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林顿大街和自由路交叉路口值勤的一个巡逻警在隔着六条街那么远的地方就听见了救护车的警铃声了。他从便道上走下来熟练地指挥车辆迅速走开，把路口腾清。警铃愈来愈响，可以看见救护车的警灯的闪光一闪一闪地超越前边的车向他开来。巡逻警吸了一口气连吹了两声警笛，作了一个停止大街以外的其他路口的车辆的手势，指挥着救护车闯过红灯。交叉路口的行人好奇地转过头来，在救护车驶过时，瞥见一个年青妇女的苍白的面孔。

    车里面，伊丽莎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他们在穿过闹市街道向前行驶。她感到车开得很快，但是，外边的房子和人象是飞快驶过她头部窗前的一组组混乱的图案。在阵阵疼痛的间歇当中，她看见前边的司机的两只大手操纵着驾驶盘，很快地转动着，先向左，又向右，有空子就钻。疼痛又厉害了，她只顾喊叫，手使劲地握着东西，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

    “握住我的手腕！尽量使劲握着吧。”这是救护员俯着身子向她说的。

    他的下颔中间有一个坑，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伊丽莎白以为是她父亲来安慰她呢。可是爸爸不是死了吗，不是在一次事故中故去了吗？也许，他并没死，现在在这辆救护车里陪着她呢。人们正在把他俩送到一个地方看护起来呢。她一下子清醒过来，看出那并不是她父亲，而是一个陌生人，手腕上尽是让她的指甲掐得通红的印痕。

    在下一次疼痛没有到来以前，她有时间抚摸了那个人手腕上的印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表示。那个人摇摇头。“别着急。尽量使劲握着吧。咱们快到了。前边的老约瑟夫是城里最好的救护车司机。”疼痛又来了，比以前更厉害了。间歇的时间更短了，那种滋味就象她浑身的骨头都在拧着，那难以忍受的剧痛集中在她的背上，折磨得她眼前冒着红的、黄的、紫的火星。她的指甲掐得更深了，忍不住尖叫起来。

    “你觉得孩子要生了吗？”还是那个救护员的声音；他等这阵疼痛过去以后俯过身子来。

    她使劲点点头，断声断气地说：“我……我想是的。”

    “好吧。”他慢慢脱开手。“先握住这个。”他递给她一个卷得紧紧的毛巾，然后把担架上的毯子掀起来，开始解开她的衣服。他一边工作，一边轻声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只好尽力而为。这也不是我在这车里第一次接生。我是个当祖父的人了，我懂得怎么做。”他说的最后几个字被她的喊声淹没了。又一次，阵痛袭来，集中在背部，反射到全身，不留情面地折磨着她，使她目眩，使她难以支撑。“请你给我！”她又抓住了他的手腕，他顺从地伸过来，在她的指甲捏陷处露出一条条的血痕。他转过头对前边喊道：“怎么样了，约瑟夫！”

    “刚过中街和自由路，”那双大手把轮子向右猛一拧。“有个警察给开了道，省了我们很多时间。”又向左一转，司机把头往后一仰，问：“你当上教父①了吗？”

    ①教父（Godfather）：基督教国家主持新生儿洗礼的人称为教父。

    “还没有，约瑟夫。我看就要差不多了。”轮子又一拧，猛向右拐。然后：“咱们快到了，伙计。再坚持一分钟试试。”在被疼痛压倒的当儿，伊丽莎白所能想到的只是：我的孩子——早产了！

    他会死掉的！啊，上帝呀！别让他死掉吧！这次不能了！不能再死掉了！

    在产科，窦恩伯格大夫已经刷好手，穿上了手术罩衣。他从洗手间走出来，进了分开临产病房和接生室的外厅，向四周看了看。护士长尤夫人从办公室的玻璃隔扇里看见了他，冲他走了过来，递过一个夹纸板。

