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我最早知道王金发，是从鲁迅的文章中。鲁迅的文章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教科书。熟悉鲁迅，已成为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看家本领。有个朋友曾经不明白地问我，说怎么知道那么多关于鲁迅的事。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怔了半天，只好敷衍说，因为自己在大学里待过几年，看得多，见多识广，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了。人永远没办法免俗，稍稍知道些事，就技痒难熬，就想卖弄。我一直以为朋友是在表扬我，回话的口气虽然想谦虚，也不无得意。然而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朋友其实是在揶揄和挖苦。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永远是自以为是的人。忘了这句话的人，都是呆子。在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方面胸有成竹，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朋友说话时的表情，我老是忍不住要想，这坏小子又该调侃我了。

    老实说，要想写王金发这个人，还真没办法不提到鲁迅。这就好比说唐诗不提到李白和杜甫，谈电影不提到美国的好莱坞，侃足球不提到巴西队。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对照才有认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间接的。我们通过张三，认识李四，借助甲，知道乙。人是一种很复杂很滑稽的动物。一方面，人比人，气死人，另一方面，也只有人比人，才能最终知道人。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由于他们在坐标上特别亮眼，于是就成为发现另一些人的参照系数。这另一些人物并不亮眼，他们已经沉淀在历史的泥沙中，只有通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像文物一样出土。并不亮眼的人物出土，有时候也能反客为主，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些特别亮眼的人。谁也不会不知道鲁迅，但是说到王金发，知道的人便大打折扣。

    要重新挖掘王金发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我不得不顺带提到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名人。王金发和鲁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历史是无情的，虽然王金发当年一度名震四方，可是时间已将他的名声湮没。虽然在历史上，他曾经比鲁迅这样的文化人重要得多，他的传奇在江浙一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他遭到的淘汰，也快得多。鲁迅不止一次提到了王金发，在《范爱农》这篇著名的散文里，他用小说家的刀笔，寥寥几句，就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强盗都督。因此，读我的这篇小说之前，最好能重读一下《范爱农》。我真的没办法绕开大名鼎鼎的鲁迅。换句话说，说鲁迅也就是在说王金发。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的原名叫周树人，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81年。鲁迅有名，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不弱。周作人比鲁迅小4岁，生于1885年，文章也很多。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找到周氏兄弟的位置以后，就等于也为他们的同时代人物王金发定了位。王金发是浙江嵊县人，比鲁迅小，比周作人大，正好介于二者之间，生于1883年，这一年是光绪九年，岁在癸未。从地图上看，嵊县是绍兴的一部分。嵊县是越剧的故乡和发源地，它和绍兴的关系颇有些像今天的大兴和北京，或者今天的嘉定和上海，是隶属和被领导。什么事都是相对的，绍兴也不是什么大城市，然而相对于嵊县来说，已经足够大了。绍兴是嵊县的顶头上司。

    还是先说说鲁迅出生那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也是王金发的时代背景。这一年，清咸丰帝的遗孀之一，钮祜禄氏慈安太后猝死了，慈安是东太后，东太后死了，天下便由西太后慈禧一个人说了算。不能说慈禧太后她老人家一点政绩也没有，鲁迅王金发周作人他们出生的那几年，是康乾盛世之后，勉强算得上太平的时候，所谓清史的“中兴”时期，大清朝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更糟糕的日子暂时还没有到来。在此之前，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输得一塌糊涂，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还有太平天国的起事。在此之后，发生了中日甲午之战，八国联军再次攻占北京，没完没了地赔款割地，加上义和团的闹事，外患内乱，大清朝就再也没安稳过。

    老实说，国家搞得那么糟，也不能就说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错。在鲁迅出生的那些年头，还看不出这位后人提起来便咬牙切齿的老太婆，有什么太大的不是。一个人的功与过同样是相对的，慈禧太后未必就一定想把中国搞坏，事实上，她似乎并不像后人说的那么保守，那么顽固，那么没有人情味，起码也不是一味地反对科学、反对进步。1881年，第一辆“中国火箭号”车头，在唐山胥各庄远煤铁路首次运行。这样，火车这个怪物，终于在它发明的80年以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跑了起来。要知道，火车的发展，在西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在这一年，上海和天津的陆路电线开始通电，在鲁迅出生的第二个月，上海的自来水公司开始创办，两年以后，也就是王金发出生的那一年，自来水公司正式供水。

    此外，电报线也在以很快的速度架设。中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已朦朦胧胧地知道了信息的重要性。邮电大臣不再是个可以小觑的角色。这时候，国内最大的报纸《申报》，开始采用国内的电讯。帝国主义的大炮，已将中国的国门轰开了。门户既然开放，就不可能再关起来。租界这个怪物，开始骚动着中国人的心，一方面，它是丧权辱国的标志，是大清朝身上的疮疤，让人想到了就心痛；另一方面，它又是种种当时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的发源地。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繁华，像加了酵母的面团一样迅速膨胀，它的影响向四面辐射，很自然地就波及了同样位于东南部的绍兴和它下属的嵊县。

    等到鲁迅和王金发他们这些人开始明白一些事理的时候，短短的中兴时期已经差不多了。中兴中兴，昙花一现，说过去就过去。我们知道，人们最早的记忆，并不是从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的记忆，是在两三岁以后，逐渐存入大脑。等到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大清国早已病入膏肓，既腐败又堕落，像鱼肉一样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在他们这一辈人的大脑里，产生不了“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的感叹。这个由满族人统治的庞大帝国，从来就没给他们留下过什么强盛的印象。这已经是一个垂死的王朝，再也不可能给人们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他们这一代人，注定没有办法去爱大清国，注定要当逆子。这个大清国糟透了，实在爱不起来。随着他们的年龄一天天增加，大清朝也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话，一天比一天更面目可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脑子里充满了“反动思想”。他们注定了应该是反叛的一代，注定了是大清国的掘墓人。

    2

    谢震所撰《王季高君行述》，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王金发的童年，特别是这么一段文字：

    王逸，字季高，一字孑黎。隶籍浙江嵊县，金发，其乳名也。家本小康，早丧父，母延师教之读，天资颇高，而性顽梗好弄，又孔武有力，与里中群儿戏，辄雄长其曹，能以手推倒墙壁，于是有大王之目。然畏母，一闻呼声，即立奔。稍长，好猎，尝于家园中学习打靶，久之，枪无虚发，能于空中落飞鸟。又好博，性起时，掷钱满地不顾。此其幼年与成童时期之历史也。

    《王季高君行述》写于民国五年，也就是1916年，王金发殉难的第二年。作者谢震是王金发共事多年的战友，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印象最深之处，仿佛在看美国的西部枪战片。难以相信，在一百多年前，正是清朝走向彻底没落之际，一个中国的乡间少年，竟然也会有如此英雄气概。我所读过的书，绝大多数都十分确凿地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中国乃礼仪之邦，温柔敦厚，稍稍读了些书的人，皆文弱而不好斗。按照我愚蠢的想法，中国在上个世纪，就算是尚武，大不了也就是打打太极拳、下下围棋、耍耍未开刃的剑。舞枪弄棍，争凶斗狠，怎么也不是中国人的本色。虽然火药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但是中国人真喜欢玩枪玩炮的话，根本就不是现在的模样，就不会是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而是我们欺负人家了。

    时至今日，对于过去人的名和字，已经很难弄清楚。以我粗浅的那点古汉语知识，只知道名和字，通常都有联系，譬如屈原，名平，字原，平和原当然有关，又譬如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泽东和润之，鲁迅先生的树人和豫才，都有沾得上边的出处。王金发的金发既然是乳名，很可能出生的时候，头发是黄的，所谓黄毛。根据家谱上排行的谱名，王金发是敬字辈，应该叫王敬贤，他的籍名是逸，为什么取字“季高”，总有一定道理。“季高”这两个字，似乎是针对谱名敬贤而来。“季”是排列第四或最后的意思，季高的“季”显然是谦词。名和字未必就是王金发本人取的，但是从取的名和字看，对他的未来是寄托了希望的。

    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少年王金发似乎天生就是做侠士的料。国父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黄兴也称他为“东南名士，英雄豪杰”，蔡元培的评价则是“大节觥觥，在人耳目”。在这些典型的中国式评价之外，还有西方式的赞誉，譬如有人就称王金发是“中国的罗宾汉”。自从对王金发有兴趣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和中国其他的读书人不一样。还有一点也让人捉摸不透，王金发小小的年纪，哪来的枪。枪杆子里能出政权，岂可儿戏，难道清政府对枪支的管制，就那么不严肃。

    王金发的先人，根据文献可以查到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对于遥远的先祖，我始终抱有怀疑态度。那些引以为豪的家谱，常常靠不住。过去人修家谱，总是发迹了以后，才会想到请人来修订。地道的穷人用不着从坟墓里，请出有钱的祖宗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谁出了钱请人修家谱，谁在家谱上就占便宜。野孩子认阔佬做亲爹，暴发户花银子修谱牒，这种事在古时候就有。无论你姓什么，都可能在历史上找出同姓的有名人物，只要你肯花钱，自然会有那些不长进的文化人，言之有理地替你考证，涎着脸为你吹牛。上海滩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做五十大寿时大修家谱，一群帮闲文人便查出了杜的先人，是汉朝的什么大将军。

    那位根据文献可以查到的王金发在宋代的先人，叫王铚，此人当过官，与权相秦桧意见不合，便隐居在民间。有一天，王铚坐船路过嵊县，正好赶上梅花盛开，两岸幽香不断，因此忽发奇想，打定主意在此定居。王铚能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如今仍然可以从县志中找到。再往后，到了南宋末年，王铚后裔中有一位叫做王胜三，是研究经学的，很有做官的才能。宋亡之后，有人推荐他当元朝的官，先提名为婺州提领，后来又荐为江西提举，都被王胜三以“世为宋臣，耻食元禄”一口拒绝。王胜三后，又隔了若干代，到了明末，便有一位叫王三台的，有关他的记载要多一些，1984年，王舍村的村民基建，发现一处古墓，掘得会稽章正宸所撰的砖志一方，上题“明德衡南王先生墓志铭”，铭文如下：

    衡南王先生，盖东越巨儒也，讳三台，字思位，能文，补诸生，师事海门周侍郎，讲求性命之学，一切言视动听，悉衷以礼，贫而能乐，即弊裘疏水，皆饶佳趣，开门受徒，不下五百余人。

    王三台是王金发的第十四代祖。然而名气更大，则是王金发的第十三代祖王禹佐。王三台教子有方，清兵入关之际，儿子王禹佐已经有了些功名，在当时的昌平做官。此昌平不知是否就是今天河北的昌平，反正是抗清的前线，清兵来犯，王禹佐守城不屈，与儿子国宣同殉国难。即将灭亡的明朝廷，一本正经例赐祭葬，并谥“忠襄”。接下来，明亡于清，满人跟玩似的就得了天下。这天下来得容易，因此气量很大，往事过去就过去了，也不追究。到了乾隆爷时期，这位皇帝中的十全老人，心血来潮，干脆跟着起哄凑热闹，追谥王禹佐为“节愍”，并允许在王禹佐的出生地嵊县，小兴土木，修建纪念祠堂。也真亏乾隆他老人家能想到“愍”这个字，一般来说,“愍”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优惠和凶丧的意思，譬如屈原《九章?惜诵》的“惜诵以致愍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另一解释是怜悯和哀怜，譬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孤甚愍之”。微言可以有大义，乾隆皇帝心里怎么想的，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王禹佐生前喜欢的一副对联，是“愿持白节酬君父，莫玷污名累子孙”。不累子孙，是古人做人的一个原则。“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爹若反动儿混蛋”。很多人吃尽了家庭成分不好的苦头，都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罪过，其实古人也讲成分论，古谚就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说法。强将手下无弱兵，虎门无犬子，王禹佐有七个儿子，幼子理斋义不帝清，看看苗头不对，毅然从城里搬到了嵊西董郎岗。王理斋先生便是王金发家族在董郎岗的始祖。从他开始，一代代往后传，又出现了一个叫王景风的人，这人就是王金发的祖父。董郎岗的王氏家谱中是这样记载的：

    少豪侠，爱交游而嗜饮，日常招致宾朋满座。尤好学技击，习戎马，有整军经武之志，以非其时，不敢发也。辛酉之岁，太平军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稗，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

    偏稗应该是很小的军官，有的文章夸大了这头衔，恐怕也是由于“率队驻宁波”引起的误会。家谱的记载中，常会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王金发的祖父在太平军里，如果真有作为，在其他的历史书上可以找到名字，清政府也不会放过他。不管怎么说，这位当过长毛的祖父，对王金发肯定会有非同小可的影响。祖父死的时候，王金发已经22岁了，他请人为自己祖父写墓志铭，曾简洁地介绍说:“其为人也，大类余。”这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我爷爷这人，脾气和性格，都和我差不多。”

    通过对王金发先人的考证，不难发现其祖先，都是在乱世大放光彩。如果真有什么遗传基因的话，王金发也注定像他祖先一样，只有在特定的时代里，才能焕发出不同凡响的光芒。历史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逢乱世，这也是机遇。没有乱世，也就没有什么英雄。

    3

    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者注意，这就是封建社会里的早年丧父，对一个男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王金发和鲁迅一样，都是早年丧父。我们应该明白，家庭和家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家庭只是家族中的一个细胞，它沐浴着家族世世代代的荣誉，同时也忍受着家族颓败的伤害。对于家庭来说，丧父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因为这个家庭中的参天大树和台柱子倒了。弱肉强食，一个崩溃的家庭最先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来自家族。因此家族既是孤儿寡母依靠的对象，同时也是虎视眈眈的敌人。鲁迅是长子，王金发是独子，早年丧父的残酷现实，不得不使他们过早地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他们必须时刻准备抗拒家族对自己家庭的侵害。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都不能算穷人家庭出身。鲁迅家族在绍兴的旧居之大，很多去参观的人都会感到震惊。王金发虽然是嵊县的乡下人，可是家里也有田地一百多亩，有数十间宽敞的房屋，有很大的院落，还有园亭和花木，要不然也没地方练习打靶。和城里人鲁迅一样，王金发的家庭显然也是自己不用动手种田，靠吃租子剥削农民，否则他的母亲也不会有钱专聘一位塾师，作为儿子的家教。我们过去常常讲穷则思变。穷永远是相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想变也变不了。真正穷人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温饱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不了，想变也难。人只有从富人变穷了，家道中落，才会想到要变，要革命。鲁迅的父亲逝世不久，本家长辈集会商议，重新分配房产。在这样的重新分配中，孤儿寡母总要吃亏，鲁迅作为长子到场，看到分给自家的房屋又小又不好，在长辈的强迫下，也坚决不肯签字。那时候，尽管鲁迅还是个孩子，可是这点原则性已经有了。鲁迅后来写文章谈起这段往事，颇有感慨地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世人的真面目，绝不会因为家族情面，就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封建宗法社会的虚伪，是在家族幌子下人吃人，是吃了人不吐骨头。在今天的生意场上，我们常常会听说宰熟人。宰熟人，就是家族吃人的古风遗传。说白了，家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农村改革，最终不得不包产到户，户是家庭，而许多生产队，便是由家族组成。只要是由家族组成的东西，就好不了。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所谓家族，都有许多不可取的地方。家族往往意味着懒汉成群，意味着欺软怕硬，意味着闲言恶语，意味着大搞裙带关系和徇私舞弊。家族的彻底瓦解，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早年丧父，会使人们终身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和王金发这些名重一时的人物，会成为骇人听闻的大孝子的根本原因。父亲不在了，母亲便成了唯一。鲁迅本姓周，取笔名鲁迅，其中鲁是母姓，“迅”和“训”同音。对于鲁迅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孝道也许是硕果仅存的封建社会精华。为了孝道，鲁迅只得十分痛苦地和并不相爱的朱安女士结为夫妇，其理由只是不让自己的母亲不高兴。鲁迅把朱安女士当做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为了孝道，他必须好好地供养她。为了报答母亲，鲁迅活生生地和朱安过了20年没有任何爱情的夫妻生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造成了鲁迅和王金发这些人性格上的早熟。王金发的孝道和鲁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金发最后的悲剧，可以说与不愿意违背母命有关。王金发之所以成为王金发，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终的惨死，也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过分的爱可以成为毒药，几乎所有谈到王金发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孝。这种孝，在用词上，可以称之为畏母。严母出孝子，孝是母亲恩威并重的结果。畏母，不能简单解释为胆小和怕，畏中间包含着崇敬，因此颇有些像西方人所说的恋母情结。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六年为王金发母亲徐氏题字时，曾把她与为儿子刺上“精忠报国”的岳母相提并论。少年王金发没有因为顽皮而失学，也没有因为是独子而娇生惯养，最新的王金发研究成果发现，王金发不仅会写诗，而且还能写毛笔字和刻图章。书法和篆刻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本事，但是对于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便可以当回事说一下。在王金发短暂的生涯中，许多大事都和他母亲分不开。王金发参加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不少书本上都说王母大义凛然，积极支持儿子的行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毁家卖田，资助儿子革命。王母显然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女性，儿子闯了祸，清兵就要来抓了，她只是哭着说：

