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爱读书的。

    望着房敬贫的身影在寨路上拐过弯去，我仍痴呆呆地停立在原地，直到树叶子上凝聚的一颗水珠滴落在我的颈脖里，我才回过神来。我决定不去追他，等我去找了舒吟，把事情谈妥了，回到钥匙寨，再找他也不迟。

    放了晚学，尽管已是薄暮时分，天空中的乌云又像弥天硝烟似的翻滚着，我还是决定上路，到蛇场坪去找舒吟。

    印满蹄迹的泥泞道从钥匙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两山夹峙的垭口。我穿了一双高统雨靴，一只脚踩下去，一只脚小心翼翼地从泥浆中拔出来，又往前重重地踩地。明知随时都可能有滂沱大雨，为了省劲儿，我还是没带雨伞。风在紧吹，路旁的茅草在摇曳发颤，远山近岭全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气里。我紧走着。到公社所在地蛇场坪只有六里山路，却有两条溪流，这两条溪流，平时都很浅，随便从哪儿都可以光着脚走过去，因为没架木桥，光是竖起一块一块石墩墩，雨季水涨的时候，人们就得顺着石墩墩一步一步过去。

    这些年，也数不清我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踩下多少个脚印。

    一九六九年，我从上海到钥匙寨来插队落户。每逢场期，我们钥匙寨集体户的上海知青们，总要呼群结伴的，到蛇场坪赶场。想想只有六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何乐而不为呢。比起那些插队在更荒僻闭塞的寨子上的知青们，我们算福气多了。尽管蛇场坪本身也是三县交界地上的一个小乡场，统共也只有四五百居民，每天只有一辆班车从这儿过路，有着两条称不上是街的麻石道。可知识青年们是好闹热的呀，到场上饭馆里聚一聚，抽上几支烟，喝上一两酒，吃上一碗脆哨面条，胡乱地发一通牢骚，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也比闷在集体户那晦暗的茅屋里有劲儿。

    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日子也像那混乱的年代一样，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蛇场公社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有的升学，有的调干，有的当工人，直到一九七八年底，留在蛇场公社的，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四个知青。一个是我的女朋友舒吟，她在一九七三年被地区师专招去，当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分回蛇场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现在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一个是蛇场坪百货商店花布柜台的营业员毕雪萌，她在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确实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在县医院医治了三个月之后，被照顾分配了工作。第三个是公社兽医站的冯士敏，一个粗莽结实的壮汉子。他的经历和舒吟相似，一九七三年被推荐到地区农校读了两年书，一九七五年分配回公社，当了一名专给牛、马、猪、羊看病打针的兽医。四邻八寨的乡亲们，对他还很尊重，老远地看到，就叫他冯医师。他也理所当然地一口应承。前年春节，他和蛇场坪街上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已有了一个白胖儿子。再加上他走村串寨地给牲畜看病，走到哪儿吃那儿，满口的本地腔，初次见他的人，根本猜不到他是当年的知青。第四个就是我了。我既没去地区、省城读过书，又没得到过啥特殊照顾，留在钥匙寨，纯是偶然的因素。

    我插队落户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钥匙寨乡村小学校的一个男教师，因罚学生跪在搓衣板上，学生家长闹到大队，死不罢休。那男教师自然被大队罢免了教职。教学需要继续，派哪个人去呢？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字，父母又是教师，大队就派我教书。

    说老实话，我答应教书的时候，抱的纯粹是临时观点。插队落户快四年了，山寨上壮劳力干的农活，我哪样没干过啊！繁重琐碎的乡村体力劳动，我既已适应，又觉得厌烦、劳累。当然，到小学校去教书，说什么也比干农活轻松些。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拨知青，对久已盼望、天天念叨的上调，早已丧失了信心。四年了，只听说县里面招过两次工，推荐过一回大学生，到底去的是些什么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心里说：反正是混日子，在农田里混，还不如到学校去混呢。

    就这样，我既没进师范，也没去进修，糊里糊涂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在这之前，劳动歇气时，或者碰巧路过，我也到过那五间平房排列在一起的小学校，朝教室里张望过。但对乡小学校究竟在怎样进行教学，我却一无所知。

    直到进了这学校，我才疑讶惊愕地发觉，这哪里是在进行教学，这纯粹是胡来嘛！怪不得农民们讲起教师这一工作，总是含着讥诮的口吻，说那是“轻巧活路”。

    既是“轻巧活路”，在小学校当教师的，自自然然地，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婆娘，一个是大队主任的侄儿，一个是民兵连长的妹妹。且不说人员的组成，单说他们怎么教学吧。

