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邓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董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赵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赵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赵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赵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赵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趟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纯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赵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赵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赵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赵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颗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柳盈，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象个外国人了。不过柳盈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柳盈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柳盈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后来邓小平上台，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xdx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柳盈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柳盈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柳盈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柳盈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柳盈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赵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赵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邓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赵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赵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赵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赵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邓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赵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赵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