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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日的首都——重庆。

    在史迪威过去的印象中，重庆是座秀美而热情的南方山城，建筑古朴，气候宜人。每当夜幕降临，城市万家灯火倒映在扬子江水中，犹如天上银河倒悬，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史迪威对中国并不陌生。

    当乔（乔是史迪威的昵称）还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览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先后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的儿女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但是这样的和平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与史迪威同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在机场发回的通讯中把中国陪都描绘成：

    “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烧焦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没有一星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中国，这个名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散发的恐怖气息。”（《并非狂热的梦想》）

    埃里克·塞弗赖德先生的描绘并不夸张。一九四0年前后，日本飞机几乎天天对中国城市狂轰滥炸，有时一天空袭多达数十次。在重庆，有时空袭不分昼夜，政府只好委屈求全，把机关搬进防空洞里办公。

    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异党份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相，专门报喜不报忧。“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乔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家族啊！”他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每逢阴雨天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品，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史迪威出使中国》）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永远也产生不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这才是事物的本质结论

    同市民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重庆的统治阶级生活却依然奢侈，这种鲜明的两极分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过。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委员长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蒋委员长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委员长身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委员长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欢迎仪式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委员长夫妇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只有陈纳德少校落在人群后面，显出落落寡欢和垂头丧气的样子。

    史迪威注意到空军司令的反常表现，用眼睛向高斯大使投去不解的一瞥。后者鄙夷一笑，趁落座时小声说：“你没看出来吗？这头蠢驴在吃你的醋哩！”

    史迪威大吃一惊。

    他在美国时曾经隐隐约约听说过陈纳德追求蒋夫人的桃色新闻。上校象个痴情的绅士，每天派人给夫人送去一束鲜花。他原以为这不过是逢场作戏，或者传闻而已，因此一笑置之。没想到空军司令果然堕入情网，他对此感到很不安。

    “我得警告他。”史迪威低声对大使说。

    “恐怕难以奏效，将军。不过你不妨试试。”大师不动声色地回答。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委员长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了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席间，蒋夫人趁碰杯时向史迪威投去迷人的一笑，用英语说道：

    “将军，您能向我保证，今后一定不抛弃我的英雄陈纳德吗？”

    史迪威一本正经回答：“也许不，夫人，就象蒋先生不会抛弃他的夫人一样。”

    蒋夫人不屈不挠地追问：“您是说，您已经向我做出了保证？”

    史迪威感到委员长从一旁投来狐疑的眼光，他索性用汉语大声回答：“您说得对，夫人，我保证让他回到他该去的位置上。”

    据说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陈纳德怨恨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因为空军上校认为史迪威不仅干涉了他的私生活，而且妨碍他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唯一受人崇拜的美国英雄。

    后来他自始至终同中国人站在一起反对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蒋委员长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委员长交代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后来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2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名义上宣称拥有三百万军队，组成大约三百个作战师，每师编制一万人左右。但是根据美军参谋部最乐观的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员最多只能达到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六十。

    中国军队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中央军是正规军，受命于中央政府；杂牌军则是地方部队，为地方军阀所拥有，自成体系，比如滇军、川军、桂军、黔军等等。他们一般只驻守本省，不奉命外调。中央军装备优于地方部队，战斗力亦强，但是据统计，抗战前中央军只占全国军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七年日本关东军报告指出：

    “……中央军士兵每年能领到一双草鞋，一条干粮袋，二分之一套灰布军装和三分之一条棉被。士兵军饷约为十六至十八元纸币，伙食费还须从中扣除一半。上尉和少校月薪各为士兵的八至十倍。”（《日本陆军经理部》，日本芙蓉书屋一九八一年出版）

    由于枪杆子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用途，因此军官们的实际收入远不止这些薪饷。他们或者向地方百姓敲诈勒索，或者肆无忌惮地“喝兵血”，克扣士兵薪饷，把缺员士兵的军饷贪污起来，攫为己有。

    中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战争期间的兵源主要靠农村“抓壮丁”来补充。“壮丁”一词原指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后来演绎为那些被强迫押往兵营服役的贫苦农民的代名词。壮丁们由于并非自愿而是被迫离乡背井当兵打仗，因此通常情况下决无积极性可言，军队里临阵脱逃和开小差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此种种，腐败的社会制度严重败坏了中国军队的血液，因此当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出现在缅甸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原来中国军队的现实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