    汝未有后，宜远扬，汝两妇及三龄女孩，吾当送之外家，无妨也。惟家产也被汝用尽，旅费只怕不足耳。

    寥寥几句，一个革命老太太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寡妇，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成人，在这关键时刻，她没有惊慌，甚至比儿子还冷静，她首先想到儿子还没有留下后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此时王金发已经25岁，娶了两个老婆，有个女儿已3岁，然而在老太太眼里，他仍然还是一个闯了祸的大孩子，况且只有个孙女儿，也继承不了王家的香火。她果断地安排好了一切。王金发投身革命，他的母亲跟着他东躲西藏，可没有少吃苦头。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这样写着：

    孺人抱孙女银娥避居孙拗岭之绣云庵。银娥旋随母徐桂姑归外家，而季高次妻沈雄卿在绍兴被拘入狱，阅数月始释出。其后季高复返里，聚徒众于朱仙堂，孺人亲执欢。官兵来捕，季高奔上海，孺人亦偕雄卿于十二月间冒风雪奔赴之，寓同志杨侠卿家中，时孺人年四十有七矣。戊申年正月返嵊，售田得资，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进学之学费，自往新昌明德庵诵经度日。乙酉年至绍兴隐修庵为人拜经，得钱以佐诸亡命者食用。庚戌秋，风闻以他事兵又来捕，乃奔杨望村之逢春庵，转入大觉庵。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喜欢念佛，这真不是件坏事。纵观王金发母亲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王金发发迹以后，在上海的租界买了花园洋房，他自己声色犬马，花天酒地，豪赌冶游，没忘了在家中设一佛堂，专门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经做佛事。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中国式的孝子。王金发母亲似乎习惯凡事替儿子做主，她强迫他读书，督责极严，儿子才17岁，就为他娶了一个长他4岁的女人做媳妇，这个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发对母亲为自己娶的这个发妻一向不喜欢，因此一逮住了机会，年纪轻轻，就娶了个次妻沈雄卿。次妻就是小老婆。想想那个时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两个老婆，王金发照样能革命。

    王金发一生敬重自己的母亲，只要是母亲的命令，便无所谓原则，无所谓是非。既然母亲跟着他吃尽了苦，他因此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念头，这就是应该很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堕落的借口。当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流亡日本，继续从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时，王金发竟以老母阻挠为由，赖在上海不走。王金发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服从了母亲替他作的最后安排。这个最后安排，不仅让王金发的辉煌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把性命也搭了进去。

    4

    王金发显然不是读书的料子，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童子试。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的前两年，王金发已经21岁，奉母命再次去应试，这一次似乎有了些结果,《王季高君行述》说他“居然得一青衿”。后人谈到王金发的学历，都说是秀才，其来由恐怕是因为“青衿”这个词。青衿是读书人的意思，能称得上读书人的，自然应该是个秀才。

    我总觉得王金发的秀才身份有些可疑。事实上，秀才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每当一个朝代到了没落之际，读书人就没有什么大用处。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会把秀才的身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发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名落孙山，碰巧鲁迅和周作人也参加了，很可能还在同一个考场。当时考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也有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想重温当时县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谓县考，通常要经过初试、府试，然后还有院试，三榜题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鲁迅和周作人显然要比王金发强一些，因为他们初试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没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怀疑王金发并没有顺利地通过三次考试，因为王金发前后两次参加科举，试题已经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股，后者则是策论。所谓策论，和八股文相比，换汤不换药，不过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股。王金发是嵊县的乡下人，改考洋八股，显然不是他的所长。

    科举制度已经寿终正寝，考上考不上，算不了什么大事。在1903年，科举已差不多名存实亡，考上与否，对一个人的前途，并没什么太大的实际帮助。对于王金发来说，这一年的重要意义，不是参加县考，得了一“青衿”，而是在县城结识了后来写《王季高君行述》的谢震。谢震又名谢飞麟，比王金发年长16岁，生于1867年，1923年2月，被当时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枪杀。和王金发一样，谢震也是嵊县以及浙江的辛亥革命名人。在王金发的战友中，谢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王金发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和谢震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金发遇难一年之后，谢震所撰写的《王季高君行述》，无论是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还是其见解独到的观点，都成为后来研究王金发最具权威性的代表文章。

    在谢震为王金发所作的长篇传记中，没有提到王金发参加过乌带党。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会漏掉这一笔。有文章说，乌带党是浙江东南一带响应北方义和团而建立起来的义民组织，这观点显然不确。事实上，乌带党早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了，它最初的领导人叫钱老八。1900年，王金发参加了乌带党，由于他孔武有力，又擅射击，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用讳言，乌带党是具有乱党性质的秘密组织，党众忽聚忽散，出没无常，劫富济贫，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土匪差不多。王金发的确是乌带党的首领，因为民间有“金发龙头”这一称呼，我们知道,“龙头大哥”一般都是土匪头子。由于乌带党是秘密组织，因此在1903年，王金发具有非常有趣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乱党，一旦真实身份暴露，便有杀头之罪；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朝的顺民，在母亲的强逼下，竟然第二次参加了科举。

    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1903年的历史，不妨想一想这一年，读书人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这时候，鲁迅已去日本留学，并且愤然剪了辫子。科举这条路再也行不通了，读书人无路可走，只好乱闯。欧风东进，八国联军的大炮把旧中国原有的秩序，轰得七零八落。忽啦啦大厦倾，社会变化的节奏，突然变快起来，戊戌变法刚过去没几年，其变法的核心思想便显得陈旧不堪。提倡保皇的康有为，不久前还是新派人物心目中的精神领袖，然而时过境迁，说变就变，在激进的革命党眼里，此时已无可救药地堕落为老朽。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流血，成了最新最时髦的词语。

    可以这么说，在结识谢震之前，胸有大志的王金发，还处在一种茫然的状态。他既是不安分守法的乱民，又是孝顺母亲的乖儿子。虽然不满足现状，但是王金发并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因此只能徒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年龄长于王金发的谢震则不一样，这是位地道的读书人，对时局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他无意追逐清朝的功名，当时正在嵊县主持东乡公学，以讲学宣传民族革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则道合，王金发和谢震认识以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正是在谢震的推动下，1904年，王金发等人组织创办了大同学社。大同学社的性质和乌带党有着本质区别，从表面上看，大同学社只是学术团体，研究一些学术问题，其实是网罗嵊县进步人士的大本营，有组织有纲领，起着把一大帮进步人士团结在一起的作用。结果也是这样，大同学社的绝大多数社员，后来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说到了1905年的王金发，就不能不提到当时浙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徐锡麟。徐锡麟不出场，王金发的故事便没办法往下说。结识谢震，使得王金发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他不再是无方向的孤军奋战。嵊县的革命者已经结成一个小团体，但是他们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和全国的革命党人联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一个有着更远大理想的人来引导他们。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名领袖。这个人就是徐锡麟。

    第二章

    1

    要谈徐锡麟，同样得从鲁迅说起。徐锡麟和鲁迅是绍兴同乡，都是日本留学生。鲁迅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徐则比他晚一年。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青年人都渴望出国留学，欧美毕竟太遥远，一衣带水的日本成了走出国门最佳去处。由于文化传统相近，许多中国人想学习西方，走捷径的最好办法，就是向日本人学。在学习西方方面，日本人要比中国快，也比中国人彻底。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却十分成功，因此日本无形之中，既是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成为中国维新人士的避难地，成为酝酿一场新革命的大本营。有识之士纷纷蛰居日本，在这里韬光养晦，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蔡锷、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汪精卫，都有过在日本的经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宣告成立，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朝，就要被在日本的中国英华们送进坟墓。

    让我们把时间向后拨一下，从王金发和徐锡麟相识的1905年，直接跳到1907年。这一年，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客店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的留学生。清早起来，这些身在异乡的学子，寂寞无聊，第一件大事，不是争先恐后去上厕所，而是抢着看报纸。他们所看的报纸，多是《朝日新闻》或《读卖新闻》，要不就是专登社会小道消息的《二六新闻》。看完了报纸便议论，有什么好玩的事，就议论什么，说着说着，很可能就吵起来。那时候的鲁迅，也是这些好斗的留学生中的一员，有一天，他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赫然登在报纸的头版上:“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鲁迅大吃一惊，正怔着，报纸已经被别人抢去了。消息立刻在留学生中传开，人们开始研究这洋文注音的刺客究竟是谁，很快便弄明白是指徐锡麟。根据大清朝的法律，刺杀巡抚当然是大罪，果然不久，又传来徐锡麟被凌迟致死的消息。听了让人最震惊的是，恩铭的亲兵竟然挖了徐锡麟的心脏，当做菜肴炒了吃，而且那味道大约不坏，不仅是吃了，而且吃得干干净净。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浙江的学生尤其激动和愤怒。于是立刻召开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一个个情绪激昂。会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无人道；另一派觉得人死都死了，没必要多此一举，发什么狗屁电报和清政府理论。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也确实都有道理，各不相让。在《范爱农》里，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主张发电报，而范爱农偏和鲁迅作对，鲁迅说甲，他便说乙，鲁迅赞成发电报，他就极力反对发电报。两个人好像有仇似的，都有些意气用事，你一句，我一句，脸红脖子粗地抬起杠来。大家都是绍兴人，绍兴这地方专出能说会道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争论，就各不示弱，谁也不让对方占上风。鲁迅那天显然是动了肝火，发自内心深处地感到愤恨，因为他知道这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学生当然应该以维护自己的先生为天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结果连打一个电报都害怕，真是太不像话。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范爱农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能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鲁迅写的那篇著名散文《范爱农》有关。这篇文章被广泛编入各种各样的教材，从中学语言的课本，直到大学学习散文创作的辅导读物。范爱农之留名是小人物沾大人物光的典型例子。不过有一点，怕是许多读《范爱农》的人不会明白，这就是文章中的鲁迅，和现实的鲁迅并不是一个人。前者只是虚构，事实是，鲁迅也是坚决反对给清政府打电报的人员之一，在这一点上，和范爱农并没有矛盾。主张给清政府打电报的是保皇党，这些人曾被鲁迅狠狠讥笑，甚至写诗嘲弄，因为他们认为即使猪被杀，也应该悲哀地叫上几声。鲁迅在写《范爱农》一文时，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为了便于突出矛盾，叙述起来生动一些，他故意变换角色，让自己处在了保皇党的位置上，这是典型的小说笔法。不管怎么说，那天集会上，他和范爱农的确老是吵。小说家的游戏，常常会使一般读者受骗，有时候，甚至会让专家学者也上当，由郭绍虞先生题封面，复旦大学领衔主编的洋洋50多万字的《鲁迅年谱》上，就把鲁迅称之为“坚决主张发电声讨清廷杀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不知道这么一表扬鲁迅，反而把鲁迅推到了他最讨厌的保皇党一边去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鲁迅在故乡绍兴，偶然碰到范爱农，时过境迁，又一次回忆起当年争吵的往事，不禁哑然失笑。两人找地方喝酒，或许就在咸亨酒店，两碗家乡的黄酒下肚，鲁迅问范爱农，在日本东京的同乡会上，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为什么总是和他作对，吵个没完。范爱农也不否认，说自己当时有些看不惯鲁迅，看不惯，当然要作对。鲁迅摸不着头脑，范爱农便重提了一段旧事，原来当初到日本的时候，鲁迅去接他们，表情冷淡，动不动就摇头，很有些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而范爱农这样初到日本的“乡巴佬”，最忌讳被人看不起，因此就结下了仇。有关范爱农他们刚到达日本横滨时的情景，鲁迅在《范爱农》里有着生动的记载：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里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

    也难怪鲁迅生气，连“鸟”这样的脏字眼都骂了出来。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有脾气的人，他的文风不失尖刻，用粗话骂人并不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屡屡被人看不起，本来就憋着一肚子不痛快，而男人头上的长辫子，女人的一双三寸金莲似的小脚，在已经身居国外的留学生眼里，那简直就是国耻。这些同乡们也太不争气，刚到日本，就被翻出一双女人的绣花鞋来示众，活活地丢中国人的脸。鲁迅这一生气，脸色自然不好看，而且还摇了头。摇头是无意的，刚到日本的范爱农却记在心上了，他气量不大，逮着了机会，便和鲁迅过不去。

    事情一说穿，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些可笑。鲁迅有些想不明白，说中国人到了东京，害怕别人耻笑，女人就算是小脚，也得假装大脚，带着那绣花鞋，又有什么用。范爱农说，他才不管它有用没用呢，反正是师母的，说让带，就带了。范爱农的话，顿时让鲁迅感慨万分，无话可说。所谓师母，就是徐锡麟的夫人王振汉。提到她，自然会想起已经作古的革命先烈徐锡麟。徐锡麟在当时是让大家一想到就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人物。想到徐锡麟，鲁迅立刻就想到自己当初的无知，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惭愧。事实上，当初那十多个让他看了生气和摇头的同乡，并不是等闲之辈，用“鸟男人”来称呼实在不妥，要知道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他们追随徐锡麟来到日本，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清王朝。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用很感慨的笔调，点明在这些人中间，既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还有好几个人被清廷抓起来打入黑狱，直到革命成功以后才恢复自由。

    和这些人比起来，鲁迅不能不感到自责。按说咸与维新，鲁迅也有一些可以吹嘘的革命经历。他参加过光复会，和光复会的领导人有些熟悉。有许多材料，说鲁迅在日本曾参加过同盟会，虽然鲁迅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查过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上面附有同盟会成立最初三年的会员名单，在19名浙江籍人士中，没有鲁迅的名字，不仅没有鲁迅，甚至也没有同盟会中大名鼎鼎的徐锡麟，没有大名鼎鼎的陈其美，没有我这篇小说的主角王金发。此会员名单的真实性不用怀疑，但是显然有差错，至少说明当时有些马虎。这马虎当然也和当时的白色恐怖有关。革命成功以后，仅凭自己是同盟会会员，便可以大肆吹嘘一通，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名单若是落在清廷手里，捕快按图索骥，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这个粗疏的前三年会员名单之外，后来四年的详细名单，都非常令人遗憾地被销毁了。

    再也没有什么比冒充同盟会会员更容易的事了。鲁迅所以不曾说自己是会员，和后来有太多冒名的招摇撞骗有关。同盟会本身有其不严谨的地方，它的成员大多来自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作为光复会成员，鲁迅理所当然地可以算做是同盟会会员。但是鲁迅羞于写文章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他觉得自己的革命历史没什么可说的。和那些功名显著的革命党人相比，鲁迅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他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过，革命党人曾令他去暗杀，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面对鲁迅这样的孝子，革命党人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了。”鲁迅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鲁迅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鲁迅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价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2

