仅是我们这里的人，还包括各处的人，象在这一天的法庭上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这一天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里不但有从本省省城来的，还有从俄国其他城市来的，也有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的。来了一些律师，甚至来了几个要人，还有贵夫人。旁听券全部发完。甚至非同寻常地把法官坐的桌子后面那块地方腾了出来给特别体面高贵的男宾们坐。在那里出现了整排的安乐椅，坐着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这种情形是以前我们这里从来不许有的。妇女特别多：有本城的，有外来的，我想至少占全体旁听者的半数。单单从各处赶来的律师就多得不知道往哪里安插，因为所有的旁听券都已发完，被人硬讨软求地要光了。我亲自看见在大厅的头上，讲台后面，临时匆忙地安了一个特别的栅栏，把所有赶来的律师放了进去，而他们还认为能站在那里听也是幸运的事，——因为为了多腾些地方出来，预先把椅子从这栅栏里完全挪走了，于是聚在里面的一堆人就挤成了紧紧一团，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里听完这件“案子”。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打扮得特别讲究地出现在大厅的楼座上，但是大多数的太太简直都顾不得服饰了。在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歇斯底里的、贪婪的，甚至病态的好奇心。在所有聚在大厅里的社会人士中间，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那就是后来从许多方面可以证明，几乎全体妇女，至少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站在米卡的一边，希望他能被判无罪。这也许主要的是因为他享有善于征服女人的心的名声之故。大家知道将有两位女情敌出现。其中的一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已经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不平凡的事情，说她如何热爱米卡，甚至尽管他犯了罪也在所不顾，还流传了许多奇怪的故事。特别提到她的骄傲，——她差不多没有拜访过我们城里的任何人家，——她的“贵族亲友关系”。有人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她跟罪人一起上流放的地方去，在矿井下面成婚。大家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等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在法庭上出现。大家带着无法忍耐的好奇心等候两个情敌在法庭前相遇，——一个是贵族派的、骄傲的女郎，一个是“高等娼妓”。但是我们的太太们对于格鲁申卡还比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熟悉些。这个“害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不幸的儿子的女人”，我们的太太们以前就曾见过，而且几乎异口同声地全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个“极平常的，甚至完全不漂亮的俄国市井妇女”会使父子两个热恋到如此程度。一句话，议论是很多的。我确切地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卡甚至还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口角。许多太太因为对于这件可怕案件见解的不同，和她们的丈夫激烈地吵了起来，不消说，这样一来所有这些太太的丈夫来到法院大厅的时候，不但对于被告没有好感，甚至还切齿痛恨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正和妇女们相反，所有男性旁听者都是怀着反对被告的情绪的。看得到一些严肃而皱眉蹙额的脸，有些还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大多数人是如此。这里面有不少人，米卡自到我们城里以来都已亲身得罪过，这也是实际情况。自然，旁听者中间有些人甚至很快乐，对于米卡的命运根本不关心，但对于这桩在审理中的案件本身却并不如此。大家都注意它的结果，大多数的男子迫切希望罪人得到惩罚，也许只除了那些律师以外，——他们所关心的倒并不是案件的道德方面的因素，而是关心所谓现代法律精神。使大家骚动的是著名的费丘科维奇的光临。他的才能已经到处闻名。他到外省辩护大刑事案件也不是初次了。经他所辩护过的这一类案件永远是闻名全俄，使大家长久牢记不忘。还有几个笑话是关于我们的检察官和法院首席法官的。大家说我们的检察官一想到他要碰到费丘科维奇就浑身打战，说他们是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一行时就已结下的旧仇人。我们的极其自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的时候起，就认为自己总是受到别人的委屈，因为他的才能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现在他正振作起全副精神来对付卡拉马佐夫的案子，甚至满心想藉这桩案子重振他已趋没落的前途，而唯一使他害怕的就是费丘科维奇。但是关于在费丘科维奇面前感到发抖的说法是不十分公正的。我们的检察官生来决不是那种在危险面前泄气的性格，相反地，他是那种危险越大自负心越强的人。总之，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检察官性子太暴躁，富于病态的敏感性。他时常把自己整个心灵放在某一件案子上，好象他的全部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案子的最后裁决上似的。司法界有些人拿他这一点当作笑柄，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靠着这种性格甚至博得了一些名气，虽然并不是到处闻名，但是以他在我们的法院里那种卑微的地位来说，这实在已经是出人意外了。大家特别笑他对于心理分析的偏爱。据我看来，大家都是不对的：按我们的检察官的为人和性格来说，我看，他比许多人所想的要严肃的多。但是这个病态的人，还在刚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起，从最初一开步就那么不善于想法出人头地，而在以后的一生中也仍旧毫无起色。