    缅甸眉苗。

    眉苗是缅甸中北部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英国人按照自己的蓝图把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同欧洲花园一般。街道两旁到处都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奇花异木，城市里为英国官员修建的中世纪风格的楼房别墅鳞次栉比，相映生辉。

    英国总督府临时迁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国将军亚历山大爵士刚刚飞抵小城。他是来接替因无能而被撤职的赫顿中将担任英缅军总司令的。

    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在英伦三岛是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法国西海岸创造过一场轰动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从而挽救了三十万英法联军的覆灭命运。但是，英雄的事迹并不是英雄本身，英雄本身依然是个破绽百出的人。因此当美国人史迪威初次对这位英军总司令做了礼节性拜访后，就挑剔地评论亚历山大“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

    自然，傲慢自负的亚历山大爵士同样有理由蔑视这位不带一个美国兵的美国将军。他挑衅地对史迪威说：

    “先生，您怎么甘心听从这些没有教养的黄种人的使唤呢？”

    史迪威反驳：“先生，您自己不也在一个黄种人的国家当差吗？”

    亚历山大哈哈大笑：“将军，那就让我们为白种人的利益联合起来吧。我是说，把你的那些中国军队统统赶上前线，别让他们老躲在后方。”

    史迪威抑制住怒火：“这么说，您已经决定放弃缅甸了？”

    亚历山大：“不错，将军。你知道，印度对不列颠的利益更为重要。”

    史迪威起身告辞：“够了先生，您想再创造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吗？对不起，我可没法帮您的忙。”

    会晤不欢而散。史迪威电告委员长，称英国人是“难以合作和不可靠的伙伴”。

    无独有偶，中国人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很快也显露出棘手的苗头。

    杜聿明、字光亭，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部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委员长。

    同古战役前夕，史迪威赶到眉苗指挥部走马上任，初识杜聿明，他对这位中国副手评价颇高：“……兢兢业业，对战术懂行，随时准备进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从不讨价还价和自高自大”。（《史迪威出使中国》）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错觉。

    一次亚历山大邀请，史迪威和杜聿明前往英军防区进行礼节性视察。在一处阵地上，一名英军上尉看见中国将军抽的是美国“骆驼牌”高级香烟，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质问道：

    “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继而恼羞成怒，险些拔出枪要枪毙那个白人上尉。对西方人来说，任何坦率的谈话都是成立的，不管对上级还是下级。但是中国人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天之后，史迪威一连好几天都从杜将军眼睛里看出一种受了伤害的深深的敌意。起初他并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杜将军器量狭小而已，但是过了许久之后，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原因远非个人品质所致。

    同古战役开始后，史迪威和杜聿明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的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阻止和牵制敌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摘自《史迪威日记》）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杜的反对。

    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国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远征军是委员长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

    杜聿明一面将敌情电告委员长，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阳奉阴违的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

    同古大战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这场冲突又延续了许多年。四十多年后，一些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学者谨慎地选取了一些材料，试图解释史杜冲突的起因及其责任。据《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杜聿明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载：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时，史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人进攻，并派参谋窦尔登（注：应为副参谋长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并下令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事后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另据杜聿明本人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说：

    “……我决心令第二百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当时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持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其实是想个人出风头），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我，并派他的参谋窦尔登监督我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我因同古战斗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另一本历史书《史迪威出使中国》（作者：【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则这样记载：

    “……同古保卫战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军另外两个师即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行分割包围，发起攻击。但是杜聿明坚决拒绝了史迪威的命令。因为这位中国将军坚持认为进攻是不切合实际和冒险的行动，并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他的部队去出风头。他在电话中同史迪威有一段很出色的对话：

    ‘对不起，将军，我得对我的部队负责。’

    ‘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

    ‘不，我只对委员长负责。’”

    其实史迪威同杜聿明的矛盾只是他同蒋介石的矛盾的前奏，我们之所以有兴趣重视这段冲突的历史，是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个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则上的冲突。中国人有理由强调保存实力，因为中国人已经同日本人打了许多年；美国人需要中国人进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打败敌人。相同的立场并不导致相同的结果，文化背景的不同更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影响人们正确认识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历史鸿沟是很难仅仅用物质援助的方式去填平的。

    因此中美两个大国的军事同盟注定要出现危机。

    同古战役一结束，史迪威就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飞往重庆，他要把缅甸前线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面向蒋介石讲清楚。