    “这是你的病人的血敏化验单，窦恩伯格大夫。刚从病理科送来的。”她拿着夹纸板让他看。“刚赶上时间！”这话的声调象有些负气的样子，对他来说这是不常有的。他看了一下夹纸板上的单子，说：“敏感阴性，噢，这没问题了。别的准备齐了吗？”

    “是的，大夫。”尤夫人笑了笑。她是一个好脾气的女人，觉得男人，包括她的丈夫，是可以偶然闹闹脾气的。

    “保温箱准备了吗？”

    “弄来了。”窦恩伯格往四下张望的时候，一个护士拉着通外边的门，一个女工把一台“艾索莱特”牌保温箱①推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拖在机器后边的软线，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尤夫人。

    ①“艾索莱特”牌保温箱（Isoletteincubator），专门为早产儿设计的保温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和氧气供应，并可用简便操纵法在无菌条件下对婴儿进行哺育和照顾。

    “请送二号。”女工点点头，把机器推进前边第二个弹簧门。门关上以后，一个女职员从护士室走过来，说：“对不起，尤夫人。”

    “什么事？”

    “急诊电话。”那姑娘冲窦恩伯格说：“您的病人到了，大夫，她正在上楼。他们说她马上要生了。”伊丽莎白被人从救护车上抬到医院的平车上。她看见在进院以后收她的那位年青的实习医生稳步走在前边，穿过底层楼道的人群。“急诊……急诊，请让让。”话说得很轻便，可是马上见效。来往的人站住了，人群往边上靠，给这个小小的行列——实习医生、平车、推平车的护士——让路。在楼道头上，开电梯的服务员看见了，马上腾出电梯。“请下次乘，这次运急诊。”乘电梯的人马上照办，走了出来，担架床上了电梯。医院的例行制度这时顺利地实施起来，迅速地收进了这位新病人。

    医院的平稳气氛影响了伊丽莎白。虽然疼痛继续发作，子宫在聚攒着压力，她觉得比以前更能坚持住了。她发现咬着下嘴唇、抓紧床单的边沿，可以憋住不喊出声。可是她知道，生产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她不自觉地紧缩腹肌，感觉到在她的大腿中间，婴儿已经开始露头了。

    现在他们在电梯上，电梯门滑上了，后边的护士弯腰握住她的手。“再等那么一会儿；一下子就完了。”电梯门又滑开了，她看见窦恩伯格大夫穿着手术罩衣在等着她呢。

    皮尔逊大夫似乎是在希望他原先看错了，又拿起了那两封电报。看了看，他又一封一封地放下。“恶性的！良性的！都说是准确的。我们又回到原地了。”

    “不完全是，”戴维·柯尔门低声说道。“我们损失了差不多三天。”

    “我知道！我知道！”约瑟夫·皮尔逊用一只肥胖的手击打着自己的手掌，犹豫不定的思想象个沉重的帷幕笼罩他的全身。“如果是恶性的那条腿得赶快锯；否则就太晚了。”他转身对着柯尔门说：“可是那姑娘才十九岁。如果她是五十的人，我就毫不犹豫说是恶性的。可是才十九！——有可能错锯了一条腿。“尽管他对皮尔逊有看法，尽管他自己认为他们所谈的那个组织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柯尔门觉得他对皮尔逊的同情在增长。这老头子对这个病的诊断负有最后责任。他的烦恼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他试着说了这么一句：”做这样的诊断真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来。“就象用火柴点起一团火一样，皮尔逊马上急了。”不用跟我说你那些中学里的老套子废话！我干这行干了三十年了！“他看着柯尔门，眼睛直冒火，原来的那股子气又上来了。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喂？”皮尔逊带着气接了电话，听了一会儿，表情就变了。他说：“好吧，露西。我认为你最好下来一趟，我在这儿等你。”皮尔逊放下电话，站在那里，目光集中在桌子中间的一点上。然后，没有抬头，对柯尔门说：“露西·葛兰杰就来。你愿意的话，就留下吧。”柯尔门象是没有听见一样，他沉思着说：“你知道，还有一个办法，有可能给我们一点根据。”