    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不仅变换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有一个最大的疏忽，这就是竟然没有提到，在他去横滨码头接同乡的十多人中，有王金发。由于王金发在《范爱农》的后半部分，屡次被当做一个重要人物提到，鲁迅不提他在自己所接的人当中，是有意遗漏，还是真的不知道，这一点有待于新的史料证实。根据目前的史料，王金发在这十多人中，应该确凿无疑。这十多人，可以查出名姓的是，徐锡麟的侄子徐学舜、弟弟徐学麒，以及龚味荪、陈魏、陈伯平、马宗汉、沈钧业、沈乐年、范爱农、王金发。说起来真可笑，我要写的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孔武有力、性顽梗好弄的王金发，竟然也会是鲁迅感到生气的“鸟男人”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有了大同学社，嵊县的革命党人已经组织起来，但是格局很小，仅限于在小小的嵊县范围内。这时候，徐锡麟突然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原来很小的格局一下子打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清秘密活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的大联合正在酝酿。1905年初，作为光复会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徐锡麟秘密来到嵊县，他此行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招兵买马。这次秘密来访的结果显然很让徐锡麟满意，事后他对知友说:“游历数月，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俊民数十，这数十人中间，当然王金发是很重要的一名成员。

    由于徐锡麟的缘故，王金发参加了光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不要小看了区区数十人，几年以后，东南数省乃至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和这几十人的功劳分不开。在境界上，徐锡麟比谢震更高一层，对于王金发来说，谢震只是益友，徐锡麟则是良师。1979年版的《辞海》上，关于徐锡麟的词条是这么撰写的：

    徐锡麟（18731907）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游历日本。次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办大通学堂。倡体育，讲武事，以积蓄革命力量。次年，为在清政府内进行革命活动，捐资为道员，赴安徽试用，任巡警处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在安庆枪杀清巡抚恩铭，印发《光复军告示》，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就义。

    《辞海》上的人物词条一向言简意赅。当我们对徐锡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再进一步的描述便容易得多。1905年初，徐锡麟在上海有一个阔亲戚叫许仲卿，此人也是光复会会员，捐了5000大洋给徐锡麟。许家在上海南京路这一黄金地段上，无意中置了10亩地皮，上海市区迅速发展，地价飞升，他们家顿时成了巨富。徐锡麟以绍兴各学校兵式体操需用为理由，用这笔钱在上海购买了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万粒，经绍兴知府熊起蟠批准，领了公文护照，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经杭州，过钱塘江运回绍兴。这批枪支弹药是革命的本钱，有了本钱，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王金发积极参与了创办大通学堂的工作。徐锡麟是创始人，王金发既协助创办，同时也是第一期学员。大通学堂的全名，是“大通师范学堂”，师范两个字带有明显的掩护色彩，因为这样可以麻痹清廷的耳目。在课目设置上，特设“体操专修科”，公开招收各府各县的俊民入学。在第一批学员中，嵊县那二十几人成为骨干，王金发因为会射击，又当学生，又当教师。大通学堂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二个月，在绍兴古贡院豫仓正式开学，它很快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成为联络会党的秘密基地，为浙江安徽两省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反清志士。那时候的学制，不像现在以学年计算，而是一期接着一期短训速成班的形式。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大通学堂办得轰轰烈烈之际，王金发又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学习军事。

    辛亥革命前，既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大放异彩的年代。在这一代反清义士身上，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学堂以后，光复会的领袖们很快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这就是通过捐官，出国去日本学军事。所谓捐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花钱买个官当当。于是徐锡麟的那位阔亲戚许仲卿，又一次为革命作了巨大贡献，他在捐了5000大洋买枪后，又拿出4.5万大洋，供徐锡麟等买官出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清朝廷糊涂，日本人也糊涂。徐锡麟捐的官是道台，相当于今日的厅级待遇，陶成章低一级，捐官知县，是处一级，王金发更低，是都司衔，算是科级干部。徐锡麟和陶成章填了步兵科，王金发则是填的体操科，大约是钱花少了，级别太低的关系。

    花钱捐官听起来总有些骇人听闻。通常情况下，见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就是腐败。类似的故事，在晚清谴责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还报道过山西某县长卖官一事，有人买，才会有人卖，反过来，有人卖，自然也会有人买。王金发等当时的捐官，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不过他们的行为，多少也能让我们明白另外一些事，花钱捐官，不一定都是坏事。关键牵涉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官，动机是什么。

    捐一个知府要多少银子，这个资料或许可以查到。《扬子晚报》今年3月17日“收藏沙龙”这一版上，曾刊登了大书法家伊秉绶的“捐官执照”，大约是旧的关系，加上制版时又缩小了，从照片上看，只能看到题头的“户部执照”四个大字。好在配有文字引文，其内容如下：

    户部为请

    旨事据新授广东知府伊秉绶遵例捐银叁佰玖拾两，准予加叁级。所捐银两于嘉庆肆年贰月贰拾日付库收讫，相应发给执照，以杜假冒。

    300多两银子可以加三级，扣除了手续费，差不多100两银子一级。我一向很喜欢伊秉绶的字，他的隶书刚直不阿，写匾，写对联，都十分耐看。看到了这个捐官执照以后，最初的感觉，是伊秉绶有些对不住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人。转念一想，他不当官，说不定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字来。并不是什么人都善于走进考场，手里真有钱，花银子混个功名，和发愤读死书参加科举，也没什么本质的不同。还是那句话，手段有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和结果。做了官不贪赃枉法，就是好官，做了官，能写一手好字，仍然是好的书法家。这就好比王金发等人，为革命而捐官，没什么不光彩的。

    毫无疑问，捐官去日本的王金发，在这一年认识了鲁迅。范爱农对鲁迅最初的印象是反感，王金发会怎么想，不得而知。他是个莽男子，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鲁迅不住地摇头。到了日本以后，王金发立即进入大森体育学校。关于王金发在日本的经历，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谈到，但是失之笼统。谢震《王季高君行述》上写着：

    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乃至试验成绩，竟以第一人高标毕业，谈者皆荣之，以大森体育会学员甚夥，非可以侥幸成名也。

    至于王金发是不是真的第一，现在恐怕很难找到第一手资料，反正所有的文章上，目前都是这么写的。认真想一想，王金发得第一也没什么了不起。当时的体育和今天并不一样，据考证,“体育”一词也是从日本引起的，再往前追究，这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卢梭的《爱弥儿》一书上，意思是身体的教育，身体的教育形成了“体操”这一练身体系，1868年，日本从欧洲引进了体操，10年以后，一个叫做爱藤镇三的人正式使用了“体育”这两个字。那时候反正没有版权，何况日本人的文字，本来就是从中国偷去的，留日学生毫不客气地把“体育”的称呼带回国。1902年前，“体育”这个专用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那时候的体育，与我们今天在运动会上所见到的大相径庭，概括地说，就是骑马射击，列队出操。

    在当时的年代，中国留学生能够在国外取得优异成绩，有很多现成的例子。中国人并不是真的笨，我们所以常常不如别人，不是天生不行，而是后天的功夫不够。很多人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默默无闻庸庸碌碌，一旦出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里，学习条件也未必见得好，反而大放异彩。譬如同样是去日本学军事的蒋百里先生，出国前，他是个体态清癯弱不禁风的文化人，可就是他，在1905年毕业时，却获得了步兵科第一名。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这是日本人极以为荣的事，多年来，非日本学生莫属，可是蒋百里硬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一殊荣。王金发荣获大森体育学校第一名，得到什么嘉奖不得而知。究竟还能不能找到这所学校，恐怕也让人怀疑，大森体育学校自然不能和堂堂的士官学校相比，再好也只能算中等专业学校，因为从学制看，王金发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仍然是速成学校性质。

    3

    王金发是在1906年夏秋之际回国的，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然而好歹也算是学成归国了。我怀疑他的日本话可能还不太会讲。徐锡麟早在1903年就去过日本，这次率王金发等再赴日本，其目的也不在好好读书，而王金发早就被证明不是读书种子。那时候的留学，也实在太方便了一些，作为辛勤的职业革命家，徐锡麟不仅奔走在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甚至频繁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此次率领众弟子到日本，徐锡麟待了还不到半年，就又回到中国。章太炎因为《苏报》案，被判了三年徒刑，关在上海租界洋人的监狱里，到这一年的六月刑满出狱，在出狱前，徐锡麟曾去监狱看过他，这说明六月以前，徐锡麟便已回国。王金发回国的确切时间，当然是暑假以后，很多书上都说在7月到8月之间。

    王金发归国以后，正式担任大通学堂的体操教员，也就是说当体育老师。在本世纪初，体操和体育是两个经常混淆的词，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正式使用“体育”这个词，学校的“体操”，才一律改为“体育”课。前面已经说过，由徐锡麟一手创办的大通学堂，已经成为培养反清志士的基地，而作为体育教师的王金发，其实就是军事教官。科举制度废除了，新式的学校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而学校的新和旧，和有无体操课大有关系。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年老的慈禧太后，对一切和新沾边的事物都带有恐惧。如果清政府能想到体操课潜在的危害性，肯定会禁止开设这门课。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甚至鲁迅这样的文人，也经常穿着白色的柔道服装，拼搏和摔打在日本的柔道馆里。由于20世纪初，是中国最虚弱的年代，因此强国梦几乎激励着每一位有识之士。体操课和强国梦名正言顺地联系在一起。说起来都让人不敢相信，国家越是弱，民心越是强，在这时期最流行的竟然是军国民教育。不仅民间在做强国之梦，甚至朝廷也不切实际地陷入幻想中。

    1906年4月，清政府钦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其中尚武精神是军国民教育的核心。它给了体操课大为发展的好机会。尚武就是全民皆兵，学校拥有真枪实弹已不属于非法，骑马，射击，健强体魄，成了重要话题。世界之力在于武力的思想，已渗透到了民间，不妨重温一首当时的儿歌：

    二十世纪地行星，煌煌童子军。

    小锣小鼓号，黄龙飞舞小旗旌。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心肝虽小血白热，头颅虽小胆不惊，

    进行进行!小人小马武装神!

    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

    脚踢五大洲，气吞东西球。

    将军飞将军，谁云孺子不知兵?

    爱吾国兮如亲，吾爱群兮如身，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这是流行于1905年的儿歌。在这样昂扬的歌声中，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一名体操教员，是多么的威风和神气。儿歌是孩子们唱的，流行于当时青年口头的却是《中国男儿》，开头就铿锵有力：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煞尾却是：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勤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乱世出英雄，时穷节乃现。这一年，王金发24岁，风华正茂，意气昂扬。新学势不可挡，清政府做梦也不会想到，正在兴起的一切带有“新”字样的事物，都在悄悄扮演掘墓人的角色。新军，民团，学生，这些和枪多少有些联系的组织，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都起着不可埋没的作用。我曾见到过一张摄于1906年日本的照片，照片上方写着“徐伯荪马××陈伯平君回国留别纪念，丙午秋摄于早稻田”。这张照片足以证明我前面引用的材料有疏漏，因为照片上还有王金发，这张照片可以确证他当时还在日本，也就是说，王金发回国的日期，还可以往后推迟几个月，而徐锡麟既然6月份已经回国，说明在秋天，他又一次去了日本，不过这次的时间更短，在这一年的12月份，徐锡麟便赴皖就任陆军小学堂会办。

    这张照片恐怕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王金发的第一张照片，因为在日本拍摄，又都是革命党人，自然是剪了辫子。大多数人都是日本式的短头发，唯有王金发剃了锃亮的光头。在清朝，剪辫子几乎和准备掉脑袋是同义词，因为有了留学生这块招牌，清政府对剪辫子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当时剪辫子的压力主要来自民间，朝廷放过了，老百姓心里却有疙瘩。根据二百多年来形成的习惯，男人的一根长辫子是命根子，如果没有了辫子，那罪名往小里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民间捉住奸夫，第一个惩罚就是立刻剪去他的辫子。往大里说，便是里通外国，便是汉奸。因此留学生回国，首先要做的，是在上海买一条假辫子。

    我想象王金发的性格，大约是懒得去戴什么假辫子，围观就围观吧，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就让他们说个够。大通学堂是王金发的母校，虽然建校只有一年多，由于它的办校宗旨在于培养革命人才，这个学校的气氛显然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大名鼎鼎的女侠秋瑾因母丧从上海回故乡绍兴一游。不久，大通学堂便公举她主持校务，请帖由王金发亲自送去。我怀疑这是事先策划好的，因为在这之前，王金发曾替徐锡麟送一封密信去过上海，很多文章都认为这次送信是王金发和秋瑾认识的开始。密信的内容已不得而知，根据推想，徐锡麟是要她主持大通学堂。

    在上海的初次见面，秋瑾显然给王金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秋瑾因为试验炸药，不慎爆炸伤手，正匿居在挚友吴兰石家中。革命友谊重如泰山，尽管是初次见面，秋瑾盛情款待了王金发，酒过三巡，秋瑾离席抽倭刀而舞，害得并不擅长舞文弄墨的王金发诗情大发，为此还留下了纪事诗，其中有两句常被人引用：

    莫道丈夫尽豪侠，

    英雄还让女儿占。

    女侠秋瑾在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金发追随徐锡麟参加革命，徐锡麟是他的恩师，如果说王金发在精神上还有一位老师的话，这就是秋瑾。秋瑾主持大通学堂，她和王金发有着双重的领导关系，既是校长和教员，又是“革命党人”的上下级。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的和畅堂故居，召集浙东会党骨干密谋创组“光复军”，推举在皖的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任“协领”，首领和协领相当于正副司令。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编制代号，下辖八个军，王金发被任命为分统，其头衔相当于一个军长。光复军有三四万之众，其中仅嵊县一地就有近万人。

    光复军原定在7月6日这一天，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起义。不料浙江的武义和金华等地泄密，党人死难，牵涉到大通学堂，起义的日子不得不推迟到7月19日，即阴历六月初十。到了7月6日这一天，徐锡麟在安庆刺巡抚恩铭起义失败，以身殉难，又一次牵涉到大通学堂。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各种传闻谣言，扰得人心惶惶。7月2日，王金发按照事先的约定，从嵊县来到绍兴，秋瑾知事已不可为，对他说“风声不好”，让他速离绍兴。《王季高君行述》这样写着：

    绍兴郡守贵福，以浙省兵来围捕大通，又分一支袭嵊公局，盖恐金发或在此也。时金发适在校，欲谋抵敌，秋侠以已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也无妨，而催金发速行，与竺等为后图。金发不从，促之再四，声色俱厉，金发不得已，逾墙远遁。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不过“逾墙而遁”可能不确。因为事实是，清兵在第二天，才开始对大通学堂围攻，当时的情况虽然紧急，王金发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从学校的大门走出去。在后来的围攻中，一些学生仅仅为了等逃亡费，没来得及走，结果壮烈殉难。显然，大通学堂的师生，对当时的时局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为这种幻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在王金发已经逃之夭夭了。他走了以后的次日，也就是7月13日下午，秋瑾不幸被捕，从容带缧绁去，见了绍兴郡守贵福，只留下七个字的口供“秋风秋雨愁煞人”，于7月15日凌晨英勇就义。

    4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仓皇逃命，有人劝谭嗣同赶快走，谭嗣同平静地说:“世界上凡变法，都要死人，中国还没死过，就从我开始。”戊戌只是变法，死了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六君子。王金发他们这一代人进行的是革命，死的人自然应该更多，更悲壮，更可歌可泣。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义失败，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就没有停止过牺牲和暴动。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王朝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继徐锡麟秋瑾取义成仁不久，1907年9月，同盟会员王和顺等在钦州廉州防城三地起义。12月，同盟会员黄明堂等率部在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和黄兴等亲临前线督战发炮。到了次年的3月，黄兴率领由华侨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再次发动钦州廉州起义。4月，黄明堂王和顺又发动云南河口起义。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混入新军的光复会员熊成基在安庆率马营和炮营起义，这是新军起义的开端。

    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事后殓收烈士遗骸，共72具，因此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陆续查明还有14名烈士，也就是说，实际烈士应是86名。没有一代人的流血牺牲，就不可能推翻清朝王朝。重温这一段的光辉历史，不妨重读一下鲁迅小说《药》，小说写一个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痨病，让他吃人血馒头。这人血，是一个叫夏瑜的革命者的鲜血。夏瑜虽是男的，但显然是在影射秋瑾，因为夏和秋，瑜和瑾，都沾得上边。我们习惯于把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看做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暴，所以我们习惯于在事后讴歌先烈，控诉统治阶级，却轻易放过了人民群众的麻木。其实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愚昧的人民群众吃人血馒头，这常常是最残酷的事实，而我们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