    3

    曼德勒旧称“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为古东吁国首都，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一九七三年旱季，我从腊戌顺江而下，徒步行走了半个月，瓦城就是我缅甸流浪的足迹到的最远的地方。

    有一天，我被寂寞和孤独驱使，沿着郊区瑞光佛寺外的江边久久徘徊。我看见下游有几根残破乌黑的桥墩，高高低低插在江心，好像上帝留给过往船只的一排感叹号。我问几个过路香客，那些桥墩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茫然地摇摇头。

    很多年后我才从书上知道，原来那就是著名的曼德勒大会战的遗址。

    一九四二年四月，缅甸盟军统帅部决定，以曼德勒为依托，集中中国方面三个整军（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英国方面五个整师，共计二十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

    曼德勒会战的宏大构想首先出自重庆蒋委员长对时局的判断。蒋委员长并非不愿意打仗，而是必须在保存实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与敌决战。中国有条著名的军事原则，叫做“避实就虚，以逸待劳”。现已查明，侵缅日军共有四个师团，近十万人，从东西两路长驱直入。如果以盟军优势兵力猛击其中一路，大获全胜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势居高临下，背靠滇缅公路，进可以出击，退可以就地防御。选择曼德勒作为会战的理想战场，确实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不怕英国佬捣什么鬼。

    曼德勒大会战的计划同样迅速得到英国盟军的认可。在英国人看来，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肯打仗，愿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战略、计划、方案、方针他们统统都赞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安全地从容不迫地撤退到印度去。

    同盟军之间这种不牢靠的战斗友谊无疑会断送这场匆匆拼凑起来的大会战。美国人史迪威由于担任了名义上的总指挥，因此注定要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扮演一个声名扫地的耻辱角色。

    四月三日，日机首次空袭曼德勒，炸死数百平民。许多天后，街道上还能看到许多无人掩埋的尸体和烧毁的车辆。大火同时还烧毁了一座油库和内河码头，致使水陆交通瘫痪了一星期。

    八日，委员长夫妇偕史迪威、罗卓英同机到达曼德勒。委员长在重庆亲口向史迪威保证说，他将正式授予这位美国将军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中任何军官的权力。尽管这个空头支票后来完全没有兑现，但是委员长的安抚还是使史迪威逐渐平息了怒气。他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蒋夫人站在两个敌对的男人中间，满面笑容地挽着史将军的胳膊。这帧照片很快被国内一些报纸登在头版，成为后来人研究这段有争议的历史的珍贵资料。

    罗卓英，字尤青，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八期炮科毕业，陈诚系骨干。罗卓英是这样一个有非议的人物：军事上亦无建树，官场上官运亨通。此次受命出任远征军总司令，事先被交代明白，位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委员长认为这样可以缓冲史杜之间的矛盾冲突。委员长选中罗卓英出马还有另外一番深意。罗卓英军事上平庸，因此不交予指挥权，但是罗卓英与杜聿明分别来自对立的陈诚系和何应钦系，可以起到互相牵制和约束的作用。委员长不是信不过杜聿明，而是任何人大权在握都令他不敢放心。

    对史迪威来说，情况就简单得多。委员长夫妇只在曼德勒停留两日，十日返回重庆，临行前告诉史迪威，他只消取得罗卓英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出现任何障碍。史迪威相信了委员长的话。美国人天真地认为战区总参谋长理应对远征军总司令行使指挥权，并且罗卓英满口表示服从。这样，雄心勃勃的史迪威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打败日本人的曼德勒会战中。

    四月十六日，盟军西路战线一片混乱。

    十二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在缅甸向导带领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战术，神速地穿过英印军布下的三重防线。日军好像神话中那只射开山门的响箭，直直地射中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滨河大桥，堵住了英缅大军的退路，将英缅军主力两万多人全部装进了口袋。

    十六日黎明，亚历山大总司令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大为惊慌。他断定日本人一定使用了空降战术。总司令一面命令炸毁油田，一面匆匆组织突围。一连两天，仁安羌油田上空浓烟滚滚，爆炸声不绝于耳，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倒坍，变成一堆堆焦黑的废铁。

    突围完全是徒劳的。军心大乱的英缅士兵几乎一触即溃，他们的进攻在日本人的强大火力面前被碰得粉碎，留下一片片狼藉的尸体。至十七日傍晚，英缅军除了在敌人阵地前面丢弃了大约两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移动一步。

