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来钱光羽这小子是个老板，原来他的钱还不少。怪不得苗杉不愿断然回绝他，怪不得苗杉还愿意坐他的摩托。这几年来，我真的是被蒙在鼓里了。我还以为苗杉仍像在缠溪的时候那么纯洁、对我那么一往情深呢，我还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有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呢。我忘记了，苗杉这几年也是在上海打工啊，她的身边也会有她的一整个世界啊。和她同住一屋的黔南姑娘美玉在当陪酒女，她就从来没跟我讲过。不是有人说，上海是个大染缸嘛。那颜色也早不知不觉地把苗杉染出色来了。我却仍在用诗意的眼光、梦幻的眼光、理想的眼光、缠溪人的眼光看待我和苗杉的关系。我早该擦亮眼睛，把这一切都看清楚了。可我却在做一个睁眼瞎子，啥都不晓得。

    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空气中臭味弥漫的“贫民窟”的，我也不晓得自己是咋个回到住处来的。搭车也好，坐地铁也好，我都是浑浑噩噩的。站着也好，坐在位置上也好，我都记不清了。我的眼前不时地晃过苗杉和钱光羽的脸，一会儿他俩相视而笑，一会儿他俩怒目而对。我的神经被刺激得“别剥别剥”发痛，眼角不停地扯跳着，身旁左右所有走过的人，都视而不见，像是一晃而过。

    有一阵我觉得自己就该像今天已经表现的一样，当断则断，说走就走，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一阵子我又失悔得什么似的，感到自己像一条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耳边始终响着苗杉邻居们恶意的哄笑声。是啊，在那些人眼里，在那些打工者的心目中，我就是一个败下阵来的家伙，我是一个失意者。我在和那个叫钱光羽的老板的竞争中落荒而逃。其实，真就和钱光羽打一架，又咋个样呢，我在家乡就学过拳脚功夫，准能把他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

    每当想到这儿，我的脸上就火烧火燎的，像有啥东西扎一般难受。我就有一股怨恨苗杉的情绪，不是因为她，我何曾会遭到这样的凌辱，我何曾会受这么大的恶气。

    以后咋个办呢?

    反正我是不会主动给她打电话的，我没啥错的地方，我也没有这么低贱，明晓得她背着我还在交男朋友，我再去插一脚。

    那么，要是她打电话来呢，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原谅她，要还是不要?就是原谅她，我也要她主动把话讲清楚，把她和钱光羽的关系讲明白。而且她必须明确表示，她和钱光羽那家伙一刀两断，永不来往。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原谅她，才能和她重归于好。

    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心头就会涌起一股崇高的感情，原谅了恋人之后满足的感觉。可是，可是，苗杉如果不给我来电话了呢。我该咋个办?我虽没啥错，可我今天的态度粗暴，像一只爆竹，一燃就爆，简直有点儿凶神恶煞。苗杉真的生气了，再不给我电话了，我们就此分手，就此永不联系吗?我俩真的能和好如初吗？

    想到这儿，我的心头总是空落落的，空落落的。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上了我的心头，始终笼罩着我。

    我失恋了，噢，失恋的感觉，失恋的滋味，真的难耐，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在上海的大热天里失恋，更不好受。

    〖〗14近些年来

    我对苗杉的了解

    是不够的

    不够的呀

    2003年8月16日晴星期六

    是上海夏日里那种难得让人感觉舒爽的晴天。我从身心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上海那难耐的酷暑炎夏终于熬过去了。也该过去了呀，要是在缠溪，立秋之后，早晚的天气是十分凉爽的。

    我呆在莘庄的出租房里，安心地整理着这些天里搜集的材料，梳理着脑壳里头逐渐萌动的一些思路。

    李主任交给我的贵州回沪职工收入和生活情况的报道，已经初见眉目。我还根据网上查获的一些资料，作了一些发挥。如果说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贵州现在的收入情况，只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似。从贵州退休回上海生活的那些老职工，等于是拿着非洲国家的工资，到欧洲去过日子。

    这一见解得到了李主任的赞同，他干瘦的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连连点着脑壳说:“有道理，有道理，比喻得很形象。”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更主要的是两次去过了苗杉的住处以后，我脑壳里头产生了描绘城乡接合部“贫民窟”的念头，我想从这些客观存在的“贫民窟”的现状写起，分析它们存在和产生的原因。在外国，贫民窟问题同样存在，同样困扰着他们的政府。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是动荡的根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是犯罪的温床、滋生地。是的，上海市区在利用级差地租，改造危棚简屋，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上海。千万不能在新上海崛起的同时，在上海四周的城乡接合部，又冒出一批新的“贫民窟”来。这涉及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涉及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涉及进城就业的农民工长期的生存状态。我觉得这个话题做好了，对于上海未来的发展，对于类似苗杉居住地的那些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的关注，都是有好处的。

    正考虑得入神，李主任拷我，让我尽快给他去个电话。今天是周六，在双休日里主动让我和他联系，这可是头一回。

    我一边下楼一边忖度着，会有啥子事呢?昨天下班之前，我还碰到过他，他也没提及什么呀!