    秋瑾英勇就义，王金发成了清廷通缉的逃犯。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秋瑾是怎么死的，也许是砍了脑袋，只记得她提出过要求，自己死了，不得剥她的衣服，由此可见，女人被杀，弄不好还有掉脑袋之外的另一番羞辱。现在已经没办法查出来，王金发在什么时候知道秋瑾被杀的消息。他或许想到过要救秋瑾出来，劫狱或者劫法场，但是事情发展之快，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没有电视，他自然也是看不到报纸的，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事情越来越严重，形势越来越不利。他不得不仓皇逃命，躲一天是一天。《王季高君行述》上说：

    棘荆遍地，亲友闭门，昼伏夜行，逾溪陡岭，囊金已尽，本境未离，漂母不逢，浣女无迹。芦中人其真穷矣!相从者有何策哉!乃择向之与秋案有关，及目金发为匪屡去禀官吏之绅富家，强行索借……

    鲁迅说王金发出身于绿林大学的说法，曾被许多文章广泛引用。所谓绿林大学，是当强盗的客气说法。毫无疑问，亡命之中的王金发，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头子。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听过越剧的人，一定有委婉动听女人气十足的印象。有一点让人想不明白，能够出此软绵绵曲调的嵊县，却同样是强盗的发源地。在浙东一带，民风属嵊县最为强悍，嵊县强盗作为商标，与绍兴的黄酒杭州的张小泉剪刀一样著名。不妨解释一下“嵊”这个字的确切含义，“嵊”由“山”和“乘”组成，古时候“一车四马”称之为乘，因此就有“四”的意思，嵊表示四面有山，意味着杀人越货之后，往什么方向逃跑，都可以逃之夭夭，躲在山深不知处。自从明亡于清以后，几百年来，嵊县的强盗就没有真正地绝迹过，王金发武功高强，一身是胆，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难事。他曾经是乌带党的头目，再干土匪，大有重操旧业的意思。不过，盗亦有道，做强盗的并不意味着一定做坏事。据史料记载，王金发之为匪，从不扰民。这里的“民”，自然是指穷人。

    《王季高君行述》中说，王金发向富户强借财物，往往以四分之一散发贫民，四分之一自己用，剩下的接济党人机关。由此可见，做了强盗的王金发，仍然和革命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徐锡麟和秋瑾主持的皖浙起义失败，清政府缇骑四出，到处捉拿革命党人，不但没有吓坏了王金发，反而成全他过了一把梁山好汉式的英雄瘾，当了一回中国的罗宾汉。尽管王金发只做了半年的强盗，他在浙东留下的传说，已经数不胜数。再也没有比强盗的传说，更能深入民心。譬如说在途中遇到了“饥饿垂毙者”，王金发把身上仅有的600文钱，统统掏出来给了他，自己却和同伙整整饿了一天，这600文钱是抢来的衣服卖的钱。又譬如某乡有一位节妇，被村中恶霸逼嫁，此事让王金发听说了，他怒眦欲裂，率领手下在途中拦截，痛鞭恶霸，然后送节妇归家。

    王金发的名声，正是因为他做了半年的强盗，才大增特增。民间老百姓难免一种小孩子心理，小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有时候成年人对强盗的传说，要比对革命党更有兴趣。如要说王金发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只是他辉煌的传奇生涯开始，那么他一度为匪，占山为王，则是他的传奇乐章的深入。在这之前，他根据徐锡麟的安排去做，后来又听从女侠秋瑾的指挥。徐锡麟和秋瑾殉难了，王金发顿时失去了革命的方向。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革命陷入了短暂的低潮时期，和党人的联络中断了，作为清政府到处缉拿的重点对象，王金发屡屡陷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当土匪自然有充分自由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非常艰难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会站在“匪”一边，恰恰相反，除了特别了解王金发的人之外，大多数穷人很可能会去向官府告密。事实上，王金发不止一次陷入困境，为了逃命，他不得不率部逃入深山。秋去冬来，天寒地冻，加上官府的追捕更加严了，王金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正当王金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发出了指示:“秋瑾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1908年春，革命党人浙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其美，从日本风尘仆仆回国，为了重点浙江反清的革命烽火，再聚光复会旧人，陈其美多次派人密赴嵊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叫做杨侠卿的同盟会员终于找到了王金发。于是王金发再次和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脱身去了上海。手下人如何安排，史料上没有留下记载。王金发是大孝子，临行，没忘了带上自己的老母，还有他第二个老婆沈雄卿。

    5

    现在，不打岔说一说陈其美，又很难继续往下叙述。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起义中，蒋介石和王金发，是陈其美手下冲锋陷阵的两员得力大将，因为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终于获得了紧随孙中山左右的机遇，这机遇使得他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青云直上，最后成为国民党中的第一号人物。国民党中著名的“二陈”，即陈果夫和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侄子，这“二陈”在后来一再被蒋介石重用，显然和蒋的报恩思想有关。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以后，蒋介石曾将其尸首搬到自己家里入棺成殓。当时孙中山也在上海，亲临现场吊视遗体，抚尸大恸。由此可见陈其美和蒋介石，陈其美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

    浙江籍革命党中，由于徐锡麟和秋瑾已经殉难，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中，应该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和陈其美四大将，前三人都是光复会员，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其中章太炎和蔡元培文人气太重，是文化名人，不擅搞暴力革命，陶成章不一样，他是光复军的领导人，有一个咄咄逼人的绰号叫“焕强盗”。陈其美似乎没有参加过光复会，他直接参加了同盟会，从资历来说，陈其美要比这三位低一些，然而其功劳，却在三位之上。陈其美是革命后的第一任上海都督，在光复上海，光复杭州，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等历史事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孙中山曾说过:“陈君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

    相反，蔡元培章太炎以及陶成章，在光复之役中，其功劳和冲锋陷阵的陈其美相比，要逊色得多。陶成章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到半个月之际，被刺于上海广慈医院。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英士纪年》，在这一年的1月14日一栏，仍然明确无误地写着:“凌晨二时，指使蒋介石派人于广慈医院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面还引用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确定陈其美是杀陶成章的主谋。陈其美是否真的指使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这一直是个扯不清的案子。有个化名叫岑梦楼的，写了本小册子《王金发》，在王金发死后不久印行，据说发行了几万册，当时可算是了不得的畅销书了。在这本编造痕迹很强的小书中，王金发被说成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这种说法一度很流行，即陈其美指使蒋介石，蒋介石又安排了王金发。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我觉得鲁迅的看法可能最接近正确，鲁迅与王金发和陶成章都认识，和陶的关系要更深一些。陶成章被刺大殓时，身穿黑呢大衣，拍了照片，有人将这照片寄给在绍兴的鲁迅，鲁迅看了照片，还流了泪。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问过鲁迅，会不会真像小册子上所说的那样，是王金发枪杀了陶成章，鲁迅很生气地说:“造话！”“造话”是绍兴土语，意思是瞎说和编故事。人们所以会对历史有兴趣，有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文字和口头流传的历史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瞎说和编故事。尽管鲁迅先生和蒋介石也是同乡，但是作为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鲁迅骨子里是文人气，他不喜欢蒋介石身上的浪人作风，有趣的是，鲁迅明明知道陶成章的死和蒋介石王金发无关，但是偏偏不写文章辩诬。周建人说鲁迅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曾专门对陶成章之死作过调查，结果他带些赌气地说:“蒋昧了良心，宁可错杀九十九，冤杀了千千万万好人。现在让他戴着皇冠背黑锅，活该！”此时，蒋介石已经得到天下，鲁迅觉得自己根本犯不着替他说话。

    也难怪王金发会有刺杀陶成章的恶名。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1908年春天，王金发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了搞暗杀的职业高手。他本来就是绿林好汉，陈其美誉他为“聂政”一样的英雄，搞暗杀正合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脾气。在初到上海的一段日子里，王金发被人津津乐道的事，是毁家纾难，1908年的夏天，王金发偷偷潜回嵊县老家，将家产统统变卖了，然后将所得银两，全部捐给了同盟会，至此，王金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曾说其母“售田得资，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进学之学费”，显然不确，因为王金发根本就没有去日本。很可能是王金发向母亲隐瞒了这笔钱的正式用途，事实上，陈其美和王金发等，正是利用这笔钱，在上海接盘了天保客栈。有了天保客栈，便有了一个联络各地会党志士的机关。

    王金发成了天保客栈的老板。上海有租界作掩护，清政府拿革命党常常无可奈何。1908年冬天,“两浙各府属代表”聚集上海，筹议举事计划，会还没开，就有人向官方密报，于是天保客栈被抄，一位叫张恭的同志被捕。经查，出卖这一情报的是刘师培。刘师培早年同情革命，颇负才名，也算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天保客栈被抄，张恭被捕，江浙武装计划就此夭折。陈其美召集党人商议，说欲报此仇，非有“聂政”不可。于是王金发“慷慨自任”，带着枪便去找刘师培算账。许多书中都记载了这一幕，王金发拎着枪，找到了刘师培，二话不说，就要扣动扳机。刘师培吓得跪地求饶，发誓将以自己的性命，确保被捉同志张恭的生命安全。事后，刘师培果然到端方那里苦苦哀求，求端方万万不能杀了张恭。

    这样的故事今天说起来，多少带有一些滑稽色彩。刘师培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学，擅长以字音推求字义，以今言通古语，并用比较通俗的文字，编定经学和文学等教科书。他的文学论文，也常有独到见解，对中古文学史颇有研究，撰著很多，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共74种。以学术地位而言，刘师培在近代学界，可以列入大师级，但为人，却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永远为人所不齿。一是当了同盟会的叛徒，出卖同志。一是后来袁世凯称帝，刘师培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再次成为国人眼里的小丑。

    由于王金发对刘师培的恐吓，张恭的性命终于无虞。刘师培无脸面在上海住下去，逃之夭夭，他妻子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不知后怕，继续在上海滩鬼混,“花天酒地，吐漱生云”，并打算进一步出卖革命党人,“某日汪自妓院出，金发邀之于途，拔枪击毙之，从容而去”。从1908年到上海，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王金发在这期间，一直是陈其美手下的重要大将。他的身份，颇有些像锄奸团长，或者是暗杀队长，惩治叛徒，暗杀奸细，经他手送命的坏分子，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专与革命党作对的青帮头子，有吞没革命党人募款的香港某公司经理，有与侦探差不多的石某。王金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他出入于浙西和皖南，曾到香港学习制作炸弹，而且还去过南洋的新加坡。

    暗杀活动，在清朝末年曾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手段。自徐锡麟暗杀恩铭以后，革命党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暗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10年汪精卫慷慨赴北京,“引刀成一快，莫负少年头”，刺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的宣统皇帝还是个毛孩子，刺杀摄政王等于刺杀当今皇上。和汪精卫的壮举相比，王金发的暗杀要逊色得多，可是也实际得多。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几年，王金发是一个富于传奇的实干家，是侠客，是义士，是革命的打手。在公理不申、黑白颠倒的社会里，暗杀会使敌人受到震慑，使胆小鬼闻风丧胆。暗杀能解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但是不可能解决最后的问题。暗杀虽然很刺激，很有英雄气概，有时候却会使问题走向反面。事实上，暗杀的手段一旦被滥用，就会表现为不分青红皂白。

    在王金发诸多的暗杀中，譬如被许多人称道的“枪杀胡道南”，就有些莫名其妙。胡道南被杀的理由，是因为曾联名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密，导致了秋瑾女侠的被捕和被害。这说法显然有些牵强，把秋瑾蒙难这么大的事，推在一个地方的乡绅身上，那是不负责任的小说家的想法。以王金发之身手，枪杀一名毫无防备的乡绅，实在易如反掌。胡道南在完全不明白的情况下，被革命党人在大街上击毙。胡当时是清查公款公产董事，他以前办过府学堂，办过劝学所和禁烟分所，为人心平气和，且品端学粹，蔡元培后来写过《胡道南传》，专门为胡辩冤。事实证明，暗杀有时候也会草菅人命。不过，杀错就杀错了，干革命，真杀错几个，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杀错了，还不许辩诬，就有些惨了。王金发死了以后，革命党人写文章纪念他，陈去病称其为“莽男儿”，一个“莽”字，十分传神。王金发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候，是在扮演拼命三郎的角色。王金发身上的戏剧性，就在这可爱的“莽”字上面。

    王金发似乎还没到杀人如麻的地步。不管王金发有多莽撞，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被刺，肯定和他无关。王金发是个讲义气的人，和陶成章情同手足，下不了那个毒手。事实上，陶成章之死，不仅和王金发无关，而且和陈其美蒋介石也无关。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是想自相残杀也来不及。文字记载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查找旧档案，阅读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很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会，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当时有大量的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文人办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御用文人更不要脸的。在有关王金发的大量文章中，诬蔑的文字要远远地超过赞扬的文字。因此，说陶成章死于王金发之手，显然是无中生有。

    第三章

    1

    出生入死对王金发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谢震在《王季高君行述》中谈到他辛亥革命前的经历时，曾不无感慨地说：

    黄花岗之役，不与其事，亦云幸矣，然今则转为之可惜矣!

    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王金发曾跟随陈其美如约前往。查史料，从上海经香港转广州的，还有宋教仁等人。由于联络不便，配合不当，起义军奋战一夜，便惨遭失败。陈其美率领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以王金发之莽撞，加上他视死如归的血性，若是参加了，必定也是七十二烈士之一，此所以“不与其事，亦云幸矣”。王金发最后死于非命，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此所以“今则转为之可惜矣”。

    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辛亥前夕发动的规模最大、牺牲最重的暴动。此次起义体现了革命党人的英勇，同时也确证了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发动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很难奏效的事实。早在一年前的日本，革命党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此时孙中山远在北美，黄兴远在南洋，同盟会的东京本部，因为没有孙黄二人的坐镇，人心有些涣散，形势也趋于低潮。在一次不是太重要的聚会上，宋教仁提出了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下策是继续在边远地区进行，中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上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大家经过一番讨论，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于是折中取中策。

    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次在日本小石区聚会的重要性。由于在清政府控制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动政变要容易得多，在过去的若干年中，革命党人已经在这些地区发动了无数次暴动，规模空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仍然是遵循这种惯性。日本的这次聚会，事实上无意中作出一个新的决定，这就是将革命的重点，转向长江流域。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个转变，会急速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革命党人酝酿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机关就设在上海租界，这意味着革命的指挥所，也从遥远的不便指挥的日本迁往上海。革命党人计划在沿江城市同时发动起义，上至武汉，下到上海，形成星火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由于泄密武汉革命党人被迫提前起义，结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两三天内先后攻占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时离黄花岗起义失败还不到半年，革命党人尚未从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辛亥革命是一个意外的早产儿，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的时候，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国内，起义异常地顺利，一夕之间，革命党人迅速地控制了形势，由于太意外，竟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几位参与发动起义的党人，都觉得自己的威望不足以担任都督，推来推去，于是把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送给了新军协领黎元洪。时隔八十多年，重温辛亥革命，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其中最让人耿耿于怀的，就是革命党人总是把胜利当做礼物送人。想当初，黎元洪是从床底下被硬拉出来，授予都督的头衔。这个后来被人们讥为黎菩萨的胖子，糊里糊涂地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王金发对于发生在武昌的起义，所知甚少。革命党人奔走相告，然而受当时通讯的限制，真实的消息很难传递。在上海的报纸，只要是革命党人控制的，每日都频发捷报。捷报掩盖不了武汉三镇告急的事实，革命党人明白，要想巩固武汉的成果，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各地的起义响应。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上海、山西、陕西、重庆、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纷纷起兵讨虏，一个多月以后，有首义之功的武汉三镇之一汉阳虽然失守，但是各地义军捷报频传，大清的末日真的就到了。1911年11月3日，在陈其美的领导下，上海、杭州、苏州三地几乎同时发难，尽管有些曲折，至5日，这三地已全部光复，成为革命党人的囊中之物。

    王金发在光复杭州的战役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英士纪年》11月3日这一栏上写着：