    入夜，善于夜战的日本人派出小股队伍进行夜袭，于是仁安羌到处都是射击声和喊杀声。英缅士兵在黑暗中乱作一团，自相残杀，第一师师长斯利姆少将在无线电里绝望地喊道：

    “……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人能挽救我们，除非上帝能显示奇迹。”

    《太平洋战争》载：“……四月十六日，疲惫不堪的英缅军士兵被切断退路，仁安羌的井架和储油罐在爆炸声中熊熊燃烧，强大的日本兵团扎紧了口袋，他们眼看就要遭到同新加坡和马尼拉盟军一样的悲惨命运……”

    然而缅甸毕竟不是新加坡。

    午夜刚过，一支满载中国士兵的车队在坦克掩护下突然出现在滨河大桥阵地以北。天快亮时，桥头阵地被收复。一个团的中国士兵在十多辆美制坦克掩护下继续向日军进攻，猛烈的炮火把猝不及防的敌人打得纷纷溃败。

    上午十一时，亚历山大将军得到报告：日军阵地被攻克，一个大队敌人被全歼。

    口袋打开了，死里逃生的英缅败军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过桥去。他们扔弃了不计其数的车辆和武器，然后没命地向北溃退。中国军队在他们身后的仁安羌又坚守了三天，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外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最后主动撤离战场。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胜利虽然远远够不上辉煌，但是他们毕竟在关键时刻把敌人防线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从而拯救盟军主力免遭覆灭。

    这只中国部队番号为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少将，四十一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因此获得英国皇室勋章一枚。

    仁安羌之战历时一周，日军功亏一篑，仅仅占领一座空城。第三十三师团因此受到军司令官严厉训斥，联队长作间河也大佐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对一个疯狂崇拜天皇和战争的日本军官来说，打败仗不仅意味着失去立功和晋级的机会，而且意味着在军队里永远抬不起头来。《缅甸作战》载：“……该大佐作战勇猛，具有古典武士的风格……他亲自参加掩埋士兵尸体，以表示对失败的反省……”

    《东京审判》（苏联军事出版社1984年版）载：“……在南亚的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日本人同样惨无人道地对待战俘，任意枪杀，火烧，活埋……”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战争是一种残酷和不人道的行为，具有一切排斥理性和不符合常规的性质。因此当军人在战斗中尽了最大努力仍无法摆脱绝境，他就有权利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这时他仍然是光明正大的，合乎人道和保持了荣誉的军人（战俘）。为了让他的亲属知道他还活着，根据西方公认的国际惯例，敌国一方还得把他的名字通知中立国。战俘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说，都不能算作蒙受羞辱。

    日本人对此恰恰难以理解。

    《昭和天皇史》载：“日本天皇发布的《军人敕谕》第三条规定：‘军人必须弘扬军人精神，为君为国牺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第四条规定：‘军人须重廉耻，勿辱国，不许败坏军人操守……’”

    以《军人敕谕》为依据制定的《军人手令》第七条规定：“……叛乱、投降、越权、渎职、抗命和逃跑一律处以死刑……同交战国媾和后，被敌方遣返的军人将以投降罪论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在巴丹半岛、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和印度尼西亚，成师成团的英美军人放下武器，打着白旗走出战壕投降。这种意志薄弱和贪生怕死的景象一度令所有的日本人吃惊。对日本人来说，当他们面临同样的绝境时，军人只有一个选择：即冲锋或者自杀。士兵们将这种选择赋予一个崇高而壮烈的名词，叫作“玉碎”。日本人不能容忍自己被俘，同样也不能容忍别人做俘虏……正如后来许多英美战俘描述的那样，在战俘营里，任何人笑一笑都是危险的事，因为那样会惹恼日本看守并招致丧命的危险。日本人由于鄙视战俘而肆意虐待和屠杀战俘的事例在西方广为流传。西方人由于不了解他们的对手这种精神至上的人生观和残忍的民族性格，因此就注定要在后来的战俘生涯里遭受许多难以想像的折磨，甚至无端地送掉性命。