    至于讲到法院的首席法官，只能说他是个有教养，近人情，具有办事经验和极富于现代思想的人。他自视甚高，但不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做一个进步的人士。但同时他也有财产，有有势力的亲友。事后表明，他对卡拉马佐夫一案是看得很重的，但仅仅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感兴趣的只是本案的现象和它的类别，把它作为我们的社会基础的产物，作为俄国人性格的典型写照应该怎样加以看待等等。至于对案件中个人的性格，它的悲剧，以及被告和所有有关的人的个性，他都抱着抽象而漠不关心的态度，也许这是最适宜的。

    在法官们没有出现以前，大厅上已挤满了人。我们法院的大厅是城里最好的，宽敞，高大，音响也好。法官席设在一个稍稍高起的平台上，在他们右首预备了一张桌子和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子。左面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座。大厅中央，靠近法官席，有一张放“物证”的桌子。桌上放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染血的白绸睡衣，那用来进行假定的凶杀的、倒楣的铜杵，米卡的袖上被血玷污的衬衫，他那当时因为把一条渗透了血的手帕塞进口袋里去，因而在后面近口袋处全是血清的上衣，这块满染血污，现在已经完全发黄变硬了的手帕，米卡为自杀用，在彼尔霍金家里装上了子弹，而在莫克洛叶被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偷偷取走的手枪，那个用来装给格鲁申卡预备的三千卢布的，题着字的信封，那根系过信封的玫瑰色丝带，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我不准备一一列举了。稍稍隔开一段距离，在大厅的深处就是旁听席，但在栏杆的前面还放着几把椅子，是为证人们供述后继续留在大厅时坐的。十点整法官们出场了，三人中一位是首席法官，一位是法官，另一位是名誉调解法官。检察官自然也立即出现。首席法官是身躯短小粗胖的人，比普通中等身材矮些，有五十岁左右，一副灰黄色的面孔，深黑中夹着银丝的，剪得极短的头发，挂着红绶带，——不记得戴的是哪一种勋章了。我觉得，——不仅是我，大家都觉得，检察官的脸色煞白，简直近于发绿，似乎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消瘦了下去，因为前天我还看见过他气色完全正常。他一开始先问法庭执达吏：陪审官们是否已经全到齐了？……然而我看我不能继续照这样讲下去，至少是因为有许多事我根本没有听清楚，有的事没去太注意，还有的事是忘了提起，但主要是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把所说的、所发生的一切全记下来，我的时间和篇幅一定是不够的。我只知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两方面对陪审员资格提出异议的不很多。这十二位陪审员我倒还记得：有四个是我们城里的官员，两个商人，六个是本城的农民和小市民。我记得，社会上，特别是太太们，还在开庭前许久就有人颇为惊异地询问：“难道这样微妙、复杂，牵涉到心理学问题的案件可以交给一些官员，甚至农民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么？这些官员，尤其是农民，能懂得些什么呢？”这四个被选为陪审员的官员果真全是低级小官吏，头发都斑白了，——只有一个稍年轻些，——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上默默无闻，他们靠微薄的薪俸度日，多半有上不了场面的老婆，还有一大堆说不定甚至是赤着脚的子女，在公余闲暇的时候总是以到什么人家打小牌为消遣，自然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两个商人虽然样子体面，但却有点沉默和呆板得出奇：内中一个剃光了胡须，穿着德国式的服装，另一个蓄着灰白的胡须，脖子上挂着红绸带，系着一个不知什么奖章。至于那几个小市民和农民更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城里的小市民几乎和农民一样，甚至也有种地的。其中两个也穿着德国式的服装，也许因此比其他几个更显得肮脏而且不顺眼。因此真会产生一个念头，就是我在刚刚见到他们的时候，也生出这样的念头：“这类的人怎么能够理解这个案件呢？”然而他们的脸却给人一种出奇地显赫而且近乎威严的印象；它们都满脸严肃，皱紧眉头。