    委派蒋介石、王金发、张伯歧等率领敢死队100余人抵达杭州，参加浙江起义。

    《王季高君行述》上也说：

    孑黎亦由申来杭。遂决定于9月15日夜三时，笕桥、凤凰山两处军兵，肃队入城。张伯歧、蒋介石率敢死队攻抚署，孑黎率所部攻军装局，一鼓作气，马到成功。

    这里的九月十五日是阴历，也就是阳历的11月5日。关于杭州光复，当年11月9日的《民立报》，以“浙江敢死队之壮观”为题，作了生动的报道：

    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四队由王金发为队长，攻击军装局。其实为天然之形胜，守易而难攻。自攻击点起，以至军装局头门，约有三千米之远，巷道深奥，门栅重叠，城池坚固，守备严重，防御绵密，乃为各官局之首。凡察杭垣阵地者，无不以此为最险、最难之区，乃敢死队竟自起点以至军装局头门，直前冲锋，势如霹雳。惟入头门为贼军偷刺队员周尧吉君一员，而军装局遂入吾手矣。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杭州之光复，有惊无险。对于骁勇善战的王金发来说，这样的冒险根本算不了什么。杭州光复以后，各界在咨议局开会，欢迎立宪派名流汤寿潜自沪抵杭。虽然王金发极力反对，但大多数党人都赞成汤寿潜为光复之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王金发曾十分愤怒地说:“予等拼性命，炸军库，而汤某坐火车来，为现成都督，奈何坐视不管？”辛亥革命的戏剧性就在这里，革命党人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了天下，其结局都是拱手相让。继黎元洪当了都督之后，汤寿潜又成了浙江都督，而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摇身一变，成了光复以后的首任江苏都督。辛亥革命一开始便表现了它的不彻底性。革命党犯了一系列错误，他们只想到要把清朝政府推翻，推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辛亥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袁世凯注定要老死在他的老家。我曾见过一张充满田园风味的老照片，被清政府打入冷宫的袁世凯，穿着一身蓑衣，蹲在一条小木船上钓鱼，仿佛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让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并不安分的眼睛。清朝统治者显然意识到，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于大清的江山，有比革命党人更潜在的危险。事实也是如此，已被解职遣回老家，而且打算永不叙用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五天，便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广总督。袁以“足疾”尚未大愈，既不坚辞，也不请求赏假，借故拖延。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公然挟革命党以自重，明目张胆地要价，谁都知道重用袁世凯是饮鸩止渴，但是走投无路的清廷，到了这节骨眼上，也只好闭着眼睛喝下这杯毒酒。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后的第18天，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于是，袁世凯走马上任，非常娴熟地玩弄他的两面手腕，先给革命党人一个下马威，让革命党人知道他的厉害，然后继续向清政府要挟。在他上任的一个月之后，袁世凯率兵攻占了武汉的汉阳。

    和奸雄袁世凯相比，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像天真的小孩子，王金发反对汤寿潜当浙江都督，并不是他的觉悟比其他革命党人高，而是他有一种最朴素的农民思想，这就是凭什么要轻易地把自己应得的东西让给别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文质彬彬。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手段。袁世凯的厉害，就在于他让革命的正方和反方都奈何不了他。袁世凯攻下汉阳之后，完全可以一鼓作气，趁势拿下武汉三镇，但是他故意不打了，要和革命党人谈判。军事上完全处于上风的袁世凯，要谈判，当然占尽便宜，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开会，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几个月以后，袁世凯果然成为了大总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总统。在他之前，孙中山虽然当了一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可是很快便被袁世凯所取代。

    革命党人还真应该向袁世凯学几招。在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的当天，同盟会领袖之一的章太炎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光复会誓言中也有“功成身退”的警句。所有这些政治高调，抬高了革命党人的身份，也给革命党人带来了许多无形的伤害。辛亥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到革命党手中的微乎其微。很多并不革命的人摇身一变，从清朝政府的官吏变为民国的新官僚。继江苏巡抚程德全成为反正的江苏都督，广西巡抚沈秉坤，安徽巡抚朱家宝，福建的统制孙道仁，统统变戏法似的成为了省一级的大都督。好在陈其美和王金发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他们没有温文尔雅，趁乱捞到了都督的头衔，管他做得长久不长久，先当了都督再说。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反正运动中，再也没什么场景，比陈其美当都督，更充满了戏剧性,《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一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开会时，李平书先生先发言，跟着李英石、陈英士等几位依次讲话，场内很安静。但在推选都督时发生了争执。李平书和商团代表及起义军官，都推李英石当都督，说他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同盟会方面的代表则推陈英士当都督。双方争执不下。黄郛脾气躁，第一个拿出手枪来威胁平书先生，说是陈英士首先进入制造局有第一功。在场的起义军官也都把手枪拔了出来，说陈英士进制造局后即被拘禁，后来是李英石指挥起义军和商团打下来的，彼此争论不休。刘福标原在会场内靠墙站着，这里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扔，大家同归于尽!”

    2

    王金发当上绍兴都督，同样有趣。陈其美在上海选都督，那时候，王金发和蒋介石等皆在杭州。以此二人的脾气，若在上海，扮演逼宫角色的必是他们无疑。王金发完全可能拔出手榴弹来，做和刘福标同样的事。事实上，就算是在杭州，王金发也不是省油的灯。据说他也一度拔出了手枪，威胁大家预备推举的汤寿潜，由于陶成章的劝阻，才又把枪放了回去。王金发当时打出的一张反对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的王牌，就是“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这里面难免有莫须有的意思，纯属是捣蛋，然而汤寿潜拿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也没办法，自己在众人的拥戴下，当了浙江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总得分一杯羹给王金发。最初的位置是浙江都督府的实业部长，王金发坚辞不受，于是改派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最初的那几个月里，中国最大的奇观，就是一下子不知冒出来多少都督和民政长。城头变幻大王旗，改朝换代的机遇终于来了，人五人六地都跳了出来。仅以我比较熟悉的江苏而论，就有苏州府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清江浦的都督蒋雁行，松江府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镇江府和江宁府的都督林述庆，无锡军政府司令秦毓鎏，扬州府军政长徐宝山，太仓州军政长洪锡范，常州府军政司令何健，淮安府军政长卢根鏊，徐州府民政长朝志正，海州民政长何锋钰，以及海门厅民政长梁孝熊。光复前，江苏共辖八府三州一厅，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各有其主，革命的成果被迫不及待地瓜分一空。

    浙江的情况我不太熟悉。反正王金发放弃了寄人篱下的实业部长一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选择了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出任绍兴都督，是王金发生涯中，继落草为寇当土匪、在上海滩当杀手之后的又一传奇。由于王金发当过强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莽撞，因为在他上任伊始，他便以强盗都督而闻名。王金发人还未到绍兴，民间已经纷纷传言，说王金发要回绍兴替秋瑾报仇。一时人心惶惶，那些和秋案有关的人士，知道革命党人饶不了自己，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变戏法似的，赶紧把自己也打扮成拥护革命的模样。在王金发到达绍兴之前，绍兴的旧官僚们，见风使舵，打着“咸与维新”的招牌，由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折奏师爷”的章介眉，串通绍兴的末代知府程赞清，临时拼凑成立了一个“绍兴军政府”。这章介眉恰恰是第一个应该对“秋案”负责之人，当年正是他主张先斩后奏，动笔草拟了浙江抚署处理秋案的奏稿,“正法”了女侠秋瑾，后来又是他出坏点子，怂恿继任的浙江巡抚增韫，平毁西湖边的秋瑾墓。

    鲁迅是绍兴假光复的见证人，他在《范爱农》中写道：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据说王金发本来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带兵去浙江的衢州，光复衢州只是王金发的一个借口，其目的是为了要向刚上任的浙江都督索兵索饷。汤寿潜被他逼得十分为难，合署不宁，甚至都有了辞浙江都督的打算。这时候，徐锡麟的三弟叔荪从绍兴来，报告了绍兴的假光复，希望王金发能去绍兴。王金发先是不肯，因为他此时正好让汤寿潜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王金发采取的是胡搅蛮缠的“捣蛋法”，好歹和汤寿潜耗着，看这个窝囊的浙江都督怎么办。那天晚上，王金发春风得意地去杭州的挹芳菜馆赴宴，席间经叔荪的再三劝说，加上几杯酒下肚，王金发终于动了心。他一松口，汤寿潜求之不得，立刻封他为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

    史料上并没有说王金发为什么松口，想象中，一定是来自绍兴的叔荪在言谈中，搔到了王金发的痒处和痛处。绍兴是王金发的革命根据地，在老百姓心目中，王金发既是革命党人，也是著名的强盗头子。不管怎么说，王金发在绍兴大名鼎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行，革命既然已经成功，应该是王金发露露脸摆摆威风的时候了。王金发当时的神气劲是不难想象的，当叔荪来杭州刚和他见面时，面对昔日恩师徐锡麟的三弟，王金发不等对方开口，就十分爽快地送了一支手枪给他。他这人显然是一身的山大王脾气，想怎么就怎么。凯旋班师回绍兴，无疑有让他兴奋的一面，而且去绍兴不比去衢州，绍兴有许多旧部下，王金发只带兵三百就足够了。

    王金发回绍兴真是出尽了风光，人们排着队，在西门等了一天等不来，忽然听说是第二天才会到，并且不就近从西门进来，而是绕道从东门走，理由从东门进绍兴比较吉利。这也不知是哪位风水先生占的卦，过去出兵，班师回朝，都习惯从北门入城，所以北门也称得胜门或德胜门，譬如北京的德胜门就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又一次排了队等到天黑，好在月色很好，加上有火把、风灯和新糊的纸灯笼，还能凑合着看清。原来的绍兴知府程赞清，由两个旧差人搀扶着，战战兢兢地站着恭候，远远地看到王金发的革命军来了，非常做作地冲到河滩边上，两手高举，向前打躬，行的仍然是前清的官礼。这也不能难为他,“咸与维新”，究竟怎么叫新，小小的知府怎么弄得明白。

    王金发一行是乘白篷船来的。在江南水乡，人们出行，照例都是坐船。几支快橹摇着，摇几橹，便朝天胡乱放几枪，仿佛扔爆竹似的。那船终于到了城门口，大兵浩浩荡荡地上岸，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脚上是草鞋，持枪分两排站好，如临大敌。那情形好像做戏，锣鼓声响了一阵以后，英雄人物才可出场，早了，就没那个效果。于是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前呼后拥中，在夹道欢迎的绍兴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慢腾腾进城转一圈。此时的王金发，自然不会把那位前来欢迎的旧知府，放在眼里。王金发骑着马，高高在上，谁都能看见他刚刚剃的光脑袋。我不知道这剃光脑袋，是否因为留学东洋，从日本人那学来的，后来的蒋委员长也是这毛病，硬是把脑袋弄得贼亮贼亮，有庄严的一面，但是也难免有滑稽的一面。要知道，辛亥革命男人们才开始剪辫子，光光的脑袋让老百姓看了，真不知会怎么想。王金发在大街上绕了一圈，神气十足地过完了头一把都督瘾，来到府衙门，堂而皇之地进去了。那三百士兵也跟了进去，排队站在那唱歌，唱了几首才解散了。

    这以后，前来犒劳的就没断过。人们牵着手，赶着猪，抱着鸡和鸭，挑着酒，进出府衙门。王金发也没什么架子，谁来了都见。最先拜访他的，自然是那些地方上的革命党人，譬如鲁迅和范爱农。后来成为大文豪的鲁迅，此时不过是绍兴一家中学里的监学，这监学也还是临时的，因为四个月前，鲁迅愤然辞去了该校的普通生物教师一职，后来由于学生的强烈要求，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工作无人主持，才勉强上任。革命军兴，谣言四起，绍兴地处偏僻，什么样的传说都有。反革命的谣言不断，于是以其矛还其盾，鲁迅等便用革命的谣言对付反革命的谣言。鲁迅当时提出的办法，是组织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进行革命宣传，散发“溥仪逃，奕被逮”等传单，煽风点火，灭敌人志气，长自己威风。

    鲁迅领导的学生，虽然拿的只是体操用的枪，但是在安定地方这一点上，起了积极作用。说起来真可笑，那体操用的枪，并没有真的子弹，就算能找到几颗，也是那种光能喷火，却不能杀敌的练习弹。当时传说有一队溃散的旗兵将从绍兴经过。民间最怕的就是溃兵，溃兵比土匪更不像话，于是店铺纷纷上了铺板，怕溃兵抢劫。为了安定民心，鲁迅率领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辟谣，学校里教体操的体育老师，当时还没有剪辫子，把辫子在头上打了个结，满头是汗地走在最前头。体育教师平时上课，用的是一把细而长的指挥刀，这时候也换了把可以砍死人的大刀。这一招还真管用，学生“武装演说队”所过之地，店铺胆子立刻就大了，立刻开门做生意。

    王金发要来的第一天，鲁迅亲率学生在西门外，白白地等了一天，一直等到深夜，眼见着没希望了，才散队回家睡觉。那天晚上很冷，大家不得不生火取暖，肚子饿了，学生年纪轻，扛不住，便去附近的小馆子敲门买东西吃。鲁迅有个叫孙德卿的同事为人慷慨，掏钱购了几百个煮熟的鸡蛋给学生。在王金发到绍兴当都督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鲁迅和范爱农专程到都督府拜访他，因为大家在日本时就熟悉，范爱农和王金发还有一段同船的经历，且都是徐锡麟的学生。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看，不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唯一可以留给人们谈天的材料，是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当时很窘。刚做了官的人，有时候非常想见熟人，因为唯有熟人，才能想到你是混阔了。有时候也怕见熟人，因为熟人最知道自己的老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己混得再阔，你还是你，有些事永远改不了。

    3

    王金发当绍兴都督的功过，是他最引人争议的一笔。毁之者，一味恶毒攻击，誉之者，找出种种理由为其辩护。为了写这篇小说，我重新系统地阅读了一些书，获得的印象是，对于王金发，过去的评价，毁超过了誉，近年来的评价，却是誉超过了毁。所引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区别只是在于解释。鲁迅仍然是必须被借用的，毁誉双方都能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王金发遇难已经八十多年，事实上，他早就被人遗忘了。正像我在小说一开始所说的那样，王金发能在后来偶尔被人提起，还是大家读了鲁迅著作的缘故。

    事实上，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而在这八个月中，他也不是一直留在绍兴。从1911年的11月，到次年的7月，在这所谓当绍兴都督的日子里，王金发曾数次离开绍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王金发应陈其美之邀，化装为“总统专列随员”，身携双枪，暗中保护孙中山。沈鹏年所撰《孙中山和王金发》，记载了当时陈其美对邵力子解释这么做的必要性：

    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伤害孙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保卫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我不知这资料是否靠得住，反正从当时的旧报纸，如记载革命党人事颇多的《民立报》上，见不到王金发在随行人员名单中。既然是化装，自然不会在名单上了。王金发屡次去上海是无疑的，否则，发生在1912年的陶成章被刺案，就不会和他有丝毫的牵连。王金发在陶成章遇刺前两天，曾在上海的汇中旅馆饭厅和陶见过面。这次见面时，陶成章告诉王金发，自己拟入广慈医院治病。两天后，陶成章在广慈医院被刺，王金发因此也背上了黑锅。其实王金发屡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想和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此时革命虽然成功，但是革命的成果并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

    王金发的绍兴军政分府，虽然只管辖府属八个县，客观上起着和在杭州的省都督府分庭抗礼的作用。从一开始，王金发就没把不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汤寿潜放在眼里。以王金发的资历，一个省的都督位置，还轮不到他来做，不要说是他，就连陈其美，也只是挂名上海都督。当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概念大不一样，属松江府，归江苏管辖。虽然都是都督，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陈其美在上海，王金发在绍兴，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儿。这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绍兴，遥相呼应，大搞独立王国，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嵊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上，刊登了汤寿潜致王金发的一封信，注明日期是1912年9月29日。这日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汤寿潜已不是浙江都督，王金发也不是绍兴都督。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911年的11月16日，信尾的日期“九月廿九”是阴历：