    “什么办法？”皮尔逊突然抬起了头。

    “照过的那张X光片子，”柯尔门还在慢慢地讲着，一边想一边说。“那是两周以前拍的。如果是个良性瘤子，在长着，再照一张X光片可能看得出来。”皮尔逊二话没说，又拿起了电话。电话响了一下，他说：“给接放射科贝尔大夫。”老头子等电话的时候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柯尔门。然后，用手捂着话筒，带着勉强的钦佩口吻说：“我可以说这么一句：你在用你的脑子，一直在想着。”约翰·亚历山大坐着的这间屋子，医院职工管它叫等消息的父亲出汗的地方。他把没吸完的一支香烟戳在烟灰缸里，从他已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大皮椅子上站起来。只要门一打开，有人从楼道里进来，他都要抬眼看看，但是每次都是通知别人。在过去的九十分钟时间里一直等在这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他，还有另外一个人没走。

    他走到面向医院前庭和伯林顿工业区的大玻璃窗前往下了望，只见街道和屋顶一片精湿。在他到这儿以后，没有注意原来外边已经下雨了。医院周围的样子很难看——从医院到工业区中间这一片旧房子和公寓楼的屋顶很破烂，河岸两侧污秽的烟囱栉比林立。在医院前边的街道上，一群孩子从一条小巷里跑出来，灵敏地跳闪过缺砖露罅的便道上的一个个积水坑。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站住了，伸出一条腿来，后边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一下子被绊倒摔个大马扒，倒在一个大水坑里，弄了一身水。那孩子爬起来哇哇大哭，用手抹着脸上一道道的泥水，怪可怜地在那里拧着肮脏、湿透了的衣服。别的孩子都站住了，把她围在中间，跳着闹着，嘲弄着她。

    “娃娃们！”声音是从身边发出来的。约翰这才发觉屋里的另一个人也站到他这边的窗前来了。他斜眼看了看。这个人个子挺高、笔杆似的瘦削；因为嘬腮，更显得有点瘦骨嶙峋的样子，好久没有刮脸了，胡子拉碴的。看样子比约翰大二十来岁，上身穿的灯芯绒外套，里边是一件油污的工作服。

    这人走过来带着一种机油和陈啤酒的味道。

    “娃娃们，都是这样的！”那人转身来摸索着口袋，一会拿出一张纸和一些烟草，开始卷起烟来。他直着眼看着约翰，问道：“这是你第一个？”

    “不，是我们的第二胎，第一个孩子死了。”

    “我们也丢了一个——小四和小五中间的一个。那是件好事。”这人摸着口袋，问约翰：“有火吗？”约翰拿出一个打火机，递过去问道：“你刚才说这是你们的第六个？”

    “不，第八个。”那个瘦子已经把烟吸着了。“有时候我觉得八个孩子都是多余的。”又突然问：“看样子你是要你这个的了？”

    “你是说孩子吗？”

    “是啊。”

    “当然啦。”约翰的话里带着惊异的口气。

    “我们一直没想要。生了第一个以后就不想要了——对我来说一个也就够了。”

    “那你为什么生八个呢？”约翰觉得不能不问这句话，他们的谈话对于他几乎有一种催眠的作用。

    “我老婆能比我说得清楚——她是个色情狂。给她喝两杯呻酒，扭着屁股跳一会儿舞，她马上就得当场干，连回家都等不及。”瘦子吐了一口烟，若无其事地说，“我琢磨着，所有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希奇古怪的地方受的孕。有一次我们在梅希百货商店买东西，我们是在地下室的存扫帚的小房间干的。那次大概就生了小四子——梅希百货商店的地下室，真没个谱。”约翰差点没笑出声来，可是他想起了他自己在这儿的原因，又憋回去了。

    他只说了一句：“祝你一切顺利——我指的是这一次。”瘦子愁眉苦脸地说：“老是顺利的，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他走回屋子那边坐下，拿起一张报纸看。

