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彭真同志，您了解我，我并不是怕艰苦，不是怕危险，我本来就是从前线来的……”我的父亲绕山绕水，终于下个决心讲实话：“我，我实在怕蚊子。”

    “什么？”这位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中组部部长睁大眼睛，“怕蚊子！”他嘴角浮起一层浅笑。“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是中央研究决定的。你怕蚊子，这理由能说出口吗？”

    父亲难为情地垂下头：“蚊子咬一口我就得烂倒，南方蚊子那么多……这是不必要的牺牲。”

    “你还有别的原因吗？比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父亲望一眼彭真，脑子忽然转过弯，忙说：“不过，医生说我有亚急性盲肠炎，劝我动手术。我没动，保守疗法，吃药呢……这理由，行吗？”

    “嗯，该割还是要割了去。打起仗发作了，没有条件割，会要命呢。”彭真想了想说，“你先去吧，等候通知。”

    父亲住院割盲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正式公布，上边没了父亲的名字。

    父亲出院不久，中央组织东北干部团，由林枫、张秀山、黄永胜带队，我的父亲母亲名字都在其中。40年后，父亲曾诙谐地说：现在出了个新词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彭真算“走后门”，我这辈子也就只走过这一次“后门”。

    8月底，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我已经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动弹。日本人宣布投降，却只降国民党不降共产党，过同浦路还要打。机枪子弹在头上一叫，队伍立刻大乱。韩光的老婆骑一头骡子，听见枪响便打立桩，父亲冲过去帮忙牵，黄永胜早在一边骂起来。“这算什么队伍？我带他妈两个旅也不带这xx巴一个团。”父亲说：“建东北根据地，你带两个旅不行，带这一个团准能建起来。”

    黄永胜蠕动嘴巴吮牙，想一想，点点头。同父亲并马走着闲聊。“大个子，你到赤峰去？”父亲说：“没错。”黄永胜说：“那是热河，不算东北。”张秀山在前边扭回头来：“热河也是东北。”黄永胜用压倒对方的声气说。“热河不是东北！东三省才是东北！”张秀山无意争吵，岔开道：“那是块战略重地。”黄永胜望住我的父亲。“给你介绍个人，叫他当个支部书记。”张秀山又回头插话：“那里还没有党员呢，就想当支部书记？”黄永胜喊一声。“没人把你当哑巴！”张秀山便再不曾回头。

    黄永胜干什么都想占上风。见张秀山不再回头，便心满意足继续说：“大个子，那个地方要夺过来，给我弄个后方，我才好打仗。”父亲说：“开辟工作就那么几条：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立武装。”黄永胜说：“就怕群众起不来。”父亲说：“能起来。政治宣传加经济利益，有翻身、有果实，群众就起来了。”黄永胜挥鞭横扫一大片：“我是说这里边的废物蛋不少。”父亲说；“其实能人也不少。”

    黄永胜的马鞭子已经落回来，两眼却蓦地睁大，朝着后边骂：“狗日的常发，是你吗？”

    父亲闻声吃一惊，急望时，那匹火炭般的蒙古马从队伍一侧飞驰而来，惊得一路人都住了脚望。马背上的汉子上穿棉军衣，下穿黑色抿档裤，头上的棉帽卷起帽耳，却又吊二郎当地不系，任凭它像乌鸦翅膀一样在风中乱扇。那汉子不是常发又是谁！

    “黄司令，”常发滚鞍下马，跑两步，向黄永胜敬礼，接着又向我的父亲敬礼：“副政委，让我追得好苦。”

    “你不是去宁夏了吗？”黄永胜问。

    “我是不愿去南方。听说副政委改去热河了，我就一路追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去热河？”父亲问，“你是在宁夏啊。”

    “打听么，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不知为什么，父亲心里一热，两眼便酸酸地泛了湿。

    “常发不忘旧主。”黄永胜满意地说，“大个子，我给你的人错不了。你们自己热乎吧。”

    黄永胜走了。常发同陈发海几名警卫员招呼过，便同我的父亲并马而行。

    “部队放你走吗？”父亲望着常发汗水腾腾的面孔问。

    “一听到消息我就跑了，没跟他们招呼。”

    “乱弹琴。那不算逃兵吗？”

    “怎么去的怎么走，没拿他们一样东西，也没跑国民党那边去，我管他那么多呢。”