    季高仁兄大人麾下：

    在杭得聆伟论，许为血性男子，恨相识之晚。司令部言，麾下愿往绍兴弹压土匪，画锦一行，便拟北伐，心焉壮之。一到绍城，即以军府闻，旋且以都督闻，初犹疑告者之过，今且接奉电告矣。下走无分寸功劳，且腼然而尸素于此，若麾下之劳苦功高，裂土而封，谁曰不宜。以怀负伟略如麾下，必不待一都督为重轻，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权限，窃以为过矣。浙江收入，悉抵洋款，盐茶局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经截留，彼族必来指诘，其时断非空言所能应，势必藉词干涉，是瓜分之端，自吾绍而开，且自下走所许之好男子而开，下走同为绍人，不敢不尽言以相告，无为此得小而失大也。犹记麾下濒行，以同为绍人之故，谆谆焉以尊重荣誉相勖勉。麾下岂不知都督之荣誉，远不如英雄之荣誉为尤大乎。里人来，盛传麾下遇卫士小有所扰于市间，辄枪毙之，执法之严，保民之切，所谓英雄者自宜如是。盐茶局票据簿册，似应发还该局，派员监督以促其进行，防其混匿则无不可，尚有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还祈照解省城。敢因麾下之严于卫士，而冀英雄决不严于人而贷于已，不辞饶舌而告前途之荣誉有信于都督者。愿垂意省览，惟亮察，不尽。

    意城兄均此致意。

    弟名正肃九月廿九日

    重读这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此时的王金发，不过当了一个多星期的都督，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已经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原信中，凡遇“麾下”这一敬称时，无不另行顶格。这真不像一个上级给下属写的信，正如汤寿潜信中所言，他于光复无分寸功劳，然而既然尸位素餐，已经当了浙江省都督，有些话却不得不说。光复以后，到处都是些自称“草”字头的人物，“草”字头是革命党的另一种说法，汤寿潜活脱是一个受气都督的形象。好在他受气的时间并不长，当王金发在绍兴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他已经调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

    据说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陈其美曾电召王金发赴沪进见。见面时，孙中山想不明白，问王金发为什么宁愿去绍兴，不愿留在省城杭州任职。王金发愣头愣脑的回答让孙中山很满意。王金发说自己想在绍兴练兵，然后率兵北伐，灭此朝食，直捣黄龙。他一生的可爱，都体现在这莽男儿的“莽”字上面。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就是在这次见面时说的。不久，孙中山便任命王金发为北伐军副司令，这可是一个不算小的职务，由于南北议和，北伐并没有真正实施，王金发的副司令，也就是一个短暂的空衔。不管怎么说，在绍兴招兵买马，积极备战，这也许是王金发的初衷，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王金发很快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到脑后去了。

    辛亥革命带有很强烈的速成性质。从日期上看，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初，上海和杭州光复，11月6日，陈其美任上海都督，11月16日，王金发任绍兴都督，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变化实在太快，半年前，由于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跌入低潮，然而从低潮转入高xdx潮，这中间连过渡都没有。革命成功如此容易如此省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只要清朝政府下台，革命党人和昔日的仇敌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王金发的练兵，准备北伐，显得毫无意义，也完全没那个必要，历史并没有为王金发提供带兵打仗的契机，像他这样善于冲锋陷阵的莽男儿，是否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被胜利冲昏头脑，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革命党的好心，给了坏人可乘之机。不要说是像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圣贤如孙中山和黄兴等杰出人物，对袁世凯的窃国野心，在当时也缺少必要的认识。孙中山就曾一度以为天下太平，亲自投身铁路考察，想以实业让中国迅速富强起来。许多革命党人自命清高，功成身退，羞于做官，干脆去欧洲留学念书。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也颁布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是山大王出身，办起事来说一不二，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有一招也让老百姓皆大欢喜，这就是开仓放赈，豁免一年的钱粮，减除苛捐杂税，饬令富商粜平价米，平抑市场粮价。此外，在杀人方面毫不手软，据说王金发先后杀了五十多个鱼肉百姓、反对维新的地头恶霸，其中有不少还是王金发亲手处决的。

    王金发隆重公祭了徐锡麟和秋瑾等革命先烈，厚恤先烈家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王金发当年被迫逃进深山当土匪，如今衣锦还乡了，所有欠的旧账都一笔笔清算。那个对“秋案”应负责的章介眉自然不会放过，由于他已经先一步“咸与维新”，伙同原知府程赞清搞了一个所谓“绍兴军政府”，并自任治安科长，王金发便以“有要事商量”，将章介眉诱至府衙门猝然逮捕。王金发显然喜欢戏剧性的场面，在逮捕章的同时，他派兵出其不意地封锁了章宅，然后调齐章告密的案卷，准备举行公开会审。在那段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并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在他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

    公审章介眉本来可以成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祭了秋瑾和徐锡麟两位先烈以后，人心都很激动，杀了章介眉，犹如大热天里吃一块冰激凌，既降温又解渴。杀了章介眉,“秋侠虽死，亦可瞑目九原，含笑泉壤矣”。在大家看来，章介眉是死定了，章介眉死有余辜。事实上，王金发一开始也打定主意要杀章介眉，这样的社会蟊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似乎心慈手软起来，稀里糊涂地就把章介眉给放了。王金发不杀章介眉，是后人一直指责他的地方，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此事，很有些怪王金发徒有妇人之仁。落水狗不痛打，待一上岸，轻则洒人一身水，弄不好还会被他咬一口。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仍然愤愤不平地说：

    终于将那主谋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

    其实不杀章介眉，恰恰是当时最流行的大趋势。王金发在一篇告示中煞有介事宣布:“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这种糊涂思想，很自然地会导致轻敌的麻痹思想。因此不杀章介眉，不能仅仅看做是妇人之仁。王金发宽宏大量地说:“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王金发的用心是好的，革命的形势发展实在太快，昨天的敌人，转眼间都成了一条战线上的朋友，中华民国说成立就成立，大清朝说没影就没影。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在王金发脑子里拐不过弯来。杀一个章介眉，对于出身绿林大学的王金发来说，小事一桩，能有这个器量不杀他，还真不容易。有些资料把王金发刀下留人，看成是因为章介眉的能言巧辩，是他摇尾乞怜，蒙得王金发相信了他的鬼话。

    依我的想法，王金发再糊涂，还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就上章介眉的当。所谓“际此光复，毁家纾难，我亦不辞，故罄我所有，以充军饷，以谋公益，以营秋社，均无不可”这番鬼话，打动了王金发的说法实是靠不住的。章介眉已是死老虎，他的那点家产，即使是不想交出来，王金发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没收。王金发当土匪的年头虽然不长，可是绑票勒索这些小伎俩，再熟悉不过。章介眉无论如何狡猾，都逃不出王金发手心。王金发放过章介眉，最重要的原因，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是王金发，所有的革命党人，都陷于形势一片大好的迷糊之中。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竟然特意派人从南京赶来说情。如果我们说王金发错了，那么就是说黄兴也错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是王金发不想杀章介眉，而是革命党人的大多数，不想杀人积怨。

    王金发作为一个小小的绍兴都督，不杀章介眉，有着十分合情理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杀人解决不了问题，不杀人又会出问题，这事实上是中国革命者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尴尬。杀人不眨眼的王金发不得不向形势让步，忽然有了菩萨心肠，他非常戏剧性地抓了章介眉，同样带有戏剧色彩地释放了章介眉。章介眉果然“毁家纾难”，将自己财产的一半，即田产3000余亩，现洋5万元，捐献给绍兴军政分府。王金发派出16名卫兵，用轿子抬着章介眉，将他浩浩荡荡地送回家。

    4

    如果王金发所颁布的政令都能实施的话，他会成为一位了不得的父母官。他雷厉风行地禁止鸦片，说不让抽，就不让抽，谁抽就杀谁的头。他委任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用鲁迅的话说：“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王金发甚至还允许绍兴那么一个小地方，可以办一张《越铎日报》，这张报纸的创刊词就是鲁迅写的，当时署名是黄棘。这时候的鲁迅还没开始后来的白话文学创作，偶尔写几篇小说，也是文言文。他的《〈越铎〉出世辞》颇有些文学青年的味道，在声明办报宗旨时，抛出了一大堆口号：

    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这其实是一些书呆子在自说自话，不过是钻了王金发这个粗人的空子。在一开始，王金发便被大家称做强盗都督，他虽然时不时要摆摆都督派头，可是许多旧相识，依然称呼他为“金发大哥”。要知道，王金发身为革命党，从来就没有什么革命的理论，更没有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以骁勇善战敢于出生入死而名噪一时，一旦政权到手，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当都督。坐天下和打天下常常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学问，王金发从来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子，革命的结局却造成他可以做官。鲁迅在谈起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办报时，曾说过是害怕王金发走向腐败，要用舆论监督他。谢震《王季高君行述》在谈到王金发督绍时的表现，曾委婉地指出了他的不足：

    逸之为人，天性豪迈，而急少涵养，又无远虑，故其行亦瑕瑜互见。

    瑕是玉上的斑点，瑜是玉的光泽，中国人说话的艺术通常是滑头，所谓瑕瑜互见，包括瑕不掩瑜，其实都是指的缺点和毛病。一个做老百姓的父母官，瑜是应该的，为官不做好事，还做什么官。事实上，王金发当都督没多久，就开始变得不像话起来。像他这样的草莽英雄，躲得过战场上的真枪实弹，未必躲得过糖衣炮弹。旧的习惯势力，总是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还要强大。当旧不是新的对手时，它最绝妙的一手，就是迅速地把新也变成旧。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很快就被祖传的捧法，捧得忘乎所以，今天送衣料，明天送鱼翅，耳朵边全是肉麻的好话。难怪鲁迅他们会看不惯：

    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越铎日报》充满了战斗性，这张报纸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后来的文风。开首便骂军政府，骂那里面的军人，接下来胆子更大，骂都督，骂都督的亲戚，骂都督的姨太太，骂都督的同乡，凡是一切不顺眼的，都骂。鲁迅在《军界痛言》一文中指出：

    今也吾绍之军，其自待为何如乎?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政，而演无聊赖之恶剧。

    敢骂王金发，还真要有些胆子才行，鲁迅是条汉子，一起办报的也都是硬骨头。革命能让所有的人都头脑发热，连皇帝都下台了，一个小小的都督，有了错，凭什么不能骂，而且这错都是秃子头上的疤，明摆着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开骂就是十几天，连篇累牍，不顺眼的事实在太多，骂完了这个，又觉得那个也应该骂，于是接着再骂。有人传话到鲁迅家里，说王都督很生气，他出钱办报纸，怎么还老骂他，真是太不给面子了。消息传得有些走样，又说王都督要派人拿手枪来杀人。鲁迅的母亲自然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宝贝儿子有个三长两短。王金发那强盗脾气真犯起来，十个鲁迅他也敢杀。

    身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的鲁迅，虽然比王金发大了两岁，这时候也不过才三十刚出头，年轻气盛，不相信王金发真敢杀了自己。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革命党如何会胡乱杀人?鲁迅当了校长，本来是有200元开办费的，于是索性幽默一回，再去找王金发要经费。王金发气不打一处出，板着脸说:“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银子送到我这来孝敬，你倒好，反而还要来拿钱。要，就给你一些，下次没有了。”鲁迅得了钱，并不高兴，因为办学就得要钱，没有钱就办不了学校，将就着又干了没几天，钱用得差不多了，便辞职。王金发那里仍然憋着火，鲁迅辞职，他也不挽留，照准，派来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鲁迅交出账本，账本上的余款仅剩一角又两铜元。那接收大员也不问钱是如何用的，一边擤鼻子，一边打哈哈。

    鲁迅辞职以后，便离开了绍兴，到南京的教育部任部员，这部员大约也就是职员的意思。那《越铎日报》在鲁迅走了以后，继续办着，风格不见收敛，反而越骂越凶，越骂越尖刻。王金发先礼后兵，派人偷偷地给报馆送了500大洋去。这是变相的行贿，几位主持报社工作的就两个问题展开讨论：问题一，收不收钱；问题二，收了钱，还骂不骂。结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即钱照收，人照骂。收钱，是因为报馆缺钱，王金发拿钱来，收了他的钱，等于把他当做了股东，让王金发当股东，这是给他面子，收钱是看得起他，此其一。股东有错，有错必纠，当然不能徇私了断，当然还应该骂，桥归桥路归路，此其二。王金发没想到会被如此对待，这下子可真惹火了，于是一班兵大爷冲进了报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打谁，逮住了来不及跑的书呆子们一顿暴打。最糟糕的是报馆的主持人孙德卿，大腿上活生生地被刺了一刀。秀才碰到兵，从来都是有理说不清，当初王金发来，正是这孙德卿热心地买了大批熟鸡蛋，慰问前去迎接王的学生，转眼不过几个月工夫，竟然受此虐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幸好鲁迅先生已经离开了绍兴。要不然，活生生地刺一刀，吃几拳头踢几脚，怕是最起码的。那孙德卿吃了一刺刀，疼得大怒，从此以宣传军政府横暴为己任。他跑到照相馆，脱了衣服，拍照为证，可是究竟如何才能展示那刀痕，却让摄影师十分为难。若拍全身照片，刀痕小得几乎看不见，不拍全身，只取刀疤，又如何能证明受伤者的身份。结果还是拍了全身，印了几十张，到处送人。想想那个时代的人真有趣，虽然不能像今天这样动辄电视实况转播，但是似乎也已经很科学了。拍照送人在当时似乎很时髦，如陶成章被刺以后，遗容便被拍了照送人收藏。鲁迅收到孙德卿所寄的照片，委实吓了一跳，照片上赤条条一个男人，春宫不像春宫，若不看文字说明，还以为是一个疯子呢。

    王金发的督绍，很快就有了祸绍的恶名。无论现在有人如何替他洗刷，王金发迅速走向腐败，这一点不容置疑。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天下自然得由老子来坐，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王金发一个人身上，更体现在他的手下一群人身上。军纪败坏成了大问题，滋扰民间的事情时有发生。《王季高君行述》上记载着：

    一日王微服查缉，见有兵士在店强买，立命捉之出，举枪疾击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屡在途调笑妇女之兵士一名，暗记其营哨号数，归召其排长及该兵至，将该兵士缚大树上，先以军棍击排长十百下，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起身自举枪，毙此士兵……

    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其管理手段，仍然是绿林好汉的一套，而且他对杀人有瘾，喜欢亲自执行。事实上，军纪并不因此改观，恰恰相反，在王金发督绍的八个月里，自上而下的腐败越演越烈。孔夫子曾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夫子也说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于王金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别人。譬如在用人方面，王金发对自己的亲戚故旧，大放肥缺，他的舅舅是盐税局长，他的姨表弟是酒捐局长，禁烟局长是他的表兄，便宜都让他熟悉的人占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昔日对王金发有恩的人，此时如买了绩优股，大收股市飞涨的回报。那些平时从不来往的亲戚，此时只要腆着脸上门，王金发就绝不让他们空着手回去。王都督如今已经是个阔佬，他反正有的是钱。

    王金发身上的浪漫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是个喜欢排场的人，敢做敢当，居则警卫森严，出则前呼后拥。就连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带着卫队，一路吹吹打打。英雄难过美人关，王金发纳妾征婢，经常带着她们“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他还把自己的外公，从嵊县接到绍兴来共享富贵，用四人大轿抬着，并派人出城鸣炮列队欢迎，吓得老人家差点从轿子里摔出来。敢如此折腾，自然是要钱的，而且要很多钱，于是他刚到绍兴时的种种许诺，便成了说过就算的空话。造福百姓很快变成了鱼肉乡亲，为民请命变成了要老百姓的命。王金发打着筹饷的招牌，拼命捞钱，尤其是为手下的“三黄”大开绿灯。所谓三黄，即黄伯卿黄介卿黄竞白，此三个位居要职，未及三个月便搜刮民财80万，搞得当时的绍兴人咬牙切齿。鲁迅先生就说过“三黄弄权，混蛋透顶”。民间百姓干脆利用戏文中的现成句子，大唱“可恨三王太无礼”，在江南方言中,“黄”和“王”同音，骂三王就是骂三黄。在1958年的乡土史调查中，令人难以相信地发现，事隔已近50年，民间老百姓还能记得骂王金发一伙的顺口溜：