    看来，这事儿定是今天发生的新情况，而且还有点不同寻常，要不，李主任不会这么急着和我通话。

    我惴惴不安地下了楼。

    电话拨过去，李主任开门见山道:“小良啊，佳居实业真把我们《上海都市报》社和你给告了。传票是今天寄到报社的，值班的总编辑看到以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要我给你通个气，思想上好有个准备。哎，你在听着吗?”

    “听着，李主任，我在听。”我的脑壳里一阵嗡嗡作响，虽说事前有思想准备，佳居实业的夏中强也在电话里威胁过我，但是事情真的来了，我还是有些紧张，有些不知所措，这……这毕竟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第一场官司啊。话筒在我的手里，捏出了一把汗。

    “哈哈，这个佳居实业，真是狮子大开口，竟要我们报社赔偿二百万，做他们的大头梦。”从李主任的口气中，听不出他有什么担忧和顾虑之处，可我却敛神屏息，听得格外专注，生怕漏掉了哪一个字。这么说，我的报道真把佳居实业惹火了，要我们赔二百万!

    二百万哪，这么说，佳居实业遭受的损失相当厉害，怪不得见报前他们要出十万来堵我的嘴呢。

    我的心“怦怦”跳得好凶。

    李主任继续对我说:“小良啊，老总让我先给你打个电话，无非是要你准备应付这一场官司。他们说我们的报道失实，败坏了佳居实业的名誉，影响了佳居实业良好的房屋销售势头，造成了他们公司不可挽回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事情看样子要闹大，这么一来，小良啊，我们就要对自己写下和发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李主任，我会把采访的文字记录，时间地点，照片，录音材料，统统准备好，你尽管放心。”我信心百倍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李主任满意地说，“怎么样，还是有些紧张吧?”

    “不，李主任，”我赶紧否认，“我胸有成竹，一点也不紧张。”

    “不紧张?那你的气怎么喘得这样凶，我都听出来了。”

    “呃……”嘴里说不紧张，但我局促的喘息还是透过话筒传过去，让李主任听出来了。

    “没关系没关系，这也是正常现象。”李主任安慰我说，“别说你了，小良，就是我，这一辈子也没打过官司呢。就这样，周一上班我们看过传票以后，再仔细商量对策。”

    道了再见，我慢吞吞地搁回话筒，转身离去，公用电话亭里老伯提醒般叫了起来:“哎，电话费。”

    瞧，还说我不紧张呢，紧张得连电话费也忘交了。

    回到家中，我再没心思梳理城乡接合部的“贫民窟”问题了，我翻阅着采访本，用粗粗的碳素笔一一画出那些采访记录，我还翻出那些原始录音，分别把它们装入信封，在外面标上记号。惟一没在我这里保存的，是那些照片，我拍回来以后，全交给美术摄影部处理了，时间不长，他们不至于找不到吧。对了，周一去上班，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些照片找出来，有些特别有说服力的，我还得请摄影部放大。

    我心里搞不明白，佳居实业有什么官司可打的，那一道道显而易见的裂缝，那些个漏水的山墙，渗水的管道，堵塞的下水道，关不严实的门窗……证据都在我的手里，他们就不怕我在法庭上公示于众吗？他们有时间打官司，还不如花功夫把这些纰漏一一弥补修复呢。

    虽说自觉得底气很足，虽说我掌握了佳居实业质量方面的种种证据，但我还是有些心神不定。万一佳居实业请了有名的律师呢，上海滩的大律师，其雄辩的口才，可是出名的呀。万一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买通了法官呢？佳居实业房产公司，有多少人啊，这些人在上海滩该有多少关系啊。即使没什么关系，他们还可以花钱买通啊，那一次，为阻止文章见报，虽说和我素不相识，他们不还愿掏出十万，来摆平这件事嘛!为打赢官司，他们很可能把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耍出来的。