    约翰剩了一个人，又看了看表。他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三刻钟了；肯定该有点消息出来了。他要是在伊丽莎白没有进产房以前看看她多好，可是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给他个措手不及。卡尔·班尼斯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医院的伙房里，是皮尔逊大夫让他去的。皮尔逊叫他在通过洗碟机的碟子上取下点培养基来；约翰估计是怀疑那些机器有带菌的可能。可是，在班尼斯特告诉他伊丽莎白要生产的消息以后，他马上放下了工作到了急诊室，打算在那里见到她。可是那时候她已经坐救护车到了医院，送进楼上产科了。于是他从那里径直来到这个房间等待着。

    现在，通往楼道的门打开了，这次是窦恩伯格大夫本人。约翰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来，没有成功。他对约翰问道：“你是约翰·亚历山大吗？”

    “是，大夫。”虽然他在医院里看见过几次这位产科的老大夫，可是没有说过话。

    “你的妻子就要好了，”窦恩伯格知道这时候用不着客套。

    约翰的表情马上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了心。然后，他问道：“孩子呢？”窦恩伯格沉静地说道：“你生了个男孩。当然，他是不足月的。我得告诉你，约翰——他很弱。”

    “能活吗？”他问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心里直发颤——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他来说关系多么大啊！

    窦恩伯格拿出烟斗来，往里边装着烟丝，沉着地说：“让我们这样说吧，活下来的机会没有他长足了月那么好。”

    约翰僵硬地点点头。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说什么也不顶用了。

    老大夫停了一会，把烟丝口袋收起来，还是以那种沉静和慎重的声调说：“我这么估计着，你这个孩子才三十二周，这就是说他早产了八个星期。”他以同情的口气接着说：“他还没有到出世的时候呢，约翰，咱们谁也不是那么早就生出来的。”

    “对的，恐怕是的。”约翰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脑子里想的全是伊丽莎白以及这个孩子对他俩多么重要。

    窦恩伯格拿出火柴在点他的烟斗。点着了以后，他说道：“你的孩子生下来的体重是三磅八盎斯。如今我们把少于五磅的婴儿都算早产，也许告诉你这些你心里就可以有个数了。”

    “噢，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是把孩子放在保温箱里的。我们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的。”约翰凝视着产科大夫，问：“那么，还有希望？”

    “希望总是有的，孩子，”窦恩伯格沉静地说。“当我们没有其他的时候，希望起码总是有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约翰问道：“我可以看看我的妻子吗？”

    “可以，”窦恩伯格说。“我陪你去婴儿室吧。”在他们走出去的时候，约翰看见那个高个子、瘦骨嶙峋的人在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费雯还弄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护士到她病房告诉她要立刻去放射科。于是在另一位实习护士的帮助之下，把她抬到平车上，推到不久以前她还自己来回常走的楼道里。她躺在平车上有一种幻梦似的感觉；和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一样，使她如梦如痴。费雯有时在想，不管结果怎么样，对她来说，总是一样的。因为反正要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不了的，因而也就不需要害怕了。但是她又怀疑这是不是她心情极端压抑和绝望的结果呢？她已经知道今天可能会给她带来她所恐惧的判决。这个判决会使她成为一个残废人，使她失去行动的自由，直到如今她认为是很自然的归她所有的许许多多东西会一下子都给她剥夺掉了。这么一想，那种听天由命的想法马上被驱走，恐惧马上回来了。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迈克能在她的身边啊！

    露西·葛兰杰在放射科门口迎着了平车。“我们决定给你再拍一套X光片子，费雯，”她说道。“用不了多大时候。”她看一眼站在她身边的一个穿白大衣的人说：“这是贝尔大夫。”