    吃的油，

    穿的绸，

    迟早要杀头。

    第四章

    1

    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演义吴越争霸的地方。古越多侠士，像王金发这样的人，艰难困苦压不倒他，对他有威胁的，是荣华富贵温柔乡。没有什么比醇酒和美人，更能消耗英雄侠士的斗志。王金发一共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如果继续做下去，结果当然好不了。从王金发身上，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袁世凯篡国，其次和革命党人自身的毛病分不开。革命党人有其幼稚不成熟的一面，譬如拱手把胜利的成果献给了袁世凯。革命党人还有其良莠不齐的一面，表现在一群人身上，是有好有坏，表现在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好有坏。晚节不保，是许多革命党人致命的弱点，在不久以后的袁世凯称帝的丑剧中，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中，有一大半便是变质的革命党人，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显然都在王金发之上。革命党人的迅速腐化堕落，是历史值得引以为鉴的经验之一。

    袁世凯当了临时总统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政令不统一的问题。这是他收拾革命党人的第一步。除了保留省一级的都督之外，袁世凯下令解散各地的军政府，王金发领衔的绍兴军政分府自然也在解散之例。至于王金发离开绍兴时，究竟带走了多少钱，一直是个算不清的账。各种说法都有，反正他是带走了一笔民脂民膏。正是用这笔钱，王金发在上海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寓公。他在上海花了5万元购买了一栋建筑精巧的洋房，地点在嵩山路附近，其豪华说起来让人咋舌。内有议事厅、迷楼、花房、船室、佛楼、荷花池、汽车间、马棚、屋顶花园等等。王金发拥有两辆私人汽车、四辆马车，有司机，自然还得有马夫。他到沪不久，便纳名妓花宝宝为妾。花宝宝即杨月娟，是王为其赎身后改的名。有材料说王在上海同时或先后纳花杨两妾，其实错了。一个人真要富起来，实在没有底，王金发挥金如土，生活奢靡，与革命时的莽男儿相比，早已判若两人。

    我见过有不少文章为王金发在上海的声色犬马辩护，共同点是说他佯狂，是借以掩盖自己反袁的政治活动。这说法很难靠得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娶姨太太，捧剧场的坤角，以至吃喝嫖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既当婊子，又竖牌坊，反而弄巧成拙。风流就是风流，没必要硬为风流遮羞，硬往潇洒脸上贴金。譬如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一定要把妓也描绘成侠的模样，实在不符合情理。换句话说，把蔡锷说成是佯狂还凑合，因为他尽管早在反袁称帝前，就和小凤仙有了感情，但是毕竟把袁世凯和小凤仙两个人都给蒙了。蔡锷毕竟没有当真娶小凤仙为姨太太，他们毕竟只是临时凑合。郎才女貌，男人在京城远游，在解决性的问题的同时，把感情问题也顺带解决了，把这些事说白说直，也没什么了不得。小凤仙怎么说，也只是个妓，有些人的毛病，就是不肯实事求是，不是把妓说得太好，便是太坏。

    蔡锷英年早逝以后，有人代小凤仙拟了挽联：

    不信周郎竟薄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这是七言联，文人好事，七言不过瘾，又代拟更长的：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文人的感觉往往和妓差不多，当然主要是指的那种失意感。中国的古代诗人就喜欢以美人迟暮自比。我不是想在此调侃文人，而是想借此说明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男人有风流韵事，在辛亥革命前后，不仅不遭受谴责，相反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赞赏。无情未必真豪杰，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些现成的词都是送给风流男人的。老实说，和妓女在一起寻欢作乐，未必就妨碍了王金发的英雄本色，但是风流潇洒，有时候也确实可以成为掩盖男人欲望的遮羞布，当做走向堕落的敲门砖。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是一个巨大的销金窟，王金发有多少钱，在这也派得上用场。早在绍兴当都督时，王金发做了什么过头的事，就有人向他委婉地指出，然而他不屑一顾，为自己开脱:“古今成功者，都这样！”

    充分享受荣华富贵，这便是王金发对成功的理解。很多革命者，在卧薪尝胆时期，他们生命中所有带光泽的东西都闪闪发亮。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身上的卑鄙猥琐，便统统暴露无遗。想想也是，几年前，王金发亡命深山，风餐露宿，革命意志不移。现在他作为成功者，作为民国的功臣，作为上海的阔佬，和那些被革命的对象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要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王金发变了，王金发的母亲也完全变了。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她老人家寄食于庙堂，与讨饭的老妇几乎没差别，现在也成了住洋房的阔老太太，享受着西式抽水马桶，享受着一拉就亮的电灯，而且还有一栋专门为她布置的佛楼，她要拜佛念经，就有雇来的尼姑陪着。

    陈其美刚当上海都督的时候，有一次去上厕所，正好有一位士兵也在里面方便。陈其美的卫兵大声呵斥，让那士兵赶快离开，陈其美因此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卫兵不应该这么做。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卫兵，并就此警告自己。革命成功以后，只是从上厕所这一件小事上，便能看出特权的可怕。不矜细行，必累大德。孔融《临终诗》中有这么一句:“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特权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喜悦，它能够迷惑人，使人从喜悦不知不觉地过渡到自然和应该。王金发就把自己今日的腐败行为，看做是老子出生入死换来的，看做是天经地义。这也是王金发的思想境界，和陈其美不能相比的地方。境界不同，结局也就不一样。

    王金发为其在上海的寓所，题名“逸庐”。这个名字起得不俗,“逸”正好双关，因为他的籍名就是逸。事实上，他真正安心做寓公的时间也不长，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容不得革命者当寓公，你不去惹别人，别人未必就会放过你。革命党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了，却不知袁世凯正磨刀霍霍。在初到上海短短的几个月里，王金发吃喝玩乐之外，兴趣似乎转移到了书法和篆刻上面。王金发既然参加过乡试，一手馆阁体的小楷大约总是能写的，我见到的则是行书，不算好，也不算太坏。值得一提的，是他刻的图章，刀法没什么可取，内容却像青年学生，有白文也有朱文，其中有化《论语》中的句子,“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还有“志士多苦心”，最有趣的是“无可奈何”和“逸庐主人”两方章。“无可奈何”四个字组成了一个官的背景，这官还是明朝的打扮，那帽子上有两根细细长长的小棍子戳出去。逸庐主人则是把“人”安排得非常小，小得还不到“庐”的六分之一。

    从篆刻的内容来看，王金发仿佛还不甘心堕落。但这仍然不足以当做是他佯狂的证据，有文章说王金发所以走向堕落，是受了陈其美的熏染。因为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陈其美曾请王金发和蒋介石到上海“一品香”吃过大菜，又请他们到清和坊的堂子里打麻将。我不知道是否属实，但是革命党人在妓院秘密聚会，和革命成功之后的花天酒地，绝不可同日而语。陈其美从来没像王金发这么胡闹过，他们在人格上毕竟有区别。由于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蒋后来成为蒋委员长，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蒋也确实留下了许多话柄，因此，陈其美既沾了蒋介石的光，也跟着他一起挨人唾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就见过有文章称陈其美为“杨梅都督”，意思是说他嫖妓时染上杨梅大疮，这种谣言都是袁世凯雇用无耻文人捏造的，根本不足以为信。人们不太喜欢蒋介石，所以也和鲁迅一样懒得替他的老师辩诬。

    2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这是袁世凯向革命党人正式动手的信号。在此之前，武昌起义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找了借口，在北京杀害。宋教仁被刺以后，流言很多，正如两年前，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时一样，有人散布谣言，说宋教仁是陈其美派人暗杀的。散布这种谣言的目的很简单，既可以掩盖袁世凯的罪行，又可以挑拨革命党人的不和。陈其美不作任何声辩，他此时和王金发一样，已被解除了上海都督一职，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蛰居海上，知道只有侦破此案，才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告白天下。陈其美熟悉上海秘密会社的情形，和各阶层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暗中布置自己的旧部，积极配合租界的捕房搜查凶手。

    有文章谈到侦破宋案的关键人物是王金发，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事实上，宋案被侦破的两个突破口，其一是因为陈其美的一个手下，当了上海的电报局长，袁世凯及其爪牙与上海往来的电报，都能被其掌握。最初的线索都是在电报上发现的，哪几个人有电报，哪些人有关系，按图索骥，想跑也跑不了。其二是一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在案发前，曾至宋案的嫌疑人应桂馨家去售字画。应托王找人为其刺杀一个人，王找了一位姓邓的朋友，邓答应了，去应家面谈，谈妥之后，又后悔。宋教仁被刺以后，邓看报纸，发现死者正是应桂馨让其刺杀之人，于是把这事说了出来。

    王金发在侦破宋案时扮演的角色，就是陪同租界的巡捕前去捉拿应桂馨。他在辛亥革命前，曾是上海滩搞暗杀的好手，和敌人的杀手也算是同行，对这些熟门熟路。当时有着广泛读者的《申报》，以“妓院之寻缉”为题，报道了捕应桂馨的经过：

    先是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出外侦察，知应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翠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至其处先向胡翠云盘诘。胡谓应未至此，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尔卿所请者，密访不虚。乃复由总巡率领巡捕至迎春坊，先将该四弄弄口派人把守，以防逃窜。国民党特派员入内上楼问，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曰，楼下有人与君会晤，应乃匆匆随某君下楼，至门口即被捕。

    这里的特派员某君，就是指王金发，而应夔丞就是应桂馨。隐去王金发的真名本义是什么，有各种推测，有人认为王金发和陈其美有很深的关系，在案还没有完全侦破的时候，让人预感到和陈其美关系深的人介入此案，容易引起误会和异议。不管怎么说，王金发重操旧业，牛刀小试，好歹又立了一功。应桂馨束手就擒，从他的住处抄出了许多证据，这些证据不仅有一支凶犯用过的三弹五响手枪，还有大量的足以证明袁世凯是本案主谋的真凭实据。宋案完全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元凶除了袁世凯之外，还有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不过是具体的执行人，由他直接收买刺客实施暗杀。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后，抓获应桂馨，又过一日，抓获应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凯一伙完全陷入被动。到了第五日，孙中山闻讯风尘仆仆地从日本赶回上海，当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黄兴寓所，与陈其美、戴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对策。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破坏民国的罪恶已不可掩，应该乘着人心激愤之际，武力讨袁，以除后患。他提出了“联日”和“速战”两策，说日本与中国相邻，关系密切,“助我则我胜，助袁则袁胜”，并愿意亲自再往日本接洽。黄兴和陈其美等人，认为以法律解决为好，既然已经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断。毕竟国民党已经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对此复杂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等待正当之解决。从感情上来说，反袁若借助日本人，的确也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借助外援，以南方数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王金发似乎还不够格参加最高层次的密谈。革命党人最后决定听由国会裁判。国会在袁世凯的控制下，所谓秉公裁判，自然成为一句空话。就在报纸上披露44件确凿证据的那天，袁世凯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这是中国历史上借的最大一笔外债，有了这笔钱撑腰，袁世凯再也不怕国民党和自己捣蛋。他解除了国民党拥有的几个省都督头衔，他们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客气，袁世凯就老实不客气。在王金发当了将近一年寓公的时候，讨袁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江西、安徽、广东、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声势浩大的讨袁军。可惜讨袁军在战场上，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就处于下风。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发，已不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大放光彩。尽管他那拼命三郎的余威还在，然而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于浙江的都督朱瑞宣布“中立”，王金发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协助陈其美攻打制造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次王金发变得有些理智，没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当敢死队队长，而是申请后勤，为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将士输送酒食。他的后勤工作十分差劲，据说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坏人向汽车投掷炸弹，汽车受损，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发显然没有受伤，但是，从此就再也没有在战场上见到他矫健的身影。二次革命时，陈其美领导的讨袁军，在上海打得十分顽强，翻阅当时报纸，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蒋介石、钮永建、陈果夫、黄郛、居正，可就是很难找到王金发。

    说王金发贪生怕死躲起来，无疑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不过说他不像过去那么积极，这一点大致不错。也许是事出有因，王金发的旧部都在绍兴，在上海滩，他只是一个空头驻沪总司令。陈其美虽然和他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也不能把别人的人马借给他用，和辛亥革命时一样，革命党人的武装总是带有组合成分，譬如什么商团、浙军、苏军、光复军、奋勇军，各有其主，别人调遣不得。除非王金发放下架子，去做一位马前卒，而他毕竟是当过都督的人，这个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说王金发向陈其美要饷，有了饷才能回家把旧部带出来，陈自己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他，两人因此有了龃龉。

    事实上，沪上讨袁之战很快就失利，从7月18日陈其美在沪宣布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开始，到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陈其美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缉的要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输送酒食，王金发在干什么，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他的“逸庐”是不是在租界里，我不清楚，能确切知道的，是尽管他表现消极，仍然被列入受通缉的名单。不管怎么说，他是浙江驻沪讨袁军的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通电全国，查缉“重要名人”70余人，并开列赏格，一律以现大洋计算：拿获黄兴者10万元，陈其美5万元，王金发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钧等并列，值2万元。

    3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再一次陷入了亡命生涯。有人认为这一次他没有去日本，其根据是《王季高君行述》上说：

    亡命复亡命，其亡而之东西洋乎，海天辽阔，以遨其游，岂不快哉!季高初意如此，其母不欲令其子远去，且以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资，而应酬又广，不如暂伏内地之为得。于是季高仍蛰沪上，其母则住旧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时报》，一则标题“福建路天然旅馆发现私造炸弹”的报道，却透露出这么一则消息：

    业经捕房查明，该旅馆实系为前绍兴都督王金发所开，各情已志前报。王于此事发生后，当即携其爱妾，即前在新清和为娼的花宝宝潜行东渡。

    王金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身并不重要。以上两则消息都不可以作为铁证。说王金发去不了日本，是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虽然不是实情，而报纸上说王金发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烟幕弹，偌大的一个上海，十里洋场，藏一个王金发，比当年落草为寇，躲在深山里更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王金发虽然遭受通缉，他的生命安全还是有保证的。上海的租界几乎就是外国，袁世凯的密探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卖命。事实上，没有几位被通缉“重要名人”落网，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凯是奸雄，善于用心计，他宁愿搞暗杀，也不愿意落下滥杀的罪名。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对于白色恐怖的恐惧，而是看不到革命党人进一步的出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稀里糊涂地就大获全胜，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输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手发生了变化，关键在于革命党人自身发生了变化。早在1907年，陈其美刚去日本留学时，曾指出留学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脑子里有“国家”二字。换句话说，这应该包括鲁迅和王金发等人的二十分之一虽少，毕竟是有革命思想的精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其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

    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日，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所致也。

    陈其美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党人“无团结力，吝自为谋所致”，在后来和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在当初宋教仁被刺时，反对起兵讨袁是错误的，是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正是在这次谈话时，陈其美说:“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

    革命党人的不统一，是直接地表现在了最高层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认为失败是因为党内同志“致党魁有似傀儡”，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有鉴于此，孙中山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他在给黄兴的信中，口气十分坚决地说：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天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凡入党者，都得写誓约，盖手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在辛亥革命首义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做过高级将领的同志，对这种做法都持异义，如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黄兴更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坚决反对。持赞成态度的有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孙中山再次被选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过去是同盟会的总理，然而此总理非彼总理，后来的国民党谈到先总理，那些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关系似乎更要近一层，更有嫡系和正传之感，像蒋委员长。而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修订民国史，当时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民国元老，显然要吃亏。黄兴和孙中山意见相左，离开革命党人的根据地日本去了美国，让开了第二号的协理位置，孙中山提议陈其美担任，陈其美坚决谦辞，协理的位置空缺着，这样，陈其美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为他的得意弟子蒋介石作了极好的铺垫。

    在如此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以王金发的莽撞，没有办法分清是是非非。在他的第二次逃亡中，王金发显然是去过日本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从上海去日本实在太容易，在80年代初期，有人曾访问王金发的女儿王侠雄，她对父亲携其去日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记得自己身穿日本女孩的和服，常常有朋友来看望她父亲。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王金发参加了重组的中华革命党，甚至都见不到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和党人保持来往的记录。许多革命党人已经丧失了继续革命的斗志，而王金发无疑是丧失斗志的人之一。