    “你呀，改不了的……毛病。”父亲不忍多责备。

    “副政委，热河我熟得很。你开辟工作缺不了我。”常发抹去胡子上凝结的水珠，脸上闪出诡秘的笑：“去了那儿，我就成入水的龙了。”

    “有什么说道吗？”

    常发朝父亲探过头去：“那里可是认酒不认人……”

    父亲摇头：“又讲没原则的话！”

    路经张家口，父亲去看望姚依林。姚依林谈到东北有苏联红军维持秩序，我们可以获得国际援助。

    姚侬林用格瓦斯招待客人，父亲喝着很好，给常发带回一瓶。常发只喝了一口，便咬定格瓦斯是难喝死。

    父亲不曾料到，常发喝一口格瓦斯便导演出一幕流传至今的活剧……

    父亲到达赤峰市的第二天，便以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兼20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会后，红军城防司令部政委马尔丁诺夫少校说：“权政委，我们得谈一谈。”

    父亲与苏联人打交道，翻译是后来担任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但马尔丁诺夫在哈尔滨生活过14年，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和他谈话便无须翻译。

    父亲只带了常发一名警卫员走进红军城防司令部。屋子里有张长条桌，父亲坐东，马尔丁诺夫坐西。门口守着两名苏联卫兵。父亲身后立着我的常发叔（打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一家人便将常发叫了常发叔）。马尔丁诺夫身后没有兵，身边坐了一名漂亮的女兵，是他的秘书兼打字员。

    “权政委，你以后不能骂蒋介石。”马尔丁诺夫摆摆手势，严肃说。

    “为什么？”父亲问。

    “他是你们的总统。”

    “他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只有毛主席。”

    “蒋介石是总统，我们和他定有条约。你们骂国民党行，骂蒋介石不行。”

    “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头儿！”

    “那你就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这个头儿叫蒋介石我就说蒋介石。”

    “就不许你说蒋介石，只许你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

    常发叔在父亲身后叫一嗓子：“就要说！”叫完他还笑，似乎很开心这样的场面。

    “赤峰这里是我们负责警卫，要听我们的！”

    常发叔带着嗡嗡的鼻音说：“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这句话在以后几十年，常使父亲一辈人作为饭后茶余的笑话。当时可不然，马尔丁诺夫勃然变色，大动肝火：“你再说？再说我逮捕你！”

    “此是中国地，不许你放洋屁。”常发叔的表情简直有些流气。父亲气得吼一声。“常发，你给我出去！”

    来不及了。马尔丁诺夫已经拍响桌子吼：“把他给我关起来！”

    常发叔怕黄永胜，怕肖营长，却不伯马尔丁诺夫。也在桌子上拍出吓人的一声：“你敢！”

    父亲不曾反应过来，门口那名身高马大的苏联卫兵已经扑过来。常发本是迎上去，在交手的刹那却又一闪，出手如电，右手揪胸，左手扭腰，“嘿”的一声，借卫兵扑过来的势头，竟将那近二百斤重的苏联红军举起来，顺势扔出。那穿了军大衣又挎了冲锋枪的庞大身躯便飞过长条桌，直撞向墙壁才落下来。

    另一名扑过来的苏联卫兵一怔，便生出怯意。可是马尔丁诺夫身边那个漂亮的女兵叫喊起来，大概是骂胆小鬼吧？苏联卫兵便红了脸重新扑过来。却不交手，要动冲锋枪。常发又一声吼，拳头一晃，脚早飞出去，那卫兵立刻抱着档弯下腰去。常发不打他，一手抓脖领，一手提腰，嘿一声，没举起来，勉强拎到桌子上，便顺势一推：“去你妈的！”这位苏联红军便从桌上滚到那边桌下。

    马尔丁诺夫惊呆了，他的女秘书惊呆了，我的父亲也怔怔地不知所措。

    “别过界。”常发叔敲敲长条桌，喘口气又说，“你们就在那边谈，我们就在这边谈。”

    马尔丁诺夫一个劲打量常发叔，忘了还要谈判什么。

    父亲又急又恼，瞪一眼常发，抱歉说。“马尔丁诺夫同志，很对不起。这件事下去我会严肃处理。”

    两名苏联卫兵先后爬起来，想动枪，被马尔丁诺夫和女秘书喝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