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四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四十周年。

    四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三四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还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八大本。今天，新华传媒借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把所有这些书冠名为《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推出，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二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四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二七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