    王金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上海，其处境有些狼狈。《王季高君行述》上这样记载：

    然斯时内地之亡命者麇集于此，无论从前与季高有否关系，觅一介绍人，即向其母索借旅费，至再至三无已时，甚有一次不遂，遽出恶言以相詈者。而各处暴动案，辄云受王逸委任，报纸上数数登载。其母殊懊恼，尝曰:“吾儿季高，以奔走革命故，家产荡尽，逃难时，吾如老丐妇，向亲友借贷不得，唯有质布衣，惑忍饿饮泣耳!吾前半世辛苦至矣!今年已老，犹若此，岂必不许我吃一顿安稳饭乎！”

    这位岳飞之母式的革命老妈妈，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以她的觉悟，当然不明白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如何奸坏。清朝的皇帝已经下台，革命已经成功，汉人的统治已经恢复，天下都已经太平了，为什么还不让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吃顿安稳饭。老太太越想越气，抑郁成疾，卧床不起。有一天，一位客人来探病，问起王金发的处境，王母于是大诉苦衷。客人别有用心地说:“你儿子是大本事的人，还怕无用武之地。不如你亲自出面，代他向政府自愿悔过投诚，为国效力，肯定能得到特赦。”王母顿时心动，待客人走了，便和儿子商量，王金发人虽莽撞，却不敢答应，知道这一步险棋不可以随便走的。

    然而王金发最后还是走了这步险棋。《王季高君行述》上，强调是王母瞒着王金发，偷偷地给陆军部写了信，并花两万元巨款为儿子疏通。结果，在1915年1月，陆军部发出“奉部批准免于通缉”的批文。于是王母大喜，强迫儿子赴京面谢。事已如此，想回头也难，王金发是大孝子，母命不可违，临了，不得不勉强赴京。我对王金发对母亲给陆军部写信，完全被蒙在鼓里一事，始终表示怀疑，总觉得有“为贤者讳”的成分。事实上，王金发在沪期间，与陆军部驻沪代表王百川和李鲁生时相过从。那封请求陆军部“免于通缉”的信，显然和这两人有关。

    王金发在去北京谢恩前，心情十分矛盾，这是无疑的。投诚事小，失节事大。他找来了老朋友谢震，希望他帮他拿主意。谢震明白王金发去意已定，所谓拿主意，也不过是求其谅解罢了。谢震快人快语，说:“丈夫贵立志，能成事，何必斤斤求谅于人哉！”王金发仍然犹豫，怕过去的战友忌恨自己。谢震只好安慰他，说只要不改革命的初衷，作为好友，他自然会为他解释。谢震提醒王金发，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去了北京，就不要白去，应该捞个职务，手中有了权，养势待时，他日再起，要方便得多。

    4

    王金发就这样在母亲的安排下，稀里糊涂地去了北京。这时候，他的智力状态已经出现问题。去北京无疑等于上贼船，上去了，就不是那么轻易可以下来。所谓捞个职务，以图他日再举，根本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笑话。凭王金发的莽撞，和袁世凯玩心眼，那是班门弄斧，关老爷面前耍大刀。袁世凯和他的陆军部，绝不像谢震想象的那样容易欺骗，王金发到了北京，银子花了不少，官没封到，却还要他拿出投诚的实际行动来。这实际行动就是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姚勇忱等革命党人。既然当了婊子，就得卖身，这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王金发十分为难，卖友求荣，这是不能接受的条件，可是人已经到了北京，这条件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王金发陷入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

    王金发的请求免于投诚，走的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路子，然而军政执法处闻讯王金发已入京,“威拟逮捕，以伸国法”，并指责“段总长信小节而不顾大局”，这种传闻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王金发，而王金发的确也被吓得不轻，于是“踉跄出京”，赶快逃跑，北上仅逗留了一个星期，所有的事情不了了之。投诚之事，在一开始就草率，临了，还是草率。投诚的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诚意可言，王金发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免于通缉，从此可以公开活动。对于王金发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坏的结局，因为他花钱投诚的目的，很可能就在于此。过分强调王金发准备东山再起，显然不是事实。

    此时的王金发，已经不是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恨，卧薪尝胆，而王金发回到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从此车水马龙，花天酒地，所谓“入声色也消愁”,“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

    两次亡命之王季高，一变而为豪赌冶游之王季高矣!

    事实上，早在二次革命前，王金发身上的许多坏毛病，就已经露端倪。现在有了苦闷这个堂皇的借口，更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索性一条路走到尽头。“投诚”之举，害得王金发里外不能做人，两头不能讨好。袁世凯方面要他限期捉人，潜伏在上海的党内同志，听说他从北京归来，疑惧万端，只怕自己成了王金发献媚袁大总统的礼物，一个个都躲他远远的，海外同志更不相谅，纷纷来信质骂，并云将派人暗杀。王金发有口难辩，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听天由命。漫道温柔消壮志，醇酒妇人亦英雄，于是他以吃喝嫖赌来更加迅速地堕落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比王金发的死更窝囊的事情。王金发似乎忘记了自己处在双重的危险之中。在1915年的5月，也就是在他去北京投诚的五个月以后，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称帝前夕，王金发忽发奇想,“以调查旧部动静，并消弭乱萌为辞”，向上海的镇守使郑汝成请示，要去浙江一游，并打算在西湖边上建别墅。郑汝成批准了王金发的要求，亲自打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请其保护接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在南方的心腹，陈其美领导的上海二次革命，就是惨败在他的手下。郑是革命党人的心腹大患，陈其美后来不得不派人将其暗杀。而浙江的第三任都督朱瑞，却是一位变质的老革命党人，他早在1907年，就由秋瑾介绍参加了光复会，辛亥革命率领新军攻打杭州时，曾和王金发并肩作战。

    按说王金发和朱瑞真应该有些旧交情。从王金发去杭州时要请示，要保护，说明他当时被软禁监视，也害怕革命党人行刺。王金发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想到昔日情同手足的战友会加害自己。他没想到早在自己没去杭州以前，朱瑞便密电袁世凯，说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王金发到杭州后，挥金如土，会客请酒，相续不绝。过了三天，一向躲着不见面的朱端，忽然决定在百井坊巷自己的公馆，宴请王金发。有人劝王金发，说朱瑞可能没安好心，此去弄不好便是鸿门宴，还是不去为妙。王金发也心存蹊跷，但是想到朱和自己毕竟有过交情，绝不会如此负义。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凯的电报，很痛苦地说:“上峰有令，我已无法帮忙。”就这样，王金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一关就是二十多天，至6月2日下午4时，惨遭杀害。

    我曾见过王金发临刑前的照片，照片上的王金发毫无恐惧，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被绑着双手，捆在用树棍搭起的架子上。行文至此，我又一次找出了这张照片，不由得百感交集。这张照片曾登在报纸上示众，当年一定很轰动，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没见过王金发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见的这张照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王金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王金发传奇一生的终结，是他不平凡人生的一个句号，一个很不圆满的句号。王金发实在不应该是这样死的。

    王金发被杀，当年那位被他释放的章介眉，曾起了推波助澜投井下石的作用。这位为杀秋瑾女侠出谋划策的千古罪人，此时又混到北京的总统府里当秘书，掌管机要，王金发当年没有痛打落水狗，饶他不死，他却不肯感恩放过王金发，据说他曾急电政府，振振有词,“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纪法”，促成了袁世凯下决心杀王金发。这好像又是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为此，鲁迅几次写文章警世，最著名的就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此文曾经被选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课本。那时候上中学的人，都应该读过这篇文章。“费厄泼赖”是宽容的意思，对敌人宽容必吃苦头，王金发的教训就是例子。不过一个小小的章介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可以提出疑问。朱瑞身为一省的都督，想杀王金发，也必须是有了袁世凯的电报才敢动手，把王金发之死赖在章介眉身上，可能也是觉得这样更有戏剧性。

    5

    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最适合马革裹尸当英雄。他应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应该是徐锡麟和秋瑾，应该死于前清时的捕役，应该死于光复时的枪林弹雨。历史让王金发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的死，不死于节，不死于义，偏偏死于投诚之后的鬼魅官场。王金发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糊里糊涂地送了命，不管后人如何为他辩解，他一生的名誉随“投诚”二字而毁。这真是一个最糟糕的死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应该死而不死，往往不是件好事。譬如汪精卫，他正好和王金发同年，如果在刺杀摄政王未遂后，当真被判了死刑，立地正法，了却他“引头成一快”的心愿，也不会在后来留下一辈子的骂名。晚节不保向来就是个严重问题，很多人都是小事清醒，大事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事万万糊涂不得，王金发死了以后，颇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人们自然会很轻易地相信报纸所说，除了极少数的亲友之外，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死有余辜。据说在绍兴，人们开会庆祝，坚信这是王金发“祸绍”的报应。前清的遗老们心头一定很痛快，弹冠相庆，因为大清的江山，就是被王金发这样的乱党推翻，杀一个王金发虽不足以解恨，但是杀总比不杀好。最让人心疼的，是昔日并肩作战的革命党人，也觉得王金发活该，这就是投诚和变节的恶果。王金发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是他不肯出卖昔日的战友，换句话说，他的投诚有些莫名其妙，毫无“诚”字可言。他从北京回上海以后，政府“派员赴沪监督，意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于袁世凯的角度，杀王金发也没杀错。

    袁世凯是一个很懂得利用舆论的高手，他知道如何不惜重金，收买那些无聊的文人，编造一连串的谎言，颠倒黑白，搅乱是非。既然要杀一个人，就必须彻底把他搞臭。王金发冤枉，就在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该死。人总是容易轻信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日本的古屋奎二所撰《蒋介石秘录》，就为当时报纸上的谎言所蒙骗，其中有一段，煞有介事地说蒋介石在上海，因为王金发的告密，差一点落入袁世凯的侦探手中。这样的小道消息，蒋介石自己是否相信，不得而知。

    蒋介石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比王金发著名得多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比王金发更有眼光。尽管他们的经历差不多，年龄相仿。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和王金发的故乡嵊县相邻，但是蒋介石的展望未来，要比王金发远得多。作为战士，辛亥革命成功，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也就走到头了；而对蒋介石来说，虽然不时也去过妓院，对前途也沮丧失望过，但是醇酒妇人并没有消亡他。他们的起点差不多，发展的轨迹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结局完全不一样。历史证明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绝对不会成为蒋介石那样的人。我们可以为王金发辩护，说他是假“投诚”，说他胸有大志，还想东山再起，然而美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血写的事实。

    吴越争霸的故事中，越王勾践是最终的胜利者，然而从感情上来说，我不喜欢勾践。这也许和小时候看过的故事有关，我记得在林汉达先生所写的《春秋故事》中，写到越国失败以后，勾践为了麻痹吴王夫差，不仅俯首听命“请为臣”，而且还把老婆献出去“妻为妾”。更有装孙子到了丧心病狂的一步，竟然用嘴去品尝夫差拉的屎。吴王夫差生病许久，有一天勾践说，大王的病就要好了，因为我尝过大王拉的屎，味道有些酸，说明大王的消化系统已经有所改善。吴王夫差很感动，觉得勾践对自己很忠心，从此放松了警惕放虎归山。结果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打败吴国，杀了夫差。我不明白勾践的行为有什么可称道的，士可杀不可辱，说什么也不应该吃屎，也不应该牺牲西施，搞美人计，更不应该把自己的老婆贡献出去。对于有些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过程那么无耻，再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王金发身上有许多比蒋委员长更可爱的地方。王金发之为人，任其天然之性，嬉笑怒骂，皆露本真。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最后关头，不自量力地强学越王勾践。勾践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以王金发的莽撞和修养，要学也只能半截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会演戏就别演戏，演戏演到一半，想下台，也下不了。谢震《王季高君行述》在结尾部分说得非常好：

    凡人当常提自觉心，与其硬学智巧，何如率其本真。

    学勾践只学一半，临了还把命给搭进去，这就是王金发的悲剧。脸皮不够厚，就别去做那种丢人现眼的事。王金发硬学智巧，以己之短，去和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斗，结果就只能是找死。事实上，王金发已不可能卧薪尝胆，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妇人和美酒已经消磨了他的壮志。王金发已经彻底落伍了，他注定应该是被历史淘汰的对象。

    王金发死的时候，只有33岁，在他死后的一年左右，辛亥革命时期的几位重要人物相继去世。先是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紧接着是袁世凯自己，因为称帝众叛亲离，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然后是黄兴和蔡锷的病逝，两人仅相差八天。人都有一死，这些如此了得的人物集中地离开，预示着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真的结束了。黄兴和蔡锷功不可没，他们死后不仅享受了国葬的待遇，而且修建了十分壮观的坟墓，供后人缅怀和瞻仰。国民党人曾力争要为陈其美举行国葬，国葬不成，于是就募款厚葬，在陈其美死后的第二年，在他的家乡湖州，建造了一座美丽的英士公园。袁世凯的死也颇让人咀嚼，虽然有豪华的葬礼，有很不错的墓穴，但是从他死的那天开始，他的骂名就没有停止过。

    我的这篇小说，其实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副标题，那就是“重温辛亥革命”。王金发这个人物是小说的圆心，半径便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遗臭万年。至此，我不由得想起黄兴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这是在武昌起义的一个月以后，袁世凯刚复出不久，黄兴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面建拿破仑、华盛顿之功”，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历史不止一次赋予袁世凯极好的际遇，早在戊戌维新的时候，如果他不出卖谭嗣同，无论变法成功与否，他都是名垂千秋的人物，可是袁世凯偏偏选择了告密，在自己身上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同样，现成的民选大总统不当，非要过一把皇帝瘾，前后做了几十天皇帝，结果连三岁的小毛孩，都知道他不是个东西。历史不能假设，他要是早死几年，说不定还真成了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狗肉不上台盘，竖子不足为谋，在流芳和遗臭之间，袁世凯咎由自取选择了后者。不妨把杨度悼蔡锷的挽联借来一用：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这是一个失意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豪杰为神，所谓一死重如泰山，黄兴也好，蔡锷也好，包括陈其美，这些人都是死得其所。杨度因为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因此他的挽联在赞颂别人的时候，仍然嵌着小小的骨头。和黄兴、蔡锷以及陈其美这些共和元勋相比，王金发就要寒酸得多。王金发后来被安葬在西湖边的卧龙桥畔，地方固然是个好地方，可是只要想一想美丽的西湖边，葬的都是什么人物，便会觉得王金发有些僭越。葬在西湖边上的应该是精忠报国的岳飞，是挽救明朝于危亡之中的于谦，是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秋瑾，王金发如何配和这些人齐名?青山有幸埋忠骨，王金发葬在西湖边上，是他沾了西湖的光，因为他似乎还不够为西湖增色的格。

    王金发注定成不了神，他的身上只有传奇，没有神话，人都有一死，一了百了，所谓“当时成败已沧桑”。辛亥革命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推翻了帝制，却没有来得及铲除封建思想的基础。王金发毫不犹豫地革了别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即使没有投诚这件尴尬事，王金发的前程也不容乐观，他的思想境界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辛亥革命本质上仍然是改朝换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后来的五四运动会有更高的评价，尽管五四运动本身，只是学生运动，然而治疗满目疮痍，还得靠学生们开出的两剂药才管用，这两剂药便是“科学”和“民主”。要想救中国，必须靠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历史教材中，现代史的开端，历来有两种主张，一是从辛亥革命始，一是从五四运动始。过去我一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虽然在我读书的年头里，标准答案应该是后一种，课堂上考试必须这样答题才能拿满分。写完了手头的这部小说以后，我由衷地赞成后一种说法。

    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只是结束了一个顽固的旧时代。真正的新时代，的确应该是从五四开始。我们常常以为结束旧的，自然便是新的开始，事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简单。还是以柳亚子先生写的《莽男儿》来做结束语，对于王金发这样的旧人，以旧题诗结尾为最好：

    功罪何当付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

    秦人倘识苻生枉，蜀老难为葛相宽。

    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

    荒坟鬼哭鸱鸺叫，一卷丛残带泪看。

    199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