    “哈罗，费雯。”他透过黑玳瑁宽边眼镜冲她一笑，又对那推平车的护士说：“请给我病历看看，好吗？”当他很快地翻看的时候，费雯转过脸往四周看了看。他们来到一间小接待室，角上是一间用玻璃隔开的护理室。靠墙有几个别的病人坐着——两个穿着睡衣和医院病人罩袍的男人，另外一个妇女和一个男人穿着普通衣服，男的手腕上打着石膏，这两个一定是从门诊或急诊转来的。打着石膏的男人似乎很不自在的样子，那只好手攒着一个化验单，他象是拿着这个陌生地方的通行证似的紧紧抓住那张单子不放。

    贝尔看完了费雯的病历交还给护士，对露西说：“约瑟夫·皮尔逊给我打了电话。我估计你是打算再照一套X光片子，看看骨头的形状有没有变化。”

    “是的。”露西点了点头。“约瑟夫提出，”——她迟疑了一下，想到费雯会听她说的话——“这段时间里可能看出点什么来。”

    “有可能。”贝尔已经走到护理室，在签写拍片子的申请书。他问坐在办公桌后边的女职员：“哪个技术员有空？”她查了一下表格。“珍妮或者弗尔班先生。”

    “我看让弗尔班作这个吧。请把他找来，好吗？”他俩往回走的时候，他对露西说：“弗尔班是我们这里的一把好手，我们得照一套好片子。”他冲费雯笑了笑。“皮尔逊大夫要我亲自过问一下这个病人，所以我来招呼一下。现在咱们到这屋来。”贝尔帮助那护士把平车推进和这间屋子通连的一间大房间里，室内大部分都让X光机占据了，机器的摄像管用滚动装置吊在头上。费雯看见与这里连接的一个小隔间用厚玻璃隔开，里面有一个电开关操纵台。他们走进来以后，差不多立刻就跟着进来一个个子不高、留平头的年青人。他穿着试验室的白大衣，动作匆忙，走路一蹿一蹿的，好象不论做什么事都想又快、又省力地去完成似的。他看了费雯一眼，然后向贝尔问道：“有事吗，贝尔大夫？”

    “哦，卡尔，我想请你帮我作这套片子。对了，你认识葛兰杰大夫吗？”又对露西说：“这是卡尔·弗尔班。”

    “我们大概没见过。”露西伸出手，技术员握了握。

    “你好，大夫。”

    “我们的病人是费雯·洛布顿。”贝尔向平车上的费雯笑了笑。“她是个护校学员。所以我们才这样郑重其事。”

    “哈罗，费雯。”弗尔班打招呼也和他的其他动作一样紧凑。他一边把X光机从直立位置摆成水平位置，一边象连珠炮似的轻松地说：“为了照顾特殊病号，我们可以拍断层片子，连续片子，都是黑白对比度分明的。”他冲贝尔放下的照X光片的申请书瞅了一眼。“左膝，对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大夫？”

    “我们想请你拍几张好的膝关节前后位、侧位和斜位相。我看还要一张加遮线器的片子。”贝尔又想了一下。“我看要拍个五、六张吧。然后再拍一套对侧肢体的。”

    “要不要拍一个14×l7的片子，把胫骨和腓骨的上部也拍上？”贝尔考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可能是个好主意。”他对露西说：“如果是骨髓炎，有可能在下边的骨头和骨膜上有些反应。”

    “好，大夫。半小时内我给你片子。”这是弗尔班想单独工作的一种客气的表示，放射科主任同意了。

    “我们喝杯咖啡就回来。”贝尔对费雯那边笑一下，说：“你放心好了，他是把好手。”然后，他和露西一先一后出去了。

    “好，咱们开始吧。”弗尔班对护士做个手势，他们一起把费雯从平车上搀到X光机上，和比较柔软的平车比较，黑色的橡皮台子显得有点硬邦邦的顶得慌。

    “不太舒服吧？”弗尔班小心地把费雯摆到他要拍的位置上，把她的左膝露出来。她摇摇头表示是不太舒服。弗尔班接着说：“你就会习惯的。我值夜班的时候常常睡在这上边，挺安静的。”他对那个护士点点头，那个姑娘就走进玻璃间里去等着。