    作间联队长命令将英国战俘押上来。

    英国俘虏共有十一名。当他们被押到大佐面前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惧和惊慌。这些白人军官由于平时养尊处优，习惯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高高在上，因此即使做了俘虏也未完全放弃英国人的优越感。他们沉默着站成一排，有的抱着胳膊，作出悉听尊便的样子，有的则放肆地打量面前这些邋里邋遢的小个子敌人，嘴角挂着讥讽的嘲笑。

    作间大佐的尊严和兽性被仇恨同时燃烧着，他感到自己好象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渴望嗜血。于是他把手按在长刀上，慢慢逼近他的猎物，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咆哮。

    他嗅到猎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甜的血腥味。

    第一个受害者是个蓄金黄胡髭的年轻中尉，。他虽然衣冠不整，脸上挂着伤痕，但是发育良好的身躯仍然透出旺盛的生命活力和青春气息。当日本军官逼近的时候，他甚至还在犹豫不绝，拿不定主意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敌人。

    大佐猛然拔出长刀。锋利的钢刃好像毒蛇在空气中丝丝地响着，然后化作一道寒光直直地射向俘虏的身体。俘虏来不及叫喊或者躲闪，甚至来不及感到疼痛，就被从肩到胯斜斜地劈成两段。

    大佐听到敌人的骨骼和心脏在刀刃下呻吟和颤抖。

    白人军官们被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屠杀吓呆了。他们抗议，他们叫骂，但是没有用。残暴的日本大佐根本不管那一套，只管发疯地挥舞长刀，左砍右劈，喷溅的鲜血糊了他一头一脸。

    最后一名在长刀举起的时候交了好运。师团命令立即送一名英国俘虏去审讯，所以死神在最后一刻擦着他的头发梢离开了。他是这场屠杀的唯一幸存者。他的名字叫威斯特·豪森，军阶上尉。豪森上尉后来在日本人的战俘营又度过了三年苦难的岁月，一九四五年被营救回国。战后神经错乱，死于一九四八年冬天。

    联队长命令将剩下的缅甸和印度俘虏就地处决，不留痕迹。于是那种在中国南京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的千百次的集体屠杀又在缅甸中部的仁安羌重演。这批俘虏从军官到士兵共计三百七十一人全部惨遭杀害，并毁尸灭迹。

    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类似屠杀在缅甸至少发生十一起。

    4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美国三星将军约瑟夫·史迪威又一次在缅甸盟军各军事集团之间奔忙起来。他被授权在曼德勒组织一场会战，一场旨在打败日本人和挽救缅甸的决定性战役。他期待创造奇迹，把日本人赶下印度洋。中将一生崇拜的偶像只有一个，就是法国统帅拿破仑。

    与上次不同的是，在他身后那些参谋队伍中，又多出一群穿灰布军装的中国人。为首的便是个子矮胖的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

    委员长登机前面授机宜。他叮嘱罗卓英：“我们吃的是美国饭，不是英国饭，你务必牢记。”罗卓英困难地挪动矮胖的身体，开始在亚历山大、史迪威和杜聿明的三方夹缝中努力起到弹簧垫圈的缓冲作用。

    在缅甸盟军的指挥系统中，亚历山大居首，史迪威次之，罗卓英名义上排第三。但是无论亚历山大还是史迪威、罗卓英都约束不了杜聿明。杜聿明直接受命于委员长，握有远征军的指挥大权。这样，中国远征军的直接统帅就成了远在重庆的中国总司令，其他人的命令一概无效。

    四月中旬，接应第二百师同古突围的新二十二师完成掩护任务，回到彬文那既设阵地。史迪威与杜聿明在确定会战方式上爆发争吵。杜聿明坚持“逐次抵抗”的方针，步步为营；史迪威鉴于西路英缅军已有溃退趋势，决定集中兵力在曼德勒外围与敌决战。两个人相持不下。罗卓英站在史迪威一边，他很乐意有机会压一压自己同胞的威势，并且不失时机地把争吵汇报给重庆。

    关于曼德勒会战谁是谁非的争吵在后来的历史学家那里又继续过一阵，可惜均属纸上谈兵，无从验证。委员长从重庆发来十个字的方针：“保存实力，切勿轻举妄动。”

    争吵不了了之。杜聿明继续“逐次抵抗”，史迪威无可奈何。

    四月十六日，仁安羌英军告急，刚刚入缅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星夜驰援，解了英缅军之围。这个胜利给了迄无建树的史迪威带来一点小小的安慰和振奋。