    而我，我有什么呢，在上海滩，我啥子关系都没得。有的就是一股正义感，一股憨劲、一股傻劲。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不寒而栗。谁知道在茫不可知的前方，会不会有陷阱等着我跌落进去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把窗户统统敞开，开得大大的，好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噢，什么时候，上海会有我的家乡缠溪那么清新凉爽的空气就好了！在立秋之后的缠溪，田野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农活自然是更忙碌了，可是再忙，身子骨再累，空气还是爽洁宜人的。不会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茫然地一无所思、一无所欲呆痴痴地坐着，我会突然地想起县中毕业班的谌老师——那个长得高高大大、一头花白头发、喉咙响得一大个操场坝子都能听见的老师——在我们毕业那一年给我们讲的往事。

    那一年谌老师五十八九岁了，他时常念叨说我们这个班是他这一辈子带的最后一个毕业班了，他还有一年多时间就退休，没有可能从高一年级起再带一个毕业班了。他衷心地希望我们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能考上北京、上海大学的，就考到省外去，考不上省外大学的，就考省城里的大学。考不上省城里的重点大学，考一般的大学也可以。就像他这样，哪怕是考上省城里的师范学院，也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谌老师的家就在县城里，他的夫人是县医院的医生。他们两口子的一双儿女，女儿在省城财大毕业当会计，嫁了人，定居在省城河滨公园附近；儿子在北京读研究生，准备出国。谌老师的家庭，无论是在县中，还是在整个县城里头，都是被作为楷模称颂的。连县委书记、县长来学校时即席讲话，都要提及谌老师。

    谌老师说他已经日薄西山，结构封顶，无所作为也无所求了，他惟一的巴望就是自己教的学生能有出息。他说他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他是缠溪那后半边长箐地方的人。那地方偏得恼火，山大干土多，就是缺水，没有缠溪地方滋润，也没有缠溪那么美的风光。

    谌老师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饿饭啊，莫说读书了，就是活着熬过来都不容易。

    临近高考前几天，他回到村寨上。他的父亲，一个脸上爬满了愁惨皱纹的老农，把他领到了坡上，指着干巴贫瘠的土地说，长箐这地方，不要说出大学生了，就是出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都是稀罕事情。你去考吧，考上了，你就摆脱世世代代在泥巴地上勤扒苦挣的日子。考不上，你就回家来，像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刨食吃。以后说上一个乡村里的能干婆娘，在劳累中过一辈子山寨上的平静生活。

    谌老师说他完全听懂了父亲的话，他望着蓝天，望着山间飘飘悠悠的雾岚，迎着从垭口那边吹来的风，声气不大地对父亲说，他要考上，他也能考上。他真的很憧憬层层叠叠大山外头的世界，想到外头的世界去看一看，太想了。

    要去赶考了，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准备钱，也没有给他粮票，这些东西学校里补助给他了，仅够他考试那几天用。他父亲笑了一下，那笑容就像在哭。他父亲给他准备的，是一包馒头。

    长箐地方不产麦子，故而那里的人也不会做馒头，谌老师询问地望着父亲。父亲对他说，饿饭饿得最凶那些天里，他跑去了川黔铁路工地，工地上的人，对他说，紧缩开支，我们不招民工。他说，我不要工资，不要钱，我天天随你们干活，白干，你们只要管我吃饭就行了。人家看他人高马大，有力气，干活时又肯出力，便朝他点了一下脑壳，他就此留了下来，天天随着工人们干铁路工地上那些挖土方、抬石头、挑石碴、扛木头一类的苦活、重活、累活，直干得筋疲力尽，浑身淌虚汗，工人们开饭，他跟着吃饭。到了工人们发工资的日子，食堂大师傅见他那么卖力地干活，人又实在，却没工资领，就同情地多给他几个馒头，顺便舀一勺酸菜肉末给他。他把酸菜肉末舔了个一干二净，领了十几个馒头，一层一层包得严严实实地就往家里跑。大师傅问他为什么不把肉末带一些回家，铁路工地上一个月可是只炒两回肉吃，很难得的。他苦笑笑说肉末的香气太浓了，走在路上一闻就晓得，那是要遭人命灾祸的。他低头指指那包馒头说，也不能让馒头的香气透出来，他怕透出来以后就在路上给人抢了。馒头带回家，一家人眼睁睁地瞪着那包包，不断地咽着口水，那是灾荒年头的乡村啊，一点点食物的香味都能引起人极大的欲望。一家子人饥肠辘辘直等到夜深人静，才敢拿出来吃。馒头冷了，不敢把它重新蒸热，一蒸寨子上的人就都闻到香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