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

    一、麻烦与趣味

    方言这玩意，有时想想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日本。在东北人嘴里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里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里，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几本？其实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烦不少。除了语音的问题，还有词汇的问题。比如广州话把危险叫做“牙烟”，把儿媳妇叫做“心抱“，就很费解。危险怎么是牙齿冒烟呢？儿媳妇又怎么能用“心”去“抱”？“本地状元”的说法也很可笑。所谓“本地状元”，其实就是麻风病人。如果“本地状元”是麻风病人，那么“外地状元”是什么病人？艾滋病吗？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凑在一块”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饭，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听了，还不得吓出一身冷汗？共埋？什么共埋？殉葬啊？

    想想广州人也真有意思，他们忌讳“死”，却不忌讳“埋”，说“埋”的事情不少。比如进店叫“埋栈”，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头”，算账叫“埋数”，结束叫“埋尾”，结账叫“埋单”。埋什么单？当然是账单。北方人不懂“埋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埋单的时候要付钱，便想当然地写成“买单”。后来弄清是“埋单”了，又猜想这大约是因为广东人要面子，才会用钞票把账单“埋”起来。其实“埋”在粤语中，有“靠拢”和“闭合”的意思。所以“埋柜”可以暗指抢劫（抢劫要靠近柜台）；“埋街”也可以暗指从良（意谓妓女关门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单，则应该理解为把账单“合”起来，而不是“埋”起来。它既不是拿钱购买账单，也不是用钱埋葬账单。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广州有句话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为有双关的意义。广州人把混叫做捞，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捞世界，泡电话就叫煲电话粥。吃沙锅，是既要“煲”又要“捞”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于他们“煲”的是不是“无米粥”（没有结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晓得。

    这样形象生动的说法全国各地都有。成都话“贴心豆瓣”，上海话“连档码子”，武汉话“夹生红苔”，北京话“柴禾妞儿”和广州的“砂煲兄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柴禾妞儿”，就是乡下姑娘；夹生红苔，就是又蠢又辈又不懂规矩的人；连档码子，就是同伙；贴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说，就特别有味。尤其是“贴心豆瓣”，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和风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来做酱的。酱谐音将，贴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将。但这干将再贴心，也不过豆瓣酱。豆瓣酱的用场，无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锅肉。所以，当成都人说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贴心豆瓣”时，讥讽调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实，甭管什么方言什么话，只要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有趣，就有艺术性。艺高人胆大，北京人手艺（也许得叫“嘴艺”）好，就特别敢说。比如说一个人精，北京的说法是“要是长毛，就成猴了”；说一个人坏，是“拍拍脑袋，那脓水儿就能从脚底下流出来”；说一个人为了巴结别人东奔西跑地献殷勤，就叫“狗颠屁股三儿”；说一个人笨，则叫“人家偷驴，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为什么比较有趣呢？因为方言是民间话语，不像官话那样有许多讲究。官话的讲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统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就没法让尽可能多的人听懂，也就不成其为官话了。方言则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个地方的人听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听不懂的词儿，就连北京话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气）、不吝（不在乎）、抽立（输光战败）、搓火（着急上火）、底儿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当代方言，外地人听得懂的也不多。

    多样也带来了丰富。比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除了一般的打，还有春（用拳头从上往下打）、挞（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凿（曲着指节从上往下敲脑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粤语方言字表示的说法恕不一一列举），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

    这是古风。古人说话，其实比今人讲究。比如肌肉皮肤，在古代就不是一个概念。人曰肌，兽曰肉；人曰肤，兽曰皮。皮是和毛联系在一起的。毛长在皮上，所以说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上没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肤”，同样，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肤受之父母”，不能说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爷在堂上恐吓人犯，说“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实际上就有点不把人当人了。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肌肉皮肤，混为一谈。因为语言要统一，许多地方都得马虎一点，只好含糊其辞。简单、含混、粗线条，才易于流通，所以普通话往往粗疏，方言反倒过细。比如“没有”，闽南话就分“无”和“未”。无是不存在，未是还没有，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但到了普通话那里，统统都是“没有”。

    难怪方言的表现力比较强了。

    二、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丰富、有趣，大家便都爱说方言，至少在亲朋好友们聊天时是这样。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广州叫“倾”（倾渴），成都叫“摆”（摆龙门阵），东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谝”（谝传），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说法最有意思。宣是讲，荒是远，也是荒唐荒诞，甚至只不过道听途说的“荒信儿”。宣荒，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从家长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闽南人的说法也很绝，叫“化仙”—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

    方言中的话多惊人妙语，我怀疑就是聊天时聊出来的。方言不同于官话，除了有和官话相同的那些用途外，还多半用来说闲话。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开河，可以张冠李戴，可以指桑骂槐，甚至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规范，因为万一“吃不了”，还能够“兜着走”。

    事实上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让人拍案叫绝的说法。比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甚至叫板挑衅，武汉话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为抖擞，也可以理解为抖搂，还可以理解为振作（抖起精神）。不过，狠，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都“抖”了出来，一眼让人看穿，显然是不智之举，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虚张声势。如果对方比他还狠，他就会一边开溜，一边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来！”