    黑板上新写了一个生字，老师拿着教鞭，领着全班把这生字念上几遍。看看学生们都会念了，老师拿教鞭指着头排第一个学生上台来，领着全班同学念十遍。第二个学生接着第一个学生，再来领读……而老师呢，在办公室里，闲聊天，或是赶批没批改完的作业。学生们在教室里把读书当闹着玩，老师们图享清闲。

    啊，我们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

    我进了小学校，才知道为什么山区的教学质量这么差，为什么高中生写不好一篇作文，为什么初中生连封信也不会写。

    我不是个好教师，可我不这样干。我觉得这样干太对不起那十个工分，对不起冒着骤雨或暑热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不久前，我不也像农民们一样在田土上流着汗水，创造着劳动果实，让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力，到秋后分享汗水换来的收获嘛？

    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开始了教学，我抓课堂纪律，我新辟了乡村小学从未上过的唱歌、体育、图画课，我还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瓦特、爱因斯坦童年的故事；学生们不懂的地方，我决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秋天，蛇场坪公社中学发通知，我任教的五年级毕业班，四十一个学生中有二十四人考取了中学。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蛇场坪中学没按大队比例收学生，而是自印了卷子，让大队小学校的毕业生来考。也算是碰巧吧，这一考，就把我考出名了。钥匙寨上，从没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跨进中学。“文化革命”以前没有过，“文化革命”中，年年按大队分名额，不是六名就是七名，也从未有过。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出名，一九七三年地区师专及六所中等专业学校来招生，我想报名，大队不同意，说得倒挺好听：贫下中农需要我。我左磨右缠也没用。一九七四年，省里面来了文件，教学质量好、校舍完整，有一定基础的乡村小学校，可以由民办转为公办，每个公社，可以转一所学校。我们钥匙寨小学顺顺当当变成了公办学校。我也由一个每年从大队拿三千六百个工分的知识青年，变成了每月领国家二十八元工资的人民教师，还能买到商品粮。对一个知识青年来说，有了固定工作，年年能回上海探一次亲，就算是有了归宿。我也渐渐定下心来，成了蛇场坪公社的“扎根知青”了。

    有了工作，上调就不再有份了；有了工作，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大刮回城风的时候，我也无法回上海了。我不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而且还要在这儿成家立业，这么一想，我也死了心。并且，说来也怪，我对乡村小学校的工作，年复一年地热爱起来了。作为一个每月只拿三十二元工资(调资时给我加了四块钱)的乡村小学教师，我并不指望我的学生中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医学博士，我的愿望很渺小，我只希望能送他们进公社中学，读完中学以后，有条件的，争取考上大学、中专、技工学校，没有条件的，回到乡间去，至少也能在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时，在良种培育、农田管理、防治病虫害的过程中，传播一些他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僻远的山区慢慢进步起来，不致使孩子们老在“贫穷、无知、落后；落后、贫穷、无知”的恶性循环中成长为一代新的文盲。

    就为了这些渺小的愿望，我也深知，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我也明白，必须从我做起，从我任教的班级做起。人是挺怪的，一旦有了目标，我的生活就觉得充实、有意义了。我不再那么思念上海，不再那么抱怨一辈子留在荒僻的山区。相反，我在考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成家，“家”又安在什么地方？……

    蹄迹满地的泥泞山道，实在难走。一双雨鞋足足有十来斤重了，一边静心沉思，一边朝前迈步，我只觉得走了好久了，哪知道刚走到第一条溪流前，才发现只走了一半路。

    天空昏暗下来，笼罩山头的蒙纱雾，凝然不动地缭绕在座座山峰上。这就是说，雨还是要下，一两天里别指望转晴。

    过了头一条溪流，没走上半里地，又得过第二条溪流。第二条溪流的水已经完全漫过了墩墩，我的脚踩在石墩上，还能感到水流的冲击，水再大些，随时有可能把路人冲进溪流去的。记得，舒吟最怕在这种时候过溪流了，每逢在雨季里过溪流，我总要拉紧舒吟的手，生怕她心一慌，跌落下去。而到了彼岸，她往往也就不要我再送了。这一路上，要穿过一个寨子，寨子上有她的学生。她总是站在枫橡树下，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回去吧，免得那些学生看见了笑话我们。”

    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还是尊重她的意志，慢慢转过身去。

    说起来也真怪，我和舒吟之间的恋爱，是自自然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几乎没吵过嘴，也没发生过什么波折。仿佛我们早就该这样好似的。平时，我很尊重她，要是她提的要求，我总是全力去做，并且尽可能做得使她满意。她呢，也很体贴我，到我的小学校去，她就给我洗衣裳，在蛇场坪买到什么新鲜糕饼，她总给我拿来。每个赶场天，我到蛇场坪去，和她一起赶个场，买些新鲜蔬菜，鸡蛋，改善一下伙食。美美地吃过一顿饭，平静愉快地度过一个星期天，心满意足地回钥匙寨去。她呢，一个月也总要到我那儿去两次，帮我做些家务事，清理一下房间。天晴气爽的日子，我们常到树林子里去散步，或是找一块绿茵茵的草坡，坐在那儿谈心。夏秋的雨后，我们爱一人戴一顶斗笠，挽上竹篾提篮，去林子里捡香蕈、蘑菇，回家后美美地尝一顿鲜。