    首席法官终于宣布审理退职九等文官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案，——他当时的原话我记不全了。吩咐执达吏把被告带进来，于是米卡出现了。大厅里肃静无声，苍蝇飞都可以听得见。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怎样，米卡的样子给我一个极不愉快的印象。主要的是他打扮成一个十足的纨-子弟，穿着刚裁制好的新服装，我后来知道，这套新装是他特地为这一天到莫斯科去定制来的，是向一直还保存着他的衣裳尺寸的熟悉裁缝定做的。他戴一双新的黑漆皮手套，穿着讲究的衬衣。他迈着他那一俄尺长的大步走进来，一眼不眨地直视着前面，显出毫不畏惧的神色走到自己座位前落了坐。同时那位名律师费丘科维奇也紧接着出现了，大厅里似乎立刻传遍了一阵压低着的嘁喳声。他是个身材瘦长的人，长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苍白而纤细的手指，刮光脸没留胡须，头发十分短，梳得极朴素，薄薄的嘴唇偶尔扭曲着露出一种又象嘲弄又象是微笑的神色。他看样子有四十岁，一张脸本来可以算是好看的，可惜他那双眼睛本身既不大，也没有表情，却又互相距离得出奇地近，中间只隔着一条细长的鼻子上的细细的鼻梁骨。一句话，这张脸带有一种触目的鸟儿般的神气，使人看了有点惊奇。他穿着晚礼服，系着白领结。我记得首席法官首先讯问米卡的话，是关于他的姓名等等。米卡厉声回答，但声音大得有点出人意外，甚至使首席法官的脑袋一哆嗦，几乎惊异地看着他。以后又读了一张以证人和专家身分被召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名单很长，证人中有四个未到：米乌索夫现在已经到巴黎去了，但是他的证词还在预审时就录过了；霍赫拉柯娃太太和地主马克西莫夫因病不到；还有斯麦尔佳科夫已经暴卒，有警察方面出具证明。关于斯麦尔佳科夫的死耗引起了大厅里强烈的骚动和窃窃私语。自然，旁听的群众里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突然自杀的情况，但是特别使人惊愕的是米卡的举动：刚一宣布了斯麦尔佳科夫的事，他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向整个大厅叫喊道：

    “狗就该象狗那样地死！”

    我还记得，他的律师怎样急忙跑到他身边去，首席法官如何威吓说如果再发生这类举动要严厉处置。米卡点着头，却似乎并不忏悔，只是断断续续地好几次对律师反复低声说：

    “我不啦！我不啦！这是脱口而出的！再也不啦！”

    自然，这个短短的插曲在陪审员和旁听的观众中产生的印象是于他不利的。性格显示了出来，自己暴露了自己。就在这样的印象之下，书记宣读了公诉书。

    这公诉书十分简短，但却颇为切实。只陈述了一些主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应拘捕某人，为什么应该把他交付法庭审判等等。但是这文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书记读得清晰准确，声调铿锵。全部的悲剧似乎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那样地突出，那样地凝聚，带着那样致命的、无可挽回的色彩。我清楚地记得首席法官在宣读终了以后怎样大声而庄严地问米卡：

    “被告，你承认自己有罪么？”

    米卡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在酗酒和放荡方面，我承认自己有罪，”他还是用那种有点出人意外的、近乎发狂的声音嚷着，“在懒惰和胡闹方面是有罪的。正当我立志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的时候，却突然遭到了命运的打击！可是对于老人的死，我的仇人和父亲的死——是没有罪的！关于抢去他的财产这件事，不，不，我是没有罪的，也不可能会有罪：因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

    他喊完了这几句话，坐了下来，显然在浑身打颤。首席法官重又对他发出简短而带有训斥口气的警告，要他只回答问题，不许毫不相干地乱发一些疯狂的感叹。他接着下令开始进行审讯。证人们全体被叫进来宣誓，我当时就一下子全看见了他们。但是被告的兄弟们被准许出庭作证，无需宣誓。经过神父和首席法官一番训谕之后，证人们又被引走，尽可能把他们彼此隔离开。随后就开始一个个陆续传唤他们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