    费雯看着弗尔班做好拍片子的各种程序动作。他的动作还是那么一蹿一蹿的，先从墙洞的箱橱里抽出一套胶片盒子，把它利落地插进X光台下边的托盘里，然后把托盘对准费雯左膝的部位。随后他又利用从天花板上用粗电线垂悬下来的按钮操纵装置把沉重的X光管沿着滚动轨移动过来，落到对准膝部的正上方位置上。机器的高标箭头指在四十英寸的刻度上。

    费雯心想，和医院的许多地方比起来，这间屋子给人以未来世界的感觉。

    闪亮的克罗米①和黑黝黝的机器部件在缓缓滑动中发出嗡嗡的声音，象个怪物似的大得怕人。这个地方的冷酷无情的科学气味和医学的距离很远。那就象一艘轮船下面的机舱和上面的阳光灿烂的天桥甲板一样，有如隔世。可是，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些沉重的怪机件，进行着医学的大量侦察工作。这种想法很吓人：这一切是那么无情，那么缺少人情味，无论有些什么发现，都会作为信息传递出去，没有温暖，没有快乐，没有悲哀，也没有惋惜。好、坏——都是一个样。她一时之间把悬在她上面的X光管幻想成为上帝的审判之目，无情无私之目。现在是什么样的判决呢？能给点希望，或甚至减缓执行……还是一个严肃判决，并且不许上诉呢？她又想迈克了；她决定一回病房马上把他叫来。

    ①克罗米（Chrome），即铬，亦指金属镀铬所得光亮的硬表面。

    弗尔班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看行了。”他又检查了一遍。“等会儿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不要动。你知道这是医院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当我们告诉你一点不疼的时候，真正是一点不疼的。”现在他走到防幅射的一英寸厚的玻璃屏幕后边，那已经是费雯视线的边缘了，还可以看得见他手里拿着检验单，在那里拨弄着机器上的开关。

    弗尔班在操纵台后边心想：这个漂漂亮亮的姑娘，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贝尔这么关照，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主任是在看到片子以后才过问病人的。他又检查了一次操纵板，这类工作养成了不能马虎的习惯。各项控制都对好了——八十四千瓦、两百毫安、照射时间一千五百分之一秒。

    他按了一下按钮，摄像管的旋转阳极开动了，于是就照例对外边叫着：“别动！要照了！”接着按了第二个按钮。现在被X光透视看到的病灶已经拍成了片子供专家鉴别了。

    在放射科的“X光片冲洗室”里，用百页窗遮住了外界的阳光。贝尔大夫和露西·葛兰杰大夫等着弗尔班冲洗出来刚照好的片子，以便和两个星期以前拍的那一套作比较。几分钟就好。现在技术员已经把负片放进自动冲洗机。那台机器象一个大号的汽油炉子，内部发出嗡嗡的响声。跟着，一张一张片子就落在了机器前边的槽子里。

    出来一张片子，贝尔就把它夹在一台后边有荧光管照亮的展视箱的夹子上。在这台展视箱的上面是放上原来那套片子的同样一台展视箱。

    “拍的片子还行吧？”技术员的这个问题带点很得意的味道。

    “真是不错。”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回答；贝尔已经在认真地研究着新拍的片子，比较着两套片子的相对部位。他用一个铅笔尖帮助他的思考进程，露西也跟着他的笔尖示意在思考。

    在他俩彻底看完两套片子以后，露西问：“你看出什么区别了吗？恐怕我没看出来。”放射科医师摇了摇头。“这儿有一点骨膜反应。”他用铅笔指了指两处灰色阴影的些微区别。“可是这可能是你作的活检的结果。此外没有什么可以判定的改变。”贝尔摘下他的厚眼镜，揉了揉眼睛。他似乎有些抱歉的样子说：“对不起，露西；恐怕我得把球又掷回病理科了。是你和约瑟夫·皮尔逊说，还是我去告诉他？”他开始把两套片子取下来。

    “我和他说吧，”露西考虑着。“我现在就去告诉约瑟夫。”