    北京话当中形象生动的说法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不识抬举，别的地方叫“给脸不要脸”，北京叫“给脸不兜着”。这“兜着”，就比“要”生动，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说你这家伙平时就没什么人赏脸，好容易有人给了，还不赶紧兜着？又比如一个人行为乖张，就说他“吃错药了”；脾气暴躁，就说他“吃枪药了”；态度恶劣，就说他“吃了耗子药”；无所畏俱，就说他“吃了豹子胆”；一点小事就兴高采烈，则说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酿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况蜜蜂屎才多大一点？小甜头么！

    上海人也爱说“吃”，比如吃牢（认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瘪（压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头（挨训）、吃生活（挨打）、吃夹档（两头受气）、吃马屁（听奉承话）、吃花功（受人迷惑）、吃卖相（只看外表），就连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也叫“吃红灯”。红灯是管制交通的，怎么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红灯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说些轻挑的话啦，做点小动作啦，嬉皮笑脸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

    没有人愿意“吃官司”，也没有人愿意“食死猫”。“食死猫”是广州话，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锅。广州人不说“吃”，而说“食”。比如食谷种，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饭；食猫面，就是被申斥，相当于上海话的“吃排头”；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饭”，意思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食拖鞋饭”和“吃豆腐”正好一对，都不怎么体面，但前者更没面子。

    一个人，如果总是“食死猫”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运气不好了。运气在吴语中叫做额角头，也叫额骨头。额骨头也就是额头。运气为什么叫额头呢？大约因为运气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额头。所以，一个人运气好，在吴语中就叫

    “额骨头高”或“额角头高”，甚至直接就叫“额角头”，比如“侬今朝额角头”，就是“你今天运气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额骨头最高的人是苏小妹。苏小妹据说是苏东坡的妹妹，曾被苏东坡作诗取笑说：“脚踵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可见其额头之高。小妹也不含糊，当即以老兄的长脸作答，道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也可见其脸面之长。看来兄妹两人都其貌不扬，一个“冲头”，一个“马脸”，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额骨头最高的神则是寿星。谁都知道，寿星的额头又大又高还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寿头”。然而在上海，“寿头”却是骂人的话，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气就叫“寿头寿脑”，上了当还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则叫“寿头麻子”（也叫“寿头码子”、“寿头模子”），而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寿”。这就奇怪，难道做寿星不好？原来此“寿头”非彼“寿头”。它不是寿星头，而是猪头。江南习俗，冬至之前，要买猪头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又尤以额头皱纹如寿字者为上选，叫“寿字猪头”，简称“寿头”（参见薛理勇《闲话上海》）。所以，寿头的意思就是猪。显然，谁要是做了寿头，或被看作寿头，旁边便多半会有人在磨刀子了。

    “寿头”既然是猪，“冲头”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负，不斩白不斩的“翰大”；而怂恿那些“寿头寿脑”的家伙冲锋陷阵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渔利的行为，就叫“斩冲头”。上海人一个个“门槛精来兮”，好容易逮住一个“寿头”，岂有不狠狠“斩一记”之理？

    真不知长着一个大冲头的寿星老儿听了会作何感想。

    大约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寿”，成都人则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儿（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头傻脑）。傻为什么是瓜呢？原来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去掉一个“傻”字，就成了“瓜”。

    猪头变寿头，傻子变瓜儿，其实都是方言在“捣糨糊”。它总是在那里指桑骂槐，其结果，是弄得我们连这三个字究竟是“捣糨糊”还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杨东平先生的随笔集《最后的城墙》中就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东平兄的意见，“倒江湖”也好，“捣糨糊”也罢，都有点调侃，有点无奈。但“倒江湖”在调侃无奈的同时，毕竟还多少有点身手不凡、高深莫测的英雄气，“捣糨糊”就纯粹是调侃甚至嘲讽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腾、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浪头很大，货色不怎么样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捣也是糨糊。捣得越起劲，就越可笑。再说，什么不好捣，捣糨糊？所以，谁要是自称“捣糨糊”，那他不是自谦，就是自嘲。

    然而语言又是需要“捣糨糊”的。因为语言既不能“闹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腾不起。要想生动活泼一点，也就只有“捣捣糨糊”。

    北京人就最会“捣糨糊”。

    北京人是语言天才。话语到了他们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贝利脚下一样，怎么玩怎么转。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他们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可北京人却整出颠菜（走人）、来菜（好事来了）、出菜（出活、出产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晕菜（晕头转向）一连串新词儿出来。这可真是太会做“菜”了。至于这些“菜”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晓得，所以是“捣糨糊”。

    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爷”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爷”的，其实不是“爷”，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爷”。冒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捧爷”，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爷”吗？诸“爷”之中，也就“款爷”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爷”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爷”也不是“爷”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逼烘烘，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爷”，开的士的则叫“哥”（的哥）。同样，成了“腕儿”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爷”，只能叫哥叫姐，昵称“星哥儿”、“星姐儿”，好像自已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眼皮儿”。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干阶级敌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精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儿”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头”不一样。“掼浪头”往往是虚张声势，“拔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条汉子”。上海是没有什么“汉子”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四条汉子”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子”，又要“掼浪头”，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现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欢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情味”，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侬买哦”，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问“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筒筒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海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翰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字，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肉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糟；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和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拼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钱、搵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搵丁、搵笨、搵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