    我们的感情是融洽的，我们的爱情是幸福的。幸福得像一泓波平如镜的池水，太平静了。

    房敬贫说了他不去读书的原因之后，我立刻想到，应该去找她，马上去找，不能等到星期天了，今天才星期二啊！不能让房敬贫再多耽搁五天课！我要为房敬贫说些好话，希望她正确对待敬贫的家庭出身，鼓励他用功读书，允许他报考高中。

    走进蛇场坪麻石铺的街面时，天又下起了雨。雨中的蛇场坪，店铺门差不多都关了。我刚走到拐角上，迎面有个姑娘撑把塑料伞招呼我：“庄颜，上街来玩吗？”

    伞沿下，露出一张俏丽漂亮的脸，一双眼睛清明晶亮。我看到是商店的毕雪萌，也微笑着答：“我找舒吟谈件事儿。”

    “噢。”毕雪萌愣了一下，定睛瞅了我两眼，声调低弱下去，“她可能在学校的。”

    说着，毕雪萌又凝定般望了我一眼，欲说什么，终于没说出来，打着伞匆匆走了。我看出毕雪萌今天的神色有点异样。但又不知是为什么。一般地说，我们还留在蛇场公社的四个上海知青，碰见了都是十分亲切的。有事没事，总要聊上几句。这也许是一共就那么四个同乡人吧，从心底里有一种亲近感。互相之间听到了点什么消息，也总是及时转告。可今天，毕雪萌为啥欲言又止呢？一会儿，我得问问舒吟，毕雪萌最近碰到什么事没有？这姑娘，人长得美，可没啥浪漫的恋爱史，只听说，冯士敏从农校回来后，曾追过她，她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们百货商店的一个经理，提出要给她介绍对象，县人武部一个排级干部。她感谢经理的好意，但是告诉经理，她已经有了对象，是前年回上海在火车上认识的，对象在重庆工作，他们一结婚，她便争取调到重庆去。从这以后，窥视她的小伙子死了心，有意要给这纤柔娇美的姑娘做媒的好心人，再没给她提介绍朋友的事了。会不会她最近就要结婚？或是男方那儿给这边发来了商调函？

    我思忖着，走进了蛇场坪公社中学。

    蛇场坪中学坐落在一湾平坝坝上，几棵穿天的白杨树之间，掩映着校舍的白墙黑瓦。各年级的教室和教师的办公楼，把三亩地大小的一个操场团团围在中间。这会儿，学校已经放了学，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最右侧那个教室里，亮着灯光，好像还有些学生在那里打扫教室。

    我直接朝着校教师的单身宿舍走去。单身宿舍就在宽敞的办公室后面，每当我跨进这圆形的水泥地院坝，怪得很，我的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涌起一股奇异的感情。虽然我来到这儿，已经是熟门熟路了。

    站在院坝里，我屏住呼吸，停下了脚步。今天到这儿来，事前没给舒吟讲，不知她这会儿在家吗？我朝她居住的楼下那间屋望去，屋里没开灯，我的心一紧，她别是出去了。再定睛一望，啊，门虚掩着，她在家！

    恰巧这时候，雨下大了，雨点子噼里啪啦打在水泥地上，我大步朝她屋里跑去。推开她虚掩着的门，她吃了一惊：“是你！”

    我淡淡一笑，顺手把门照原样掩上，故意问：“不欢迎吗？”

    “我会这么说嘛！”舒吟朝我瞪了一眼，她正在打蛋花，筷子把碗击得“咯咯”响。小桌子，炒好了一碗肉丝，切好了一小盘拌黄瓜。舒吟一边搅打蛋花，一边问我：“冒雨赶来，一定是有事？”

    “有事儿，为房敬贫的事。”

    “那个地主的儿子？”舒吟一开口，话就很刺耳。别说是房敬贫，连我也不大受得了。“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事前也不来请假，我全给他打旷课。”

    “可你知道吗，他为啥不来读书？”

    “我哪有闲管这么多。”

    “他是因为你说了那些刺人的话，才不来上学的。”

    “我说他什么了？噢，对了，我说的是大实话嘛！像他这样的人，出身地主家庭，能读到初中毕业，都已经很照顾他了！还要怎么样？我劝他别指望升高中，初中毕业以后，回家安心务农吧！这话哪里错了？”

    “可他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