    十九日，史杜二人在西进乔克巴当还是防御裳吉问题上再度爆发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杜聿明拒绝服从西进，擅自率领第五军三个师退至眉苗裳吉，并摆出随时准备撤回国门的架势。西线英缅军防线已垮，面对如潮涌来的日军，只有新三十八师且战且退。这一严重态势大大削弱了史迪威对胜利的信心。这天晚上，他起草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紧急报告，报告悲观地指出：英国人其实早就把缅甸一笔勾销了，中国人同样不会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日本拼死作战，结论是缅甸的全面失败将不可避免。

    好像特地为了证实史迪威的预见，四月二十日中午，曼德勒正面防线的英缅军再次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开始撤退，并在瓦城大桥上装了炸药。盟军的卑鄙举动彻底动摇了中国人残存的信心。

    蒋委员长当晚从重庆发来急电，命令远征军将会战计划改为“纵深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指出“防卫重点是腊戌”。

    这样，中英联合作战即曼德勒会战的宏大计划就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指责中流产了。联合战线的崩溃标志着缅甸盟军不牢靠的战斗友谊的结束，两大军事集团自此决裂。华军固守国门，英军西逃印度。史迪威回天乏术，只好天天带着那群参谋到处布置“纵深防御”。

    5

    与缅甸盟军混乱不堪和勾心斗角的状况相反，头戴钢盔的日本大军好象一股股强大的钢铁洪流，沿着缅甸的公路和铁路快速推进。在将军们的作战地图上，粗大的黑色箭头已经指向敌人纵深和后方，将敌人分割包围，碾得粉碎。天皇士兵怀着必胜的信念宣誓，他们要让日本帝国的太阳升起在缅甸，升起在中国，升起在亚洲的每一个地方。

    四月二十日，西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向乔克巴当做试探性进攻，遭到新三十八师反击，英缅军继续撤退。

    二十一日，中路日军两个师团在上百架飞机掩护下进攻曼德勒外围央米丁。中国军队逐次抵抗，伤亡较大。

    同日，与曼德勒相距一千公里的东线乐可陷落，守军第六军所属暂五十五师全线败退，致使东部阵地出现一个大缺口。第二天史迪威才得到这个消息，他顿感事态严重，连夜驱车赶到腊戌第六军司令部。

    腊戌不仅是重要的军火基地和中转站，而且是滇缅公路的门户和远征军回国的唯一通道。所以委员长再三指示“确保腊戌”。史迪威在腊戌意外发现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将军竟然不在司令部，而是穿着睡衣在城里搓麻将。这位中国军长甚至连暂五十五师已经丢了乐可城也不知道。史迪威极为震怒。他下令罗卓英立即查办甘丽初，将暂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交军事法庭枪毙。这个命令被打了折扣执行。甘丽初受了申斥，陈勉吾被责令夺回阵地。

    根据盟军得到的情报，侵缅日军应有四个师团，其中三个师团摆在曼德勒正面方向，还有一个最精锐的第五十六师团却在半个月之前突然从缅甸消失了，去向不明。这一异常情况引起远征军指挥部的焦虑。由于盟军丧失了空中侦察的必要手段，而对地域辽阔的缅甸战场，指挥部好像一艘在大雾中航行的轮船，随时都有因航道不明而触礁沉没的危险。

    二十四日，一个数目不详的敌人隐蔽通过缅甸东部山区，突然攻占远征军侧背的战略要地裳吉，夺取大批囤集的作战物资。裳吉是保卫腊戌的门户，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火速增援。激战两天，收复裳吉。日军退出城外，去向不明。

    裳吉收复，好比关上后门，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的及喘出一口大气，另一个紧急情报又传到指挥部。经查明，沿泰缅边境袭击裳吉的敌人正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所属第一一三联队，师团主力仍然去向不明。裳吉以北是一片重重叠叠的山区，区域广大人烟稀少，中国军的防线主要设在曼德勒的外围及彬文那、央米丁一线，后防空虚，如果被日军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指挥部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柄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分明悬在头顶上，叫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派出大批搜索分队和下达许多紧急命令之后，指挥官们在惶惶不安的等待中度过难熬的一昼夜。

    二十八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全体指挥官呆若木鸡。

    腊戌以北二十公里的南泡山谷发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主力。

    日本人胜利地完成了迂回缅北的千里长途大奔袭。

    四月二十八日晚六时，腊戌在激战后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